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21年戴笠和杜月笙相识以来，一晃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杜月笙已经取代了黄金荣，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戴笠也从跑单干的黄埔末期生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戴笠是打流出身，很懂得走江湖的一套奥妙。他认为江湖势力，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如果能跟帮会分子搞好关系，会行动起来很方便。

因为戴笠和杜月笙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只是出于江湖上的交往，并无深交，甚至杜月笙对戴笠还颇有戒心。早在抗日战争前，戴笠的手下在上海南市破获一件贩运毒品的巨案。此事如果上报，杜月笙赔本百万元还算事小，而且还会大失面子。而且杜刚刚被全国禁烟委员会敦请为禁烟委员，此事万一暴露就会丢官。处于如此尴尬的情况下，杜只好托杨虎说情，还开了三十万元支票相赠。几天之后，戴笠不发一话，将赃物和支票一同退回。杜摸不透戴的心思，反而增加了顾虑，于是又转请他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先生代邀戴赴宴，借机摸摸底说说情。可是戴笠又拒不应约，这使杜月笙感到十分难堪，准备在租界范围内给戴点颜色看看。正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戴突然只身来见章士钊，声明自己不收赠款，也不应约赴宴，就是为了与杜交知心朋友。戴笠保证他对此事既不上报，也不泄露。可如果收款赴宴，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彼此都洗白不清了。

从此之后，杜认为戴豪侠可交，是一个奇人。不但戴、杜之间成为朋友，戴、章之间也成为莫逆之交。但是杜月笙没想到，其实戴笠的为人处世，无处不用心机。这次事情，从发还赃物、退款、拒宴到单身赴宴，等等，都是上报有案，有恃无恐的。这就是他结交拉拢杜月笙的手段。

所以在 1937年淞沪抗战伊始，蒋介石批准了戴笠在上海建立民众武装游击部队，配合国军作战的建议。之后戴笠飞赴上海约见挚友杜月笙。

戴笠说：“杜兄知道，日军已经进驻上海。当务之急就是大家要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我想请杜兄出面，在上海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可是杜月笙心里却开始打鼓。现在不管让他出多少钱，他都没有二话。可是要他出面建一支别动队，真枪实弹地跟日本人打仗，他却很没有把握。同时搞帮会的人，手下的兄弟就是自己的资本，打仗就意味着放自己兄弟去卖命，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杜月笙还是耐着性子听完戴笠的话，开口问他：“你觉得要出多少人力才够？”

戴笠毫不犹豫地说：“一万！”

“一万？”杜月笙倒吸一口冷气，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愣愣地看着戴笠毫无表情的脸半天，然后微微笑说：“贤弟没有跟我开玩笑吧？我手下的徒子徒孙是不少，可是大多都是在赌场、妓院和商铺混惯了的人物，要他们聚众闹事还差不多，可是要他们拿枪打仗，可真是有点为难他们了。”

戴笠眼神犀利地望着杜月笙，仿佛猜到了他心中的想法，他开口说：“杜兄，这可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他答应在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由中央颁发。”

听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央”几个字，杜月笙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不少。如果能牺牲一些弟兄，换来一支正式编制的武装队伍，那是有利于自身势力的发展的。但是杜月笙又担心要他一个人来承担太重的责任，于是试探地问：“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众志成城，你看怎么样？”

“对，我正是这么想的，我已经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请杜兄过目。还有筹备地点我看暂时就设在三级无线电学校吧。”

杜月笙接过名单，看到里头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诚，以及工商界和军警界的知名人物，他马上宽心了不少，当即表态：“好啊，在那附近刚好有我家的一栋房子，来往方便得很。”

戴笠看杜月笙的口气进一步松动，于是又逼近了一步：“其实要募集一万人马也不太难。我将京沪地区的下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有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训练班学生，也会有两三千人。我已经下令他们全力抗战，不惜一死。”

杜月笙知道戴笠素来最宝贝的就是自己的学生，而现在他竟然愿意全都贡献出来，这让杜月笙颇为感动，连忙说：“我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人，应该不成问题。”

戴笠笑着说：“杜兄也不用太为难，你别忘了，你手下还有两员大将。”

杜月笙皱起眉头问：“谁？”

戴笠说：“当然是陆京士他们啦。”

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士是青帮弟子，历任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第二届常务委员兼总务部部长，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等重要职务。杜月笙说：“贤弟想的正是，如果能够到工人中去发动力量，那么我们的力量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了。”

两人一拍即合，但是戴笠又提出一个问题：“这次别动队的武器装备除了蒋委员长拨给的之外，胡宗南胡兄也援助了一部分。可是这还不够，不知能不能请杜兄再想想办法。”

杜月笙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捐赠 5000支快慢机手枪，他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我知道日本三洋、三菱等洋行还有一批武器被送到黄浦江码头的仓库。如果能够抢来，那既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也能够打击日本人的士气。只是不知道谁能担此重任。”

戴笠想到正在车上等候的王兆槐，马上叫人说：“快，快把兆槐叫来，我们一起商量。”

王兆槐果然不负众望，他率领人马从日军的仓库偷出了足有五六千支枪。9月，蒋中正颁发番号，将戴笠、杜月笙正在筹建的组织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将武装队伍定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队伍分布于沪西、浦东、苏州河一带，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刘志陆担任总指挥，下辖 5个支队：第 1支队由青洪两帮帮会成员组成，共 2000余人，支队长由杜月笙门徒何行健（天风）担任；第 2支队由上海邮务工会工人组成，成员 2000余人，支队长由杜月笙高徒、曾领导邮务工会的陆京士担任；第 3支队由上海海员工会成员和部分码头工人组成，共 2000余人，支队长由朱学范担任；第 4支队由戴笠所领导的京沪一带特工组成，支队长由特工骨干张业担任；第 5支队由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组成，陶一珊担任支队长。

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和松江设立短训班，在佘山成立教导团，轮训骨干。他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队伍，他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平时总是阴沉着的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也正是这支队伍，在戴笠短暂而黑暗的生涯中，为他争得了昙花一现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