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

谁如果去过广州而不曾上过茶楼叹茶,夸张点说,等于白走一趟。

我是在广西长大的广东人。广东地少人多,有点门路的,都纷纷出外谋生。办法多一点的,到美国、加拿大或南洋、港澳一带;办法少一点的,到广西打工做生意。广西南部的市镇,当官、当地主的基本上是讲桂林官话的本地人,做生意的大都是讲粤语的广东人或他们的后裔。凡是广东人生活的地方,哪怕是美国的唐人街,或广西的一个几千人的小镇,都必定有茶楼。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有茶楼。我们家穷,打工的父亲不会带我上茶楼;外祖父是医生,也不肯带我这样的小把戏上茶楼。我对茶楼的认识,从外祖母上茶楼带回给我的肉包子、鸡蛋糕开始。母亲是外祖母的独生女。母亲结婚生子后,外祖母三天两头到我们在陈家巷租住的钟家大屋看我们,有时就带来这类点心。那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它跟北京的包子不一样,一是包子皮特别甜和松,那馅是切成丁的鸡肉、蛋黄、马蹄、香茹,味道比搅成一团的肉末白菜鲜美多了。于是我得到一个印象:茶楼有好点心吃。

喝茶同时吃点心,这是广东茶楼同北京、四川等地茶楼的根本差别。说到这里,我不妨讲个笑话。记不得是哪一年了,画家廖冰兄、韩羽等老友来北京搞什么活动。我打电话给冰兄女儿陵儿,请她约朋友们到大三元饮早茶聊聊天。冰兄是个聋子,因此必然是个“大声公”。他一见面就哈哈大笑揭韩羽的短:韩羽一大早对他说,牧惠请我们喝茶,咱们要不要吃完早餐再去。搞得大家笑,韩羽也笑。他是“北佬”,哪能知道广东人的“饮茶”同“北佬”有什么区别?

这是几十年后的一段小插曲,整个小学时代,我却一直无缘上茶楼。关于茶楼的知识,都从家里富裕、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同学那里略知一二。那时当地的茶楼的经营方式跟现在略有不同。客人到茶楼时,桌上已经摆满给客人准备好的“星期美点”,即每周换一次的各种点心。除了另叫的如炒粉、炒饭之类的食物外,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吃桌上的包子、烧卖,吃完后伙计收拾吃掉点心的碟数后,马上大声吆喝消费了多少钱让收款处结账。那时的伙计练就一种本领,不必笔算,很快就可能准确无误地把客人的账目报得清清楚楚,绝不会发生错误。但是,个别顾客的恶作剧他们却防不胜防,例如包子,那时的包子都用一张跟包子一样大小的白报纸垫底蒸。淘气的顾客悄悄地掀开白报纸,从中取食包子馅,然后把它还原成并未动过的样子。这一来,不够醒目(他们只能用眼看,绝不可以用手捏一捏包子的虚实)的伙计就会吃亏。当然,这种客人是极个别的,但极个别当中,就有我这位自吹自擂的淘气同学。

后来上中学了,才终于领略到在茶楼饮茶的滋味。那时,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轰炸,中学从县城搬到八步镇郊十来里的马鼻角。八步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镇,自从发现它附近的水岩坝一带有丰富的锡矿和钨矿后,八步才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镇,有了电灯,有了繁荣的商业。就连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马师曾,也率领他的剧团逃难到八步扎下根(红线女就是在八步唱红的)。于是,原先在贺街镇的生意人也纷纷转移到八步来。祖父和叔叔们也从贺街转到八步打工。这样一来,八步就成了我的一个落脚点。由家里去学校,路经八步;星期天休息,三五成群地到八步玩耍。八步有一间比贺街的小茶楼宏伟得多的一处茶楼,是我们饮茶吃点心的好地方。有时是同学请客,有时是祖父或叔叔买单,有时是报馆的编辑(他们往往刚刚睡醒)约我在那里见面谈稿子。在那里吃上一个包子,一盘炒牛河,补充一下缺油少肉的肠胃,其乐无穷。

但是,为什么上茶楼饮茶叫做“叹茶”?个中滋味,我是直到去了广州之后才算明白的。

“叹”者,在粤语中,除了“叹息”、“叹气”之类寓意不愉快心境的内容外,还有享受、享乐之类的用法。“叹世界”寓意过上舒心的日子,不必为住房、吃饭、穿衣之类琐事而犯愁。“叹茶”属于这类意思,其可“叹”之外远远不是点心之类可以包含的。

在广州,大型茶楼如惠如、莲香等,门口肯定会有两三档报摊,除了卖报外,还经营租报。报贩给报纸涂上或红或绿或黄以资区别的颜色,茶客上茶楼时,随手从摊上取走自己想看的几种报纸。饮茶完毕后,按份数给予相当于报纸几分之一的租金。这样一来,茶客可以花一份报纸的钱读到好几份报纸,报贩的报纸租用完毕后再低价处理掉,来它一个“双赢”。“叹茶”的“叹”字,其中一项就是,你可以开上一客茶,在茶楼边仔细地品茶,边浏览各种报纸,同朋友聊天侃大山兼议论国是,骂骂蒋介石、宋子文啦,传播“拍错手掌,烧错炮仗,迎错老蒋”之类民谣啦,有什么最新小道消息听,一扯就是一个小时,有的还达半天。熙熙攘攘,热闹得迟到的居然找不到位子(茶瘾大的,早上四五点就来占位了),走了一批马上又有另一批来占位。那时有一种专门给报纸写专栏的文人,有的写杂谈之类短文,有的写连载小说。他们的作品,大都在叹茶聊天中得到灵感,当堂写下几百字一篇完稿。效率高的,甚至可以同时给几家报纸写专栏、写连载,小说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也往往在此时此地起了变化。总之,茶楼成了某些人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当然,像我这样的穷学生,纯属偶然的过客,目的是直奔“星期美点”如鸡球大包之类,离“叹”尚远的。

离开学校,进到游击区之后,我才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叹茶之于广东人,吸引力竟是那么大。

游击队能如鱼得水地生存、发展的地方,大都是相对贫困的山村。但是,即使在这里,茶居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事物。每村都有一间茶居(不叫茶楼,不知是一种雅称,还是相对来说规模要小多了?)是不可能的,一个有三百户以上的村庄,开一间兼营咸杂小百货的茶居,有本村的顾客,还有附近各村的顾客,肯定可以支持下去。这类茶居比较简单:摆上三五张八仙桌,玻璃缸里分别装有花生糖、芝麻糖、鸡仔饼、绿豆糕之类的干点心,偶然也做点包子之类供应,这就是一间茶居。为了工作需要,我不时地在这些地方同一些“大天二”之类的统战对象饮茶聊天,建立起友谊,然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怎样说明“大天二”是什么人物呢?他们有枪甚至有马仔,但区别于土匪,也不像恶霸那样欺凌弱小。他们却是在当地说话算数连乡保长也惹不起的人物,赌摊、烟档主动按期交给他们叫作“规”的保护费。他们对“老八”(游击队即土八路)很客气,看不起乡保长。因此很乐意同我们交朋友,时不时约我到茶居饮茶。这时,按规矩,他总是蹲在正对着大门的条凳上。正对大门,有便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蹲而不坐,万一有什么敌情,可以保证他在第一时间站起来,同时拔出倒掖在裤带上的驳壳。两年时间,我陪他们饮茶次数数不清,幸运的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还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饮茶对于广东人的重要性。其一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的佛坑茶居。佛坑不到一百户,但是,因忍受不了附近冯村大姓的欺侮,他们绝不去冯村茶居饮茶,自力更生地开了一间特别的、每天仅仅营业不到两小时的茶居。晨早,大家带着农具,先后来到这间茶居,边聊天边叹茶边等老板按大家报的数字蒸熟肉包子。包子得了,吃完,记上账,包括老板在内的全体村民都下田干活。其二是1958年我到新会城南一个高级合作社“三同”,结果是多了一同,同到茶楼饮茶:每天早上出工前,男社员们都到茶楼集中,在那里叹茶,同时听候队长分配活路,吃完早点后,一声呼啸,这才下地。

看到这里,读者肯定会抗议了:你讲了半天饮茶,广东茶楼有什么好茶叶好点心,你几乎根本不提,这就算交了卷?

谨答曰:饮茶的重点在于“叹”。一次来了几位日本客人,他们在广州住了一个月,要求每天早茶的点心不重复,酒家轻而易举地交了差。一一说来,岂不成了一本书?你想知道有什么好点心可吃,上茶楼“叹”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