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秉明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友，虽然长期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但彼此总注视着对方在艺术探索中的步履——到达了或迷失在哪个经纬的交点处。最近一次的相晤是在台北历史博物馆我个展的开幕式上，他本是去参加一个书法学会会议，恰好碰上我的个展。馆长特别请他致词，他一向冷静、沉着，竟也显得有点语塞。
我们相识于 1947 年，缘于考取了同一榜教育部派遣的公费留学生。我学绘画，秉明学哲学，他的知识比我广博多了，我眼中的他是青年哲人，我是手艺人，论及艺术，他的见解比我高明，我仰视他，自愧读书太少。到巴黎后，我们一度同住在大学城的比利时馆。他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哲学后居然放弃博士论文，转到我们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认真投入艺海了。早先他就曾论及希腊雕刻与希腊哲学的姻缘，如今他从思辨的殿堂毅然步入造型的田园，是一时的冲动吗？他确曾长期在哲理思维与形象感受间转轮徘徊，我感到他至今仍在徘徊，也许这徘徊永无止境。
他改学雕刻，我和他的距离很快缩短了，我先不敢走近博士帽下道貌岸然的哲学家，如今将共尝艺术道路上的甘苦，学问的深浅不再阻隔感觉的共性。我每作了画，有时画面油色未干，便先提到他卧房去听他的评说，他重视情真、心态的自然，我在他这面照妖镜前特别警惕“虚伪”和“矫情”，而东方的、祖国的情思在我们间更随时显现、交融，这与请法国老师或同学看画时的心情有区别。他有一次到他的老师纪蒙教授家去，在客厅的显眼处看到中国隋代和唐代的佛头，他钦佩这位法国雕刻家的眼力。纪蒙的作品严谨、洗练、坚实，每次上课不断锤炼学生的作业，特别重视间架的推敲，秉明常说曾被他锤打的幸运。
1949 年，巨大的冲击波震撼了留学生们，中国大陆解放了，每人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继续留下学习抑或提早回祖国去。这成了我和秉明等不断讨论的新课题。秉明 1950年 2月 26日的日记中记到我们在大学城谈了一整夜关于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他将焦点归纳为两个对立面：一、从事艺术工作必须先掌握成熟的技巧，没有足够的技巧，不能得人信赖，如何回去展开工作？二、抽象的纯粹技巧是不存在的，作为艺术家得投入生活，在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创造自己的技巧，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的讨论继续了一整夜，分手的时候已是早上七点钟，秉明回家倒头睡去。一觉醒来已是 1982年，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来的生活就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延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醒来了，此刻，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以上见熊秉明著：《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回去》篇）。最后秉明暂时留下，我于1950年秋回到了北京，我是否做了他的探路者呢？或许是的。返京后在文艺整风及反右等一系列运动中，我被批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放毒者。祸从口出，谈话都须十分小心，直抒胸怀的艺术家们都成了噤若寒蝉的可怜虫，我给秉明的信于是很短很短：“今生我们恐怕已不能见面，盼我们的作品他日相晤，待她们去互吐衷肠吧！”我深知秉明对故土的情怀，他彷徨了许多年，终于告诉我已将他的寓所定名为“断念楼”，我复信：楼名断念，正因念不能断也。
改革开放，换了人间。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和秉明在巴黎、北京、香港、台北多次相叙，白头宫女说玄宗，我们不说玄宗，不谈艰辛，我的白发与他的秃头透露了各自的生活轨迹、艺术中的苦乐。他自己驾车拉我一同去访梵高之墓，正值风雨，我们在墓前的合影显得格外惆怅。我们又在巴比松米勒故居前一条石凳上留影，他说前不久余光中来访，也曾在这同一条石凳的同一位置与他合影，连照相的姿势都相仿。
当我们在巴黎的学生时代，秉明着力于创作大型的具纪念碑性的写实题材，如《逃奔的母亲》《孕妇》《父与子》等，他参加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五月沙龙、青年雕刻沙龙，在画廊举行个展，步着所有巴黎的艺术家的道路前行。应该说是罗丹引他进入了雕塑之国度。罗丹嫁接了雕刻与文学，他将哲学、文学捏进了泥团，他的作品是造型的，更是思想的。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熊秉明学生时代就景仰罗丹，他从东方遥看西方的罗丹，又在西方通视罗丹，令他反思东方。《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曾获中国时报散文奖）是他 40年代在巴黎时思想和认识的最真实的烙印，并反映了我们这些二三十岁间年轻留学生当时的胸怀和思绪。50 年代，秉明开始铁焊雕刻，利用现成的或废旧的铁片铁块铁条铁钉，一经锤打，巧妙地构成狼、犬、乌鸦、鹤、鸽子……敏锐而锋利，半抽象的形态，我一眼看到了八大山人的探索心态。作品予人简洁、洗练的水墨大写意式的抒情感，具中国传统中追求的逸品情致。这些作品引起了巴黎美术界的关注，当时权威性的《法兰西文学报》以突出篇幅予以介绍，法国现代雕刻丛书中也赋予了一席之地。但秉明无意营造自己的光环，后来他又从事铜铸水牛题材的创作——是牛，也是他家乡马帮们的铜头铁臂长期压在他心头的沉重。
儿童游戏完全是凭兴趣，经常改换游戏的方式与种类。秉明由哲学而艺术，在艺术的执着中又不断更换思维方式，对雕刻、绘画的各个方面，都想摸透，一经摸透，又萌生了新的尝试，真有点近乎儿童在游戏中的任性。他曾说达·芬奇曾经把生活消耗在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作业上，而一无所成，因为都有个止境，他只得放弃。我曾对秉明说：“你对艺术，只恋爱，从不考虑结婚。”游戏不产生代价，纯艺术创造不属于社会职业，秉明必须也有一个职业，他于 1962年起应聘任教法国之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学院，当教授兼系主任。当了教授，必须以主要精力从事教学，如何将中国语言文学及书法注入西方人的血液，这成了他新的创造性工作，或者说，这也是创造性的艺术工作。驻北京法国使馆的一些能说华语的文化使节中，不少人曾听过秉明的课。有一次我乘法航班机，与我用法语交谈的服务员原来也是秉明的学生，他随即改用华语同我交谈。法国教育部曾授予秉明棕榈骑士勋章，恐不仅仅由于他的艺术创作和著作，亦由于他对教学的独特贡献。
我没有读过秉明的法文著作《张旭与草书》，只读过他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此他将中国书法的结体解剖得龙脉清晰，将书法体形的演变归纳、建立成完整的全新的体系，这得力于他哲理的辩证、造型的剖析、诗的品位，也由于他给西方人传译东方艺术精神的独特体验。黄苗子（1913—2012）先生读后，惊喜地说他几乎不敢再写书法方面的文章了。1982年至 1992年间，中国艺术研究院及中国书法家协会等邀秉明来京办过三次讲座式的书法学习班书技班、书艺班、书道班——发乎技，通过艺而进入道。教书生涯中秉明仍未忘情于艺术创造，在法国、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昆明、台北等地不断展出雕刻、绘画、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等。他将铸造多年而成的父亲熊庆来先生的铜像赠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及云南大学陈列室。他写了篇《忆父亲》发表在《人物》杂志上，文前引了希伯来的谚语：当父亲帮助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笑了；当儿子帮助父亲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他塑了父亲，亦塑了母亲，我觉得他的母亲像更比父亲像感人，为中国数学奠定基石的熊庆来先生的包容量太大，而儿子眼中的母亲却十分单一、明确。
秉明自己说，他不易大欢乐和大悲痛。他的悲欢之情似乎受控于哲理之平衡、生命之规范。但相反，他的悲欢之感的触角却分外地长、分外地细，有时甚至近乎纤细了。读他分析作品的文章，他那打铁的手却变得俏巧了，像剥笋壳似的，一层层剥到作品最娇嫩的深层，**其隐私。他写的《看蒙娜丽莎看》，似乎将蒙娜丽莎连同作者达·芬奇一同送进核磁共振里照了个通体透明，但仍有透视不明处，他说：“她的眼睛里果有什么秘密么？你想窥探进去，寻觅，然而没有。欠身临视那里，像一眼井，你看见自己的影子。那里只有为她所观测、所剖析你自己的形象。”我们巴黎美术学校与卢浮宫隔河相对，一桥可通，课余随时可免费入宫参观，我看过无数次蒙娜丽莎，却从未注意过秉明之所见：“没有发饰，没有一颗珍珠、一粒宝石，没有一枚指环，衣服上没有些微绣花，她素淡到失去社会性、人间性。只要比较一下文艺复兴时代女子的肖像，就立刻可以发现这一点。她的**不依赖珠宝的光泽、锦绣的绮丽。”去年，秉明寄我一篇新作《观剖腹取婴记》，我们虽一辈子面对**裸的模特儿工作，血淋淋的剖腹取婴的场面完全不同于艺术工作室，但更彻底地暴露了人的原始创造，令长期面对人体的艺术家震撼。兹录原文一小段：
……和我画过的那个男模特儿一样，她被固定在一个十字架上，一样**着，且加倍地**着，在正常的分娩情况下，她的两腿也是分开来拴住的。她完全敞开来。她没有羞赧。不容她羞赧，因为她已被还原到生理的基本形式，她必须暂时把种种文化的衣饰与社会的意识都抛弃、忘却。超越一切污秽与亵渎，也无所谓神秘与圣洁。最后她是一个哺乳动物的母体，一个胎生动物的母体。她不为她的器官羞赧，相反，她听命于那器官的**与开合。那器官确定她的活动程序。她必须具有母体磅礴的生育力，她必须唤回原始牝兽的猛壮，发挥母性远古的本能，产道中滚烫地翻腾着生的欢喜和痛楚。生与死的问题就要通过这隐蔽的穴道来解决。
但是今天这腔道不能使用了，那两个生命是紧紧相牵连，两个生命必须分开来，而一个生命的生威胁着另一个生命的死。显然这鼓胀的腹部已不能等待。这一个大结，是死的结，是活的结呢？我们只得举起亚历山大的利剑，夺出婴儿恺撒。面对这庞然与浑然，我们得毅然决然游刃于经脉纠纷、血网密织之间，在血泊中，夺出希望。（注：据说罗马皇帝恺撒的诞生是剖开母腹取出的。传说亚历山大举剑劈开神奇的绳结而得征服亚洲西南部）……
秉明不久前搬了家，他来信：“……这里是巴黎东南郊，较远，坐火车得四十多分钟。但大环境甚佳。小镇清静，周遭有大森林，距家五分钟有公园，其中有一、二、三百年大树，巨大婆娑，我相信你会喜欢。你的文集中有一篇专歌赞大树古木的。它们在那里，好像久已等候我们的来到。如果你再有机会欧游，欢迎你来小住。”海内海外，似乎我们都日益远离闹市，依傍树木了。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