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这样的心理习惯，每次遇到前途不甚明了，心绪混乱，找不到出路的时候，都会求问天意的指示。因此算命、求卦等活动也就特别盛行。而每次到运气不顺的时候，中国人也会特别重视自己避忌和祈福的手段。

1946年之后，戴笠的精神一直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在长期的相处后，他越来越感到伴君如伴虎，并且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先是汪精卫逃向河内，戴笠派人行刺，却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让蒋介石命丧古都，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品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是满城风雨。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转圜，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 10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再加上他策划了太多刺杀行动，在各方面结的仇家也是越来越多。他也感到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运气也总在走下坡路，所以他也格外注意招福驱邪。

也许是受到美国人的影响，戴笠最避讳的是“13”这个数字。在西安时，戴笠霸占了杨虎城将军的军需长王维之的一幢花园别墅。一天，他去检查修葺一新的大门，发现门牌是13号，立马火冒三丈，命人将西安市政局局长肖绍兴叫来，劈头吼道：“谁定的这门牌号码？”肖绍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了半晌，答道：“主任，您这房子确实应该是玄枫桥13号啊！”戴笠又大声说：“什么叫确实，什么是应该，你给我改为甲 14号！”

到了 1946年 3月，戴笠去北方巡视，本来打算 3月 13日从天津飞往青岛，但是一看日子不对，立刻借故牙痛难忍，推迟到 3月 16日才启程。当时他到青岛主要是为了会见柯克，与其商讨关于邀请美国驻青岛军舰协助老蒋往东北运送军队、给养的事情。当天再赶回北平，布置一些军统工作的事宜。

当天清早，天气始终是阴阴沉沉的，空中不时地回响着几声闷雷。东边出现了血红色的云层，这云层翻滚了一阵后很快消失了。不久之后大块的乌云随风飘来，密密麻麻地挡住了日光。天色还没亮起来，又渐渐地灰暗下去。空旷的机场里起风了，之后又淅淅沥沥地落起了小雨，初春的阴冷笼罩了青岛。

戴笠站在窗边，抬头看看天色，脸色显得越发阴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走过来，试探地问道：“今天天气不太好，要不然再换个日子上飞机吧？”

戴笠很坚决地摇摇头说：“已经不能再拖了，今天就要走。你现在去发两份电报，一份发给重庆军统局本部的毛人凤，让他向蒋介石报告我的行止。另一份发给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李崇诗他们，要他们下午两点钟到上海龙华机场接机。”

龚仙舫是戴笠为了发展华北与东北的特务组织，接收一批反共素有经验的汉奸特务，转变成为军统特务而特地带到北平的。他对戴笠一向言听计从，听到戴笠有了决定，便毫不犹豫地去执行。龚仙舫离开后，戴笠望着天空，深呼吸了一次，脸上不由地浮出了幸福的笑容。

戴笠最急于回到上海的理由，其实就是要帮已经到达上海的胡蝶和丈夫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戴笠和胡蝶已经处于热恋之中，两人如胶似漆，是一天都不能分离。可是为了工作，他不得已来到北平和天津办事。分开的日子里，他和胡蝶天天通电话，夜夜都能梦到终于娶到佳人的美妙时光。到现在这个机会就在眼前，怎么能因为一场雨就破坏他结婚的大计划呢？

上午 11时戴笠准备登机飞往上海。在离开北平前他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得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

戴笠坐车来到了机场，机场里还没有飞机起降，只有为数不多的地勤人员在跑道边进行清理工作。也许是见雨一直不停，他们陆续地跑进了不远处的机库。因为机库已经长年失修，根本遮不住雨，所以有些人想绕过机库近旁一架全金属的飞机到候机楼那边去，可是任何人只要一走近，守卫在飞机边的警卫就会站出来厉声斥责。

戴笠的车子开到了专机旁，他隔着车窗看了眼飞机。这是由美国c—47型运输机改装的客机，是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调拨给军统局长戴笠用的专机。抗战期间戴笠来往各地，经常是由航空委员会给他调派专机使用，有时连蒋介石夫妇御用的、由大队长衣复恩亲自驾驶的美龄号座机，他都有资格顺便搭乘。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各地飞来飞去，不是航委会专机，便是乘坐这架中美所四发动机的巨型运输机。由于该机型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为，是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的三个主要工具之一。此时，它粗短而又呈流线型的机身静卧在细雨里，尾翼上 222的阿拉伯数字格外醒目。登机的梯子早就准备在一旁，还有很多资深特务在等待着送机。马汉三就垂头丧气地站在队伍中，除此之外，还有戴笠少年时的同窗好友王蒲臣。

戴笠问龚仙舫说：“上海方面天气预报如何？”

龚仙舫回答：“上海从今天早上起一直在下大雨，但南京的天气还好。”

戴笠说：“你去通知机场人员给飞机多准备一些汽油，如果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到南京。”

龚仙舫答应了先下车去，戴笠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出去。他想如果去南京的话，可以去见何应钦一面，不仅是要跟他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也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希望为了自己一段时间后的出国旅行，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

考虑好了下一步的行程安排，他才走下汽车。一看到他，王蒲臣马上迎过来抓着他的手紧紧不放，不住说：“一路保重。”

王蒲臣从 20世纪 30年代起就追随戴笠，一直受到戴笠的提拔。抗战期间，他分别在华北和西北工作，很少见到戴笠。最近因为刚接任北平站少将站长的职务，所以终于又和戴笠在北平重逢，自然很感激他对自己的重用。

看到他，戴笠心里是高兴的，因为毕竟有下属对他忠心耿耿，这在唯利是图的官场非常难得。但是表面上他还是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不停说：“下次不用这样，这是最后一次送我，下不为例。”

王蒲臣看着戴笠走到一旁和马汉三说话，眼中是心悦诚服的尊敬。然后他就看到戴笠的随行人员把十多箱物品运上飞机，其中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天津大资本家黄顺柏，译电员周在鸿，厨司曹纪华，一个专替戴照管衣服的事务员，飞机上的正副驾驶员，还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其中金玉波是被戴笠派到华北搞帮会活动，在天津见了戴笠后请求随同专机返重庆。马佩衡在抗战前在上海英文大陆报担任过多年的主笔，说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语，深受美国人的喜欢。飞行员路过王蒲臣身边的时候嘟囔了一句：“飞机那么小还要挤这么多人和这么重的行李，真是麻烦。”

听到这话，王蒲臣心里开始感到不安，他看到戴笠和马汉三说完话过来，再次握住他的手，紧紧摇了两下，这才松开，远远地看他上了飞机，还在遥遥挥手。

戴笠坐在飞机上略点了点头，通知机长起飞。飞机在气流中摇摇晃晃地越升越高，越飞越远。

王蒲臣正要转身走上汽车，空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便是一声炸雷。王蒲臣第一反应就是回头去看飞机，但是飞机已经飞出了他的视线。王蒲臣暗自在心中祈祷自己的戴老板能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