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3月26日深夜至凌晨，宜宾室翠屏区公安分局大楼内灯火通明。陈国富从火葬场赶回，市局、分局主管刑侦工作的主要领导聚集在会议室，“3.25”专案指挥部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各侦察小组获得的情况逐步汇总上来。
孙玲玲是现场唯一的目击人。她提供了案发的准确时间——3月25日下午5点35分；提供了杀手的确切人数和特征：4人，男性，均蒙面，戴棒球帽，手持枪支。
警方在楼道中提取到案犯在撤离时匆忙丢弃的作头套使用的女式丝袜和李宁牌运动帽。
现场勘查及验尸结果表明，张一兵被猎枪击中胸部死亡，隋文昌所中六枪，其中四枪为“柯尔特”手枪所致，两枪为猎枪霰弹所致。现场发现相应的两种枪弹弹壳。
现场出现过一辆车牌号为川Ｑ13099的红色夏利出租车，为凶手乘坐的车辆。
据孙玲玲提供，隋文昌的这一秘密住所是三天前搬入的，这一地址除了已经死亡的隋文昌、张一兵外，只有她、张镇江、宋亚平和房主四人知道。并提供了事发前这所房间人员来往情况。因下午五点郝四要来看望隋文昌，他可能是知道这一地址的第七人。
宋亚平在二医院看护隋文昌时被警方一网兜住，押到分局接受审查。
宋亚平供述的情况与孙玲玲一致。案发生前，他的确把这个地址告诉过郝四，因隋文昌已允许郝四前去看他。宋亚平对枪手能够准确找到这个秘密地址颇感意外，他推想不出此地址泄露的渠道。
警方核实过商业街修理点，宋亚平在案发前的确在那里等候修理打火机。
说到宜宾几大社会团伙的背景关系和重大矛盾，宋亚平认为，杀害隋文昌，肯定是王辛垣手下人员干的，他们一次不成又杀二次。
持这样看法的不仅宋亚平，社会舆论都是如此。王辛垣团伙的主要成员“3.19”案发之后已在宜宾消失，加重了社会面上对王辛垣团伙的怀疑。袁宝昆派人收集社会面上的反映，反馈的信息均认为这是王辛垣团伙所为。
警方由于有“3.19”案件的工作基础，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已把黄毛毛集团纳入了视野。“3.25”案件发生后，专案指挥部在分析案情时，并未走弯路，直接把怀疑对象指向黄毛毛集团。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3.25”案的作案手法不像王辛垣集团，王辛垣是一个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团伙，聚众殴斗家常便饭，但如此凶残且计划周密地杀人，没有先例。杨光认为，这起案件手法凶悍，更像黄毛毛集团。1999年宜宾发生的一系列案件的作案特征，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两案反映出杀手配备的武器精良，有打霰弹的节筒枪，有连发式猎枪，还出现了美制军用手枪。王辛垣集团的武器，没有这么丰富。而1999年反映出的黄毛毛与林传金火并的一系列案件中，这些武器大都出现过。
第三，王辛垣集团与隋文昌集团的矛盾冲突已趋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王辛垣杀害隋文昌只能引火烧身，招来警方的打击。王辛垣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
第四，“3.19”案件发生后，王辛垣迫于社会压力，已经逃往外地。这次隋文昌被杀，王辛垣得到消息，立刻托中间人找到公安机关，声明隋文昌不是他派人杀的，并透露其淡出江湖的想法。从逻辑上推理，王辛垣有可信之处。
第五，隋文昌、黄毛毛是宜宾势力最大的两个团伙，他们间具备相互火并的基本条件。这一点，警方在 3月23日会议上已做过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指挥部明确规定了侦察的主攻方向，这就是：以现场提供的线索为依据，以黄毛毛与隋文昌两大团伙的矛盾冲突为背景，深入调查黄毛毛集团与“3.19”、“3.25”两案的关系，寻找杀手及幕后指挥人。
针对宜宾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为王辛垣是杀害隋文昌凶手的这一情况，指挥部确定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侦察策略，在社会上广泛施放空气，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追捕王辛垣，制造假象，麻痹真正的凶手，为我们的侦察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翠屏区刑警大队四中队，加强社会面上的控制工作的同时，在大范围内进行布置，加强对王辛垣团伙的打击力度。公安上层人员，凡在公开场合，一律宣称“3.25”隋文昌被杀一案，是王辛垣团伙所为，口径一致。袁宝昆率领侦察员，清剿了几处王辛垣的窝点，做出姿态。这都给社会上留下同一个感觉：警方的侦察方向十分清晰，打击对象就是王辛垣。
与此同时，由陈国富、于秀、郑易、程忠实、杨光、任春风组成的指挥部中心组，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组织精干队伍，围绕“3.25”案现场反映的线索，有步骤地深入开展了侦察工作。
出租车之谜
3月26日凌晨，指挥部碰情况时反映出，现场出现过一辆红色夏利车。
警方在现场走访群众80多人，综合起来反映出的过程是这样的：
5点30分，一两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四个人，他们提着包，走到宿舍楼前。其中一人先走进楼洞，返回后几人一起走进去。门卫曾询问，前面人称：住在楼上。其余人称：与他是一起的。门卫放行。四人上楼后，又有母女二人上楼。此后三四分钟，听到连续枪声。紧接着四人先后跑出，钻进路边的出租车。出租车启动，开走。
整个过程大约有六七分钟。
多名目击群众记下了出租车牌照号，从不同渠道反映给警方。出租车牌照号为“川Ｑ13099”，目击群众的证词完全一致。
目击群众证实，出租车停下时，车上人员（四人）全部下车，车内没留司机。
25日晚，翠屏区刑警大队侦察员已对牌照号为 川Ｑ13099的出租车进行了调查。查出车主姓谷，名叫谷明。
当晚12点，司机谷明被传唤到刑警大队。
担任问讯工作的是翠屏区刑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肖海峰和侦察员温海。
谷明交代说： “3月25日下午，我在街上跑出租，有四个人上了我的车，在街上转了两圈，要去南岸。我拉他们到六中附近，他们下车，给我 100块钱，说他们要去办点事情，要我在路边上等侯。时候不大，他们回来，我拉着他们离开。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出了事情……”
肖海峰不动声色，反复砸实有关细节。
很显然谷明在讲假话，他在细节上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停车地点不对，时间说不清楚，群众反映车上只有四个人，他却交代他拉了四名乘客。群众反映，车上没见司机，他却说，他始终坐在车上。
从谷明编织的谎话中，肖队长得到两个基本判断：一，谷明不是案犯；二，他知道一些内情。因此，他采取正面疏导的办法，从午夜一直谈到26日早上九时。问讯虽然没有突破，但谷明已不能自圆其说了。肖海峰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中断了问讯。果然，到了下午一点，谷明主动提出，他要单独面见肖队长。
肖海峰把谷明带到办公室，谷明交代说：“三月十几号的时候，具体日子记不大清了，我大姐的男朋友汤泉对我说，他有个朋友要用我的车，每天付租金500元，用多长时间，到时候跟我结账。我同意了，这辆车他们就拿过去用了。到了昨天晚上八点多钟，汤泉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车子放在冠英街，要我自己开回来。我过去找到我的车，把车开回了我家。”
肖海峰问：“你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讲实话？”
谷明支吾，不做回答。换个方式再问，仍不回答。
因出租车涉及到汤泉，这是一条令人兴奋的线索，肖海峰和温海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杨光大队长做了汇报，杨光立刻汇报给指挥部。
汤泉是什么人物，杨光心里清楚，他是黄毛毛集团的军师，是二把手。汤泉有犯罪前科，他原是唐昌明、李兵团伙外围人员，与警方多次打过交道。
出租车牵扯出汤泉，与警方的整体判断相一致，只是线索来得太快了些，基于杨光大队长与黄毛毛团伙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肯定要给你制造麻烦——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教训：要么，警方得不到信息；要么，你得到信息时人已经找不见了。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依照指挥部的指示，杨光立刻做出布置，在严密封琐消息的情况下，通过内线寻找汤泉。果然，汤泉已经失踪，在他经常活动的场所里已经找不见他。
然而， 3月27日上午，出乎警方意料，汤泉突然冒头了。
他先打电话给肖海峰，问：“我听说公安局找我，有什么事情？”
肖海峰说：“我们要核实点情况，你到公安局来一下。”
然后，汤泉又给杨光大队长打电话，说：“那辆出租车的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车子跟我没有关系。”
杨光说：“有没有关系，你到公安局来讲清楚。”
本来警方是在试探，汤泉也在试探。警方不了解汤泉躲在哪里，汤泉似乎在摸警方的态度。
杨光立刻把这一信息汇报到专案指挥部。鉴于我们采用“明修栈道”的侦察策略，指挥部认为，汤泉有可能与警方接触，我们应做好“接待”的准备。
然而，汤泉表现出的“主动性”还是超乎警方的预料。
下午一点，汤泉大摇大摆地走进分局刑警大队的办公楼，竟然主动来“自首”了。
杨光决定，先由肖海峰中队长和他单独交锋。
汤泉个头不高，方脸盘，大眼睛，长得较胖，大腹便便的样子。说话语调平稳，总能显出几分真诚。他对肖海峰说：“3月12日，有个叫何二娃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做生意，找我借车子用。我有辆白色兰鸟车，没答应借给他。我说，我的女朋友家有辆夏利出租车，二娃你要用可以拿过去。后来两下里讲好，每天租金500元，用过之后再结账。何二娃就把车子开走了。到了8月25日晚上，何琦打电话给我，说车子用完了，放在了冠英街。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小舅子谷明，让他把车开了回去。”
表面上看，汤泉所说，与谷明后来所讲的情况，大致相符。
肖海峰问：“就这些吗？”
汤泉说，“就这些。我听谷明的母亲说，你们把谷明叫过来，一晚上都没让他回去。他母亲抱怨我，一再追问，把车子借给了什么人，要我过来把事情讲清楚。正好我听说你们要找我，我就过来把事情解释一下。”
说完，汤泉站了起来，对肖海峰说：“我下午还有个事情要办，约好了见银行经理，谈贷款的事情……肖队长您没别的事情，我就回去了。”
肖海峰说：“你不是还想见见杨光队长吗，他要你等他一下。”
他立刻把问讯情况向杨光做了汇报。
该杨光大队长出面了。杨光早已想到，汤泉敢来，肯定把背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不过——他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让他走掉。放回去，再想找他就难了。一有风吹草动，他肯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在杨光的大队长办公室见了面。
杨光给他倒了杯水，说：“坐。”然后问：“我们为啥子找你，你晓得吗？”
汤泉说：“我晓得的，为了车子的事情。”
杨光望他一眼，提高些嗓音问：“只是车子的事情吗？”
汤泉停了一下，说：“文昌被杀了，那个车是我舅子的。这事情就有点绞乱了头。所以我要过来说清楚。那个车子，不是我舅子开的，也不是我用的，是一个叫何二娃的人，借过去的。这个情况，我跟肖队长都讲清楚了，你们可以调查。何二娃把车借走七八天，讲好的租金都没收起，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杨光问：“何二娃是哪一个？”
汤泉说：“在茶馆里边认识的，常见面，名字不晓得。”
杨光拿出一堆照片，叫汤泉辨认——照片便是二医院大清查的成果。杨光说：“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你说的那个何二娃？”
汤泉看了一阵，把何琦的照片挑出来，说：“就是这个人。”
他这么痛快就把何琦指认出来，杨光心里就有些冒凉气——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何琦恐怕是找不到了。要么，他已经外逃，要么，他已经被他们灭了口。不然，汤泉不会这样有持无恐。
汤泉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要回去了。”
杨光说：“这不可以。你也知道，这个夏利出租车，与隋文昌被杀的案子有关。事情没弄清楚前，我不能放你走。”
汤泉问大眼睛一翻一翻的：“为啥子哟？我可是主动过来，向你们说明情况的。”
杨光说：“你讲是讲了，可我们总要核实一下，你讲的是不是真话嘛。”
汤泉叫板说：“我这个人，你了解，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杨光说：“我这个人，你也了解，从你上学时偷子弹那次算起，我们打了有十几年交道了吧？你想一想，在我没弄清楚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之前，我会不会放你回去？”
汤泉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早做好了准备。
肖海峰开办手续，送汤泉去看守所。汤泉的传呼机、手机均没带在身上，只带了不多的现金，那是在看守所用得着的——他有备而来，已经做好回不去的充分打算。
寻找何琦
3月25日夜里，公安局对二医院现场围观人员进行大清查时，何琦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是50名被审查人员之一。负责问讯他的是任春风副大队长。
任春风在询问了有关情况，拍下他的正侧面照片之后，要求他24小时开机，随时听候警方的传唤。
出租车——谷明——汤泉——何琦，这条线索的步步推进，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宜宾警方在打击涉黑团伙的斗争中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重要线索只有指挥部中心组和具体办案人员清楚，在工作上实行垂直领导，为此，他们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在“3.25”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保密纪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各级领导和侦察员誉为侦察工作的生命线。这在后面的工作中表现得很为鲜明。
会议室里的气氛是紧张的。
任春风在拨何琦的电话号码——他已经拨了几遍，正像指挥部担心的那样，何琦的手机打不通——他关机了。
一般情况下，在警方、特别是刑警队副大队长要求开机的情况下，何琦这一级别的人物，是不敢公然违拗公安局的指示的，他不会找这个麻烦。
情况仍是那两种：要么，何琦已经逃匿；要么，何琦已被杀害。
何琦是解开出租车之谜的钥匙，也是推进全案侦破的一个关键环节。汤泉能来投案，把何琦的线索明明白白送到警察面前，你再想痛快地找到何琦，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指挥部所有人心里都憋着把火，一个共同的感觉是——汤泉在跟警方玩游戏。可明明知道他开的是一张空药方，警方却不得不按他的方子去抓药。
翠屏区刑警大队把工作布置了下去，各中队把网撒了下去：各种线索的网络都张开着，全力寻找何琦。
下午三点，一个消息传到指挥部，南岸派出所接到报案，南岸城乡结合部有一个叫凤凰溪的地方，发现一颗砍下的人头，男性。
指挥部人员吃惊不小，程忠实、杨光、任春风立刻驱车赶往凤凰溪现场。
南岸派出所所长已在现场等候他们。
发现人头的地方是一个准备填起来的泥塘，人头被塑料袋包裹着，是被人无意中发现的。
见到人头，大家才松了口气，因该人头已经腐败，辩不清面孔，从死亡时间上看，不会是何琦。这是另一起杀人碎尸案。
该案当天就被破获，刑警大队在南岸派出所的配合下，很快查清，杀人者是一对夫妇，作案后潜逃。公安人员从他家屋顶上的花草间，找到了肢解的尸体。
到了晚上，几条线上的信息都反馈回来，情况基本相同——3月26日中午，有人看见何琦在西街宜宾大酒店里玩牌，下午以后，没人再见过他。
3月29日，何琦没有任何消息。
3月30日，何琦仍没消息。
这一天，肖海峰、温海奉命到看守所提审汤泉。
汤泉泰然自若，在看守所里吃得香，睡得着，与肖海峰谈话时，表现得十分轻松。
肖海峰问：“你平时跟何琦的关系怎样？”
汤泉说：“平时接触不多，关系并不太好。”
肖海峰问：“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要借车给他。”
汤泉说：“有钱赚啊？这事为我舅子，价钱合适谁也会干。”
肖海峰似在有意无意之间问：“社会上的人反映，杀隋文昌是你干的，有这回事吗？”
汤泉大眼睛眨了眨说：“那件事跟我没关系，我绝对没干。”
肖海峰严肃地说：“你在这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汤泉拍拍胸脯说：“我绝对负责任。”
这次提讯，没有可切入的话题，杨光的意思也是让肖海峰泛泛地谈一下，用隋文昌的事刺激刺激他，看他有什么反应。
给肖海峰的感觉：第一，他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对这几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第二，他在看守所里呆得自在，精神上很放松，并没有后顾之忧。
肖海峰向指挥部汇报提审情况，说：“汤泉在看守所里太舒服了，给人的感觉像住娘家一样。我建议给他换一下看押地点，一方面，可以割断他与社会上的联系，第二，也煞煞他的嚣张气焰。”
杨光也正在琢磨这事，马上说：“好啊，我们把他送到屏山去，给他加加压，不然他是不愿意好好考虑问题的。”
指挥部决定，把汤泉转移到宜宾市最边远、条件最艰苦的屏山县监狱。宜宾刑警支队立刻与屏山县取得联系，白天还得意洋洋的汤泉，晚上就受到了“惩罚”，连夜被押解出宜宾城。
传讯宋亚平，收缴六四枪
指挥部在沿着出租车线索步步深入的同时，并未忘记加强对隋文昌团伙几其他团伙人员的社会控制工作。
“3.25”现场群众反映，在警方赶到之前，人们向救护车上抬隋文昌时，有一把六四式手枪掉在了地上。
现场勘查报告称，警方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在隋文昌的床头，发现两枚六四式手枪子弹。这也证明隋文昌持有枪支。但这只六四枪并没收缴上来。
陈国富副局长对这支军用手枪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必须把枪找到，避免发生新的暴力冲突。
杨光大队长责成袁宝昆中队长负责此事。袁宝昆通过关系，寻找隋文昌团伙的二号人物宋亚平。告诉他：警方已掌握隋文昌有一支六四式手枪，警方有确凿证据证实，这条枪曾在隋文昌被杀现场出现过。警方希望宋亚平能够合作，协助警方尽快找到这支六四枪。
第二天，袁宝昆传出的信息收到回音，宋亚平通过中间人捎过话来，他愿意说明这个情况。
袁宝昆向中间人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不久，他接到宋亚平的电话。
宋亚平说：“袁队长，我接到你的通知，在下边做了些了解，的确有这么回事，隋文昌有一只自卫手枪。我已经按照公安局的要求，把枪追了回来。袁队长你看，我是以什么方式，把这只手枪交给你们为好？”
袁宝昆：“你到公安局来一下嘛。”
宋亚平说：“这不行。现在，文昌的事还没个眉目，我不能到公安局去。别人问起，也说不清楚。”
袁宝昆说：“你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宋亚平说：“袁队长，我这样讲你应该明白，现在形势紧张，我去公安局，对我有危险。”
袁宝昆不再强调，问他：“你不来公安局，枪支怎么交？”
宋亚平说：“我信任袁队长，我只希望和你一个人打交道。”
袁宝昆说：“你说怎么办吧？”
宋亚平说：“下午，我在金沙江码头等你，你一个人来，我们是君子协定，你要保证，不找我的麻烦。”
袁宝昆同意了他的要求。
放下电话，袁宝昆把情况报告给杨光大队长。杨光大队长慎重考虑过，认为隋文昌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的人小心谨慎，不愿把事情闹大，可以理解。为了防止万一，他要袁宝昆带两名侦察员，暗中做接应。
下午四点，袁宝昆依照宋亚平的约定，只身出现在金沙江码头。
一同前来的侦察员陈虎、余海风在附近隐蔽下来。
时间滴答过去，宋亚平并没有出现。
袁宝昆一边看表，一边注意观察周围。周围并无异常。他已向陈虎他们交代好，没有他的信号他们不要出现。以免给宋亚平留下口实。
过了将近半小时，袁宝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准备离开。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来电话的正是宋亚平，他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啊袁队长，我早就到了，我并没违约……不过我要弄清楚，袁队长是不是也遵守了我俩的协定，现在我相信了，请袁队长向左边走，我在巷子口上等您。”
袁宝昆向左边看了看，宋亚平果然在巷子口上站着。
原来，宋亚平担心被抓，在预定时间并没有出现，而是躲在一边暗中观察，他确信袁宝昆没带刑警队员，才给袁宝昆打了这个电话。
缴枪的过程十分顺利，谁也没多说什么。
采用这种秘密接头的方式收缴武器，并不常见，但在几大团伙火并的特殊的背景下，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数天之后，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谁是犹大
在“3.25”专案指挥部的领导下，宜宾刑警在全力寻找何琦的同时，加强了对孙玲玲的审讯力度。
为了严格保密，同时也为了确保孙玲玲的人身安全，审讯工作在军区招待所秘密进行。
据孙玲玲介绍，隋文昌在第一次遭枪击后，精神上十分紧张，一扫平日的骄横和霸气。在二医院做完手术，立刻躲进南岸凤凰小区。在这期间，社会上看望隋文昌的人很多，一般通过二弟宋亚平安排。警方约见隋文昌之后，他感到凤凰小区不安全，通过张镇江的朋友蒋三哥，于3月22日转移到现地址。隋文昌此次转移极为秘密。他已经预感到，杀手对他不会罢休，这个意思他多次向孙玲玲谈起过。
搬到城监所宿舍大楼之后，他与孙玲玲、张一兵均不出门，吃饭由外边送到门口，送饭人也不准进屋。
知道他这个住址的只有七人，他们是：隋文昌本人，孙玲玲，保镖张一兵，二弟宋亚平，以及张镇江和蒋三哥，郝四也应该知道这个地址。
杀手能在三天之内，准确摸到隋文昌的秘密住所，从容地做好准备，把隋文昌枪杀在卧室中，没有内线人员做接应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判断，在3月26日凌晨，指挥部中心组的案情分析会上已经提出来，以后随着案情的深入，不断得到印证。
指挥部中心组认为，从条件上分析，除了隋文昌本人，其余六人均不能排除充当内奸的可能性。
其中，蒋三哥和张镇江的可能性最小。他们与隋文昌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与隋文昌是朋友关系，本身不是隋文昌团伙成员，“3.25”案件发生后，没有异常表现，基本上可以排除。
张一兵虽被杀害，他仍然是第一位嫌疑对象。首先，保镖由于其地位所决定，是最容易买通的人员。许多著名的暗杀事件，比如印度前总理班德拉·奈克夫人便是被自己的两名保镖杀害的。其次，据警方目前掌握，张一兵跟随隋文昌的时间不长，背景不清，这是隋文昌用人的特点所致。第三，张一兵有与外界联络的条件，他的手机和孙玲玲的手机被隋文昌指定为对外联系的两部通讯工具。至于他的死，也比较容易得到解释——如果他是唯一的知情者，杀手在实施暗杀方案时，为灭口先把他除掉，这在逻辑上完全能够解释得通。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张一兵极其周边关系的侦察工作。
孙玲玲是隋文昌的小姘，但她与隋文昌仅同居半年。应该说，她是杀手可以利用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什么室内三人仅她一个保全了性命？这就很费解释。她同样有着对外联络的便利。倘若她被收买，她只需做两件事，第一，提供隋文昌现在的藏身地点；第二，说明室内有几个人。别的，都不用她再去操心，对方就能把一切安排妥当。
宋亚平，虽然他是隋文昌的二弟，深得隋文昌的信任，隋文昌的治疗、安全都由他一手安排，但同时，他也最有条件把这一切出卖给杀手，讨一个好价钱的人。宋亚平天天都要过来看望隋文昌，同时他又天天都在外边活动。倘若他被收买，对隋文昌最为危险。他完全有条件行走于隋文昌与杀手之间，这边把隋文昌安排得天衣无缝，那边再安排杀手在无缝的天衣里边把隋文昌除掉。
郝四，他在几人中最晚一个得到隋文昌的住址。这两天他受隋文昌派遣外出办事。但是，杀手正是打着郝四的旗号，才畅通无阻地进入房间，从容地杀害隋文昌和其保镖张一兵的，这一点无法解释。
当然，反过来推理，他们又谁都不可能是告密者。
张一兵对隋文昌忠心耿耿，孙玲玲深受隋文昌垂爱，宋亚平是隋文昌的贴心知己，重大事情隋文昌都要听他的意见，郝四是他的信徒——隋文昌与他们无仇无怨，隋文昌之死，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处，他们又为什么要勾结杀手，暗害隋文昌呢？
然而，社会之复杂，人心之叵测，或许在隋文昌这样“黑吃黑”的团伙里都不好推测。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是无法用“常规常理”来诠释的。
从隋文昌被杀的现场情况分析，六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内奸。
——寻找出这个内奸，是警方破解此案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那么，谁是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