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说：“一切笼统的判断都是不公正的。”法国哲人则说：“理解一切即宽容一切。”要理解皇太后的生平与个性，首要的是去掉我们种族偏见的观念，尽力理解她出生的环境和传统。借用已经引用过的《观察家》杂志上那篇具有思想性的论文中的话来说，“她生活、工作并受支配于远离所有西方思维方式与行为标准的背景中，历史学家的任务中的第一步，就是务必做到用她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完全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判她。”根据粗略的民意测验和在其祖国累积的证据来判断，慈禧的名字将会作为一个政治天才，作为一个天生的统治者，作为一个“坤元兼乾元，圣明过人”⑴的女人，而被载入中国的史册。
由于改革与新闻自由依然是“少年中国”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无法指望任何中国作者写出有关皇太后生平与时事的有用记载。尽管在京官们的日记与档案中，在熟悉她的人所写的个人回忆录中，存在海量的信息，但关于这个主题并无任何具有人性趣味或价值的文字在中国出版。从官方和正统的观点来看，一部忠实的皇太后传记是亵渎神圣的。的确，在依据条约开放的商埠受到欧洲人保护的华文报纸上，以及在香港与新加坡的报纸上，广东著作者们发表过对于皇太后个性的印象，以及对其生平的简述，但这些文字都有无可救药的偏见，因对满人的仇恨而扭曲，以至于对历史研究几乎毫无价值，就如朝廷的历史记载一样无用。我们参考了这些出版物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是一系列信函，最初发表于一份新加坡报纸上，并以《中国的内部危机》⑵为题出版，作者笔名为“文庆”，隐藏了真实身份，即康有为最热心的弟子之一。此作以持续的猛烈抨击与轻率的错误而引人注目，显然是企图在其同胞们的心里制造仇满的氛围（为了广东人的终极利益），劝阻外国列强容许皇太后返京。这位作者利用典型的“西学”杂货铺，把皇太后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瑟西、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塞米勒米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梅迪奇、罗马皇帝第三个妻子梅萨利娜、富尔维亚和罗马皇帝尼禄之母朱莉娅·阿格丽品娜；引用但丁与罗塞蒂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在其辱骂中掺入一点点可以得到证明的事实，足以令其叙述带有几分类真性。但他的判断明显是笼统的。他同样忽视了慈禧的不可否认的优秀品质，使她情有可原的环境，以及她所受教育的缺陷和所处位置的困难，以至于其作品几乎没有价值。
就历史准确性的目标而言，那些在仪典上当皇太后沐浴在照射于龙座上的假光中时见过其个性与意志的欧洲人，或者受到皇太后蓄意欺骗及其装扮得惟妙惟肖的仪态魅力影响的欧洲人（尤其是外交使团的女士及其朋友们），他们记载的皇太后故事与印象，同样是毫无价值的。倘若清廷的礼制允许皇太后与男性的欧洲外交官和贵宾们交往，她肯定也会获得并对其施加直接的个人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她的非凡活力和意志力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影响，西方世界已经知道，是与德国的威廉皇帝和罗斯福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皇太后在外国人中的社交关系局限于她自己的性别，她尽力给她们留下弱质优雅、气质高贵的印象，从未失败，对她的这些品质，我们发现，得到在朝廷回銮后跟她接触过的所有人欣然的赞美，对了，甚至包括那些在她的宫墙之下经历过围攻恐怖的人。她神秘宫廷的魅力，她赐予的稀有视觉，她真正的仪态万方，以及其举止的单纯与友好，结合在一起，在见过她的欧洲女士们心中制造了良好的印象，与常识和经验的所有教训完全相反。在一些很著名的事例中，这种印象的效果明显地作用于和平协议的谈判过程。
从《景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对慈禧性格的评价，是一个多年来有连续不断的机会近距离研究她的人所得出的，这种评价在过去和现在都得到了公众裁判的肯定，得到了京城茶楼酒肆街谈巷议的确认。慈禧尽管善变，尽管控制不了脾气，尽管她孩子气地缺乏是非感，尽管她对权力有着肆无忌惮的热爱，尽管她有狂暴的盛怒和报复心，但她并不像“文庆”所描绘的凶魔，而更像美国杂志上那位穿着时髦的好心肠的“慷慨女士”。她只是一个勇气非凡、活力强盛的女人，一个意志坚强、雄心无限的女人，一个东方的女人，按照她自己的理解过日子，遵循其民族和其社会等级的传统。景善在日记中说：“圣母春秋已高，必不主战，所好皆文雅之游戏，藉以消遣，如观戏、描画、著诗等事。素时性极温和，乃因意外之事，大发雷霆，令人不胜悚惶战栗之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写生，没有心机，画者只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观察者；这个女人能够赢得并留住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男人们真挚的忠诚，更不用说仆从与侍女了；这个女人对身边一切所具有的人情味和同情心，未曾因年龄增长而枯萎，也未曾因习惯而变味；而她的一句申斥，却能让凶暴的义和团首领从她身边缩回去。女人善变。慈禧，二十四岁就成了自己的女主人，成了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没有很多机会学习控制她的情绪和怒气。她学到的，从一开始就是独裁的把戏和性情。她在这么一座宫廷里受训，在这里，人命被视同草芥，权力靠残忍无情的手段来维持，叛逆和肮脏的行径蛰伏着，窥伺着统治者弱点的第一丝迹象，她怎么能学会让紫禁城从其道路上扫除骇人听闻的暴行呢？
让我们记住她所处的时代和位置。想想这个女人的环境和教育，她跟一个**傀儡的婚姻，她后来在皇城镀金牢狱里的生活， 面对着没完没了的礼节，其基础却是阴谋和人为的罪孽。在与欧洲国家建立中国最早的外交关系之前，北京朝廷及其办事的方式跟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相似，自那时起，接下来的失败与入侵并未使其怀抱的传统与方法有丝毫的改变。借用最近的一位中世纪史著作者所说的话，北京宫廷的生活，就像我们的14世纪，“是深奥学识和盲目愚笨的生活，是婴儿般快乐和突如其来悲剧的生活，是昙花一现的幸运和迅速到来的厄运的生活。13和14世纪的罪人们具有某种无辜。的确，他们有许多问题是因同样的孩子气的率直与充满男子气概的未经折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所引起的。”无论慈禧犯下过什么残忍与报复的罪行，而且为数很多，但值得赞扬的是，她通常拥有其信念和立场的勇气，而且是当众犯罪。东方的统治者若无凶狠，就无望于实际存在，在这样的凶狠之下，确实跳动着一颗可能是善良的心——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并存在一种朴素的幽默感，那是满人普遍而逗人喜爱的一个特征。
我们还要记住，在今天的东方(就像如今表现出病态夸张迹象的那种人道主义得到发展之前我们欧洲人的情况一样)，痛苦和死亡是普遍的日常生命风险的一部分，在围绕皇座不断上演的野心、爱憎的大游戏中，普通的东方人轻易就会遭受这种风险。慈禧在这场大游戏中扮演女王的角色，但没有记载表明她曾出于纯粹的残酷和对杀人的热爱而取人性命。当她打发一个人去死的时候，那是因为此人挡在了她的路上，使她不能充分而安全地满足她对权力的热爱。当她的暴怒转而针对洋人的傲慢无礼时，她把在华的每一个欧洲人交给刽子手，并无良心上的不安；当皇帝的宠妃对她的皇威提出异议时，她毫不犹豫地下令立即将她处死；但在每一桩有案可稽的事例中，只有一例除外，她的手段都是干净利落的，从东方的观点来看是并不残忍的。她不喜欢刑讯，也不喜欢凌迟处死。在她所有报复性的诏谕中，我们发现了和她在道路上扫除人类障碍时同样的干脆利落，完全没有那种往往跟专制暴政相关联的不必要的残忍。她的手段，事实上是伊丽莎白式的，而非佛罗伦萨式的。
如果说慈禧在早年生活中就发展出了自力更生的精神，那就毫不足怪，她很少有必要求助于她在朝廷官员中的追随者。精力枯竭的经典学士们，大腹便便的福斯塔夫们，鸦片鬼们，步履蹒跚的宿命论者们，以及皇室宗亲中腐败的寄生虫们，的确，在这样一群人当中，她似乎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为她那些强健的祖先们赢得了中国的那种阳刚与活力的回光返照。她似乎是这个腐朽皇朝的天生而必然的统治者，如果说她变得为所欲为，那主要是因为她身边很少有适合领头或发号施令的人。
她充满了女性对奢华的热爱，贪图享乐，在其人生的某个时期，遵循其宫廷的传统方式，她无疑是**的，她把这些品质结合为一种精明的常识，以及求取并聚敛私财的明显嗜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在所有事情上都尽可能遵循“中庸”之道，很少让她对享乐的热爱减弱她的洞察力，或者妨碍她追逐人生大事的目标。
和许多专横好战的统治者一样，她很迷信，小心翼翼地遵行为避免凶兆所必需举行的仪式，安抚中国若干宗教的无数神鬼，慷慨地捐助僧侣和占卜者。不过，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样，其世俗的本能从根本上强过其所有的迷信。那种健全的判断力，她曾凭借其极为成功地利用了她那些腐败追随者的弱点与贪欲，从未允许对权力的暗中觊觎严重妨碍她强有力地操控那些可见的事物，或抑制她对绝对权力的绝对热爱。
构成皇太后显著个性的品质是多样而复杂的，但令她获得声望与权力的主要品质，首推其勇气，次推其某种程度的单纯与直率，这两种品质与普通满人胆怯闪避的性格形成了强烈的比照。她的勇气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在义和团恐怖时期的动乱当中，她也从未丧失勇气，许多人见证过她的不可征服的精神和冷静，景善只是其中之一。置身于荒凉和毁灭的场景之中，最勇敢的男人也不免泄气，我们却看见她平静地画竹于绸缎，或下令停止对使馆的炮击，好让她到湖上游玩。那种场景的戏剧性是多么有力，她在自己的宫门前申斥并制住好斗的义和团首领们；还有，在出逃的那天早晨，只有她保持了镇定，下令时如同出发去野餐时一般沉着！在这样的时刻，她所受教养和其脾气的所有缺点都被忘却了，只剩下其高贵品质的不可抗拒的感染力。
对这些品质，对她神授的统治权，慈禧本人完全自信，其坚定的程度不亚于德皇陛下，并坚持要让自己得到相应的认可与尊敬，得到君临宇宙发号施令的位置。有一次，她显著地展示了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的信念，以及她迷信的思维习惯。当时，她的肖像，由卡尔小姐为圣路易博览会而绘制，从外务部启程运往美国。她认为，描绘自己威仪的这幅作品，有资格在所有庄重的仪式上和她本人一样受到崇敬，于是她下令建造一条微型铁路，穿过京城的街道，专为运送她的肖像。用这种办法运送“圣容”，画要竖立着，置于黄丝绸的华盖之下，以免皇太后想到被画在肖像上的自己，由苦力们扛在肩膀上——这种行进方式太不吉利，令她受不了。在肖像离宫之前，皇帝被召去跪拜于肖像面前，在它穿过京城时，在铁路沿线，百姓虔敬地跪下，仿佛那就是老佛爷的血肉之躯。诸如此类的事件更清楚地表明，按照欧洲人的行为与思想标准，是不可能公正评价皇太后的。要想获得合适的环境与视点，我们必须回到都铎王朝的早期。
皇太后自己说话直来直去，对阿谀奉承敏于察觉，并会生气。因她的喜爱和关照而位极人臣的那些人，原本就是强者，是荣禄、曾国藩和左宗棠那种类型的直言不讳的官员；对谄媚邀宠之徒，她深感轻蔑，且从不费心掩饰，只是在某些事例中（如张之洞），她因对方成熟的学识或勇气，而忽略了其谄媚之举。
很自然的，皇太后没有超越对本民族即满人的偏爱，但其统治牢固的一个大奥秘，无疑在于她胸襟开阔的不偏不倚，在于她维持了政府各部门中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微妙平衡。她意识到了国家的智囊与能量一定是来自汉人，如果满人要保住他们的权力和清闲差事，就必须获得汉人的善意，以及各省官僚阶层的忠心。从她当政之初起，直到她把她的义和团亲属交给刽子手那一天为止，她在公正处罚满人时从不手软。一个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事例发生于1863年，与她的一名宠将胜保有关，此人因在1860年参与抵抗英法联军入侵的战争，得到她衷心的感激，而此人因为好运，也由于朝廷的无知，把阻止联军向热河推进的功劳记到了他自己头上。因为这些所谓的功劳，慈禧赐予他特赏与很高的荣誉。然而，在1863年，他在陕西与太平军交战，遵照一项在中国军事指挥官当中并不罕见的习惯，他请准去劝降一名太平军首领，条件是给对方一个重要的官职。慈禧有过足够的机会了解这套办法的风险，拒绝批准他的请求，顺带指出了拒绝的理由。胜保竟敢压下她的上谕，擅自授予那名造反者以被谈及的要职。成功可以证明胜保是对的，但那位前逆匪却以食言证明了皇太后是正确的。他逮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次揭竿而起，屠杀了大批官员，攻占了几个重要城镇。胜保将军被逮捕，押回京城监禁。他在审讯之下供认了一些轻罪，还承认他允许妇女在此次作战期间随营，按照中国军法，这是死罪。但是，他否认了对他的其他指控，态度仍然骄横，要求与原告对质。慈禧颁发了一道特别有力的上谕，宣布胜保应受的刑罚为斩首，但念其对英法联军、对太平军作战出力有功，开恩赐他自尽，而他很快地接受了这一赏赐。
慈禧，如前所述，是极度迷信的；此事不足为怪，如果我们还记得中世纪术士通灵和妖精的氛围，而她在早年的教育中必然会吸收这种氛围。她遵循儒家的箴言，对所有宗教问题都保持着宽容的态度，但是，她虽不愿讨论属于未知神怪的事物，却总是乐意安抚它们，并听任其日常事务中的行为由术士和占星家们的言辞来指导：“信梦，信乌里姆，信先知。”于是我们发现她在其儿子冲龄的垂帘听政之初（1861），便以儿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上谕，它让我们不由得回想起巴比伦，以及巫师和占卜师身为国家要人的那些日子。上谕的开头如下：
七月十五日夜间，忽见众星流向西南甚多；本月二十五、六日夜，复有彗星见于西北。上苍垂象，变不虚生。且自上月以来，京师疫气盛行，至今未已。朕虽年在冲龄，实深恐惧。兹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天人交儆，必政令有阙所致。
谕旨最后告诫所有相关人员“其勤思职业，用戒戏愉，以邀天鉴”。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说明，在朝廷从流亡中回銮时，有关她返京的吉日，她是如何谨慎小心地与占星术士商量，她很想严格遵循其忠告的迫切心情显然是真实的。她对兆头和奇迹的关心，如同拿破仑，似乎是在服从本能，这些本能覆盖并高于她天性中更实际的另一面，然而，只要出现重大危机，只要她的最高权威受到威胁，那实际的另一面肯定会挺身而出。她总是渴望得到祖宗灵魂的祝福，把其存在视为活生生的事实；但即便如此，只要她自己的专制权力与祖宗灵魂必须虑及的诉求之间发生了直接争端，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强大的死者束之高阁，满足于在适当的时候，以恰当地对其表示敬畏与悔恨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安抚。这类情况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她无视本朝的继承法，剥夺了其子同治皇帝祖宗祭祀的香火，于是明知故犯了在中国人眼中极为可耻的罪行。
她的迷信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她为自己选择墓址及陵寝建造之事，这是一种御用风水先生大显身手的场合。当同治在1873年亲政时，他履行的第一项职责就是陪伴两宫皇太后前往东陵，在那里极为郑重地选了两块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并驱除了所有的邪魔。为了选择动工的吉日，还需要举行另外的仪式，进行神秘的计算；在这些活动中，在陵墓的装饰中，慈禧不断给予最热心的关注，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为了让陵墓的建造得到一丝不苟的照料，以符合其风水先生的要求，让她的坟墓成为舒适而神圣的长眠之所，她委任荣禄为其总监，于是他获得了一个令满人官员们垂涎三尺的终身职位，按照惯例这是大有“油水”的肥缺。这两块墓地的风水条件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麻烦，慈安的陵墓向北移了一丈四尺，向西移了四尺二分；而慈禧的陵墓则北移了六尺七分，东移了六分。
慈禧不害怕任何人。从她掌权的第一刻起，她就有了获得神授权力的感觉，坚信自己的“运气”，像品尝美酒一般品尝她的权力。她从对帝国大臣们的说教中获得的快感，可从其上谕的字里行间读出。早在1862年，也就是说，她还不到二十七岁，我们就发现她一本正经地告诫军机大臣们尽忠职守，劝诫他们严于律己，制止他们腐败的倾向。她说，她并不禁止大臣们向社会低层征求意见，但他们应当小心避免构成阴谋或邀朋聚党的企图。另一次，她特邀御史们弹劾恭亲王，指出：“该大臣均系特简，与王同列，如遇事有窒碍，即当面折廷争，公忠共矢，如《书》所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者，引为鉴戒，方足以励大臣之节。”慈禧能够以良好的文风，大量鼓捣出这类东西，很对中国学者的脾胃。她以制造训诫官僚的格言为傲，但每当她精心写下这些典范性的老生常谈时，人们总是怀疑她是虚心假意的，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当她为了重新赢得康格夫人（Mrs. Conger）及外交使团女士们的好感而表现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针对她所说的那种“女孩子气的任性”时，人们也起了这样的疑心。
毫无疑问，皇太后在其各阶层臣民当中是享有声望和威信的。尤其是在京城，以及整个直隶省，她是人们非常普遍、非常真心喜爱的对象；人们提起她的名字时，很少不是怀着钦敬之情，实际上很像英国人民对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感情。尽管众所周知，她应该分担义和团之乱及其后百姓所受痛苦的责任，但人们很少或不曾归罪于老佛爷。臣民们因其缺点而爱她，因其拿帝国孤注一掷时的莽撞之勇而爱她。在下层阶级当中，人们普遍认为她尽了全力，动机也是最好的。把洋鬼子赶进大海，这个计划本身就值得赞扬，很对老百姓的胃口，值得他们的统治者这么做，而且应该有更好的命运。这次计划失败了，那是天意，有朝一日，成功定会证明皇太后是有智慧的。人们即便责备她，那也是因为她在朝廷回銮后屈尊与可恨的洋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即使是在这件事情上，她得到臣民的同情也是多于责难。
她的百姓大众从未见过她，仅仅是通过日积月累的街谈巷议来了解她，但对他们而言，老佛爷就是勇气、慷慨与心地仁慈的化身。哪怕她就跟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容易突然发作暴怒，那也丝毫无损于她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因为这个民族相信，未经发泄的怒火，是机体中的致命毒素。单纯的直隶百姓不无幽默感地宽容其威严君主发火的本领，正如宽容其女性的多变；对他们而言，她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一个调皮的孩子。在一个酷吏和酷刑是秩序中早已得到承认的一个部分的国家里，人们对于其冷血暴虐的诸多行为的强调，不会多于谈论英国在15世纪末对伯爵们的斩首。
本书作者之一曾有幸见过一次皇太后，当时她正坐着轿子前往东陵。她很早的时候便在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内用过了早膳，正在前往通州的路上。她的轿子经过时，百姓们跪成一列，轿帘打开了，可以看见老佛爷在打瞌睡。善良的乡民们非常高兴。“瞧！”他们嚷道，“老佛爷在睡觉呢。她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啦！少见的女人哪，真高兴看到她！”
人们承认，慈禧凌驾于她强制别人服从的批评与法律之上。例如，就在她颁发上谕禁止体罚和牢狱刑讯几周之后，她便命人将维新党人沈京毙于鞭笞之下（1904年7月），舆论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几天后，在准备她的七十大寿庆典时，她颁发了一道懿旨，拒绝皇帝出于孝心授予的尊号，以及相应的俸禄，理由是她没有心情参加庆典。“值此时事多艰，日、俄两国兵事未定，我东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离颠沛之中；广西叛匪狓猖，生灵屡遭荼毒，其余完善各省亦复疲于捐派。民力难堪，满目疮痍，深宫无日不为引疚，岂尚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她又说：“内外臣工，其各修职业，各矢血诚，于筹饷练兵、兴学育才以及农、商、工、艺诸要政，凡有裨于民生者，合力振兴，切实整顿，用以宏济艰难。俾天下苍生咸乐升平，而跻仁寿，是则予之所厚望也。”无疑，沈京的阴魂得到了很好的安抚。
她间或具有的报复性的凶残是可以肯定的。正如景善承认的那样，就连她最忠实的追随者和仆人们都懂得，在她发怒时，最好躲远点，如果无法从她面前逃走，那就不要拦着她。他们知道，凡是胆敢质疑她绝对权力的人，凡是胆敢批评她为了获取并维护权力而所用手段的人，都别指望得到宽恕。但他们也懂得，她会牢记真诚的效力与忠心，而且如同俄国的凯瑟琳一样，她绝不会忘记朋友。
她在华中与华南不受欢迎，这在甲午战争之后变得明显起来，而在戊戌政变之后趋于激烈，其根子上是由于排满与政治。这在广东尤为强烈，多年来，皇太后在那里一直被煽动家们指斥为空前堕落的妖怪。**而机敏的广东人的政治观点，通常以活泼而有些粗俗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记住有一种普遍的倾向（不局限于远东），即把总体的堕落归咎于戴着皇冠的脑袋，那么就有理由拒绝不恰当地看重这个地区对皇太后的强烈指控。华南那些急性子和讽刺作家的言论，其主要的意义在于多少揭示了中国行政体制内存在着分裂的巨大可能性，并证明了满人的统治在那个教育与政治的新兴力量最为显著的地区已经堕落到令人嗤之以鼻。
然而，这些不过是地方性的现象，在戊戌政变之后丢失了许多灵感。上海华文报纸明显的排满倾向，其中很多采取的形式是对皇太后的个人敌意，其结果也是局部性的，比少年中国党的朦胧志向与对变革的希望造成的地方性结果强不了多少，而且很少反映出严肃观点的分量。官僚阶层和士绅作为一个总体，是忠于皇太后的，并给她以尊敬。他们没有忘记对皇太后的智慧和治国才能表示钦佩，她的这些品质使帝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团结在一起。他们一般把中国能够从太平天国运动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归功于皇太后对曾国藩的任用与支持，而把国家能够逃避突然革命的危险归功于皇太后在1898年的精明判断。他们承认，倘若不是她老练地处理了载垣阴谋（1860-61），清朝是否还能够有十年的大一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意识到，当她那强劲的手不再掌舵时，国家之船很可能会漂入危险的水域。
慈禧一生的日常程序在卡尔小姐对于宫廷礼仪和娱乐的精确而生动的记述中有了很好的描写，⑶那是对中国宫廷私人生活的首部权威写照。慈禧具有对国事的敏锐天才（和维多利亚女王相似，后者是她从远处非常仰慕的人），除此之外，她至死都保持着对文学艺术充满活力的热爱，同时对娱乐具有健康而广泛的欲望。她对戏剧、对假面舞会和穿着古代服装的盛会有一种上瘾的喜爱，她不论何时何地都沉迷于其中，对优伶们具有一种内行的兴趣，对演出提出大量建议，她每天都会从呈给她的戏单上挑选演出。即便在朝廷于西安旅居外省荒僻之地时，她仍然照常召来优伶跟随朝廷并演出，这招致了物议，以及御史们的一些怀有敌意的批评。
她的私生活无疑具有阶段性。对于90年代早期颐和园修复期间之前慈禧的私生活细节，我们知之不多。不过，在中期，当她接受了“中庸”的哲学与实践时，其趣味变得单纯，其习惯变得正常了。她酷爱夏宫，酷爱那里青山环绕的园林和湖水，到了晚年，她尽可能少进城。她爱颐和园的自由自在，爱那里没有正式的礼仪，爱她的水上野餐，以及与她喜爱的女士们亲切交往，她跟这些女人谈论当天的新闻，闲聊皇室琐事。她跟这些女人，特别是荣禄之妻和大公主，不断地谈到过去的时光，并为将来制定计划。
她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她渊博的历史知识，为她赢得官僚阶级的尊敬贡献不小，对那些人来说，经史典籍就是宗教。不过，她的阅读是没有偏见的，不用说，是什么书都看；她的习惯是每天花一些时间，听受过专门朗诵培训的太监们为她大声朗读古今作家的作品。她完全相信教育，但她清醒地意识到了把新酒装进旧瓶子的危险；在生命将要结束时，她认识到了，帝国正在迅速改变的环境，使得中国圣贤们的智慧作为行政管理的基础已无多大的实用价值。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认识，对比她在1898年的行为，反差确实是很鲜明的，但要记住，她与皇帝维新政策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意气与尊严受辱的结果，和她在1900年决定成为义和团首领的情况一样。
前面的章节多次提到慈禧的宫廷在她第一次听政期间呈现出铺张与**的景象。御史们为此而做的规谏，数量如此之多，言辞如此直率，指控如此具体，没给我们留下多少怀疑的余地，我们不得不相信皇太后理应受到其愤怒的指责。那一时期，尤其是从1862 年至1869年，所有记载都指向了太监们与日俱增的邪恶影响，他们的腐败，以及他们对滥支钱财的怂恿鼓励，导致对地方金库的不断索要。但即便是在可以公正地称之为其放纵生活的高峰时期，慈禧总是表现出了她的大度，公开赞成其监督官员们的正当提醒，并宣称自己渴望节俭，以安抚舆论。她要有自己的皇家生活方式，要有壮观的盛会与进贡财富的收藏，但御史们也该有他们的“脸面”。在1869 年同治皇帝大婚之时，军机处极力郑重地反对增加宫廷开销，因为太平叛乱给百姓带来的贫困状态。皇太后颁发了一道上谕，声称为百姓的普遍穷困而倍感焦虑，甚至舍不得自己的劣质服装和粗茶淡饭所占的花销。事实上，她对良好的原则就像对公款一样大方。但要记住，花在宫中日用、修建陵墓与节庆典礼上的巨额开销，其中大部分是官员和太监们的“油水”，不管军机大臣们在指责铺张浪费时是多么严肃，他们实际上普遍承认，这种油水是跟天朝的行政体制密不可分的。慈禧完全明白，其内帑所负担的巨大开销当中，有很多成为“油水”流走了，但她愉快地默认了一个如同祖先崇拜一样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习惯，而她自己也从中得到不少的好处。在她为外交使团的女士们举行的招待会上，她总是频繁地询问家庭日用品的市场价格，这样做，如同她爽快解释的那样，为的是能向她的总管太监表明，她对其巨额的超支心知肚明。
然而，慈禧虽有对奢华排场的热爱，虽有偶尔突然爆发的皇恩浩**的慷慨赠与，但她也有某种家庭主妇式的节俭本能，而这种本能随着年龄增长，几近于吝啬。中国统治者的内帑并不依赖于任何明确定义的皇室专款，而是依赖于一时的需求，依赖于帝国的收成和贸易，通过地方当局从中加课“油水”的提成，就有了支付朝廷开销所需的费用。⑷这些进款的不确定，部分地解释了皇太后聚敛的癖好，那种积储的本能促使她把巨额的财宝埋藏在皇宫的地下室内，并在紫禁城内积累了大量的丝绸、药材、钟表和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据一名朝廷大臣估算，在她去世时，其私人财富，包括储藏在宫中地下室内的大量金佛和祭器，约合一千六百万英镑。这个估算必定是不确切的，因为出自于中国人，但可以大致确定的是，1900年朝廷逃亡时埋在宁寿宫里的黄金储藏⑸共计有六千万两（约合八百万英镑），而朝廷驻跸太原和西安时各省送去的“贡品”数额更大。
她的健康与活力一直非同一般。（她向在她去世前不久给她画像的一位画家表示，应将她的皱纹忽略。）她绝没有摆脱女性的虚荣，她每天把相当多的时间花费于梳妆打扮，并特别关心其头发的梳理与造型。1900年，在朝廷逃离宫中的重要时刻，人们听到她激动地抱怨自己被迫采用汉人的发型。
她的健康与活力总是非同寻常的。她本人主要将之归功于早起，生活习惯有规律，以及经常进食牛奶，而她进食的牛奶通常是凝结的。她吃得不多，但吃得很好，骨子里是个美食家，喜欢经过精心挑选的精致菜单。对于鸦片，就像对其他奢侈品一样，她以严格的节制来享用，但一天的工作完成后，她大为享受她的那根烟枪。她当时的做法是，休息一个小时，间歇地抽几轮大烟，这是宫廷中人都懂得不去打扰的午休。她充分意识到了滥用这种毒品的为害，赞成唐绍仪和其他大臣倡导的禁烟法律。但她对那些和她一样能够有节制地吸食鸦片的人所怀的同情，以及她对鸦片安抚与刺激心智效果的体验，导致她在禁烟上谕（1906年11月22日）中坚持不去剥夺六十岁以上人已经习惯的慰藉。事实上，她很乐意颁布法令，禁止大多数人吸烟，但对她自己，对那些已充分证明自己有能力遵循中庸之道的人，却是很宽大的。
这就是慈禧，一个具有非凡个性与生涯的女人，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品质显然无关于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它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她以那种力量，好歹不论，统治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长达半个世纪；正是这种魅力，让中国最勇敢、最优秀的精英站在了她这边；正是人们对那种魅力的持久记忆和传说，将传奇美德与超人智慧的属性赋予了老佛爷这个名字。
欧洲人，从西方道德的观点，研究她非凡个性中的许多复杂而出人意料的层面，通常强调并谴责她的冷血残暴与嗜杀狂怒。不用否认这些事实，无需低估她的罪行，但必须承认，指望她遵循她必然一无所知的道德和行为标准是不公正的；还必须承认，以其前辈和同时代人的标准来判断，以其臣民们的意见来判断，她并没有被当成一个邪恶的女人。还请记住，在英国历史上较近的时期内，为了促进所谓的国家利益，对死亡的分配，并不是出自吝啬温和之手；人们被吊死，被开膛破肚，被分尸，为了国王更多的荣耀，为了保卫基督教，就在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的时代，而这两位都是温和的女士，厌恶流血的场面。
慈禧死了，如同她活着时一样，机敏到最后一刻，忍受不了疾病捆绑着她，使她无法开展新一天的工作，始终怀有对未来的憧憬。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想着帝国，想着新的宪政计划，从中她看到了一个光荣新纪元的梦想，为中国，为她自己。当结局来临，她面对着死亡，如同面对生存，以坚定的心，以勇敢的言辞，去迎接未知的世界，仿佛她是启程去夏日郊游。她很不情愿地向人世告别，告别她满怀热情度过的人生；但是，她不像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女王，她向命运优雅地鞠躬，以坚定的皇家的高贵离开舞台，坚信其鸿运将会到来。
注释
⑴ 参见本书中的《景善日记》。
⑵ 格兰特·理查兹（Grant Richards），1901。
⑶ 《与中国皇太后在一起》（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伊夫利·纳什公司（Eveleigh Nash），1906。
⑷ 自乾隆皇帝的时代以来，这些开销每年约为四千万两白银。参见1909年12月7日《泰晤士报》所刊专文。
⑸ 这批储藏的核心是1861年从篡权的摄政大臣肃顺家中抄没的钱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