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的心态，在逃离京城及后来朝廷流亡西安期间，和她在整个义和团危机与京城遭到围攻期间标志其行为的典型心态一样，表现出优柔寡断与摇摆的冲动。这可以部分归因于她年事已高，部分归因于占星家和算命先生们互相冲突的影响，在整个危机中，她都极为看重这些人的忠告。我们已在另处谈到她明显地容易受到先兆与迷信的影响；不过，在其生命的这一阶段，其效果是最显著的，在返京的整个旅程中所发生的细枝末节的事情上，都很引人注目。
身在西安的荣禄和身在京城的李鸿章，都施加了有计划的影响，劝导皇太后返京，但是，直到和平协议的条款敲定，直到她被说服而恰当地下诏惩处义和团首领，直到那时为止，在她心中占了支配地位的情绪，显然是疑惧交加，正如她下令从太原府仓猝逃往西安时所表现的情绪一样。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政府支持攻打公使馆是干下了傻事，他施加的影响在皇太后脑子里更清晰地形成了对这一政策的愚蠢印象。在危机的巅峰时刻（1900年7月21日），皇太后意识到，用来对付中国的外国军队正在不断地击败义和团与帝国军队，于是她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令他火速从广州北上，朝廷迫切需要精通外国事务的外交官效力。皇太后心情急迫，竟然建议李鸿章“为此借用”一艘俄国船从上海赶往天津。李鸿章的答复，通过电报发给袁世凯，让他转呈朝廷，表面谦恭，却清楚地暗示了皇太后应为当时发生的灾难负责。他说：“仰蒙倚任优隆，曷胜感悚。惟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经营诸务，粗有就绪，今一旦败坏扫地尽矣。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当巨任。”接下来，他甚至批评了皇太后对其旅程所提的建议，指出：“至俄国并无信船在沪，现值奉天黑龙江开衅，俄船必不肯借。”最后，他解释了自己推迟起程的原因，理由是英国公使要求他在各国公使都被安全地从北京护送至天津之后方才动身。他说：“未知都中能派队伍送各使赴津否？”于是他在电文末尾写道：他请袁世凯通知朝廷，他将由陆路北上。对于李大总督的这份直截了当的电报，慈禧以同样典型的直白回复了两行字：“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勿再藉延。钦此。”
尽管有这些不容置辩的命令，李鸿章仍然留在上海，他非常明白自己身处困境，表面上在协商，实际上是等待，想看看围攻使馆的结果。7月23日，他接受了《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采访，当时声称，他不会北上履任，直到有明白的证据使他确信皇太后已经看出了自己行为的愚蠢，准备对愤怒的外国列强采取安抚政策。7月底，他看出朝廷已决定逃亡，于是他派快足寄出了一份极为不同寻常的奏疏，以明白达于极致的措辞对朝廷加以指责，敦促其立即改弦更张。这份奏疏在皇太后离京之前到了她的手里，其直言不讳的忠告对她不无影响。8月19日和20日她从怀来以皇帝名义颁发的上谕，是她第一次向外界表明：她已明确决定要采取安抚政策，以便为她最终返京留下余地。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这件事很可能
不难实现，因为联军之间已经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与猜忌。
8月19日的上谕解释了整个义和团危机和对使馆的攻击都是由于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纷争，接着她忿忿地抱怨：尽管外国列强“平乱”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其所作所为却令人想到是向中国寻衅，表现出对正当程序和友谊的漠视，真是令人遗憾。她天真地指出：中国政府排除万难，不遗余力地保护在京外国人的生命与财产，为他们对自己的仁慈与礼貌恩将仇报而大惑不解。若非外国的外交官们具有无边的包容力，若非曾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往往被中国的治国之术骗得团团转，那么，他们会难以相信这些言论是一位明智统治者的作品。但和通常一样，慈禧的话被采信了，就在这些上谕颁发的同时，俄国已在使用类似的理由为中国政府开脱，奉行其在北京的政策。
在上面谈及的那道上谕的末尾，皇太后命令荣禄、徐桐与崇绮留京，充当议和代表，但她承认，跟有军队做后盾并受到胜利鼓舞的洋人打交道，很难在刚一开始就敲定一条令人满意的程序。于是她让这几位全权大使去决定，最好的路子究竟是分别致电相关国家的外交部，还是磋商其驻上海的总领事，以寻求友好的干预！像慈禧这样精明的人不可能看不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北京的氛围不大可能有利于她的目的，而蒙哄各国外交部和驻上海的总领事，比蒙哄那些刚刚经历过围攻的人容易一些。
第二天的一道上谕，也是以皇帝名义颁发，使用了大不相同的语气，是承认朝廷罪行的可怜供状，是对百姓同情的诉求，是对人们回归理智的劝诫。“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实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通篇读来，都是非常真诚的语调，以皇帝的名义，承担了国家蒙灾的全部过失，提醒官员阶层，这些灾难的最初根源，要追溯到其习养成了懒惰奢侈痼习的时候。上谕表达了深切的痛悔，充分承认了朝廷的责任：“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
改革的政策现已明白宣布，并概述为帝国未来政府的基本状况。疆吏和京官们奉命立即动身，奔赴行在，以便尽快启动改革计划。长江流域的督抚们遵照“条规”维护了秩序而受到褒奖，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再一次有了朝廷的保护和善意。
朝廷的这些言论，庆王及其同事们原原本本地提交给列强，立刻产生了预期效果，令朝廷及其顾问们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放下心来。因此，在9月初，我们发现各省督抚联名上疏，敦请朝廷立即回銮，这样的提议，倘使联军有任何可能对皇太后采取强硬措施，他们绝对不会提出来的。这时国都的未来选址问题在朝廷里广泛议论，就此问题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建议。督抚们的奏疏由袁世凯起草，并由他寄给南京的刘坤一，由后者转呈。它断然地把中国突遭的这场灾难归咎于义和团及其首领们，并声称，由于过去困扰皇太后的混乱局面“渐有转机”，大家颇感欣慰。听说朝廷可能离开太原府“西幸长安”，他们强烈反对这个想法，并说明这一举措既不明智，也不方便。
上疏的督抚们指出，大清的发祥地及其祖先的陵墓都坐落于京师附近，而且该城在地理上最适合于作为行政中心，他们提醒朝廷：只要朝廷回銮，外国列强已承诺撤出京城，不会强占任何领土。他们说，如果朝廷一意孤行，继续西幸，这些目标就无法达成，因为如今外国公使们希望中国的统治者返京。如果联军长久占领京城，满人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上疏的大臣们预言了瓜分和其他灾难，包括财政困难，以及无法在西安或帝国的其他偏远角落为行在提供补给。倘若朝廷前往西安的决定不可变更，那么至少应当颁发一道上谕，声明其在彼处只会作短暂逗留，朝廷将在京城完全安定后回銮。“存亡关键，实在于此。”奏疏在末尾乞求两宫授权庆亲王知会各国公使：联军一旦撤退，就会明确宣告朝廷回銮。
督抚们在另一篇奏折中声称，俄国的外务大臣已暗示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鉴于陕西极为贫困的状况，迁都于西安肯定是不受大家欢迎的，因此，两宫无疑应当前往甘肃的兰州府。
然而，在作决断之前，慈禧要求得到充分的保证：外国列强不会坚持把她放弃最高权力作为议和条件之一。打消了这个疑虑之后，她先前在回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就如同外衣一般从她身上脱落了。保守派官员和士人们曾公开预言：老佛爷再也不希望见到她那被亵渎的京师，不愿涉足其被玷污了的宗庙。然而，尽管她迷信成性，但她是头脑清醒、富有远见的女人，不可能把情感因素置于顶端，也不会允许这些因素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危如累卵时在天平上份量太重。她先前所表现的犹豫不决，以及她对希望她迁都华中的张之洞一类人的建议给予的关注，主要是“面子”的问题。惟有她从前地位所拥有的尊严和权力得到了保障，她才会回北京。但是，随着和谈的进行，她看得很清楚了：沿着国际猜忌的那条老路，她可以完全不受惩罚地回到京城，甚至受到欢迎。于是她着手为早日回銮做准备。庆亲王每天都将其全权代表们在谈判和平协议中所取得的进展向她做详尽的奏报，她对协议的条款大喜过望，只要等到夏雨过后多少有些难以行走的道路，把路况修筑到了容许舒适旅行的程度，就可以回銮了。为了把皇太后和朝廷在驻跸西安期间收到的数量庞大的“贡品”收拾打包，耽搁了一些时间，她在其间得到了经过明确证实的佳音：她在京城的藏宝库并未遭洋兵劫掠。这真是个好消息，增加了她尽快回銮的渴望，她要赶在太监们偷窃之前，监督那些财宝的转移。
八月二十四日（1901年10月20日），长长的队列从皇太后在巡抚衙门的临时住处起程了；在人数庞大的随员扈从下，她去了城门外的一座小庙祭祀战神——清朝的守护神（可以补充一句：也是拳民们的守护神），以此而开始这趟旅行。从这里出发，朝廷从容不迫地向北行进，每天约行八十里，第一站在河南府休息；然后行至开封，在这里庆祝她的六十六岁生日，并盘桓几周。在她的整个行程中，旅途的膳宿及为其舒适和方便所做的安排，与朝廷逃离京城时所经历的邋遢与匮乏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在她驻跸开封期间，《辛丑条约》在北京签署。也是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在九月底，李鸿章去世了。他对外交事务的了解，以及他在谈判中的非凡才干，曾是对其帝国女老板的最大效力，而且毫无疑问，获胜的联军给予中国的宽松条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努力。皇太后虽然充分欣赏他的才干，但从未待之以明显的宠信，一直拒绝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她拿出来的借口，居然是她听不懂李鸿章的方言！然而，在李鸿章去世时，她却赐予死者清朝从未赐给任何汉人臣子的荣誉，即除了在他曾任职的省份为他建祠之外，还在京师为他建祠立祀。
有件事颇能体现皇太后公平睿智的统治，即她尽管要李鸿章为对日战争及其惨重的后果而负原始之责，但她决不同意皇帝采取草率的报复行动，即革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之职。在和约签订时，她又赐予李鸿章额外的身后殊荣，同时不失时机地颁发一道上谕，对庆亲王、袁世凯和其他人等表示祝贺与感谢，这些人协助并带来了和平条款的敲定。她特别赞扬了荣禄的忠心：“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扶大局。”
为庆贺皇太后诞辰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戏剧招待活动之后，朝廷离开开封，继续返京之旅。在启程前夕，皇太后抓住时机，严厉而公开地斥责了满人知府文悌⑴，他竟敢建议皇太后不要返京，并预言背信弃义的洋人肯定会把皇太后抓起来，作为陈列馆里一件有用的展品。
皇太后在一个天气美好的日子里渡过黄河，她祭祀了河神，表示谢罪和感恩。地方官员建造了一艘壮观的平底船，形似一条龙，皇太后及朝廷女眷们乘坐此船过河。从此以后人们注意到，只要观瞻朝廷回銮队列的人群里有了洋人的身影，皇太后总是强调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关注和礼貌，而在她抵京之前，她颁发了一道懿旨，命令在她抵达时，不得阻止欧洲人观看队列，尽管各国使馆依照惯例，已经发布通知，在皇家队列经过时，禁止本国人出现在大街上。事实上，每件事都表明，皇太后如今希望尽一切可能来安抚欧洲列强。如果我们还记得，如此讨好洋人，以此作为推进其自身未来政策的一部分，是她慎重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她的行动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从幽默的观点看，倒是还能有所收获。
越过直隶省边境时，皇太后颁发了一道上谕，以热情洋溢的措辞表达友善，宣布皇帝回宫后，将立即在朝会上接见各国公使，而且会见将在紫禁城内的中央大殿里举行。中国人读了这道上谕，并不知道和平协议中的条款规定了对洋夷的这一特殊让步，自然会将之视为朝廷宽厚与善意的自发表示。在同一道上谕中，皇太后宣布了她亲自接见公使夫人们的意图，表示她对往日与她们的友好交往怀有最愉快的回忆。这里，我们再次注意到一项计划的实施，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按照最佳经典模式形成，“以应对强大之蛮夷”。
1902年1月6日中午，皇太后一行乘专列抵达在京城南城墙附近建立的临时车站，邻近马家堡老终点站。车站附近搭起了装饰得很漂亮的大亭阁，将要把老佛爷和皇上接到此处；亭阁里配备了金漆宝座，景泰蓝祭器，以及许多件贵重的瓷器。数百位最高级别的京官在此恭候，为外国人准备了一个专区。当长达三十余节车厢的专列进站时，从老佛爷车厢的一扇窗户里可以看到她紧张的面孔，正焦急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她的身边是皇后与大公主，而总管太监李莲英则肃立一旁。认出了皇太后之后，所有官员都跪倒在地，而内务府总管继禄则指手画脚地对洋人叫嚷，要他们脱帽（其实他们已经脱帽）。第一个走出车厢的人是总管太监，立即去核对各省贡品与珍宝的长清单。行李包裹堆积如山，都是从西安随朝廷而来，处于皇太后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在太监之后下车的是皇帝，明显极度紧张，看见皇太后对他使了个眼色，便匆匆钻进自己的轿子，很快就被抬走了，没说一句话，也未跟在场的任何官员示意。在他离去后，皇太后下车了，站在车厢尾部的站台上。有人听到她说：“我看洋人很多嘛。”她依照中国女性遵守的礼仪向他们致意——鞠躬，抬手合什。接着，庆亲王上前给皇太后请安，跟他一起的有王文韶（他已接替李鸿章担任和谈全权代表）。他们恭请皇太后登轿；“不急。”皇太后答道。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大约五分钟，精力充沛地与身边人交谈，气色很好，就其年龄而言显得年轻，直到总管太监返回，把行李和财宝的清单交给她，她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然后带着满意的表情把清单还给李莲英。
此后，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请，铁路上的洋经理和工程师 被引见给皇太后，接受皇太后为了一路上令人满意的安排而表示的感谢。皇太后接着登舆，这乘轿子比提供给皇帝的那一乘更大更好，被抬着朝皇宫而去；轿旁有皇太后宠爱的一名太监跟着跑，请皇太后观看有趣的物事。每当看见洋人时，他就会禀报皇太后，有人清楚地听见他说：“瞧！老佛爷，快看洋鬼子！”于是皇太后露出微笑，非常友好地点头致意。穿过了汉城南门，轿夫们抬着她直奔前门满城城墙的大城郭，进入内城，那里矗立着一座供奉满人保护神的神庙。成群的洋人聚集在城墙上等候。他们俯瞰着通向神庙的院子，看见皇太后下轿，跪下烧香于战神像前，同时有几位道士唱礼。皇太后起身，抬头看向洋人，微笑，点头，然后登轿而去，穿门而入，进入紫禁城的大内。她约于下午2点到达内宫（宁寿宫），刚一下轿，便令太监们动手挖出她逃走时埋下的财宝；她发现那些宝贝确实原封未动，欣慰不已。
接下来，不仅是着眼于她与洋人的未来关系，也着眼于全国的舆论，皇太后颁发了一道上谕，赐予珍妃以身后的哀荣，我们记得，珍妃就是在朝廷逃出皇宫的那天早晨被皇太后下令扔下井里的那位妃子。在这道上谕中，皇太后赞扬了死者的德行和令人敬佩的勇气，这些品质促使她因“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而不愿眼见宗庙被毁并遭玷污。于是，她那值得信赖的行为得到奖赏，她被赐予身后的尊号，并被提升一级，晋为贵妃。人们普遍认为，这道上谕满足了补偿死者的所有合理的要求，因为在中国，死者依然活着，在一个充满阴影但同样真实的等级制度中活动。活着的时候，区区一个珍妃，跟老佛爷的政治需求相比，多少是无足轻重的；但一旦死了，她的魂魄就必须得到安抚和补偿。
很多欧洲人目睹了皇太后的抵京，他们留在车站上，观看其一长列行李车厢的卸载，这是一个极为有趣、很有启发性的场景。首先卸下来的是年轻皇后与大公主的黄轿，还有主要妃嫔的四乘镶黄边的绿轿；其他妃嫔宫女乘马车跟随其后，每车两人。她们总共约九十人，她们交通工具的分配，伴随着不小的喧闹和混乱，若干年长妇人的饶舌最为引人注目。她们离去之后，太监和下级官员们的注意力便转向皇太后那堆积如山的私人行李，其中包括炊具和日常家庭用品。这项操作，加上大量金条（每根金条上都标有进贡省份或城市的名称）的搬运，一度由军机处监管。但由于这件工作足以延续几个小时，不久之后，在荣禄带领下，军机大臣们登轿进城了。有人注意到，荣禄显得非常虚弱，步行时由两名身材魁伟的侍从搀扶。
在朝廷回銮后一周左右时间里，按照和约所规定的条件，外国列强的代表们及时地在朝会上受到了接见。有人注意到，老佛爷照旧端坐于最高的宝座上，皇帝则占据一个较低而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位置。在嗣后于宁寿宫招待公使夫人们的时候，外交使团的资深公使的夫人发表了一篇致辞，以“欢迎皇太后陛下回到美丽的京师”。这份文稿措辞极为友好，几乎是热情洋溢，表明皇太后以娴熟的恭维与“**”来安抚外国列强的事前精心安排的机敏措施，已经收到了期望的效果。1900年可怕的围攻，以及凌辱与傲慢，都被遗忘了；列强的代表们准备好了，一如既往，要为赢得中国人的青睐而互相竞争，彼此倾轧。
在聆听外交使团公使夫人们致辞时，皇太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动情地谈及她对所有欧洲人尤其是对其访客们的慈爱。她言辞凿凿地解释说，一场“宫廷革命”迫使她逃离京城，她对外国使馆的朋友们如此不幸地遭受的麻烦和困苦深表歉意，希望重温往日的友好关系。外国女士们觐见后离去时，高度满意皇太后的屈尊，以及她们自己被置于这样一个展示宽宏大量的位置上。
这次觐见是许多次类似活动中的首次，上述有关皇太后在其后与欧洲人关系的社交层面所做大量工作的参考资料，都显示了老佛爷从前向荣禄保证说对付蛮夷的古老经典办法自有其价值，并向他承诺，只要巧妙地行使屈尊的谦恭，一切将被原谅，将被遗忘，她的这种说法是无大错的。
生活又走上了旧轨，中国的京城里一切如前，联军的军营很快就成了大街小巷中熟悉的景色，商人们和大难不死的居民们陆续回到了这里。与所谓天朝政府的外交闹剧再次开幕，随之又重开了所有的阴谋与国际猜忌，惟有这些因素，才能让天朝的统治者们在互相冲突的压力中维持某种平衡。
皇座背后的权力毫无疑问是荣禄，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为止。但是，外国使馆，依然被遭受围攻的记忆与回声所困扰，怀疑所有与其表达过的有关义和团起事原由的想法不相吻合的信息，并且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真相，把荣禄当成一名嫌犯，理当和他的同伙们一起受罚。但该案的实际情况，以及其个人的行为，正如《景善日记》无可争议的记录中所显示的那样，以及其他独立目击者明确无误所证实的那样，当时在大臣们当中是起不了作用的，于是，当荣禄最早对外国公使们进行正式的官方拜访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令他大为不满。他徒劳地向外交使团从前与他私交甚厚的一名成员保证：上天可以作证，1900年他除了极力保救使馆以外，未办一事；他的声明完全未被采信，他对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大为懊恼，以至于郑重其事地恳求皇太后准许他退出军机处。但慈禧对情况了如指掌，向他保证自己对他完全信任，并在一道表彰他的懿旨中拒绝了他的请求。
在皇太后去世之前，京城的百姓和洋人后来有两次机会目睹她在短途旅行之后乘火车返回京城，而且在这两次当中，她和蔼的、几乎是亲切随意的态度，都是人们普遍谈论的话题。第一次是在次年春天，当时她去东陵祭祀，返回时照例要到前门城廓战神的神庙前致祭，她口若悬河地跟曾在宫中见过面的几位夫人说话。从庙里出来之后，她吩咐一名太监取来她观剧用的望远镜，通过望远镜热切地扫视在城墙上俯瞰的人群，每当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就会挥舞手帕。有一次，她甚至高声询问一位外国公使女儿的健康。满人王公与廷臣们看到皇太后竟然对洋人屈尊纡贵，掩饰不住他们的愤慨与怒气。尽管有1900年的教训，他们依然将洋人视为蛮夷（至今也是如此）。他们怒气太盛，以至于怂恿继禄去请皇太后收手，请她回轿。皇太后毫不理睬这个请求，明显对自己犯下破坏礼制的罪行感到高兴。有人注意到，另一方面，皇帝对洋人全不留意，看上去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第二次是在1903年4月，在皇太后去西陵致祭之后，那时其挚友与顾问荣禄去世方才四天。这一次，皇太后显得情绪非常低落，缓慢地走下火车，不见了一贯的活泼愉快。其弟桂祥跪在站台上接驾，她只说了简短的一句话：“你举荐那个无用的大夫，害死了荣禄！”随后一言不发，上了舆轿。就是在这次，老佛爷在保定府为其所建的行宫里接见了几位洋女士，她直接提到了保定城发生的外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当然，她声称与此事毫无干系。到这时候，毫无疑问，通过重复的力量，慈禧已让自己相信她是完全无辜的；但无论她自己是否相信，她无疑已经通过她的魅力及其举止言谈的表面真诚，征服了她所接触过的大多数外国人。
在把宫廷生活安置于惯常的老路上之前，皇太后在上谕中做个人辩解的嗜好似乎增强了，她颁发了一道上谕，重新赢得了各级中国官员的同情。和通常一样，她劝诫其忠实的臣子们在其改革计划中与她真诚地合作，剔除弊端，力持善举，然后，她概要的陈述了她与皇上在被迫“西狩”期间所遭遇的困苦。在谈及那趟旅行中难忘的震惊与悲伤之后，上谕写道：
兹者乘舆遄返，匕鬯依然，钦感之余，弥增悚恻。惩前毖后，惟有恐惧修省，庶几克笃前烈，以敬迓天庥。
注释
⑴ 文悌曾于1898年任御史，但因立场保守而被皇帝革职。慈禧在戊戌政变时恢复了对他的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