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当年被贬去贵州龙场的路上，王阳明在忧伤痛苦中写下的一句诗“客途最觉秋先到，荒径惟怜菊尚存”，就是翻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那一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但王阳明最终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而是坚持在官场中活出了自己。如果说陶渊明成就了一种自由而尊严的诗意人格，那么，王阳明成就的圣人人格，其实是自律而尊严的现实人格。王阳明在《传习录》里有一次和学生感叹，退隐是容易的，但当官太难了。当官，要遵守很多潜规则，要卷入各种你死我活的权斗，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如何恪守自己的良知？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非常不容易。
王阳明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坚守大的原则。这个大原则，后来王阳明把它叫作良知，不论多么艰难，一定坚持这个大的原则，顺从自己的良知，哪怕有生命危险。王阳明对于生死，基本上秉承的是儒家杀生成仁的信念，所以并不畏惧死亡，如果是为了仁义，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当他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就因上书皇帝抨击太监干政而入狱，入狱之后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后来的宁王谋反，形势非常复杂，也很危险；即使到宁王已经造反了，各级地方官员还是不敢报告皇帝实情，只说地方动乱，因为不清楚最后鹿死谁手。宁王也笼络过王阳明，但王阳明拒绝了；最后是王阳明平定了叛乱。
第二，在小节上适当妥协和退让。这一点，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能明显看出来。从少年时代对父亲的叛逆，到渐渐学会和父亲妥协，再到官场上各种周旋，王阳明展示了他极高的情商。王阳明不屑权斗，光明磊落，但也不会坐以待毙，也懂得谋划和经营，也懂得适当的妥协和退让。
第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王阳明一生最喜欢的事，其实是讲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老师。一般人年轻的时候也有爱好，有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但一旦工作之后，就渐渐地陷入工作之中，把喜欢的事完全丢掉了。王阳明在自己家乡开始讲学生涯，后来到贵州，到江西，不论多么忙，哪怕是在战场上，都带着学生，一边打仗，一边上课。由讲学，延伸到对教育的重视，这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里可以看出来。
如果一味坚持大的原则，不懂得平衡协调，那么，在官场就寸步难行；如果一味平衡协调，那么，在官场就会沦为苟且油滑的官僚；如果为了承担社会责任，总是在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枯竭，生命力就会萎缩；如果一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么，可能会面对维持生计等问题，比如陶渊明，他的代价是妻子、儿子跟着他挨饿。
王阳明在兴趣和责任、在原则和世故之间，找到了平衡。
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
做事，做人，成圣，这个过程里，王阳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即广为人知的王阳明心学。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龙场悟道”。王阳明在龙场时，住在一个石洞里，有一天夜里突然醒来，恍然大悟，悟出了什么呢？悟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明白了圣人之道，无需外求，我们自己的自性已经具足。第二个阶段是平定宁王之乱后，悟出“致良知”。第三个阶段，是天泉证道，他把自己的学问归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三个关键句子，基本代表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阳明心学的理路，并没有离开儒家设定的大框架。儒家从创始人孔子，到孟子，再到宋明理学，一直认为三代和周文王时代，是理想的和谐社会，如何回到那个和谐社会？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个人的道德。每个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君子，成为圣人，整个社会就可以变得很美好。为了教化个体成为君子和圣人，儒家逐渐形成了一套教育体系，体现在四书五经里。
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也有说六经的，还有一部失传了的《乐经》。这几部经典包括了历史、哲学、文艺、礼仪等，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典籍。
四书是《论语》（孔子的言论集）、《孟子》（孟子的言论集）、《大学》（出自《礼记》，据说由曾参整理成文，程颢、程颐把它当作孔门的入门读物）、《中庸》（出自《礼记》，据传是孔子曾孙子思所作，被认为是孔门心法）。朱熹最早把这四本书编在一起，从此成为儒家的基本教材，尤其是《大学》，更是如何成为圣人的教科书。
《大学》一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成为儒者一生所要成就的基本目标，被称为“三个纲领”，大意是，成为一个圣人的根本方法，或者说，人生的大道，就是要弘扬内心光明的德行；在亲民，朱熹解释为“在新民”，让人民不断自我革新，而王阳明认为应该解释为“在亲民”，按王阳明的意思，人生的大道，就是要与民众仁爱无间，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善，最完美的境界。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又陆续提出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纲领，加上八个条目，强调的是修己，是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之后，才能治人，所以，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儒家通过这三个纲领、八个条目，把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和治国、平天下结合在了一起，把个人、家庭、国家统一为一体。
朱熹把这一套教育聚焦在“格物致知”，认为通过格物致知，就可以“去私欲，存天理”，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朱熹看来，格物是第一步，透过观察，探究、穷尽事物的规律、奥秘、道理，从而进入第二步，致知，获得认知、智慧、知识等。朱熹的解释强调了训练的重要性，以及训练次第的重要性。但朱熹的朋友陆九渊不太赞同朱熹的说法，觉得朱熹的问题在于企图从外在的事物上去求得“理”，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格物致知，应该从心这个源头上着手，心即宇宙，心就是理，从心上求理才是正道。
朱熹的学说得到官方的认可，尤其成为科举考试的规则，所以，到南宋，朱熹理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几乎所有人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王阳明一开始也信奉朱熹的方法，但在一次“格物”的实践后，他对于这种从事物上去探究寻求“道”的方法产生了怀疑。一次，他和一个朋友以竹为对象进行格物，朋友对着竹子格了三天就挺不住了，产生幻觉，极度疲乏，王阳明坚持了七天，也同样产生了幻觉和疲乏。他和朋友叹息：“圣贤是做不得的，无大力量去格物了。”
从此，王阳明渐渐地转向陆九渊的心学，他在龙场悟道的感悟，是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和发扬，“是了，是了，圣人之道，从我们自己的心中去求，完全满足。从前枝枝节节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误，哪知‘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归于正心之外没有‘物’，心上发一念孝亲便是‘物’。”由此开始，王阳明穷尽一生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心学。
如何理解阳明心学
第一，一个历史背景不能忽视。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是基于朱熹理学到了南宋引发了很多流弊，儒生只求形式上的训练、记诵，只求考试成功获取功名，而忘了儒学的本义是自我修养，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成圣。
第二，王阳明心学不是心理学。心理学是西方现代科学，属于二元论，把人的身体和心灵分为两个不同的东西，把主观、客观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从心理学层面去理解王阳明心学，包括禅宗、老庄等，很容易把他们仅仅当作是一种心态的调节。包括对于陶渊明，如果只是从心理学层面去理解，往往会成为很多人自我麻醉的鸡汤。实际上，从老子、庄子、陶渊明、禅宗，到王阳明，他们信奉的都是一元论，他们讲的心，讲的天理，讲的性，都是一元论的东西；只有从一元论上去理解，才能把握到他们的真正意义。
第三，从一元论上看，王阳明所说的心，所说的良知，不是心态的心，也不是心理的心，而是本体意义的心，良知也是本体意义的良知。简单地说，王阳明讲的心和良知，指的是本源性的东西。《传习录》里王阳明有一个比喻，说良知就是树的根。我们为什么要找到并实现我们的良知？就因为它是根。只有找到了根，你的生命才能枝繁叶茂。由根的比喻，我们也可以说，良知是水的源泉。生命像水一样流逝，只有找到了源泉，才能生生不息、源源不绝。
第四，基于一元论，王阳明才会如此强调知行合一。知和行，一般人往往会认为是两个阶段的事情，是先有了认识，然后才会有行动。但王阳明却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就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就是行。”“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第五，由知行合一，可以看出王阳明心学虽然在思维方式上深受禅宗的影响，但在应用上完全是两个方向，如果说禅宗是放下，王阳明的心学是拿起，是担当。因为强调担当，所以又非常注重“事上练”，就是不逃避，在每件事情上去磨炼。有一个司法官员对王阳明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王阳明回答说：我并没有叫你辞了职，悬空去学习啊，你做司法的工作，就从司法这件事上去学习，也是格物啊，比如，询问案件的时间，不因为什么发怒或高兴，不因为自己的喜恶或人情关系而有所偏重，等等。这讲的是我们其实可以在每一件事上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工作就是修行。
阳明心学的现实价值
王阳明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又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所以后来很多人崇拜他。他的心学不是空谈，不只是理论思辨，而是实际的生活实践。他自己的一生，一直在探索，学习过佛学，也学习过道家，最后归于儒学。但和传统的儒家，已经不完全一样。虽然王阳明批评佛学和道家的超脱尘世，但他的思想里，有很多佛学，尤其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比如，人人都是圣人，和佛学里人人有佛性相近，再比如，关于性、心、理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和《坛经》里六祖惠能的论述，十分相近。
他和朱熹的不同，也有点类似惠能和神秀的不同。如何成佛？神秀的方法：“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的办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朱熹重视的是次第的训练，都要由外而内，擦掉灰尘，找到本心，或者观察事物，推究宇宙规律或真理。惠能、王阳明重视的是本源，强调首先要回到那个本源，然后再由内而外。
这两种路径因人而异，惠能、王阳明更深刻，更有大格局，但容易流于空幻、摸不着边际。神秀、朱熹更有实操性，但容易流于形式。
王阳明思想在江户时代就传入了日本，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很多人（如蒋介石）都相信是阳明心学促进了明治维新。在一些畅销书里，有人甚至说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实际上，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进入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思想启蒙家（今天日元上有他的头像），对于儒家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儒家在国家治理上，妄想透过个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和谐社会，是荒谬的。国家的治理，还是老老实实要依靠制度，依靠游戏规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靠法治。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无论用朱熹那一套，还是王阳明那一套，在国家管理层面上，都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王阳明心学对于明治维新的一些人物的确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基本上是个人层面的。比如，当时明治维新要改变日本的社会传统，而王阳明心学在儒学传统体系里，本身具有开放性，主张不要死守典籍，而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按照内心的良知去做事。《传习录》里王阳明有一次说，如果我遵循了内心的良知，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做，那么，即使孔子说过可以做这个事，我也不会去做。这种说法，也多少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明治维新人物接受王阳明心学很重要的一个点。另一个点是“知行合一”，就是强烈的行动性。不要空谈理论，不要空有梦想，而是要切实地做事，把理论、梦想、人格都融入日常的事情之中。还有一个点就是坚韧性，不论遭遇了怎样的困境，都要始终相信自己的良知，一往直前。
这一些点都是个人修为层面上的。今天，王阳明心学的意义，更多的也还是在个人层面。明白这一点特别重要，其实不仅是王阳明心学，儒家整体的学说、老庄、禅宗等，在现代社会里，他们的有效性基本限于个人层面。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王阳明心学对于应对时代的变化、应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应对理论和实际的脱节等等，都具有参考性和指导性，是个人获得内心力量的重要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信息泛滥，概念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对于生命没有自觉，很容易跟着信息、概念走，迷失了自我。如果我们学习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总是修炼自己回到良知，回到本源，就不会被这些信息、概念带走，而是我们带着这些概念、信息走，这个世界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为我们自己所用。
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个本源，那个根本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一以贯之”，无论做什么事，都贯穿着这个本源，就可以像王阳明那样同时做几件事却忙而不乱，而且都做得很好。因为一以贯之，无论做多少件事，其实都像王阳明反复说的，只是做一件事。
如果我们学习知行合一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会过一种和自己内心价值观高度一致的生活，不再拧巴，不再分裂；我们就会养成“马上做”的习惯，不会感叹“听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而是去真正践行一个道理，完成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懂得学习之道，不会到处去听课、去追逐新的知识，好像懂了很多，但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知行合一的主张，也有助于对现代教育进行反思。梁启超谈到王阳明心学的意义，特别提到了现代教育的弊端：现代学校，往往是知识贩卖所，“教师是掌柜的，学生是主顾客人。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的像鼓胀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想要把所学见诸实用，恰与宋儒高谈‘井田封建’无异，永远只管说不管做”。梁启超认为这种教育弊端，唯一的救济法门，就是“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知行合一，是彻底的生活哲学，也是彻底的行动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能确保你荣华富贵，但一定能确保你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确保你的尊严，以及你内心的安宁，确保你在复杂而险恶的尘世永远不会沉沦，永远不会陷入泥潭，永远走在光明的大道上。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是门人弟子记录的王阳明讲学言论，还包括一些王阳明与友人、弟子谈论学术的书信。这本书包含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其基本主张，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基本著作，历来被称为“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
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王阳明的门人薛侃在江西赣州刻印了《初刻传习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习录》上卷。嘉靖三年（1524）十月，王阳明的另一个门人南大吉，在绍兴让他弟弟校刻了《续刻传习录》，分上、下两册，其中增加部分就是现在的《传习录》中卷。嘉靖三十四年（1555），门人钱德洪参考同学曾才汉荆州刻印的《遗言》，进行了删定，在宁国水西精舍刻印了《传习续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习录》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把前面三次刊印的《传习录》进行了统校，分成上、中、下三卷刊印，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次的翻译，是以明代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所刻《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又参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第一卷收录的《传习录》。
王阳明那个年代，一般读书人对于儒家的四书五经，对朱熹等儒家学者的学说，都非常熟悉，《传习录》里有许多句子、词语信手拈来，对当时的读书人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但对于今天的读者，却有不小的障碍。我在翻译的时候，尽可能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又适当地加了一些说明性的翻译；但是，整个语境不可能通过翻译解释清楚，只能依靠读者自己去进一步了解儒家的经典和思想体系，才能把握到精微的意思。翻译中一定还有不少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批评。
费勇
2018年元旦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