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有步骤地、大规模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认真全面地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把在“**”中受到严重扰乱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恢复高考制度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当时的学人一定还记得,1977年那个漫长的夏季,那个恢复高考的历史举动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1952 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
从1952 年一直到“**”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这种办法基本上符合当时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录取的学生政治、学业质量都是比较好的,为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开始不久,1966 年6 月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并宣布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 天后,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提出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里去”。7月24 日,又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从该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事实上,因各地忙于进行“**”,均未进行招生工作。
从此,高校停止了招生。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大量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直到1972 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达6 年之久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1973年,刚试行了一年的文化考试因“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又被取消,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到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 年,但“**”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
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教育界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 年5 月24 日,邓小平在与王震等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
6 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当时高教领域笼罩着两片阴云:一是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人才的“七二一道路”。二是“两个估计”,即在1966 年“**”开始以前的十七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严重的是,在人们心头还横亘着一座大山,即“两个凡是”。
因此,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高校招生面临着两难境地:否定“七二一道路”,要承担复辟17 年资产阶级统治、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政治风险;如果照“七二一道路”走下去,千百万优秀人才就还将被关在大学的校门外,千百万优秀的“老三届”必将错过上大学的最后一次机会。虽然,这次会议在落实1972 年周恩来总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指示上有所进展,但是,在“两个凡是”的笼罩下,仍然未能突破不合理的招生规定。显然,单靠教育部门是难以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的。
7 月,在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中,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位几经起落的73 岁的革命家又一次复出了。
上任伊始,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7 月29 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 月1 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
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学校的重点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 月4 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日,邓小平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教育质量很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该称作“清华小学”、“清华中学”。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强烈地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这些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 月12 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当时曾有一首打油诗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渴望“解放”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 门紧闭吹不开。”9 月6 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 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 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
“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9·19 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历时38 天的1977 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9 月30 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 月3 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 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 月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 月12 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10 月21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 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甚至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一个能使人激动、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泪的历史机遇。这一年的冬天,570 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 年之久的考场。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援3 万人。1978 年,610 万人报考,录取40援2 万人。1977级学生于1978 年春天入学,1978 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相隔半年。据记载,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1977 级考生的急需考卷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历史的“轮回”终于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转折。
二、平反冤假错案
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平反“**”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
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工作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了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为有“共和国第一冤案”之称的刘少奇案件的平反。
“**”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1968 年10月,在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1969 年11 月,刘少奇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要求对刘少奇的案件进行复查。在1978 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不少同志对刘少奇一案提出疑问。他们说,“**”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江青搞的刘少奇的专案,很多都是国民党旧军官写的证明,是靠对犯人“逼、供、信”的办法搞出来的材料,怎么能相信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步伐加快了。中共中央于1979 年2 月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针对1968 年10 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的各项“罪状”,复查人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审查结果表明,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
1980 年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做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纠正了这一“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1979 年11 月3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指出:在“文革”中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 万左右。这部分材料大部分无限上纲,诬蔑不实。
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清理,把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全部销毁。1980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到底的几点意见》,要求对于应结论尚未结论、应复查尚未复查的案件,抓紧复查作出结论。1981 年2 月19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再次发出《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必须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继续解放思想,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具体要求。
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 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 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 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 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三、主持起草《决议》科学准确评价毛泽东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子进一步加快了。党内外要求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总结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就是要拨“**”之乱,就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只有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我们党才能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此,对建国三十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来了。
揭批“四人帮”,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不可避免地触及如何评价“**”和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西方的一些舆论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
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
1977 年4 月,“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即致信党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1977 年7 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在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有一个讲话,他在第三部分中论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准确”这一提法的含义。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 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的。
1978 年5 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有人认为这是“砍旗”,邓小平说话了。他在6 月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同志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党公开地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外国记者谈话,特别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他在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他同时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在会上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他提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97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 周年。党中央于6 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 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 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对“**”
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一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 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进行了修改,9 月1 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3 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 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 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邓小平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小平同志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就讲够了。
9 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 月29 日,在建国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的错误。他强调说,发动“**”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 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 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
的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1 月,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中央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来指导这项工作。到1981 到6 月,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改历时两年,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的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这期间,他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过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
1980 年3 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 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最后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
邓小平要求“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根据邓小平的总的指导思想,起草小组很快将修改后的提纲又拿给邓小平看。
4 月1 日,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了对修改后的提纲的意见:建国后17 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邓小平还对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 年一段,“**”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6 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于6 月27 日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
1957 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
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致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7 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 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 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大约进行了20天。
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太正确的意见。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 《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
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
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必须予以澄清。
10 月25 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认为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讨论过程中,有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邓小平认为,看来,这段势必要写。决议起草小组再作大的修改。
3 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到邓小平处汇报了胡乔木对决议稿的一些意见,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邓小平认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前十年,也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他提出,关于“**”这部分,要写得概括。
邓小平还表示赞成胡耀邦关于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
3 月底,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陈云也对决议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先后作了四次讲话。他提出,在讲到关于建国以来的32 年中间的错误时,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 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把毛主席在60 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就更能说服人了。
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可比拟”的。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
陈云关于在决议中增加前28 年历史的回顾的意见,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写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陈云还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
3 月24 日,邓小平专门去看望陈云,这两位老人就决议稿交换了意见。
陈云对决议修改稿又提出了两条宝贵的意见:第一,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 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第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陈云的上述意见,在3 月26 日,很快由邓小平转达给起草小组。同时,邓小平要求,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4 月7 日,邓小平和邓力群谈话,谈了他对“**”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第一,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第二,“**”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决议起草小组根据50 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老同志的意见再修改出一稿,提交5 月1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 多人讨论。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明了在决议起草之初就提出的三条基本方针和要求,以及坚持这三条方针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历史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办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在党的60周年发表。
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大概有好几十条都吸收进去,决议稿又作了很多的修改,从原先的2.8 万字增加到3.2 万字。由政治局通过,提交六中全会讨论。
在中央全会开预备会的同时,还请了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工作的党的一些老干部来讨论决议稿,并且在北京的1000 多名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其中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意见。比如说,原来讲“**”主要讲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在政协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提出来,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个意见后来也被采纳了。
6 月22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讨论一共进行了8 天,又吸收了实质性的意见差不多将近100 条,并且又增加了3000 多字。
邓小平再次谈了他对《决议》稿子的看法,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在决议里面要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这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 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在不久后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说,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6 月27 日至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 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 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在上述组成部分中,贯穿着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认为,党在建国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还因为: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党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二、毛泽东在他的威望达到高峰后,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的发生。
《决议》指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面世,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改革评点】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复出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面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进一步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分清了路线是非和干部的功过,使“**”期间以至以前的各种冤假错案,普遍地得到平反和改正,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面世,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