我们常常会仰慕名人，会觉得别人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丰富多彩。可是我们谁又知道：他们对欲望的追逐比我们要少很多。我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掉了烦恼。我们在忙碌的时候，他们已经品茶论道。对于生活，我们要多一些感悟，少一些轻浮。稍微放松一下，一起去走进这些名人的世界中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若论“内功”，古人恐怕谁也及不上苏东坡。他的豪迈与豁达一半来自于生性，一半来自于非凡的经历。
一个没有超凡经历的人是难有超凡的人生感悟的，一个未经风雨洗礼的心灵，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升华。许多田园派诗人觉得宦海沉浮难料，世事变幻莫测，从而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可是他们真的体会得出“悠然”的心境吗？
苏轼做到了，翻开他的放逐史，你会发现那与游记无异。虽然他有罪在身，生计窘迫，却还在用清新明快的文字记述游历，用潇洒的笔触题诗作文。《题西林壁》是苏轼获罪流放黄冈途中游庐山西林寺时所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时的苏轼已经远离了官场，心中是否已经洞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诡怪伎俩？是否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仇人为何要处心积虑地致己于死地的真面目？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却可以窥探出苏轼的一点心路历程。他虽然丢了高官厚禄，“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也别有一番情致。他的“内功”少了虚浮和华彩，增添了更多的平和与安然。
免不了要提起苏东坡千古流芳的《念奴骄·赤壁怀古》，那一句“大江东去”让多少人的心胸立时豪迈奔放。其中赞颂着英雄的千秋功业，又融入了词人的凄婉之情。评论家们都认为这首词是苏词造诣上的巅峰之作，是他人格上完全成熟的标志。我觉得，这首词更将苏轼厚积薄发的“内功”表现得淋漓尽致。
若论经历和资质，李白、杜甫、曹操、陆游等都称得上是人杰了，但他们的“内功”和苏轼都不一样。李白赞颂的是及时行乐的人生，一生性情放浪不羁，飘飘欲仙；杜甫毕生穷困潦倒，“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永远过着忧国忧民的日子；曹操常想人生苦短，应在有生之年完成大业，虽“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爱国诗人陆游的一曲《一剪梅》似乎过于凄凉，“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可是苏轼不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少年公瑾已不复存在，面对滔滔的江水，无奈地笑起了多情的自我。还是还一杯浊酒给江月，还自己一颗豁达淡然的心吧。他不特意追求什么，也不极度地放纵享受，更不会被一时的悲伤失意所羁绊。他用豁达开朗的心胸承受着不平的待遇，淡然地过着平实的日子，并活出了人生的真谛。随着岁月的积淀，苏轼的“内功”越来越深厚和纯真。
《前赤壁赋》中苏子与客的一段对白最能体现出东坡的真性情了。面对清风江月，客心中满怀哀怨，言道连曹孟德这样盛极一时的世之枭雄都难长久，况你我一样“侣鱼虾而友麋鹿”的山野樵夫？客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子却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就是说如果用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天地万物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用不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物和我都是永存的，无止境的，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这智慧的辩白而心头一震吧？
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进一步，更加精彩：“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东坡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不能获取某些东西的事实，而且又欣然地接受了造物主特别的恩赐，心存感激，有如此心性的人，怎能不永怀一颗平常心、知足心呢？在顺境中，他能感恩戴德，扶摇直上；在逆境中，他亦能逆来顺受，豁达从容。这恐怕就是苏东坡何时何地都能起效的“内功”吧。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可算是一个在山水田园中寻找清静环境，以化心中愤疾的典型代表。他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
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报告陶渊明。此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房里兴致勃勃地读书写诗。他听到小吏说督邮来检查工作，感到十分不快，不过他还是放下纸笔，和小吏一同去会见督邮。小吏看见陶渊明穿着一身便服，非常吃惊地说：“上级来视察工作了，你作为一县之令，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你怎么能够穿着便服呢?”
陶渊明一向讨厌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听小吏说还必须穿着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事。他叹息着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逢迎的样子来。”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会见上面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东西交给他吧。”
就这样，陶渊明辞掉了官职，轻轻松松地回家去了。回到家乡以后，他仿佛就像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充满着生命活力的花园里，心情格外地畅快。从此一直过着鸡鸣起而耕，夕阳落而息的生活，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每天与大自然相处，享受着山水的乐趣，精神上充分地获得自由，从而得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佳句。诗句由对山水之境的游历观赏，而进入超脱的心之游历，从而得到一种哲学的领悟，发现了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的纯真意义。
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歌大约有一百二十多首，另外还有散文、辞赋多篇。其中田园诗是陶诗的重要部分，内容描写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如四言《时运》、五言《归园田居》等。这些田园诗抒发了作者对宁静闲逸生活的衷心喜爱，表现了作者淡泊旷达、安贫乐道的品格。艺术上，他追求诗歌语言朴素明洁，平淡自然，使人感到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为古典诗歌开辟了田园诗的新境地。同时，诗人还写了一些咏怀、咏史的篇章，这些诗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中的种种感受、体验和对历史的缅怀，寄托诗人的社会理想，对黑暗的现实具有批判意义。与田园诗相比较，这类诗更富于政治性和现实性。陶渊明的辞赋散文 ，数量不多 ，但思想 、艺术上都有独特的成就。像《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直到今天仍是传诵的名作。
“幸福三绝”
“唉，活得太累了！”现今谁没有这样深深的疲惫？
然而，在京城，有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太太却轻松悠闲地微笑着，用那略带合肥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做一个好人其实很容易，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第二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第三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她笑笑，晃了晃板起的三根手指，满脸都是返老还童的天真和曾经沧海的从容，“有这么三条，人生就不会太累了……”
多么朴素的心语啊！道出这“人生幸福三诀”的老太太名叫张允和。张允和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古稀老人，她甚至还被人称作是中国“最后的闺秀”。她可是位有来历的知识女性哩！她的夫君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有人说：“周有光的平和宁静与广阔深邃，会让你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她的妹夫是由她玉成美满婚姻的大文豪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史家更有斩钉截铁的定评：“无瑕人品清于玉，不俗文章胜似仙！”而张允和本人，也曾颠沛流离，也曾死里逃生，是人生的苦难与艰辛使她大彻大悟道出了“幸福三诀”。
“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人间有多少烦恼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哟！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果一有过错，就终目沉陷在无尽的自责、哀怨、痛悔之中，那么其人生的境况就会像泰戈尔所说的那样：不仅失去了正午的太阳，而且将失去夜晚的群星。
“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这样浅显的道理谁都明了，但知易行难。人们都会为自己的过错而痛悔，但不少人痛悔归痛悔受伤的虚荣心却还要疯狂地寻找能够掩饰伤口的更大虚荣，于是，他就情不自禁地要去惩罚别人；而那些无辜地受到惩罚的“替罪羊”，或迟或早势必都要奋起自卫。这样“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人生岂能不累？因此，“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并不是一种很容易达到的境界，它需要“胸藏万汇凭吞吐”的大器量。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许多人也许骄傲地说，这不是对我的写照，然而我却以为：未必！如果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那怎么会不时生发出这样的一些邪念：他都敢见死不救，我又何必见义勇为；他都敢贪污受贿，我又何必清廉自守；他都敢男盗女娼，我又何必故作清高？芸芸众生们，谁也不要嘴硬，我们何尝不会这样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呀！正是这种惩罚，使我们感到活得很累。
张允和老太太那平和的微笑，以及这平和微笑里蕴含着的多少沧桑，那朴实而平静的心语，是让人回想联翩。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才无愧于自己美好的生命。不要把时间耗在争名夺利上，不要总把“就争这口气”挂在嘴边。真正有水平的人会把这口气咽下去，因为气都是争来的，你不争就没气，只有没气你才会做好事情，也只有没气你才会健康地活着，好生气的人很难不生病。
人，为什么只有虚弱的时候（譬如婴儿、老人、病人）才会珍惜生命，才懂得爱与被爱呢？命运竟是如此残酷：我们自作聪明，自欺欺人，而上苍冷眼旁观，暗自发笑。
人活一辈子，只有“开心”两字让人最心动。开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一种宁静的心情，是自己想开了的硕果，别人想争也是徒劳。开心让你忘记和别人争名利、论是非；和别人斗心眼儿、生真气；和别人抢位子、夺情感……开心给你一颗坦然的心，给你一个宽阔的视野，给你一个清醒的头脑，让你从忙着斗天、斗地、斗人，精心计算，日夜辗转中摆脱出来，让你明白自己的生活状态，让你明白自己一生到底需要什么，让你明白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在何处，如何拥抱。
开心是一种智慧。难得糊涂是开心，笑对挫折是开心，活得简单是开心，身体健康是开心，活出自己也是开心。获得成功要开心，失去机会也要学会想开，也要开心。
开心本身就是幸福，是幸福的最大标准，也是幸福的原本。
人在世上生活，需要经常反省
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活到95岁遐龄，多得益于他的养生之道。梁先生是大哲，岸然介守，一般人自不能相比，然而，并非不可相通或取法。特别是近来，时常看到身边一些离退休老人，日居怏怏，苦于生活无趣无聊，往往精神委顿，于是想到了梁漱溟一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状态。
梁先生养生的第一要旨是养身先需养心，即首先需在整体气局上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就是人们常说的“想得开”。当然这个“想得开”，在梁先生那里，是哲学化、体系化的一种人生见解，是参合了儒家与佛教的思想的。在他看来，“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生活，加上“反省”，就是理性的人生，就能生活出滋味。这是儒家的倡导。
梁先生知名于他早年的“文化三路向”说。他认为，文化即生活的样法，这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逐求”式的，即西方人的勘天役地，“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哭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一种是“厌离”式的，即印度人的出世宗教。“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些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妒、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逐求”是限于“饮食男女”等等不能超拔，“厌离”又太消极，那么“郑重”式的，便是儒家执着的一种生活样式。说它“郑重”，是既在“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又在“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尤“能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天人合一，听从生命的自然安排和发挥。梁先生把这种生活样式称为“道德的路”，以区别于“世俗”的、“宗教”的生活之路。这个说法对不对且不说，但其中张示的中国式的生活态度是值得品味的。对生活不取逐求和厌离，而取“郑重”的态度，“尽力于当下之生活”，且能“心里极干净，无丝毫贪求之念”，这是养生所必取的一种人生境界。
其实，老年人度过人生种种关卡后，在“夕阳无限好”的晚年，大多数人是能够领悟人生而获取梁先生的见解的。
其次是“动”与“静”的辩证观。生命在于运动，这是人们熟识的基本道理。梁先生也以为“人生当时时采取主动，不要落于被动。疾病之来，都是身体落于被动而反抗斗争之事，吃药又使身体在被动中，不如采取主动手段，如静坐、习拳为好”。深居简出，容易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有了病，又常常依赖药品，缺乏锻炼身体、抵御疾病的意识，也是一种常见的痼习。这都要不得。应该如梁先生所劝诫：“采取主动手段”，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梁先生也是主静的，即“一念不起，先从大脑休息入手，久之可渐渐入静”。这对调节身心很有好处。然而如何达臻“入静”的效果？梁先生又说：“我青年好佛，习静坐，始终未能一次入静，且患失眠甚重，延至中年以至六十之年，犹时时患之，后借北戴河疗养院之助略有所得。”可见“静”并非仅仅“入静”即可，要参以一定的“动”的运动项目和活动方式。
气功之外，梁先生推崇“诵经”。原来佛医相通。他自己诵经，并劝友人“病中宜勤诵《金刚金》文，如不能全背诵之，则背诵其一二章节亦好。如此则杂念可减，而心境可净可静。生死犹昼夜耳，不必在心”。“诵经可减少烦恼而智慧开朗，要不求甚解，贵在讽诵中不知不觉扫除执着”。当然我们不必效仿，也有不信仰的自由，而梁先生以“不求甚解”相要求，也是导人以通达地面对宗教的方法。随着工业社会的纵深和宗教政策的稳定，很多人都在关注宗教的内在价值了。作为梁先生日课工夫的“诵经”，且不说它的宗教功用，就其养生的功用，我看应该肯定。导人以“静”，每遇大事有静气，勿大悲，勿大喜……确有奇效。
梁先生日常的养生方法有气功、十二段锦、诵经等，据其介绍，入静可“跏趺或平卧等，取其安适舒服，随意行之”，以“松静暗示法，致全身放松，大脑虚静”，至而“可任其睡去”。“入静不必喜，尤不可事后追求再现”，须“一切放下”，此为“最要诀警省语”。内功，则“衣带宽解，筋骨松弛，气沉丹田，全身上虚下实”，呼吸吐纳间，“鼻息从容自然，呼吸达于腹部”，配合入静“以心恬静而明惺（醒悟）为最好，乃将入于一念不起之境”。作功时不拘时地，但要“持久耐心”。此外，梁先生是一生坚持素食的。
梁先生的养生之谈，都是他哲学观念的外化形式，我们不一定去刻意效法，但应该汲取他所追求的养生境界。梁先生一生跌宕的经历说明，人生狂狷或有时，儒释或有时，无处不在的正是那鲜活生命的不竭流淌。
吃好睡好，幸福来找
陈立夫是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长寿一个人物，生于1899年，时至今日，已经跨入他人生的第三个世纪，成为一名高寿老人。
立夫老人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
先天的禀赋是长寿的基础。立夫老人称自己一生能熟睡，且不发脾气。二十七岁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二十九岁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三十二岁担任组织部长，一生换过180个部门，事务繁忙，每次遇到困难，往往只怪自己，不怪人家，所以从不发脾气。
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立夫老人在他百岁华诞时，就长寿的秘诀，手书一联，昭示世人：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头部宜冷，足部宜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
立夫老人深谙养生之道，尤其看中后天的保养，他感慰自己，身体并不特别强壮，亦曾因胆结石及**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一百岁。老人回忆自己少年时在上海求学，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也好赛跑、游泳、滑冰、打拳，非求胜也，乃求动也。
陈立夫在台湾的养老生活中，有两件事最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他每天5点钟起床，自行按摩10分钟，已持续了45年；三顿饭后散步，每次约走五、六百步，此举已有20年。二是他在妻子过世后，将原本天母山上的别墅出售并捐献给“立夫中医院研究基金会”等公益团体，使自己成为“无壳蜗牛”。
大难的逃避是长寿的保证。老人的青少年时期，生逢乱世，身在军界，终其一生，在煤矿下遇险4次，天空中遇险5次，地面上遇险2次，可谓九死而一生了。
减少俗务是长寿的节能油。老人从八十岁生日起，就自订六个“不为”原则，谢绝一切礼义俗务，且遵守不渝。
老人感谓自己：正是有以上的诸多因素，自己乃能达致百岁之年，天命亦人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