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实现这一转变,我国的内政外交方针需要作一系列相应的调整。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进行,也需要我们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作为有关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显得更为重要。显然对我国四化建设有利的是和平方式。

在此认识基础上,党中央和邓小平进一步考虑,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和平共处,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使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共同发展。在此理念指引下,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科学构想的提出

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和大陆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邓小平说过:“一国两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构想。具体说,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考虑的。

如何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建国之初我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种是非和平方式,即用战争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

从1950 年开始,一直是准备以武力解决为主,但也争取和平解决。

1955 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并积极准备渡海作战。由于美国侵占台湾与台湾海峡,致使这一进程停了下来。

1956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要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等对国民党去台人员的政策。

1956年6月,周恩来在人大会上作报告,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1958 年,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再次提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958 年10 月,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他说,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 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还表示,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这些思想,后来被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一纲);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四目)。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和平统一而精心绘制了一幅祖国统一的蓝图。

不难看出,和平解决台湾,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对台湾政策的立足点。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和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两岸一度造成严峻对立的形势,统一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实现这一转变,我国的内政外交方针需要作一系列相应的调整。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进行,也需要我们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作为有关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显得更为重要。显然对我国四化建设有利的是和平方式。

在此认识基础上,党中央和邓小平进一步考虑,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和平共处,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使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共同发展。同时,建立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使中国更快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

从外部条件看,当时经过多次谈判,1979 年1 月1 日中美建交,美国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使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集全党智慧,逐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1978 年10 月8 日,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邓小平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

11 月14 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又指出:“在解放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9 年12 月6 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更具体化了:“对台湾,我们的条件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反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通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同一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座谈讨论《告台湾同胞书》。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

1979 年1 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行前他多次会见美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 月2 日,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说,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他提到了1月1 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说:“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合情合理的。”他还表示,我们允许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的贸易、商务、投资等等关系。

1 月8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解释我们的现实态度,这就是台湾同美国保持民间贸易,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人民生活条件不仅不会降低,而且可以提高。随后不久,他又进一步指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自己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在的政策、现行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变。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带着这些创见性的新构想,邓小平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邓小平的访美震动了世界。1月30 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1981 年9 月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为共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以达成有关协议。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就是海外广为称颂的“叶九条”,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982 年1 月11 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同年10 月,他又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

1983 年3 月,一些海外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的讨论会,此举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欢迎。3 个月后,参加人之一、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来到北京。6月26 日,邓小平会见他时说: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他还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讲话发表后,港、澳、台地区反应强烈,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为中共实现祖国统一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由此,祖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1978 年12 月16 日,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 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因此,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1981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中共新任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大陆发表了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提出九条对台方针。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了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宪法,赋予回归和和平统一后的“特别行政区”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 (可) 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一次,李光耀访问北京时,邓小平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李光耀给邓小平及大陆官员介绍台湾的情势,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客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后的现状“可以维持100年”。

从1987 年11 月台湾当局宣布台胞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开始,海峡两岸同胞被隔绝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台湾当局也提出正式结束所谓“戡乱时期”。两岸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得到开展,带动了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

1988 年1 月13 日下午,蒋经国因病逝世。邓小平得知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中共中央领导人立即打电话给台北,对蒋经国先生的去世表示悼念。它打破了国共两党六十多年的隔阂。中共中央的行动赢得了海外人士、侨胞们的普遍赞称。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历史上造成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恩和怨,仇和恨会磨灭的,而骨肉之情是永远存在的。

三、“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源于解决台湾问题,最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

1982 年9 月,北京的金秋时节,气候和景色同样令人心旷神怡。

22日,北京首都机场、天安门广场和钓鱼台国宾馆上空飘扬着中英两国国旗,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西长安街一带挂上了欢迎彩旗。下午1 时20 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微笑着走下飞机舷梯。她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入进行会谈。

同一天也有一架中国专机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降落,走下飞机的也同样是一位“铁腕人物”,他就是从四川视察后回到北京的邓小平。

9 月24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这两位领导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接触,会谈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 年英国再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 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 年6 月30 日期满。

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随着1997 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先是1979 年3 月香港总督麦理浩来中国,后是1982 年4 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目的都是试探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邓小平接见了他们,阐述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也就有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2 年9 月之行。

英国方面选择这个时候来中国谈判香港问题不是没有考虑的。这一年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发生了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靠炮舰,英国取得了胜利。撒切尔夫人是挟马岛战争胜利之余威来中国的,她希望得到的是可以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期统治。她的一张王牌,就是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打出这张王牌。她一再强调: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邓小平针锋相对,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主权问题;1997 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 年的15 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这是中英两国进行谈判的前提。如果中国在1997 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中国政府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

邓小平表示,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原本想在主权问题上做些文章的撒切尔夫人,此时才算真正领教了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得已,“铁娘子”拿出了老牌帝国主义的威胁手段。她说: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冷静地回答:“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 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这段话斩钉截铁,撒切尔夫人无言以对。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 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 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表示不能同意这个前提,但双方可以商量,终于在1984 年9 月18 日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9月26 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

1984 年12 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天,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他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撒切尔夫人由衷地称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并认为这对于解决国家间及国家内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具有示范作用。

1985年5月27 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四、香港回归慰伟人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1997 年6 月30 日午夜至7 月1 目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

6 月30 日23时42 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在中英仪仗队入场后,双方礼号手吹响礼号。23 时46 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主礼台。英国方面同时入场并登上主席台主礼台的有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交大臣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

在仪仗队行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讲话。他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150 多年英国统治之后,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那些把“一国两制”构想变为《中英联合声明》的人致敬,并对那些为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细节而辛勤工作的人们表示敬意。

23时56 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象征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竖立在主席台主礼台前东西两侧的旗杆上。

23 时59 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徐徐降落。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这时,距零点只差几秒,全场一片肃穆。

7 月1 日零点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几千双眼睛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

全场沸腾了,许多人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不停地闪动,记录下这一庄严的历史瞬间。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

零时4 分,江泽民主席走到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前发表讲话。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已在香港庄严升起。此时此刻,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这一庄严宣告在大会堂4000 多位中外嘉宾中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宣告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澳门和台湾,传向世界的四面八方。

1997 年7 月1 日这一天,将作为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五、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赌业仍然可以继续办下去。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

诗人闻一多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歌,充分表达了澳门人民的心声: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 我要回来,母亲!

随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澳门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国政府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英国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从而为澳门问题的解决率先垂范。中英联合公报发表后,邓小平于1984 年10 月3 日和6 日两次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也将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原则。随后,邓小平又提出用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解决澳门回归问题。他说:“澳门问题将来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澳门问题的解决都是离不开‘一国两制’”;“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

1984 年10 月9 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马万祺向邓小平转达了澳门各界人士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草签协议之后,对澳门的前途特别关心。邓小平说道:解决澳门问题也要按照解决香港问题的那些原则去办,例如“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只是你们目前不要着急,因为现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澳门地区的安定与繁荣。邓小平还特别提到:“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赌业仍然可以继续办下去。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

1985 年5 月21 日,葡萄牙总统恩尼斯访华。5 月24 日上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了恩尼斯,两位领导人进行了有趣的精彩对话:邓小平亲切地问道:“你喜欢访华吗?”

恩尼斯笑着回答说:“我很高兴与中国总理举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并且也会见了李先念主席。”

邓小平风趣地问:“你们之间没有吵架吧?”

恩尼斯轻松地答道:“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不过并没有吵架。”

邓小平说:“中葡之间没有矛盾,更没有必要吵架。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 年已经解决。”

恩尼斯也赞同邓小平的看法:“我们认为澳门问题,在1979 年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已经达成了友好协议,而且有了谅解,从根本上已经解决了问题。现在,遗留下来的别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我们葡萄牙方面愿意通过友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访华时看到中国方面也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邓小平点点头:“可以按照中国总理说的办,双方友好地商量,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其实,还是在邓小平与恩尼斯会见之前,中葡两国领导人以及双方就举行了外交部长级会谈,并且已经就澳门问题的解决达成了协议。1985年5 月23 日,中葡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内容如下:“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恩尼斯访华期间,中葡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满意地回顾了1979 年2 月中葡两国建交时达成的谅解和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在处理澳门事务中的良好合作。双方同意于近期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1986 年6 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经过历时9 个月的4轮谈判,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在总的原则上是有共识的,几轮谈判成效显著。第一轮开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用“潮落江平未有风,同舟共济与君同”,以形容这种谈判是伙伴关系的磋商;第二轮谈判周南引用晋代画家顾恺之“倒啖蔗,渐入佳境”的趣话形容会谈的可喜成果;第三轮谈判,周南吟咏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预示会谈将有重大突破。会谈决定在双方政府代表团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中葡协议踏入草签阶段。

谈判中中葡双方处处表现的合拍、默契,使人感到中葡会谈澳门问题果然风平浪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1 月,周南应邀访问葡萄牙。在里斯本总统府,周南与葡萄牙现任总统苏亚雷斯会谈。会谈结束后,周南神色有异,一改往日开朗健谈的表现,闭口不言,急急离开,并以疲倦为由取消了原定的参观访问活动,匆匆回国。行前在机场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要在2000 年之前收回澳门的决心。

原来,是葡国人殖民心理作怪,一些政党和政治家认为澳门情况不能和香港相提并论,对澳门来说不存在1997 的问题,为了显示葡萄牙的“尊严”,要求在2017 年或2000 年以后某一年归还澳门治权。

2000年,一条清晰的界线。

以前收回,是十亿人民强烈的民族愿望!

以后交还,葡萄牙人可以满足虚荣的心理。

在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不允许做出让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强调:“在2000 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 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还有一个国籍问题,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葡萄牙则允许双重国籍。

双方终于在1987 年3 月跨越了障碍,达成了协议。应了周南会谈前“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暗喻。

1987 年3 月26 日,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周南和葡方代表麦端纳分别在声明上签字。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与国家主席李先念等出席了签字仪式,对联合声明的各项表示肯定。

中葡两国于1987 年4 月13 日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1999 年12 月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签字前,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葡萄牙总理席瓦尔,他说,在不长的时间里,中葡两国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看来是成功的,用这种方式解决了澳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为解决国际争端和消除国际热点提供了一点经验。澳门从此结束过去,走向未来。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7 年6 月23 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了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 年12 月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了澳门问题。

尔后,以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为基础,组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研究、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 年3 月3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应的规定。同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1998 年4 月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宣告筹委会的正式成立。正如钱其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上讲话中得出的结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已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澳门的顺利回归将使‘一国两制’理论的成果更加丰硕”。

邓小平的这个方针,对国有利,对澳有利,对世界有利,理所当然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赞扬。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称赞邓小平“这位中国元老的构想将伴随澳门1999 年回归中国后保持其特性”。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满怀深情地谈道,邓小平提出的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实行“治人治港”、“澳人治澳”,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澳门的社会各界将对澳门用“一国两制”回归祖国表示极大的鼓舞。

另外,西方的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澳门回归中国,西方的分析家们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澳门回归谈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分析家们认为,82 岁的邓先生曾是1984 年12 月签署的1997 年香港归还中国的中英协议的倡导者。那是他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还是他加强了澳门尽早回归的条件。一位外交官说:“澳门的回归,不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争取到的,而是对外开放和主张对话的中国争取到的。”他强调,这一胜利也将给“一国两制”的概念增加分量。

【改革评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执著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澳门问题开创了一条新路。其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