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时光，如写满往事的日历，哗哗地在风中翻过。
故乡草木枯荣，季节轮回，生老病死，像一幅幅照片镌刻在时光里，诉说着村庄的往昔和变化。
每年回去，很少像小时候那样浸泡在故乡：抓根竹枝或小木棍，喊着冲啊杀啊，玩抓特务或寻找隐蔽的场所躲猫猫；在清澈的河道里扎猛子，狗刨似的划水；斜挎竹篮，打着挖野菜的幌子，踩在两边绽放金黄色油菜花的田埂上，追逐打闹嬉戏；在荒山坟堆放牛，躺在松软杂乱的草地上晒太阳，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和理想。
生产承包到户，大人们围在偌大的晒谷场上，父母喜滋滋地挑回一担担黄澄澄的稻谷，倒进围成螺旋式篾盘的稻仓。
平常空旷的晒谷场上，顿时挤满了人，叽叽喳喳地分配农具。
稍大的农具，几家共伙一件，大都安排亲属或堂兄弟。我们家和几个叔叔家伙养了一头健壮的水牛，我和几个堂兄弟按天轮流放牧，晚上牵进村口茅草盖的低矮牛屋中。
自我记事，不会为饿肚子发愁，菜园里栽种了鲜嫩的时令蔬菜；碗里油星子少，荤菜只在过年过节或来了重要客人才会在饭桌上见到；寒冬，菜园里一片凋零，饭桌上仅有咸菜和石磨碾出的红辣椒泥末。即使这样，我们家也可以勉强吃饱饭。
村里十几条草狗，白天四处溜达，在树下或墙根撒尿，做个记号，找几个狗伴凑在一起，打闹或相互嗅嗅气味。狗窝垫上柔软的稻草，安放在走廊里，晚上夹着尾巴，回到窝里瞪着眼睛，替主人看家护院。剩饭残羹倒在狗盆，吧嗒吧嗒吃得干净，意犹未尽似的舔舔破了口的盆沿。陌生人进村，一条狗惊叫，其他狗仿佛接到命令似的跟着吠，安静的村庄仿佛瞬间炸开了锅，喧哗吵闹。清晨，天刚露出一抹光亮，公鸡挺着脖子，仰着头，得意地打鸣，宣告村庄新的一天生活开始了。公鸡带领一群母鸡和尚未褪掉黄茸毛的小鸡崽们，在门口溜达，在草垛上飞起落下，跑到树下或院角草丛觅活虫吃。母鸡孵在窝里或自家草垛边咯咯地叫着下蛋，忙碌晚归的农妇找到新鲜温热的鸡蛋，给病人补补身子，或凑成整去街镇上换点油盐钱。母猪吃饱了，躺在下屋的猪圈睡觉，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去泥**子里打个滚，拱一拱泥巴。
村里低矮破旧的草房，屋顶偶尔有草籽随风飘落，春天一株株小草顽强地生长，在风中像旗帜摇曳，给土灰色的屋顶增添一抹绿色和生机。墙是土垒夯实的。盖房在村里是大事，周围邻居一片啧啧地口头赞叹和满眼的嫉妒。上小学时，村里陆续盖起瓦房，我家的草屋显得笨拙碍眼。父母着手筹划，去经济宽裕的亲戚家借点钱，找盖房经验丰富的工匠商量，从邻村木匠处租借了土基模子——四块平整的木板卯榫成口子形。我好奇，背着父母，偷偷地抚摸把玩，油漆斑驳掉色，泥浆沁进木板的纹理中间，仿佛一张张抽象残缺的画，估计模成了好几万块土基。父亲找来干事实在的亲戚，找准村中央土坡前的一块地，铲掉皮层烂泥，挖来干土，围成圈，倒上水，掺和杂碎的稻草、石灰，反复搅拌，泥巴如揉捏劲道的面粉。两人一组，拳头捶实，刮去余泥，拓成方正的土基。
相邻几个晒谷场全是土基，排列整齐，远远望去，像一个个灰白的大火柴盒。晒干，去屑，在老屋的走廊码好。雇几辆小型拖拉机从瓦厂运来黑瓦，请盲人伯父掐指算算，翻出破旧的老皇历，哪天是动土造房的好日子。开工之日，大清早，放一挂长长的爆竹，图个吉利，清脆连绵的响声，向村人报个信。瓦匠、木匠，以及帮忙的小工，按序就位忙开，母亲和几个婶婶在奶奶家的厨房忙着一大帮人的吃喝。
我和小伙伴好奇地在门前屋后穿梭，凑热闹。木匠师傅的工具多，我们对弯曲蛇形的墨斗弹线最感兴趣，偷偷拿到旁边的空地上，在废弃的小木头桩上弹玩，被父亲和叔叔喝骂，依然不改，四处跑窜。墙砌好，在粗壮笔直的木头做成大梁准备吊架时，系上鲜艳的红布，村庄的焦点和目光聚集，四周早已站满了围观的人群，甚至干农活的都卷起裤腿趿上鞋，慌不迭地从田地里赶来。蹲在屋梁上的手艺人抽着烟，龇着牙，咧嘴笑，停下手里的活。父亲清了清嗓子，站在房屋正中间，脸上露出生命中少有的庄重和骄傲，在众人羡慕的起哄声中，学着其他家办大事的样子，清了清嗓门，大声喊：“上梁了！”瞬间爆竹、冲天炮震撼响起，溅起淡淡的灰尘和纷纷飘落的纸屑。梁上不停地往人群中抛撒一粒粒糖果、圆形的“换团”、单支的香烟，引发更多的叫喊和起哄，祥和喜悦的气氛笼罩着村庄。
母亲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理了理衣裳，牵着我的小手，迈着轻快的步伐，笑容从心里流淌，喜悦和骄傲写在脸上，拎着装满糖果和“换团”的袋子，从村头挨家挨户散到村尾。
不论关系好坏，连曾经吵架翻脸的也笑脸敲门，主人双手捧接，嘴里说着“恭喜、恭喜”。习俗流传很多年，不知谁家盖楼，省去了这道程序，渐渐地变成了私事。楼房盖了一栋又一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温暖气息如同紧闭的铁门隔断，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融洽和谐。
夏天傍晚，太阳偏西，阳光没中午那么毒辣，烦人的小蜢虫和蚊子还没出来叮咬。我们瞅准了田埂边的水沟，透过水面，起伏的泥巴中有很多竹筛眼大小的透气孔，带一个小铁盆和鱼篓，捞泥前后筑坝。戽干水，扒翻烂泥，一条条泥鳅在手里挣扎蹦跳，甩进鱼篓里。母亲油煎，舀一勺家磨的红辣椒泥，撒上剁碎的香葱，外脆里嫩，辣乎乎的，鲜而不腥，父亲就着泥鳅下酒，剩下的汤，泡饭也是人间美味。
正值农忙“双抢”，酷暑难耐。栽插下的禾苗被烈日炙烤，耷拉着脑袋，一棵棵病恹恹东倒西歪。田地干裂，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张开嘴要水喝。从脚踩木质水车哗啦哗啦，到电水泵嗡嗡地响，河水像被不知疲惫的蛟龙猛喝，渐渐见到水底的轮廓和面貌。我和伙伴抓着各种网在水里搅和，来不及回家拿网的赤手顺着树根摸鱼，捉到后，折根柳条穿上，扔在岸边，或干脆衔在嘴里。水里的鱼被赶得不得安宁，四处逃窜，甚至蹦出水面，惹得田地里干活的劳动力也红了眼，急匆匆赤脚跑回家找网，加入逮鱼的行列。妇女小孩站在岸边，见谁抓到大鱼，就大声吆喝鼓掌。走路蹒跚穿着开裆裤的小孩，赤脚在水边捡拾别人无暇管的小鱼小虾玩。河道上人声鼎沸，鱼渐渐被抓得不见泛浪花，各人带着或多或少的战利品，笑嘻嘻地回家。不良村民持电瓶打捞，甚至半夜向河道洒敌敌畏，毒翻鱼儿漂头，捕捞贩卖。沟塘里的鱼被打捞得断子绝孙，很少翻水花。近几年，政府加强河道治理，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江南雨水多，乡村大都是土路。因为家里贫困，除了冬天和上学时穿鞋，我都是赤脚走路。雨停，踩下去，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泥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便是去晒谷场或弯曲土路边浅窄的排水沟里筑坝。先来的抢占上游的有利位置，很快吸引了众多伙伴，一道道水坝像微缩的河流治理图。
抠挖泥巴填筑，讲究的蘸水一遍遍地把坝体抹得光滑、齐整，中间挖个洞，瓦片作闸。下游的筑好，没水，嬉笑着叫上游放水。伙伴赚足夸奖，轻轻拔起瓦片，浑浊的泥水缓缓流下。
倘若捣蛋，偷着猛放水，下游瞬间溢满，泥巴被冲得七零八落，瞅着辛苦建成的堤坝被毁坏，眼泪鼻涕一起流，满手的泥浆顾不上洗，在脸上揩抹，像个画符的泥像，光着脚丫撒娇地跺着脚。大的伙伴哄着帮忙重建，甚至哥哥跑来帮忙，快乐或争吵声在村中央回**。耳边响起父母回家吃饭的呼喊，拔腿跑开。留下一座座小小的堤坝，默默地等待着小伙伴，仿佛风雨中伫立在村口，期盼游子归来满头白发的母亲。
冬天村路泥泞，胶鞋踩下去，掀起一堆泥，溅起的泥浆沾满裤管。脚上的旧胶靴大多补过，粑上一个个椭圆形的橡胶补丁，难免有点儿渗漏，找伙伴玩，脚冷，身体发寒。家家有高脚，所谓高脚，锹把粗的木头离地一尺高左右卯榫按上脚踏，做成一对。穿布鞋或棉鞋，踩着高脚，在村里闲逛，自由行走，技术掌握不好，容易摔跤，弄得鞋子衣服都是烂泥，惹来大人责骂。
冬天冷，闲下来，清坐在屋里。旧门板的缝隙、纸糊的窗棂间，针尖大小的眼，斗大的寒风四处钻灌，想着去陶瓷厂买火坛或火盆。挑个晴好的周末，搀着盲人伯父出村庄，顺便当当地敲着铁铃算命。走近半个小时，到陶瓷厂附近的马路边，户户用碎片或烧变形的坛罐砌成院墙，在厂区四周转悠一圈，帮几个人算命。临近中午，去远房亲戚家吃完饭，再去窑厂，处处是满脸汗水、穿着单薄小褂的强壮男人，忙着埋头制坯、码货，晒干的坯子堆好，装水的缸、腌菜的带盆沿的坛、盛饭的盆、焐脚的带把火坛、弯嘴如鸭脖的茶壶等成品都按类归放，每堆贴上红字手写醒目的价格表，随处可见变形或烧得夹生废弃的陶器。我仿佛走进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惊喜地四处张望，到处摸摸，仔细挑买几件。回来后，在小伙伴面前夸张地描绘。陶瓷厂几度沉浮，现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腊月过半，过年的气氛渐渐浓烈。杀年猪的门口，早早地排起了挎竹篮子的长队，无须拖到镇上卖，称得差不多，剩下的过个丰年，是对一家人一年辛苦的犒赏。条件艰苦的全卖给肉贩子，换成钱，裁布做衣裳、打年货。晒干的糯米粒伴着挑好的铁砂，在滚烫的大锅里来回搅拌，瘦瘪的颗粒像贪婪吸收露水的花骨朵儿，渐渐绽放，饱满白净，舀起来滤掉铁砂，一粒粒圆溜溜的炒米像珍珠似的堆满木盘。熬得像缎子光泽的黑黄黏稠的糖稀，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像个馋猫不停地咽着口水，在锅边不停地哼着哀求，母亲抓根筷子捞点糖稀让我解解馋，在哥姐羡慕的眼光中，伸出舌头贪婪夸张地吮吸。年画，特别是连环年画，盛行一时。哥姐在意，跑到供销社左挑右选，常常发生争执。姐姐中意戏曲的，哥哥喜欢武打的，折中意见，各挑一半，堂屋两边墙壁贴上崭新的连环年画。记忆较深的有《玉堂春》《哪吒闹海》《三打白骨精》《岳飞传》，过年去别的伙伴家玩或拜年都留意墙上的年画。现在随意敷衍买几张，贴在门上增添一点节日喜庆的气氛。
村庄在乡镇边，农闲逛街买东西的人多，临街的村民脑子活泛，摆起台球室。也有的把房子干脆租给了蒸包子、开理发店的。我慢慢长大，帮父母在镇边卖自家种的甘蔗，偷扣点钱也去打台球。同村人，闲的时候打都是半送。我渐渐入迷，放学钻进台球室，打到关键球，手心冒汗，球杆比画击球位置，眯眼瞄准，倘若球进，就松一口气，露出开心的笑容；没打进或力量把握不好，懊悔地摇头跺脚，不停地拍大腿。对手打球，紧张地捏紧球杆，眉毛皱到一起，默默地念叨打不进。谁赢了比赛，高兴地咧嘴，雀跃拍手。现在台球早没有人玩了，换成游戏厅和麻将室，像深不见底的无底洞，把小孩和大人吸进去，不能自拔。
供销社运货，农技站的农药、化肥、尿素，货车开到门口的马路边，需要扛进去，码好。生产队长和负责人交涉多次，吵到乡政府，决定给我们村卸货，定好每吨价钱，让读过几年私塾的远房堂叔领分。货来，瞧见的喊几嗓子，在家劳动力愿意去的都去，各自记好名单，找堂叔登记。每月结账，按人分配，堂叔跑腿记账扣一块钱。几年相安无事，另一位远房堂婶慢慢地觉得不对劲，偷偷找人问询了供销社和农技站细账。堂叔再分配时，堂婶站在桌边，斜着眼，撇嘴不屑地说：“好像不对吧！”堂叔叼着烟，气呼呼地把账本摔桌上，嘴里嘟囔：“不服你查，天天又是讨账又是算，跑得像狗颠，烦死人！”堂婶把打听到的数字念了一遍，指着鼻子吼骂：“一个村的，干这种没屁眼的事！”堂叔自知败露，但仍死不认账，扔掉嘴里的半截烟，拼命碾碎烟丝，骂骂咧咧地说诬陷好人，却涨红了脸，低着头转身走开，从此结账又换了一个人去。
十字路口是全乡最繁华的地带：摆横条木案，卖肉的；水桶前放置案板，卖豆腐干子的；起个炉子支油锅，炸油条糍粑的；张罗几张桌子和板凳，开水炉子冒着热腾腾的水汽，卖面条馄饨稀饭的；半夜去县城兑菜白天卖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农民种的菜多，吃不完，天未亮就在菜地里忙活，蔬菜新鲜水嫩，叶上残留未干的露水，歇下担子，抓杆秤卖，中午还卖不完，等不及，便宜倒包给摊贩，早点回家。也有挑担晒干的茅草或小树棍的，满脸是汗，抓着破草帽沿扇风，焦急地吆喝着买家，好换成钱，带点油盐回去。天气好，人声嘈杂，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牢骚声、吵架骂街声混合在一块，声音传得很远。现在有固定摊位，菜市场在背街的大院。
故乡的村庄，不少老房子依然在，住着已年过古稀的父辈。子孙大了，旁边盖起了高大敞亮的楼房，老房子就显得低矮破败，仿佛穷亲戚站在体面光鲜的富人旁边，局促寒酸。
前几年，在村口田边见到一位父辈，腰佝偻得厉害，脸上的皱纹密深，夹杂着褐色的老年斑，耳聋眼花，远远地喊一声，凑近仔细瞅，才知道是我，亲切地打招呼。村里的狗，少、秀气，没有以前吵闹、凶猛，绳子系住，圈养在门口，无聊地用爪子挠挠脖颈，呆呆地望着过路的陌生面孔。鸡鸭这几年发瘟过频，村民习惯去镇上买养殖的做菜，便宜省事。
这几年，父辈们一个接一个先后去世，长眠于放牛的山坡，坟墓越来越多，墓碑越来越考究。老屋破败，堆放着农具，甚至推倒重盖楼房，为下下代做准备。有的打工挣点钱，干脆去县城甚至市里买房安家，偶尔像我一样回来探望老迈的父母。
池塘很少清理，浅窄、堵塞，甚至干脆填平，被旁边的住户堆放杂物。这几年，河道治理，挖得深直，河水恢复了往日的清澈，河堤两旁用水泥片石砌成，宽且固，汛期涨水，浪涛汹涌，仍存有决堤的忧患。妇女们在河边水泥跳台上淘米洗菜、槌洗衣服，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河堤边装了路灯，建成三角亭，供拆迁来的安置楼房居民休闲遛弯。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迎面碰到的年轻人大都不认识，母亲在旁介绍他的父母或爷爷奶奶，从陌生善意的笑脸里搜寻上辈的遗传。滋养我十几年的故乡，梦里渐渐模糊缥缈，却像巨大的磁铁，吸引在外漂泊游子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