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发生让戴笠想起兵谏发生之前，一个叫向影心的女特务曾经给自己发过一封电报，电报上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疑有异动。但是当时戴笠和蒋介石都太过信任张学良，不认为他会起兵造反，因此错过了剿灭的最佳时机。如今一来，戴笠开始重视起向影心的工作能力，考虑把她调到复兴社总部来进行工作。
1936年夏天，戴笠把向影心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影心一向好玩爱刺激，胆子大，放得开。虽然不是很懂政治，但是凭着她那些狐媚功夫，也着实成为了戴笠手下的一员不可缺少的女将。她扭进办公室，一屁股坐到了戴笠的桌子上，娇滴滴地问：“戴老板，这次又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啊？”
戴笠正感到心烦气躁，看到向影心穿得这么清凉地出现在面前，不由得也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但是很快他的眉宇又锁了起来，低沉地说：“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你知道吧？”
听到二陈的名字，向影心惊讶地微张了嘴：“CC派的那两个陈氏兄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老头子面前是大红人嘛。”
戴笠点点头说：“对。他们就是我这次交给你的任务。不管你对他们中间哪一个下手，只要能够引其中一人上钩就行。再争取一个专房之宠，暗中刺探中统的情报，你就算是对军统有了杰出贡献。我一定会重重表彰你的。”
向影心歪头想了一下，其实戴笠的话一说完，她的好奇心就已经被勾了起来，下了决心。可她还是假意嗔道：“戴老板，你总是要我出去陪别人，你都不想我在你身边吗？”
戴笠阴阴地笑了，他一手搂过向影心的腰，就把她按倒在了桌上。
玩归玩，在戴笠的指示下，向影心也开始认认真真地收集二陈的资料，考虑如何下手。
在蒋介石的政府中，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可见蒋介石对二陈的重视。二陈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介绍人。武昌起义后，他们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回国后，蒋介石也一直在陈其美手下办事，受其知遇之恩。孙中山逃往中山舰避难时，也是陈其美劝说蒋介石前往追随的。可以说他一路为蒋介石铺平了政途之路，是蒋介石的良师益友。所以陈死后，他视如己出的两个侄子也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以示不忘师恩。
1927年 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曾指示从事党政工作的陈果夫等人秘密成立“中央俱乐部”，与桂系对抗。中央俱乐部的英文缩写便是“C.C”。蒋介石复职后，陈果夫又以中央组织部为基础，将原有成员连结接成更稳定的集团性派系。二陈的表弟徐恩曾也在他们的支持下，在调查科内部设立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调查科已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
在初期，调查科和复兴社双方还顾及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只是暗中憋着劲较量。虽然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在后，但是从发展速度上来说，复兴社的发展膨胀极快，调查科则发展较慢。双方很快就势均力敌。所以为了争取蒋介石的信任和青睐，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双方都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CC系特务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有 5项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派调查，即对共产党的监视和迫害。只要他们的党派工作做好了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表扬，相比之下其他工作都不如这项重要。
戴笠的复兴社虽然有意反共，但是蒋介石派给他的任务却是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进行绑架、暗杀等特工活动。这无形中，就把重要的一头向CC派倾斜。
虽然戴笠百般努力要让蒋介石注意到复兴社反共的积极性和能力，但是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CC派始终技高一筹。
首先是CC派成员的文化素质和政治修养都比戴笠手下的杂牌军要好得多。他们经常进行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建问题，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样使得CC派特务们能够和共产党员进行讨论甚至诡辩，比起戴笠手下一批连字都识不得的土老粗们更能和共产党员接上话。
其次是CC派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战术。他们多能够采用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辩驳马列主义观点，动摇他们的信念，促使其背叛革命。这比戴笠抓到疑犯动辄严刑逼供的方法来说，文明许多，人道许多，也在无形中更有威慑力和笼络人心的本事。
再次是CC派特务很重视安排内线。他们一旦发现松动的共产党员基层人员，并不是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诱之以利，逼之以力，促使他们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组织内的细胞，然后创造条件让他们深入更高层的中共组织内部，去收买和发展更多的内线。
正是因为有一批高水平的高级特务活跃在反共斗争的第一线，才使得CC派调查科在 20世纪 30年代一炮而红，不仅破获顾顺章案，还接连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包括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因此整个 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派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陈立夫他们也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与此相比起来，复兴社特务处人才少、经验少、技术拙劣、基础薄弱，各方面都比不上CC派条件雄厚。因此几年下来，只因为一桩“怪西人案”稍微有些声色，又很快沉寂。事情的起源是特务处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员，叫关兆南。得知下属终于在反共活动中有所进展，戴笠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前去武汉审讯，对其诱降说服。在周养浩的威逼利诱下，关兆南终于叛变，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组织的外围联络员，但是没见过领导，只知道一个上海的信箱号码，每次都是这个信箱向他发出指令。
周养浩很有头脑，他没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关兆南向上海方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发展了几名情报人员，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考察。
果然负责此事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工作人员陆海防上当了。他刚到上海，就被特务逮捕，就近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
戴笠得知消息，亲自前来审讯。可是贪生怕死的陆海防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经戴笠一番名利**，他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已经吓呆了的陆海防甚至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抓捕到一个欧洲人。
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这个案件毫无进展。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其实这被捕的洋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出生在苏联立陶宛，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他为人机敏，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言，颇有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今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派遣，罗伦斯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国际组织成员，但是由于他的沉默，使得案子没有进一步扩大。
在当时，这场无头案的草率结案也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怒斥戴笠“废物”。戴笠把一桩原本可以拿出来和CC派抗争的案子办砸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反共方面的确有很多不足。于是，他才想到利用美人计为复兴社扳回一城。
就在戴笠摩拳擦掌，派出向影心准备在二陈身边布置内线的时候，那一头也很快有情报传到了二陈耳中。那时他们刚刚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一个活泼娇媚的少妇，相谈愉快。少妇自称向友新，还约他们下次一起打牌喝茶。当时没有人起疑心，现在想想，才意识到差点就上了戴笠的当。这个消息一出，两人都是一身冷汗。再派人去调查向友新，也是杳无音信。从这之后，CC派和复兴社的矛盾也开始明火执仗地张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