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省的大出殡
在宜宾警方、泸州警方和成都警方夜以继日地围绕着“3.19”、“3.25”、“3.27”案件展开侦察工作的同时，“宜宾大哥”隋文昌的丧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3月25日夜，隋文昌的尸体火化后，骨灰一直控制在宜宾警方手中。陈国富副局长下了命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把骨灰交给隋文昌的亲属。
隋文昌被杀案件，以及与此案相关的一系列案件，已引起宜宾局党委乃至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高万权、市长李敦伯多次听取侦察工作进展情况的工作汇报，他们从宜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了“打黑除恶，维护稳定”的重要指示，对市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坚决的支持。
陈国富的脑子里清晰地形成了两条工作路线，一条是案子。抓住出租车——何琦被杀的重大线索，攻克汤泉，解开隋文昌被杀之谜，进而突破全案，借此东风，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黑除恶的战略任务。另一条是全力以赴控制住宜宾的治安形势，稳住阵脚，剪除黑道团伙再生事端的口实。为确保这一点，必须低调处理隋文昌死亡事件，尽量减少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维护宜宾良好的社会环境。
隋文昌的亲属，多次找到市局、分局，提出领回隋文昌骨灰，进行安葬的要求。隋文昌手下的小弟也多次为“大哥”的惨死鸣冤叫屈。他们推举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间人物张镇江为代表，找到市局、分局领导，就骨灰事宜进行交涉。
陈国富委托有关部门耐心做正面工作，强调隋文昌属非正常死亡，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而且是牵涉有组织犯罪的非一般性刑事案件。为确保宜宾社会的安定，也为了隋文昌亲友的人身安全，在案件没有破获之前，隋文昌的骨灰必须由警方管理，不得由亲属取回。
分局领导，也持同样态度。几经交往，分局提出几点要求：一、骨灰的安葬，必须依照警方的要求进行；二、不准设置灵堂；三、不准搞治丧活动，骨灰必须直接下葬。
这本来是警方强调的一个原则性要求。然而，此口一开，隋文昌的亲属立即于3月29日向翠屏分局提交了保证书，保证在隋文昌骨灰取出后，不设置灵堂，不公开搞治丧活动，仅在亲属等小范围内吊唁后，立即下葬。
骨灰问题已拖得较久，何况家属又写来了保证书。在这种情况下，分局同意了隋文昌家属把骨灰领回的请求。
陈国富当时正在外地开会，获得这个消息，他马上意识到可能要出问题，但现在追回骨灰已经不可能了——他打电话给程忠实副局长，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对方保证不设灵堂，是否可靠？第二，如果死者家属一定要设灵堂——这并不违法，我们警方不好干预，但一定要从治安角度上，严密控制住局势，避免发生意外。第三，既然骨灰已被取走，一定要委派专人负责，敦促隋文昌家属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将其直接下葬。
然而，这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魔鬼装在瓶子里时它是一副样子，打开瓶盖之后，它立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下午四点三十分，隋文昌骨灰被家属取回。
下午五点三十分，隋文昌家属已经设立了灵堂。
到晚上七点，灵堂前已聚集起数十人之多。
翠屏分局刑警大队袁宝昆带领侦察员与张镇江及隋文昌家属交涉，提出要求，加强控制。
晚上八点，袁宝昆打电话向中心组报告，灵堂已聚拢了一百余人。
九点之后，袁宝昆再打电话，隋文昌灵堂聚集到数百人，局面已无法控制了。
陈国富副局长已赶回宜宾，他指示，要增派警力，严密监视治丧活动。市局郑易支队长、方伯伦副支队长，分局于秀局长，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市局刑警支队、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身着便装，分布在治丧现场及周围地区，以防止突变事件的发生。治丧现场气氛紧张，景观独特，一面是黑道人物云集，一面到处是便衣警察。不少人彼此认识，是多年的对手，平时见面很难，此刻都遇到了。
隋文昌的丧事做得十分气派。
灵堂内高悬隋文昌的大幅遗像，两边垂落着黑纱幕帐。灵堂前，隋文昌的数十名小弟，一律身穿黑色高档西服，内着白衬衣，打着黑领带，胸前佩带小白花，左右分成两排，站立在遗像两旁。宜宾的黑道人物、隋文昌的生前友好一批批地走进灵堂，向隋文昌的骨灰和遗像鞠躬告别。
不仅宜宾社会的各派人物聚齐，内江、成都、重庆等地的黑道老大也出现在隋文昌的灵堂中。
治丧活动由宜宾社会上威信较高的“老社会”张镇江、宋某某主持。
黄毛毛露面了，他在手下众小弟的陪同下，走入灵堂，带领众小弟站在灵堂中央，向隋文昌的遗像三鞠躬。
然后黄毛毛走到隋文昌的亲属面前，拿出五万元，交给隋文昌父母，以表示他的哀悼之情。
黄毛毛还是那样性格，场合上不多讲话，也不喜欢显露山水。此后他就坐到一角，独自抽烟，并不和其他人打招呼，静静地观看吊唁场面。
袁宝昆发现了黄毛毛，他走过去，他们间是无须什么开场白的。
袁宝昆问：“你过来了？”
黄毛毛说：“文昌走了，我当然要过来，送送他。”
袁宝昆说：“文昌死得挺惨，是吧？”
黄毛毛说：“想不到，文昌会是这样的下场。”
袁宝昆哼一声说：“那条路，谁也走不通。”
黄毛毛说：“各人的走法不一样，文昌不能说把路走错了，可他应该承认，他的命不好。”
人来人往，不好多谈。黄毛毛站起，和某人点点头，走开。
袁宝昆也是有任务在身，周围转过一遭，再寻找黄毛毛，已经找不见他，黄毛毛自此便在宜宾消失了，袁宝昆成为警方最后一个见到黄毛毛的人。
宜宾地方习俗，做丧事要守夜，请班子唱川剧。隋家在灵堂外设置桌椅，摆上烟酒茶水。川剧演员咿呀呀地唱着，周围不时响起一阵阵的爆竹声。灵堂内外，被临时拉起的照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为隋文昌守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张镇江、宋某某与隋文昌亲属研究后，准备在31日上午10点，为隋文昌出殡，届时要沿宜宾市内的主要街道，东南西北走一圈。陈国富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做出指示：坚决不许可他们这样做。上午10点，正是宜宾各机关单位上班的时间，街市也已经开门营业，他们要搞大出殡，那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宜宾的老百姓会怎样看待我们公安的工作，怎样看待宜宾的形势？他要求一线的同志直接找到张镇江等人谈话，向他们讲清楚，10点出殡，不能允许。他们要下葬，必须在早晨六点之前，不能招摇过市。同时还要告诫他们，他们设立灵堂，大搞吊唁活动，已经违背了他们在公安局立下的保证，奉劝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张镇江等人还是顾及警方的态度的，特别是陈国富副局长直接提出了要求，他们不好违拗。张镇江与诸方协商后，按照警方要求（实际只是在时间上顺应了警方的要求），把大出殡提前了五个小时。
经过彻夜的准备，3月31日凌晨5时，隋文昌的出殡仪式正式开始了。
出殡队伍前面由八辆摩托车开道，行走得十分缓慢。摩托车手均为一色的白头盔、白手套。随后是录象车，多台录象机一起工作。录象车之后，是隋文昌的灵车。灵车两侧有人在高抛纸钱，洋洋洒洒。在灵车行进中，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反映三十年代上海黑帮生活的歌曲
《上海滩》，据说，这是隋文昌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灵车之后，是前来送葬的各路宾客组成的车队。五十多辆高档轿车排成单列，拉开距离，一眼望不到尽头。
车队浩浩****地在宜宾市内转了两圈。车走到东街，灵车上有人高喊：“昌哥——走东街喽——”车队经过北门，又有人高喊：“昌哥——过北门喽——”
墓地，仍由张镇江、宋某某主持隋文昌的安葬仪式。隋文昌的小弟、家人、亲友数百人站在周围，祭祀人员宰杀大公鸡，以鸡血祭陵辟邪，在一阵喧闹和鞭炮声中，隋文昌的骨灰下葬。
隋文昌的墓碑树起，墓碑前的石牌楼两旁刻有对联，居然是：侠胆柔肠，义薄云天。
下葬仪式完毕，隋文昌的小弟们排成数行，一批接着一批，向隋文昌的陵墓鞠躬告别……
隋文昌的大出殡影响极坏，按照陈国富副局长的话说，它的恶劣影响，超过了“3.25”案件本身。大出殡震动了全省，其负面影响波及全国。国内20余家有影响的报刊对宜宾此次黑社会老大出殡事件做过报道，纷纷谴责社会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时间差
世界上许多事，都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其势当然一切都不可阻挡，可你要反转它，穿插它，切断它，在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后，回过头来再去总结，当然谁都能找出许许多多的遗憾来。
隋文昌的大出殡，这决不是警方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人们预先能够想像到，能够制止得住的。但事情发生了，场面愈演愈烈，各类人员越聚越多，许多黑道人物——按照郑易的说法，平时不易见面的人物全都浮出了水面，这曾在客观上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大缉捕的极好的时机。
从吊唁活动一开始，我们就部署了警力，随着吊唁活动的升温，我们投入的警力很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局面，严防突然事变的发生。不过，由控制转为对重点人物实行拘留审查，并不十分困难。
市局、区局的主要领导，乃至部分侦察员的脑海里都曾跃出过这种想法。
当时黄毛毛还没有逃跑，黄毛毛手下的众多小弟还滞留在宜宾。隋文昌手下的众多打手还在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如果警方在这个时候收网，这应该说是酒美肉肥的一顿盛餐。
倘若案件已有实质性的进展，倘若我们手里把握了黄毛毛乃至他手下小弟的犯罪证据，这当然是逮捕他们的绝无仅有的大好时机。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就当时而言，我们并不具备实施大拘捕的条件。
其一，吊唁及送葬的人群中鱼目混珠，好坏人交织在一起。
其二，社会上的黑道亡命徒，参加这类活动都会携带武器，一方面他们惧怕公安，另一方面又担心遭人暗算，警惕性极高，重要人物一般都是露过面即走，留下来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围人员。
其三，隋文昌被杀已经过了五天，其团伙内部的情绪应该有所缓解，但随着为隋文昌做丧，他们的情绪可能发生较大反弹。警方把控制场面作为头号任务是正确的，盲目抓捕，很可能引发犯罪团伙间以及团伙与警方的暴力冲突。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时间——
时间给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3月30日，泸州警方由杜副局长带队来到宜宾，提供了泸州“3.27”凶杀案的详细资料，第二天，即3月31日下午，宜宾警方捕获周玉祥。31日晚上，审讯获得突破……在成都，警方3月31日深夜获得珠峰宾馆的信息，4月1日凌晨抓人——而隋文昌的丧事自30日下午 5时始，至31日早晨结束。换句话说，警方获得“3.25”案件的重大线索，比隋文昌的大出殡，晚了10—24小时。
在各方情况明了之后，陈国富副局长经请示局党委及省厅侦察局，发布了对组织参加“3.31”大出殡的人员进行拘留审查的命令，此时，黄毛毛团伙的主要成员、隋文昌团伙的主要成员，均已逃离了宜宾。
陈剑洪、王刚等人于3月22日乘飞机飞往北京“旅游”。纪晓华于3月28日离开的宜宾。纪晓华走前，黄毛毛拿出一口袋钱，大约有十几万，要他出去“跑滩”，纪晓华仅从中拿了两万元，告诉毛毛，他够用了。黄毛毛本人3月30日晚上去隋文昌灵堂吊唁之后，立即离开宜宾。黄毛毛手下人员于志军、王刚、李山等人，均于30日深夜逃离宜宾。陈剑洪等人自北京返回宜宾途中，听到消息，滞留在成都，向“家”中要钱继续在外“跑滩”。穆三毛只身逃往云南。而黄毛毛及手下骨干人员如汤泉、陈剑洪等人的亲属，早在“3.19”案发生前，便被安排到新马泰旅游，此时均不在宜宾。
隋文昌集团的主要成员宋亚平、郝四、赵茗、及杨威、杨猛等人，在为隋文昌做完丧事之后，也全部“失踪”，或逃往外地，或在宜宾周围各县藏匿起来。
省厅4.1联席会议
宜宾、泸州两地公安机关对“3.19”、“3.25”案，及“3.27”案各自立案。按照本地案件的案**况、侦察条件、获取的线索，各自进行部署，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宜宾两案，牵涉社会上几大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泸州案就案件本身来说，是当地建国以来第一起涉及军用枪支杀人案，两地公安机关都非常重视，两地案件都在省厅挂了号，为省厅挂牌的督办案件。两地案件越走越近，两地公安人员已在成都会师。并案已成为必然。
为协调两地关系，推进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省厅侦察局在黄建华副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有省厅侦察局、宜宾市公安局、泸州市公安局三家参加的工作会议。
泸州的孙仲文、叶浩两位副支队长已在成都，省厅通知泸州刑警支队支队长王定全来成都开会，同时通知宜宾市局刑警支队郑易支队长、翠屏分局程忠实副局长、刑警大队杨光大队长来省厅参加工作会议。
会上，两地分别汇报了案情和侦察工作进展情况。此时，涉黑团伙头目隋文昌大出殡的消息已传到成都。省厅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宜宾公安局要以“3.25”案及“3.31”大出殡为突破口，加大打击力度，全力追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会议研究了两地案件的并案问题。
省厅认为，宜宾、泸州两地发生的案件，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泸州“3.27”案件，可以判定为宜宾两案的继发案件——汤泉为了掩盖其罪行，杀人灭口。两地案件，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为，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宜宾，被害人也均在宜宾。因此，省厅侦察局决定，两地三案并案侦察。省厅在充分肯定泸州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本着对侦察工作有利的原则，确定了案件的管辖范围。省厅决定两地案件总称为“3.25”系列案件，案件由宜宾市公安局主办，泸州公安局协办，省厅督办。
泸州方面尊重省厅的决定，将“3.27”案前期形成的有关材料全部移交给宜宾警方；把在成都抓获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带回；把侦察工作中提取的犯罪证据材料移交给宜宾警方。
工作会议上，省厅侦察局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全力追捕纪晓华。
二、对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要加强审讯，尽快固定证据。
三、规定了此案的纪律：凡是已经采取拘留以上措施的人员，变更措施要经省厅批准。
四、专案队伍要精干，专案组成员要认真审查，凡与犯罪团伙成员关系不清的人员，应当回避。
五、厅侦察局成立专门班子。侦察局为黄建华副局长，侦察处为庞雪明副处长，大案科为侦察员王强，三人间实行垂直领导，单线指挥，不与任何人发生横向联系。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三点，第一，决定并案，捋清了案件的管辖范围，便于统一指挥；第二，确定了单线垂直领导的工作模式，规定了保密纪律；第三，把改变拘留以上措施的权力收归省厅，这一方面加强省侦察局的监督力度，同时也是为基层公安机关撑腰，是减少干扰的一项有效措施。
此三条，在后来的侦察实践中，对案件的侦破，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突审“四大金刚”
泸州刑警支队在省厅九处和刑侦局的大力支持下，一举在成都珠江宾馆抓获于志军、王刚、李山、史某某等四人，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并连夜进行了突审。
4月1日，省厅联席会议后，泸州警方把已抓捕的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宜宾市局派分局李玉文中队和巡警一大队，用专车把犯罪嫌疑人押回宜宾。为防止串供，仍采取了分散羁押的办法。汤泉仍关押在屏山县看守所，于志军、李山押在宜宾县看守所，王刚送到在南溪县看守所。隋文昌的姘妇孙玲玲，转移到宜宾县看守所女号看押。
宜宾警方接手后，审讯工作的力度加强了。
于志军的审问由宜宾刑警支队的何大军承担。
于志军，29岁，工人家庭出身，母亡故。1998年春曾在象鼻镇打架伤人，赔偿医药费一万元。同年10月，在宜宾市安阜镇与张伟一起，在斗殴中将李昌华打死。于志军前期为隋文昌团伙的重要成员，1999年后，投靠黄毛毛，又成为黄毛毛团伙的重要成员。
据于志军交代，他与陈剑洪、宋某、王刚、纪晓华准备一起上北京，订好22日的机票后，纪晓华因故未走。于志军因赌账未收上来，也滞留在宜宾。
3月23日，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的赌场里看见纪晓华，问起上北京之事，纪晓华并未露真情。
3月24日，于志军打电话给陈剑洪，陈剑洪等人正在北京天坛公园游玩。
3月30日，陈剑洪给于志军打电话，告诉说，他们已回到成都。于志军马上告诉他：“宜宾现在很乱，文昌死后，公安局到处抓人，宜宾不能回来，我和李山马上就走。”陈剑洪说：“等你过来再和我联系，我们在成都见面。”
宋某因携带的路费已经花光，委托于志军过来时为他带些费用。
因此，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打电话给宋某的女友蝴蝶，蝴蝶拿一万元交给于志军。于志军也向自己的女友的母亲借款二万元，自筹二万元，作为此次“旅游”的费用，把钱装在一只密码箱内。
密码箱里还有一串汽车钥匙，钥匙是汤泉的。3月27日汤泉到公安局“自首”前，就把兰鸟车交给于志军保管。这几日，于志军开着兰鸟车，在宜宾市里风光了几天。
30日晚上10点，于志军和李山在宜宾叙府宾馆门前花 900元包了辆桑塔纳轿车，开到成都。下高速公路时，他和陈剑洪联系上。当时陈剑洪在成都的“零点酒吧”唱歌、喝啤酒。陈剑洪叫他们过去。于志军说：“我们带着行李，过去不方便。”问清他们住在珠峰宾馆，就先到宾馆，用李山的假士兵证登记了房间。这个假士兵证和纪晓华的证件一样，均为假军人阎学礼的“作品”。
于志军并不知道隋文昌被杀内幕，他是交叉人物，与黄毛毛与隋文昌，关系都不浅。
于志军在宜宾也算个人物，是位终日泡赌场的“大耍”。于志军认识的五行八座闲杂人物极多，干娘、干姐、大师兄、小师妹一大群，数不胜数。他手下养着四五个小弟，经常在赌场里豪赌，同时放水，收水钱，追水账。
何琦就是于志军的小弟，另一个小弟叫娃娃。何琦被纪晓华杀害前，经常和娃娃在一起。
于志军近日赌事不畅，在红珊瑚茶房赌钱，他做庄输掉二十四万。接下来由夜明珠茶楼老板坐庄，他押闲又输掉十余万。转天与象鼻镇一位老板连手坐庄，结果更惨，两人输掉近七十万，每人三十几万。后来另一位姓周的老板坐庄，他扳回十五万。晚上，他和女友一起去地平线茶楼小耍，赢回四万。前后平账，这几日一共输掉四十二万，其中欠水债二十七万。
于志军说，他离开宜宾也是为了躲水债，时间拖久了，再来再去讲清，只还本钱。其实这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得到消息——有人告诉他，由于隋文昌被杀，公安局要把宜宾所有有底案的人全抓起来。于志军负有命案，曾与张伟一起，把李昌华打死。此外，他受黄毛毛之命，骑摩托车追杀七鼓眼，是重要杀手之一。得此消息，立刻筹款外逃……
王刚，26岁，他原与于志军在同一家工厂上班，是师兄师弟。离职后，于志军介绍王刚到隋文昌在长宁县开的赌场，帮隋文昌看场子，每月拿薪水和奖金。那时，隋文昌对他很器重，没钱花便可以找昌哥要。后来，于志军盘下一家卡拉ＯＫ厅，请王刚过去帮忙。这边生意一忙抽不出身，王刚也就没时间去给文昌做事。但隋文昌怀念旧情，时常喊人到他们的ＯＫ厅来消费，关照他们的生意。
据王刚说，他与隋文昌关系走淡，是为了一件他所“看不起”的小事。他有个朋友，叫小狐狸。一次，隋文昌喝多了酒，在迪吧里看中小狐狸的女友，非要霸占人家。小狐狸很憋气，把自己灌醉之后，提刀要去杀文昌，被王刚死死按住。虽然如此，王刚认为文昌这件事做得过了分，以后渐渐不愿再与他往来。
这是情结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于志军倒向了黄毛毛。他与于志军交情很铁，他自然也会跟着于志军，倒向黄毛毛的。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原本是王刚的小弟的小狐狸，与隋文昌闹了场“大不敬”的矛盾，后来却跟定了昌哥。而原来跟着昌哥的瓶瓶，却脱离了隋文昌，跟上了王刚。王刚为他买手机，当作自己的小弟养了起来。
王刚也参与了黄毛毛布置的对七鼓眼的追杀，第二次，他把手下的瓶瓶介绍过去。
王刚3月22日和陈剑洪、宋某一起飞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饭店。他们在北京住了八天，长城、故宫等旅游景点转了一遭，晚上到阳光夜总会消费，泡小姐。外出游玩也把小姐带在身边，好好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了一番。
3月29日回到成都，陈剑洪和纪晓华联系上，大家一起住进珠峰宾馆。见到纪晓华之后，陈剑洪、王刚等人才知道出去这几日，宜宾已发生诸多事情。
陈剑洪又打电话与于志军联络，摸摸“家里”的形势。果然，于志军说：“不要回宜宾，宜宾现在乱得很，公安局到处抓人。”陈剑洪等人当即决定，在成都等候他们过来。大家见见面，把资金备足，继续在外地漂游。
3月30日，陈剑洪、纪晓华、王刚、宋某四人晚上出去，在“零点迪吧”唱歌，喝啤酒，吃串串香消谴。
午夜之后，于志军等人抵达成都，给陈剑洪打通电话。宋某先过去，帮于志军他们登记了房间。又返回来，在迪吧玩到凌晨。大抵是商量这次“旅游”的目的地。于志军想去北京，陈剑洪诸人因刚从北京返回，欲去广州，没最后拿定主意。天将明时，几人回到珠峰宾馆睡觉。
此时，泸州警方获悉纪晓华曾在Ｗ家落脚，并未查到珠峰宾馆。
3月31日，临近中午，大家陆续起床。先到八宝街去吃牛肉面，接着又到人民商场转了一圈，于志军买了些用品。这期间陈剑洪接到一个电话。回到宾馆，他和纪晓华突然决定先走。
纪晓华对于志军说：“你们不是带了几万块钱吗，借我一万，我和剑洪有事，先走一步。”
李山问：“你们去哪里？”
纪晓华说：“你不要管，我们去办件事情。”
于志军便从他的密码箱里拿出一万块钱，交给纪晓华。纪晓华和陈剑洪两人整理好行李，下午三点离开宾馆。
不好判断二人提前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据于志军、王刚、李彬交代，二人的决定十分突然，他们也觉得事情蹊跷。不过，按行里的规矩，“出去做事”，是谁也不好多问什么的。
纪晓华、陈剑洪走后，李山觉得减少一万元经费有些紧张，便打电话给留在宜宾的史某某。史某当天晚上赶到成都珠峰宾馆，给他们把钱送过来。
李山32岁，曾因抢劫罪被判刑四年。他比于志军、王刚都要大些，但地位没有他们高。他平日也在赌场里耍。因年龄关系，自认为与隋文昌、黄毛毛都有交情。李山身有积案。1999年，他帮一“朋友”讨要债务，索回一批白酒。他委托另一“朋友”大蚊子贩给重庆一酒贩子。但货款始终没付。李山怀疑大蚊子做扣，把他酒钱黑下了。几经交涉，大蚊子百般抵赖，反称那批酒是假酒，被工商没收。李山激愤之中找到狱友赵强，带了几名弟兄找到大蚊子的家，把大蚊子、小蚊子一顿乱刀，统统砍伤。大蚊子第二天报案，李山此案并未了结。
史某某参与的事情较少，他到成都，主要是应李山之约，为他送钱来的。
第一追捕小组由渝抵粤
省厅决定泸州案与宜宾案并案侦察，宜宾市局郑易支队长返回宜宾后立即把省厅会议精神向主持此案侦察工作的陈国富副局长做了汇报。按照省厅要求，第一件大事就是追捕要犯纪晓华。
市局党委和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指派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全国优秀民警季克俭和翠屏区刑警大队侦察员杨静二人前往省厅，领受追捕纪晓华、陈剑洪的任务（当时我们已经获悉，纪晓华和陈剑洪在一起。）
此次追捕工作，严格遵照省厅会议的要求，派出人员要少而精，
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季克俭、杨静接受任务时，并不知道具体工作细节。他们被要求：除接受指挥部直接指挥人员的指令外，与原部门、原领导及任何其他人员均不得发生联系，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工作任务的内容和目的地。对家属只能称出差，不得透露出差地点。到外地之后，不得与任何与任务无关的人员通电话。
实践证明，在打黑，特别是在追捕涉黑团伙成员的过程中，这样的纪律非常必要。这并不会撮伤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不会伤害原单位同事、原单位领导的感情，完全能够被基层和各级领导理解、接受。这样做，除了对办案有利，还有几个好处：一，任务单纯，办案人员易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二、对“无关”的事情，知道得越少，压力就越小，干扰也越小，办案人员没有工作顾虑；三、严格的保密纪律，本身就能刺激办案人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四、避免其他人员“走透消息”，保护我们的队伍，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
季克俭、杨静二人4月2日赶到成都，立刻与省厅专案人员王强取得联系，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纪晓华、陈剑洪的个人资料，包括二人的具体身份、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照片等，以及纪晓华手中持有化名为王勇的某部队的假士兵证等情况。
王强、季克俭等人通过调查获悉，纪晓华、陈剑洪等人，除珠峰宾馆外，在成都还有另一个落脚点——蜀汉宾馆。
4月3日，王强、季克俭、杨静到蜀汉宾馆进行调查，未发现纪晓华、陈剑洪的行踪。
第一追捕小组与宜宾指挥部联系，指挥部在突审于志军等人时获悉，陈剑洪曾有过南下广州的意图。其他情报线索也反映出，二人有可能已经前往广州。结合时间、飞机航班、火车车次等因素综合分析，警方认为，纪晓华二人未坐飞机，很可能于4月1日下午，乘坐火车离开成都，经贵州前往广州。其目的地应是广州。
宜宾指挥部中心组郑易指示，季克俭等人应立即前往广州追捕二犯，并提示他们注意，对方可能持有军用枪支。
4月3日中午，王强、季克俭、省厅九处胡勇三人登机，于下午五点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当晚，王强、季克俭等人便与广东省厅大案处取得联系，通报了案情。省厅派人接待，把他们安置在省厅招待所休息。
4月4日上午，追捕小组向省厅大案处详细汇报了“3.25”系列案件的案情及被追捕人情况。大案处非常重视，立即抽调警力，协助追捕小组，展开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