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柴米油盐酱醋茶”
明朝浙江余姚有位王德章先生，曾口占一诗曰：“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这就是至今仍在民众口语中流传的“开门七件事”。“开门七件事”的说法，至迟在宋朝，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当时的说法是：“早晨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或“柴米油盐酒酱醋茶”，成了“八件事”。但从元代直至明代，“开门七件事”的叫法及内容，终于定型，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沿袭至清、民国而至今日，并无变化。这充分表明，茶在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势必影响到人们的交谊。
宋人杜小山的《寒夜》诗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也可以看出清茶一杯，确实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好友在一起饮茶聊天，自是赏心乐事，而品茶、作诗，甚至联句，更是盛情难忘。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与几位好友在如水的月光下，一边饮茶，一边联句。他有《月夜啜茶联句》诗记其事曰：“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陆士修）。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荐）。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真卿）。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昼）。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士修）。”
北宋唐庚的《斗茶记》谓：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齋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吾闻茶不问团，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今吾提瓶支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罪戾之余，上宽不诛，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七年之赐茗也哉！
唐庚字子西，中进士，为宗子博士，终承议郎。他曾经为贡举事栽了大跟头，连累他的哥哥唐伯虎（字长孺，初名瞻）也坐了一年多大牢，并被拷打得遍体鳞伤。这场官司久久不能定案，后遇大赦得以释放。因此，痛定思痛，唐庚觉得虽罢官为民，能与好友在一起品茶，不啻是如天之福了。
当然，在古代，饮茶毕竟属富裕阶层——所谓有闲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胼手胝足、衣食不周的广大贫民来说，是很少有人能饮到好茶的。即使饮的自制土茶、锅巴茶、焦米茶、竹叶茶之类，也不会有繁文缛节。而对官场、富豪者、名士来说，情形自然大不一样。《世说新语》记载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可见任瞻连茶就是茗都不懂，也不知道茶皆热饮，尤其在正式场合——如宴饮之类。因此，他的这番话，都是煞风景的，难免别人皱眉了。
饮茶讲究儒雅、君子之风。倘如牛饮，或对小点心狂啖，或对夹有精致食品的特色茶猛喝，则有悖茶道、有损交谊。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为此甚至与人绝交。据载，云林素好饮茶，在无锡著名的“天下第二泉”惠山，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块如石状，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个叫赵行恕的先生，是宋朝宗室，但显然属于“金盆狗矢”之类，无文化修养。他仰慕云林的大名，前去拜访。坐定，云林让童子上茶，行恕觉得味道不错，便“连啖如常”，云林顿时不悦，说：“我因为你是王孙，所以拿出好茶，你却一点儿不知道此茶的特殊风味，真是个俗物嘛！”从此与他断绝往来。
也许是先民太重视茶谊、茶德，以致被异化，出现了神话故事。南朝宋刘敬叔著《异苑》，谓：剡县陈务的妻子，年轻时与两个儿子居家守寡。一家人好饮茶茗。因为宅中有个古坟，每次饮茶就先祭祀它。两个儿子很不高兴地说：“古坟知道什么，不是白费心意吗？”他俩想掘掉这座坟，母亲苦苦劝阻才未掘。当天夜里，她梦见一个人说：“我住在这个坟里已经三百余年了，你的两个孩子常想毁掉它，全靠你保护，又给我好茶喝，我虽然是九泉之下的朽骨，怎能忘记报答你的恩情？”到天亮时，在庭院中获得铜钱十万，似乎埋在地下很久了，但穿的绳子却是新的。母亲将此事告诉两个儿子，他俩很惭愧。从此以后，他们给古坟祭奠供茶更勤了。
与这个故事类似的，还有《广陵耆老传》的一则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太太，每天清早独自提一茶器的茶，到市上去卖。市上的人抢着买，可是自早到晚她的茶器里的茶却不曾减少。她卖茶所得的钱，全散给路旁孤老和贫穷的讨饭人。有人感到奇怪，州里的法官把她关进监狱。到夜里，这位老太太却拿着卖茶的茶器，从监狱的窗中飞出去了。
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妇女，她俩的共同特点是善良，堪称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真善美的化身。
“应缘我是别茶人”
茶与社会生活关系是如此密切，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在历代诗文中，谢赠茶的文字，简直俯拾即是。
李白有《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冠以长序，文谓：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观，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从此诗可知，李白对李中孚和尚赠他稀见的茶是多么重视。“仙人掌茶”的定名，正是出于李白的大手笔。
茶固然可一人慢呷，但论情趣，恐怕总不如与友人共品，而烹友人所赠之茶，更有一番情义在。白居易的《谢李六郎中寄蜀茶诗》谓：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千片火前春。
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中国茶史上的名篇。诗谓：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显然，卢仝是深知茶中三昧的。
大诗人苏东坡游无锡惠山，钱道人烹小龙团茶招待他，东坡感念不已。写下《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诗：“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孙登无遇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
既有赠茶，必有讨茶。古人讲究朋友之间有通财之谊，包括“肥马轻裘与共”，况茶乎！在古今嗜茶者中，最让人感慨的，是晚明昆山文人顾僧孺。在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向他的好友张大复（1554—1630）讨梅花和茶。写下《乞梅茶帖》的绝笔。其帖云：
病寒发热，思嗅腊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许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将无上之后把臂耶？
张大复回忆说，此帖写于正月五日。待他因事从娄东归来，看到此帖，顾僧孺已于先一天死去。而“此帖字画遒劲，不类病时作”。无怪乎大复感叹：“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
“茶坊面饼硬如砖”
自从茶馆出现，人们的交谊便又多了一处公共场所。据史料记载，唐代的长安已经有了吃茶店。北宋已出现茶坊。南宋的杭州，已经有了茶楼；但茶坊的叫法，仍很流行。大的茶坊，布置讲究，“张挂名人书画”。但后来更流行的叫法是茶馆。明代张岱在《露兄》的短文中说：“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亦时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取米颠‘茶甘露有兄’句也。为之作《斗茶檄》曰：‘……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麈，用畅清淡；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而在城郊、乡间的茶馆，不但简陋，而且往往是多功能的。清初有人写打油诗形容苏州虎丘山山塘的茶馆，题名叫《茶馆》，但附注曰“兼面饼”。诗谓：“茶坊面饼硬如砖，咸不咸兮甜不甜。只有燕齐秦晋老，一盘完了一盘添。”当然，这是指的小茶馆。虎丘毕竟是江南名胜，繁华所在，大的茶馆自不会少。清中叶苏州才子顾禄记载“虎丘茶坊”说：
多门临塘河，不下十余处。皆筑危楼杰阁，妆点书画，以迎游客，而以斟酌桥东情园为最。春秋花市及竞渡市，裙屐争集。湖光山色，逐人眉宇。木樨开时，香满楼中，尤令人流连不置……
费参诗云：
过尽回栏即讲堂，老僧前揖话兴亡。行行小幔邀人生，依旧茶坊共酒坊。
当年苏州茶馆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前者小茶馆是下层平民的驻足场所，后者豪华茶馆则是富裕阶层的雅集之处了。清代北京茶馆林立，有个叫怀献侯的人曾说：“吾人劳心劳力，终日勤苦，偶于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茗深谈，固无不可。乃竟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诚可慨也！”这是忠恳之论。与京师情形相类似的，是江南苏州。范烟桥谓：“苏州人喜茗饮，茶寮相望，座客常满，有终日坐息于其间不事一事者。虽大人先生亦都纡尊降贵入茶寮者。或目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其实则否，实最经济之交际场、俱乐部也。”
历史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茶馆相识，并结为契友的。如清初西北的著名学者王宏撰与李因笃，起初并不相识。有一天，偶然在长安（按：今西安）茶馆里碰到，隔桌搭话，各自猜想对方的姓名。等到问话后，都果然不差，从此成了好友。
“台榭秋深百卉空”
国人交谊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便是园林。事实上，中国园林从本质上说，属于消费文化。人们在这里饮酒、喝茶、聊天、欢聚、送别等等，比起酒店、茶馆，更接近大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到了唐、宋、明时期，随着私人园林的勃兴，人们在园林中的聚会也就更加频繁。李白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编入《古文观止》，为人们所熟知，“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云云，不难想见李白等在园林聚会的快乐情景。李白还写有《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一诗，留下“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的诗句。
明代成化丁未（1487年）进士石（字邦彦，藁城人）在《章锦衣园饯克温》诗中写道：
惜别驻郊坰，名园及璀璨。朱荣悬弱葼，清樾护修干……妙舞出京洛，清歌彻云汉。探幽入虎谷，蹑蹬耸飞翰……主人爱真景，废榭临断岸。岂惟示朴淳，正欲知忧患。
与石同时的进士吴俨（字克温，宜兴人，1457—1519），在《饮魏国园亭》诗中，写了深秋时在园亭中聚饮的感受。园中风景，映入眼前：“台榭秋深百卉空，空庭惟有雁来红。曲池暗接秦淮北，小径遥连魏阙东。富贵岂争金谷胜，文章不与建安同。上公亭馆无多地，犹有前人朴素风。”弘治己未（1499）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的宜兴人杭淮（1462—1538），在《饮胡梦竹园池次韵朱御史鹤坡》诗中，给我们描绘了南方园林冬日的景象。在这样的氛围中，友朋欢聚一堂，仍不失为良辰美景：“……野光团细竹，云气薄层山。冻云仍余白，寒梅已破斑。”嘉靖时吴县人张元凯在《金陵徐园宴集分得壶字二首》中，使我们感受到园林的宏大气势，友情的热烈、温暖：“庐橘园千顷，葡萄酒百壶。溪声来远瀑，云影曳流苏。花落纷迎蝶，萍流曲引凫。主人能好客，当代执金吾。”
嘉靖壬辰（1532）进士、户部主事、无锡人王问（字子裕，1497—1576）的《宴徐将军园林作》，把明中叶达官、缙绅在园林中池畔置酒、堂上奏乐的豪华景象生动地再现出来。料想当时适逢其会的朋友，一定流连忘返：“白日照名园，青阳改故姿。瑶草折芳径，丹梅发玉墀。主人敬爱客，置酒临华池。阶下罗众县，堂上弹青丝。广筵荐庶羞，艳舞催金。国家多闲暇，为乐宜及时。徘徊终永晏，不惜流景驰。”
明代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高峰。清承明制，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园林也逐渐兴旺起来，江南园林的风格，也传至北方。但从总体看来，并未超过明代。民国年间，虽然在大都市西洋园林也开始立足，但传统文人的结社、聚会，仍然喜欢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如南社二十周年时，社员的雅集，就是在虎丘度过的。范烟桥记述此事谓：
……地点在虎丘冷香阁。是日天忽大雨，然冒雨而至者仍有三十五人。……佩忍之女公子亨利女士，奔走招待，亦颇辛勤，且饮酒甚多，兴会倍添。初拟于千人石上摄影，佩忍、天笑怕走山路，止于靖园，未与。邵力子君、亨利女士怕为雨淋，亦弗与。与者大半如水汤鸡，有张盖者，亦别开生面矣。……谈话会中均主南社复兴。先成纪念刊，以岁底为止，后因循未果焉。
“立限回京取纸牌”
游戏在人们的交往中，起着一定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扑克、马将（即麻将），最为风行。扑克是舶来品，传进中土，大概不过百年。马将的问世时间，学者尚无定论，大体是清朝中叶以后。回顾历史，纸牌在民间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的马吊，又称叶子，更是风靡天下。明中叶的陆容记述谓：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按：指昆山）上自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一万贯浪子燕青。
这种纸牌共四十页，玩时四人入局，人各八页，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兴味。从南宋以来，《水浒》梁山好汉的故事，通过《癸辛杂识》、《宣和遗事》的流布，以及评书、戏曲等民间文艺的传播，影响日深，从而在纸牌上打下烙印。明清之际的李式玉在《四十张纸牌说》中谓：“三十年来，马吊风驰几遍天下。”此说并未夸张。大诗人吴梅村曾用拟人化手法，写了《叶公传》，说吴越间人士“倾囊倒屐，穷日并夜，以为高会。入其坐者，不复以少长贵贱为齿”。叶子很快传到北方，连大学士周延儒（？—1643）也酷好此物，简直如痴如醉，明清之际的昆山文人周同谷记载：
壬午（按：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京师戒严，延儒奉命视师，上亲饯之，赐上方剑旌旗，呼拥甚盛。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大司马方退朝，遇之大骇，谓戎信孔迫也。都人惊疑相告，既而知为取纸牌诸弄具而已。
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当时有人曾作诗讽刺道：“令箭如飞骤六街，退朝司马动忧怀。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随着纸牌的发展，牌上的图案也不断变化，有的画上古代将相，有的画上甲第图，有的画上花鸟虫鱼之类。笔者幼时，也就是五十多年前，还每见乡人在农闲及春节时玩此牌，俗称“看小牌”；牌上已不见宋江之流，而代之以花鸟之类图案。清初，马吊“又变为游湖之法”，“成牌曰湖”，慢慢发展成为马将。诚然，无论是马吊还是马将，都具有赌博功能，有些昏昏然者甚至因沉湎其中而倾家**产，乃至于自杀身亡。这种滥赌、狂赌是断不可取的。但马吊、马将之类，在文人、雅士手中，也确实起到了健脑益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作用。文学家巴人（即王任叔，1901—1972）更是位打马将的奇才。其友人周劭记曰：
那时（按：指抗战时期）文场上也有明末结社之风……六七人中，除了其中一人是“阳湖派”之外，都是浙东之氓。……赵景深……称这个小团体为“浙东学派”。……
巴人在数人中年事较长，我们大家又暗地知道他是党人，故虽是平辈之交，一切都马首是瞻……这个人天才横溢，似乎三头六臂，不知有多少事务摆在他肩上，总能应付裕如，从不叫累。……我们集会时常打打不甚计输赢的小麻将，以免保打听、巡捕的麻烦而常至深夜。他那时任《申报》的《自由谈》编辑兼社论主笔……他撰写社论的时候是这样的：身不离牌桌，并不停止打牌，左手一杯绍兴（酒也），右手执笔落纸如飞，顷刻一挥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便同时和出来了。
尽人皆知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秘密开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也曾经以打麻将作掩护。麻将在不同人的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1949年，国共两党在北平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刘斐在一次宴会上，曾以打麻将为题问毛泽东：“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答道：“清一色难和，平和容易，还是平和好。”刘斐听后，豁然领悟，和谈失败后，决心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