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里朝外的文武百官与宗室贵戚乃至宫里的大大小小的太监们，他们大都腰缠万贯，相当一批人也大都生活极其奢侈糜烂。宫里的大太监们更是靠着敲榨勒索和贪污皇家资产，个个都富比王侯，在宫外有连屋接宇的大公馆，在城外则更有事先就建造好的工程浩大的坟墓，家中姬妾成群，珍玩布列，窖里藏的金银数目也十分可观。
崇祯一点也不明白，其实，在整个大明皇朝里，作为这个大家庭一家之主的他才是天下最大的富豪和最大的奢侈之源。他虽说生活极为节俭，可是，整个皇宫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太监宫女等上上下下的消费仍十分的惊人。人们常说，瘦死的骆驼也是要比马大，几万人的消费每年都要用掉大量的国库收入，即便如此，崇祯却仍认为自己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节俭的君主之一。
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九五之尊都还这样节俭，而那些王公贵戚们却是那样的奢侈。因此他以为，自己要从他们的身上榨取一点也就是天经地义的。
当初，他刚一登上皇帝的大位的时候，他就曾经屡次要求他的臣僚勋戚们捐助，可是这些臣僚勋戚却把他的命令当成了耳边风，由于还没有碰上最为让他头痛的内政外交方面的大问题，初登大位时国家也还算大致安定，因此对于臣僚们的搪塞和拖延他也就没有当回事儿。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他准备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定要把他需要的这笔钱弄到手中，否则绝不罢休。
为此，他接连宣诏让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大臣的薛国观进宫，并和他进行了好几个晚上的密商，并制定出了一整套榨取钱财的办法。
薛国观因为没有作过翰林，是由外僚进入内阁的，所以在朝廷里口碑不是很好，且为人又十分的阴险强悍，刚一成为首辅大臣，便发难要整治一下那些朝上朝下的东林党人士，因此朝中的不少文武大臣都对他很有看法，且不时地向他提出挑战，近日里这股挑战之风似乎更大了一些。
当崇祯提出向臣僚们搜括钱财的主张的时候，这似乎正中他的下怀。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自己可以趁机好好地整治一下那些反对他的人。
他认为，朝臣中贫富不等，从总的来看，油水也不是很大，因此这次搜括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们的身上。更何况，一旦这些皇亲国戚都带头捐助了，那么，那些朝臣们也就没什么可说了。
可是，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内阁却又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因此他便无可奈何地对崇祯道：“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便是；只是内戚，非皇上亲自来不可了！”
崇祯觉得薛首辅讲的也还是很有道理，便十分痛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把这次捐助重点放在皇亲国戚们的身上。
但是，对于这些皇亲国戚们的情况他又十分清楚，他们既有权有势又十分的吝啬。因此，一开始他就必须要抓一个典型。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又和薛国观认真商量，崇祯终于把这个典型放到了武清侯李国瑞的身上。
李国瑞是万历皇帝的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是崇祯半远不近的堂表叔。
作为皇亲国戚，李国瑞靠着当初孝定太后的势力，早已经聚敛了不少的财富，在皇室的众多贵戚当中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大户。前不久，李国瑞正好因为财产上的纠纷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大闹了一场。两兄弟本来要将整个祖上的遗产全部分光，但在分配上却因为各自的利益而闹得不可开交，最终李国瑞竟强行将李国臣的一部分据为了己有。而李国臣对于自己没能分得应得的遗产很愤怒，为了泄愤他便将此事上告到了崇祯这里。
他在上告的奏疏中说，父亲本来留下了 40 万的家产，按理是应该分给他一半的，但眼下自己的弟弟李国瑞却将这一半据为了己有，既如此，他便愿意将这一半捐献给朝廷以充作军费。由于这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到嫡长子的继承权问题，崇祯觉得要真正处理起来也实在太麻烦，因此他在看过奏疏之后便很快地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
事情应该说已经过去了，可是眼下一碰上捐资助饷的事，崇祯既已决定首先向李国瑞开刀便不能不旧事重提了。
崇祯便连夜起草了一份诏书，说李国瑞如何如何地将哥哥的财产据为己有，实在是有伤和气与伦理，而且为国家社稷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安，是以，为了治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他命令将李国臣号称属于他名下的二十万以充军资。不仅于此，李国瑞强行据占他人财产已触犯了大明的国家法律，为了以示惩处，朝廷也要将本来属于李国瑞的那一部分共二十万暂时借用过来同样充作军费，只是待国库充盈时再补还。
四十万两银子的财产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李国瑞打死也是舍不得，一接到崇祯的诏书当即便被气得昏死了过去，一待他从昏死状态中苏醒过来后，便和家人认真商量寻找对策。
当天夜里，李府上下便倾巢而出分头行动地忙活开了，以李国瑞为首的一批人一面四处哭穷哀告，一面则四处串连其余的皇亲国戚，说皇上如何如何向他李国瑞开刀捐助，下一步便必然是他们这些人了。与此同时，李府上下又开始了大规模地拆房卖地活动，而且还把家里的家俱器皿摆放到大街上进行公开的拍卖，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出他的穷困，另一方面也可让堂堂的皇上在面子上不好看。
一时间，整个京城上下，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对于崇祯的这一捐资助饷的政策有了不少的非议，而且李国瑞对皇亲国戚们的大串连很快便起作用了，他们一个个都聚集到一起以便共同想办法来对付崇祯。
不出五天，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便亲自出马来找崇祯了。
作为周皇后的父亲，周奎自然是京城里皇亲国戚的首领，对于崇祯这一捐资助饷的政策，他自然也看得很明白，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的这位皇帝女婿也就要命令他这位老丈人掏腰包了，本就十分吝啬的这位周国丈无论怎样也是不愿意的。
于是，周奎便一面进宫向自己的女儿诉苦，让他想办法阻止皇上的这一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则又亲自来到崇祯正在办公的御书房向他进言道：
“皇上有所不知啊，李国瑞家实在是太穷了，哪里拿得出那么一大笔银子啊，近日里他家为了凑这笔巨款，听说他家都已经在砸锅卖铁了，皇上在捐资助饷的政策上千万不可催逼太急啊，弄得不好，皇上便要失掉人心了！”
崇祯一向是极力反对内戚干政的，眼下，这位周国丈竟然亲自来向自己进言，美其名曰是来为李国瑞说话，而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这样一来，崇祯便对这位周国丈的言行感到十分的恼火，而且很是生气，因此他不但不听劝阻，却反而更加严厉了，当天他便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头衔，并命令各内官衙门按期追缴，不得有误。
没想到，李国瑞接到崇祯的这一圣旨，又急又气，又忧又怕，当天晚上竟然一命呜呼了。
这样一来，这一捐资助饷的活动也就更加引起了众多朝臣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们的不满。而且他们都看得明白，崇祯在收拾完李国瑞这一家之后，紧接着的便是要全面地铺开捐资助饷的活动了，那也就是说，崇祯很快便要对他们下手了。
为了保护自身或者是说整个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大批皇亲国戚便密谋策划，并勾结宫里的众多大大小小的宫女和太监甚至还有周皇后，进行了一次抵制崇祯的阴谋活动，他们下手的对象竟然是崇祯皇帝刚刚才五岁的幼子朱慈。
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田贵妃所生，崇祯自然对他十分疼爱。刚巧在这个时候，他却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皇五子竟一连几天拉痢疾。当时，以周奎为首的皇亲国戚得知这个情况，便决定通过皇五子来好好地震慑崇祯皇帝一下。
本来，对于这个皇五子，周皇后也还是多少有些痛爱的，可是由于他是由崇祯最宠爱的田贵妃所生，因此在下意识里也就多少有些忌恨。当周奎遣家里的仆人来向周皇后讲明他们的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她也是十分反对的，可是当她一想到，说不一定这样也许就能使皇上对田贵妃的爱宠多少有些收敛的时候，她便点头默许了，而且还暗中指使自己的贴身宫女去买通承乾宫里的一个老宫女来完成这一使命。
这一天，当皇五子正躺在自己的**一面神志不清地说着什么、一面则不断地痛苦呻吟的时候，这位老宫女竟把自己打扮得妖魔鬼怪一般突然来到了皇五子的面前。
小皇子恍恍忽忽的，只觉得自己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既让他十分害怕却又多少充满了希望的神仙，遂喃喃地对她道：
“啊——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怎么啦——我怎么啦——菩萨保佑我啊——菩萨保佑我啊——我好害怕啊——”
待小皇子喃喃自语完毕，那位老宫女便突然神秘兮兮地对他道：
“啊——我便是九莲菩萨啊——九莲菩萨——你知道吗——孩子——皇上近日里待外戚可是太薄情了啊，他若再不悔改，九莲菩萨就要让他的儿子都全部死绝了啊！”
一听这话，小皇子立时便变得极为惊恐，而且全身还不断的抽搐起来，见此情景，那位老宫女竟又一连在他的面前说了三遍。
小皇子兴许又太聪明了些，他即便在神志不清的时候，也竟把老宫女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来了。也就在当天的晚上，崇祯在御书房批阅了一阵奏章之后，因突然想起小皇子的病情，又加之有好几天没见到这位他所喜欢的小皇子了，于是他便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承乾宫探视病中的小皇子。
可是，他刚一走进承乾宫的大殿的时候，却突然听到了大殿里传来了女人的哭啼声，原来，田贵妃正伏在一个案几上哭得象泪人一般，崇祯遂赶紧走过去问道：
“卿这是怎么了，卿这是怎么了！？”
崇祯一连问了两遍。田贵妃因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对于宫女们所通报的皇上的到来甚至崇祯本人到得跟前所说的话都没有听清，而是一直沉浸在自顾自的悲痛之中。好一阵，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才发现了站在面前的崇祯皇帝。
但是，她一看见崇祯皇帝却突然猛地一下跪俯在了他的面前，且痛不欲生地道：
“皇上，快救救小皇子吧，快救救小皇子吧！”
崇祯立时便吃惊地道：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田贵妃便详细地说开了小皇子的一切，说他如何如何已经完全神志不清，整个下午都在说糊话，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全身不时地还要抽搐两下，适才竟突然昏死过去了。
听罢她的叙述，崇祯的脸立时变得煞白，待回过神来，才一面赶紧让站在旁边的小毛子去通知太医，一面则忽忙赶到小皇子的床前。
一见直挺挺地躺在**死人一般的小皇子，崇祯皇帝竟然难过得流下了伤心的眼泪，遂一面将他抱在了怀里，一面则忙不迭地自语起来：
“皇儿啊，你怎么哪？父皇成天忙于国事，倒忘了你啊，都是父皇的不好，是父皇的不好啊！”语毕竟大声地恸哭了起来，田贵妃眼见皇上都感动得掉泪了，竟也一下晕倒了，崇祯便更是被吓得不知所措。
随着太医的到来，屋里的气氛才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太医一来便立即开始为小皇子把脉查看，随即便又是掐人中又是揉前额，不多时辰，小皇子突然出了一口气，整个屋里的人似乎都终于出一口气。崇祯皇帝和田贵妃也都立时转悲为喜，崇祯更是当即传下旨意，命令赏太医五十两银子。
待小皇子又稍稍多缓过一口气，崇祯将即小皇子抱在怀里，太医一见，立即止住道：
“皇上，可使不得，使不得，小皇子方才缓过气来，千万暂时不要动他，否则他便会喘不过气来的。”
崇祯一听，又才将他放到了**，不过，即便如此，崇祯却仍是充满爱意地俯着身子，柔声地对小皇子道：
“皇儿，父皇成天忙于国事，可苦了皇儿了！”
小皇子的神志这时似乎倒清醒了不少，一听崇祯这样一说，他竟一下睁开了双眼，并多少有些显出调皮的样子，隔了一会儿，他便又有些不无害怕地道：
“父皇，儿臣见到九莲菩萨了！”
“什么？九莲菩萨？！”崇祯又立时有些吃惊。
对九莲菩萨，他倒是十分知晓的。九莲菩萨不是别的，恰是宫中对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音菩萨的一种称呼罢了，当年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曾在殿中供奉着一幅大士像，据说很有些灵验。李太后死后宫中就传说这位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宫里上上下下都是知道这种说法的。崇祯遂赶紧问道：
“九莲菩萨都说什么啦？”
小皇子便原原本本地将老宫女所说的重复了一遍。
崇祯听罢，立时便忧心忡忡。他明白，李国瑞正是李太后的娘家侄孙，眼下兴许是老太后的亡灵为了娘家的利益来向小皇子讨公道了。
于是，他一面吩咐太医和田贵妃要好生地为小皇子看病并看顾他，一面则又小心地吩咐小皇子要好生地养病，还说待他病好了之后，作父皇的要亲自带他出去骑射，然后他便兴味索然地离开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不出三天，小皇子竟突然死了。原来，小皇子本来就病不轻，又加上受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惊吓，身体的虚弱已经到了极点了，纵然是太医最终拿出了他的祖传秘方，却也回天无术。
对于那些皇亲国戚们来说，这大大地出乎他们的预料，按照他们当初的想法，只不过是想通过小皇子来吓唬崇祯一下，可没想到，事情竟闹大了，周皇后则更是被吓得有些了不得。要知道从名义上讲小皇子也可以说是自己的孩子，更何况，她明白，若崇祯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那还不要了她的命。
可是，她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便觉得，眼下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
她暗中授意自己的父亲要抓住小皇子的事多做一点文章。一时间，整个京城里四处都在流传着有关小皇子死亡及死因的谣言，人们都在说皇上的捐资助饷的政策是如何如何的不得人心，说小皇子之死便是九莲菩萨对皇上的警告，还说如果这一政策不撤消兴许还会有更大的灾难，他们更把九莲菩萨的降临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听者不由得不相信。
失去爱子使得崇祯皇帝十分心痛，也让他十分害怕。事实上，不久前，田贵妃刚刚生下了七皇子，但在生下来还不到一个月竟突然夭折了。对这件事，崇祯本来就感到有一些心悸，而且多少也有些感到迷惑不解。可现在一个本来就活蹦乱跳的皇五子竟这样突然死去了，因此，崇祯既悲伤又害怕也就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他还因此大病了一场。
待其从病中好转，他便仔细地思考起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对皇五子在临死之前告诉他的那些话深信不疑，不能不对自己近日里的所做所为追悔莫及。
或许是为了安慰田贵妃也是为了抚慰死去的小皇子，他特地追封死去的小皇子为“孺孝悼灵王”。事后，他似乎还觉得不够，便又为其追赠了一个“通玄显应真君”的十分稀奇古怪的称号，其根本目的便是要向九莲菩萨表示惭悔。
只是，当这个封号被拿到礼部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称号太古怪了，而且历朝历代也没有封什么皇子为真君的，最后，崇祯才终于取消了这个封号。
在认认真真地处理完了小皇子的后事之后，他才又不得不来为自己近期的所做所为进行彻底的补救，以免不幸和恶运再一次降临到其他几个孩子的身上。
他首先对死去的李国瑞进行了必要的抚恤，把武清侯的爵位头衔也还给了李家，自然，那四十万两银子也就不能再提了。继而，他便降旨，命令取消捐资助饷这一政策。
事后，他更是认为整个事情的起因都是首辅大臣薛国观。在他看来，薛国观便是最终导致小皇子死亡的最根本原因，从此他便在心中暗暗地对薛国观记下了一笔帐。
捐资助饷之事自然就成为了泡影。
既然是泡影，所谓的军费也就没有了着落，可辅臣兼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却是只管练兵要钱而不问其他的，因此他为了加紧训练明朝的边防军，面对捐资助饷没有了着落的情况，便再一次向崇祯提出了向老百姓加派的老办法。
这样一来，一切的一切绕过了一个大圈之后，这个沉重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到了黎民百姓的头上。
也恰在这个时候，崇祯又正好接到了一个名为杨德昌的副将的紧急奏疏，他在奏疏中说，已经沉寂一段时间的贼势似乎又有了死灰复燃之势，因此为了对付可能会重新出现的大股农民军，各地的地方武装需要立即加强才是，他建议：
“府裁汰通判，设练备，官职次于守备；州裁汰判官，县裁汰主簿，设练总，官职次于把总；并授权府、州、县主管的正官管辖，专门训练民兵，每府一千人，每州七百人，每县五百人，捍卫乡土，不往他处调动。”
杨嗣昌得知这个情况，立即也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疏，他提出：
“军情有轻重缓急之别，应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及山西实行。”
崇祯看了两份奏疏后，不禁细细地想开了，眼下必须得再一次往百姓头上加派了，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哪一个都是不可轻视的，而这却需要一大笔钱。看来，若不向百姓头上加派，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既要加，少加是加，多加也是加，不如一下加足算了。
于是，他立即便提起朱笔在两份奏疏上画押同意了，他同意把全部训练边兵和民兵的费用一起同时加到本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们的身上，总数达 730 万两。
当初，杨嗣昌曾经增设了剿饷，为期一年而止，后来“剿饷”用尽了，可农民军却并没有被平定，于是朝廷又让征原饷的一半。可督饷侍郎张伯鲸却请求按原饷数全部征收，崇祯一开始也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失信于民，可是杨嗣昌却对他说：
“无伤大体的，所加饷赋皆出自于土地，土地又都归富裕之家所有，而每百亩土地只增加饷银三四钱，这样也还可以抑制他们对土地的兼并哩！”
于是，崇祯便同意了。而今，却在“剿饷”之外又增加了名目，杨嗣昌和薛国观更是为其美其名曰“练饷”，这也就是说，大明朝廷除继续在向老百姓征收早就到期的“剿饷”之外，而今又增加了一个多达 730 万两的所谓的“练饷”。这样一来，这一时期的加派总额便已经达到每年1690 多万，已经超过了原来 1530 万的正额税收。
这种沉重而不堪忍受的加派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崇祯刚一降旨公布这一政策，一位大臣便向他上疏指出：
九边重镇自有规定的饷额，一概给予新饷，那么旧饷又怎么办呢？边兵有很多空额，现在当做全额计算，饷用光了，虚耗了，而训练的兵卒数量却仍然不足，况且兵力分散驻守，不能经常聚集到一起，所以，有抽出部分军兵训练的提议，抽出部分军兵训练，其余的军兵可不再过问。所谓抽出训练，仍属于一纸空文，边防却越来越虚弱，至于州县的民兵也没有实数，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饷额。
但是，由于“剿饷”与“练饷”都是杨嗣昌的主张，所以崇祯终没有裁夺。
于是，御史卫周嗣、郝晋等都相继弹劾杨嗣昌，说百姓对他的仇怨已经达到顶点云云。但是，崇祯皇帝却仍不为所动。
崇祯对于众大臣对杨嗣昌的弹劾不为所动，这里，自是有他的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他根本就不为百姓的痛苦不堪的生活所动，而他哪里又知道，正因为朝廷里不断的加派，百姓的生活也就越民不聊生，而他们也就越发要群起为盗了。
解决了军费加派的问题，崇祯终于觉得自己可以舒一口气了，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有了钱，就会有军队的；只要有了军队，也就必然最终能解决多少年来一直在困扰着他的内忧外患的一切问题。
这样，朝廷里又有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
由于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所做所为与内阁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目下内阁在工作之时却总是不很得力，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便是参予机密政务的人少了些，而且随着首辅刘宇亮的去职，人手便更加不够了。
于是，他便以礼部侍郎姚明恭、张四知和兵部侍郎魏照乘三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予机密政务。
本来，就能力来说，这几个人都是极其平庸的，张四知尤其如此，他本身就曾经因为贪污被监察官弹劾过，当时，他跑到崇祯皇帝的面前跪下不断地为自己辩解，说由于自己太老实，很孤立，所以一些大臣就有意整他。崇祯对他十分同情。而这一次，经过薛国观的推荐，他竟然被提拔为内阁大臣。
在进行了这样的一番人事安排之后，崇祯皇帝和他的军事大员们一起又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民起义军这个心腹大患之上来了。
在此之前，农民起义军的几股主要势力，张献忠已经被朝廷招抚，李自成只是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可是大别山区的“革左五营”却仍然不受朝廷的招抚，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也还在四处活动，而到这时，已经被招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这两大农民军的主力似乎已经有了种种反叛的迹象。
当初，清兵入塞，京城戒严，河南总兵官张任学入援京师的时候，曾顺道拜访总督熊文灿，为此还专门警告他说：
“张献忠狼子野心，最后还是国家祸害，我以入援京师为名，可以出其不意地使张献忠立刻就缚的。”
但是，熊文灿由于生性刚愎，讨厌总兵巡抚总是拿张献忠作为话柄，所以张任学的话他哪里又听得进去呢？
而到这时，张献忠反叛的迹象却已经日益显露了，谷城知县阮之钿因对此十分担忧，便专门跑到张献忠的跟前去劝说，他一见到张献忠便对他道：
“将军你过去的行为是很悖理的，现在很庆幸能够成为朝廷之臣，应当从军立功，名垂青史。你难道没有看到刘国能将军吗？朝廷已经下诏封他官了，皇上对他厚赏金帛，是因为他赤诚忠孝啊。将军你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顾虑，我阮之钿是可以自家百十口性命担保的。既如此，你还有什么嫌疑而又怀二心呢？”
张献忠一听，立时便被气得七窍生烟，遂破口大骂起来：
“去你妈的，你阮之钿是什么东西，也配来和老子说话，你这老不死的，老子反不反朝廷关你的屁事，你他妈纯粹是捕风捉影，如若再来说三道四，老子就要砍下你的狗头！”
阮之钿一时间便被弄得个灰头土脸的，回到家里竟因忧郁而一病不起，他便只好在自己床边的墙壁上自题数言，以死为誓，并让家人速速将张献忠可能要反的事报告朝廷。
在此之前，崇祯皇帝已经接到了有关张献忠和罗汝才两人心怀叵测伺机而反的奏疏。
为此，杨嗣昌便向其秘密建议，趁张、罗两部尚未动手，迅速调集兵力，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扼杀掉这两支武装。
对这一计划，一开始，崇祯便不同意，在他看来，张、罗二人既已被招抚，无论怎样也就算是吃朝廷俸禄的人了，若一旦对他们重施围剿，只怕会引起不好的后果。可是，这一次，崇祯虽说这样想了，对计划也同意，可一时之间却似乎又没有了主见，他似乎又感到，若大患不除，自己也就总不能心安，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
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便开始了调兵遣将，即：入卫京师的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则率陕西军东出潼关趋襄阳和郧阳，四川巡抚傅宗龙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湖广总督熊文灿所直辖的人马，便可以对谷城和房县一带进行四面围剿。只可惜，杨嗣昌的如意算盘还只是停留于纸面上，没来得及实施，张献忠和罗汝才就再一次举旗造反了。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初六日，谷城百姓一大清早开门外出的时候，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愣住了，原来，仅仅只不过一夜的功夫，整个谷城的大街小巷的墙上全都被人用浓墨写上了一排又一排的大字，内容全是一大批官员受贿的名单，上自熊文灿下至县衙里的大小打手，而且每一个人名的后面都写明了受贿的时间和数量。
这一招的确是十分有效，百姓们一看，全都对官府痛骂起来，不到半个时辰，接到通报的谷城知县阮之钿便要服毒自杀。
不多时辰，张献忠便派出人员来找自杀未遂的阮之钿，要他交出县印，阮之钿却坚决不给，张献忠属下的兵士立时便将他斩杀了，紧接着他们又放火烧了县衙，还把阮之钿的尸体也烧成了灰烬。
一时间，只见张献忠带着李定国和孙可望，骑在高大的骏马上，手上握着一把鬼头大刀，当街傲岸站立，口中大喝一声：
“凡是要想活命的，就跟在老子的后头；要想死的，就尽管迎上来好了！”
他手中的鬼头大刀直泛着青光，而他的脸上则一袭的杀气。
不多时辰，县城里的两名读书人王秉真和潘独鳌首先代表全城的百姓来向他归降了，紧接着，两名官军的校尉也率领一队官军来向他投降了。
见此情景，他不禁张大嘴巴大笑道：
“妈的，真是太好了，既如此，老子就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随即便大喝一声：
“李定国！”
待李定国应答后，他便命令道：
“去，快去把县衙的谷仓给老子全部打开，老百姓有饭没饭吃的，都尽可给老子去取就是！”又对孙可望道：
“你去把牢房给老子也都打开，把里面关的人全部给老子放了！”
就这样，不到几天，本来已经卷起来的“八大王”的大旗又重新迎风飘扬了。
占领谷城之后，张献忠便率领着自己的人马从谷城一路杀下去，沿途还不断地大肆招兵买马，而且以前的各旧部也纷纷来归，整个这一带的情势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了。
当此时，郧阳各县邑因为长时期都被农民军的势力所占据，而今的城池不堪一击，只有房县知县郝景善于安抚，算是粗略可以防守。罗汝才的人马则杂处于郊外，他一得知张献忠已反，便也重新树起了反的大旗。
知县郝景春的儿子一得知罗汝才也要反了，遂对其父亲道：
“我房县城首当其中，而瘦兵病卒却仅仅只有二百，城如何能守得住啊？”
他便穿上甲胄亲自到罗汝才处找到罗汝才本人对他道：
“你难道不记得自己以前和官府达成的盟约了吗？而今你竟要反官府，真是太无耻了，不过我可要警告你，不要作乱！”
罗汝才却佯装不知。
不多时辰，待他离开之后，他才召集部众训话道：
“眼下，我部既反，官府已经知道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只有好好地大干一场了，要不多少时辰只待‘八大王’领兵到来，我等便可以大举行动了！”
不久，张献忠便率着大部人马赶到了，于是，张献忠兵持白旗，罗汝才兵持红旗，两种旗帜交相辉映，环绕着县城猛攻。
当时，知县郝景春曾派出人员十数次向五省总督熊文灿求援，却一直没有回音。
不到一天，房县县城便被两股重新造反的农民军轻而易举地攻下了，知县郝景春及其儿子也被农民军斩杀。
随即，农民军的声势便越来越大，郧西和保康均被攻陷，知县王无会和杨镜战死。
五省总督熊文灿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重新反于官府，一时竟震惊得手足无措，急忙请求崇祯皇帝敕令湖北巡抚方孔召防御荆州和当阳，郧阳巡抚王鳌永则防御江陵、远安，陕西巡抚丁启睿和四川巡抚邵捷春各率人马严密把守各自所辖地区。
但是陕西总督郑崇佥却主张联合攻击，议而不决，方孔召请求率部下扼住德安和黄州，以防守承天并保护献陵和长江，汉水以南专门责成王鳌永防御。当时，方孔召因早就料到张献忠等迟早是要反的，因而一直暗中秣马厉兵，准备战守，所以重新揭竿而起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便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对其有所顾虑，自然也就不怎么敢向东进攻了。
这股重新掀起的造反势力在大明的朝堂上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崇祯皇帝一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又重新造反了，当天便连晚膳也没有用，独自一个人到御书房去生自己的闷气，贴身太监小毛子来劝了好几次也竟无用。当晚，他便一直默默地在自己御案后的龙座上呆坐了一整夜。整个这一夜，他想了好多好多。在他想来，原本以为再也不用担心的这一巨大的心腹之患如今竟又重新袭过来了，他原以为己经招抚了大部分的农民军而且又把李自成赶到了深山老林里，兴许要不了多少时候他便可以重新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所谓的“崇祯之治”了。可眼下，农民军的重新揭竿而起，彻底地打碎了自己的美梦，虽然说他还没有李自成的消息，但不管怎样，他却似乎已经预感到美梦的破灭了。
等精神稍稍安定，他便连连降旨，痛责熊文灿招抚失当才终于有了今日之祸。当然他在痛责时压根就忘记了正是他自己才最终决定了招抚这一政策的。
或许，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在他的一统之下，只要哪个地方出了任何的问题，他首先所要痛骂指责的绝对是别人，之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全是他的文臣武将们没有好好地给他办事。他对他们进行无论怎样的指责甚至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自然也就谈不上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了。
还好，他在把熊文灿痛骂了一通之后，却并没有说要将他怎样处置，而只是让他要好好地戴罪立功，急速派出人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这股重新造反的势力悉数剿灭，而且还命令熊文灿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将张献忠生擒并送往京师，说他非得要亲自对他进行审讯，还要将他凌迟处死云云。但他还是不解恨，竟把本来和这件事没有多少关系的孙传庭也逮捕下狱。孙传庭本来就性子有些急躁，当他一得知张献忠又重新造反的消息时，他便很着急，不禁大骂熊文灿，说他如何如何当初非要招抚，弄得现在成了这样，一气之下，他便又向崇祯紧急上疏，并向其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可哪想到，大太监曹化淳竟向崇祯报告了孙传庭对招抚之策所说的话，崇祯一听，这时才想到，当初可正是自己才最终决定了这一招持之策的，今儿他孙传庭说当初的招抚之策如何如何，那不就是在指责他这个堂堂的皇帝了吗？于是，崇祯皇帝便暗暗在心里对孙传庭有了不满，自然，孙传庭所提出的这一整套主张也就不可能被他所接受。孙传庭得知崇祯没有接受自己的建议，很是愤怒，并进而一气之下装起耳聋来，且还托病不朝，更进而请求退休。
当初，孙传庭入援京师的时候，卢象升刚刚战死，他受命代理统率各镇援军。当时，他曾认为边关事态是由计划决策的错误所造成的，遂请求崇祯召对决定边疆大计。但是杨嗣昌和高起潜却因为和孙传庭不和竟从中加以阻挠，这样一来，孙传庭竟被不准入朝。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保定总督的时候，他便上疏请求觐见崇祯皇帝，不想，奏疏竟首先被正在内阁当班的杨嗣昌看到了，杨嗣昌一看既是吃惊又是生气，说孙传庭当初曾经说过一些有关自己的坏话，便让送奏疏的人把孙传庭的奏疏送回去了。孙传庭一看自己的奏疏竟被原封不动地送回，顿时愤怒之致，公开地把杨嗣昌痛骂了一顿。杨嗣昌得知此情，暗暗地记恨在心，并发誓待时机到来时，一定要好好地报复一顿。
如今，当他一得知孙传庭因生皇帝的气竟然要装起病来，他顿时欣喜异常。杨嗣昌便告了孙传庭的御状，说孙传庭以有病为托词，是以此在发泄自己对皇上的不满。
本来正被张献忠和罗汝才的重新揭竿而起弄得忧郁心烦的崇祯皇帝，一气之下命令将孙传庭逮捕下狱，还贬斥为民。又令巡抚杨一俊核实所谓的孙传庭装病的真伪。
杨一俊对孙传庭有些同情，私下在经过一番调查后，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说：
“孙传庭实在是耳聋，并非假托称病。”
杨嗣昌将这一情况向崇祯报告后，杨一俊也就被一同逮捕下狱了。孙、杨二人虽说被关在了狱中，但满朝的文武大臣却对他们的命运同情，不少人私下都在不断说他们二人的好话。可是一到上朝的时候，大家却又惟恐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保不住，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这样一来，孙传庭和杨一俊也就只好呆在狱中了。
到这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因清兵入塞时山东和畿辅失事这事向崇祯皇帝请罪，并请求辞去兵部尚书一职，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代替自己，崇祯批准了他的请求，命傅宗龙为兵部尚书。与此同时，他却又接连不断地接到有关全国各地灾情的报告，尤其是畿内、山东、河南及山西等地的大旱和蝗灾，由于灾情的日益严重，各处入草为寇者又重新越来越多了，于是给事中王家彦便上疏道：
“我看见陕西和山西一带，饥饿的灾民相互鼓励，成百上千的人为一群。如果守令官员早为处置，何至于相继为盗贼，盗贼又何至于破坏到如此的地步！舆论认为这是考选官吏的法令所造成的，催租急迫的人为上等政绩，督责严厉的人号称为奉职守法的好官，不孝而又贪婪的人以对下属的严酷来满足其无厌的贪欲。有一两位贤明的官吏，却受法令条文的束缚，无法施展其抱负。只有放宽法禁，统一安抚，聚合的盗贼就可以散去了，散去的就不会再聚合了。再有捕蝗虫的原有制度，命令吏部每年九月颁发勘合于有关方面，请求予以切实的执行。”对于越来越严重的灾情和越来越多的贼寇，崇祯不禁忧心忡忡，所以，一看王家彦的奏疏，便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立即颁发了一个圣旨，要内阁照此执行。
其时，五省总督熊文灿一接到崇祯皇帝对他的痛骂又让他戴罪立功的圣旨，他便对自己当初所提出的招抚之策后悔莫急，他向崇祯上疏请罪，表示要倾其全力剿除这股重新燃起的烽烟，并立即派出总兵官左良玉率部进剿，希望能快快地侥幸一胜以脱罪责。当时，张献忠在汇合了罗汝才之后，正从房县一路向西进发，已经先期来围剿的总兵官张任学率领人马不断地予以追击，但因不能战胜，只好做做样子。左良玉在接到熊文灿的命令后，立即气势汹汹地一路掩杀过来，并要求张任学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他的进攻，张任学派自己的中军罗岱配合左良玉追击。左良玉命罗岱为前锋，而自己则跟随其后。离房县城八十里的地方有一座罗猴山，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张献忠和罗汝才得知官军正气势汹汹地一路掩杀过来，早早地就在这里设下埋伏了。
左良玉及罗岱所率的官军气势虽十分的凶猛，但是由于粮草不足，加之又地形不熟，很快就士气不振。而张献忠派出的小股人马却又不断地来袭扰并慢慢地将其诱进了早已经设下的伏击圈。
罗岱及其前锋刚一进入伏击圈，四面八方的农民军立即冲杀而出，于是，罗岱和副将刘元捷只好指挥人马勇敢地向前冲杀，以图杀出一条血路，可是不曾想，罗岱的战马又被藤萝挂住了，罗岱抽刀砍断，摔倒爬起来又往前进攻，最后竟抛掉战马进行战斗，这时，农民军将士却已经从四周包围上来了，罗岱遂取囊中的数十发箭矢射击，农民军将士一时间虽受伤无数，可他毕竟寡不敌众，当其箭尽之后便最终被农民军生俘，因不屈而被其斩杀。随后到达的左良玉得知前锋已经和农民军战斗在一起了，以为自己可以和农民军大战一场并从此可以将农民军悉数剿杀，欣喜异常，竟命令自己的人马奋不顾生地向前冲杀，但是当其得知已经陷入了农民军已经设下的伏击陷阱的时候，不禁悔之晚矣。这样，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左良玉所率的官军被打得大败，官军被张献忠和罗汝才歼灭一万余人，左良玉拼命突围，最后好不容易突出重围时，身边却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残兵败卒了，甚至还连总兵官的关防印信也在逃跑中搞丢了。
崇祯得知左良玉战败的消息，顿时便愤怒异常，他原以为，熊文灿此番无论怎样也会派出人马来把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的，即便一时不能将其悉数剿杀，最起码也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可哪曾想，却反而是自己被打得惨败。气急败坏的崇祯皇帝立即发出命令，并派出使臣立即前往将五省总督熊文灿逮捕下狱，并押解到京交刑部候审。与此同时，总兵官左良玉因轻敌冒进被贬官三级，总兵官张任学被革去官职。次辅姚明恭因和熊文灿多少有些关戚关系，得知熊文灿获罪下狱，马上借上朝之机，试图拯救，崇祯则越发大怒，当场命令将熊文灿判处死刑。当初，熊文灿自广东到安庆经过庐山的时候，他曾拜见了一位好友空隐和尚，空隐一见到他便对他道：
“先生失误了啊！”
熊文灿知其有话，支开下人以问其缘故，于是空隐便对他道：
“先生，你可想过自己所率的人马能足以置贼兵于死地吗？”
熊文灿想了想便答道：
“不能！”
空隐又问：
“先生手下可曾有能够托付大事独挡一面不用烦劳你指挥而定夺大事的人吗？”
熊文灿想了想，摇了摇头。
于是，空隐只得叹了口气道：
“既然如此，贼寇便终是不能对付了，皇上只以名义用你，付予重责，寄以厚望，一旦不能凑效便会有杀身之祸啊！”
听他这样一说，熊广文灿不禁也有些忧心忡忡了，待沉思良久，他竟又问道：
“用招抚怎么样？”
空隐一听便道：
“老纳已料到先生必然要用招抚之策的，只是流贼可不是当初你所对付的海盗啊，先生需要慎重才是！”
当时，熊文灿虽说是神情黯然地离去了，不过在冥冥之中，他似乎又仍充满了希望。他没有想到，到如今，正是这冥冥中的希望和招抚之策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