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初稿落笔这天，正好是我七十一周岁的生日。
当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先生笔下的易胆大，觉得自己也有点像张胆大了。掌握了一定文字功夫的人，对一般的写写画画，码点字应该不算太大的问题。但古稀之人才来学写小说，而且这一写，竟然超过五十万字，不能不说胆子的确有点大。再说，人生已经进入倒计时，知趣的就该去打打麻将，跳跳舞，何必不甘寂寞来写小说，万一身体扯拐，整个半拉子工程岂不浪费了表情？我的一些亲人和好友，最初也有这样担忧。但欲罢不能的我仍然我行我素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踏上写小说这条新路，是逼出来的。
我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起步于县委报道组和《万县日报》，随后来到四川人民广播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当媒体记者，背靠大树，“统购统销”“包产包销”，而且手下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团队，自然能够得心应手。我在电视台当副台长，管理工作之余，策划、撰稿并组织指挥制作出了十集《路楼桥河话成都》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播出，其立意、构思和制作均受到观众及专家好评，该片被评为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级二等奖。接着，我又再接再厉，策划和写成了数万字的《城市化的脚步》纪录片文字稿，不少人包括省委宣传部的领导，都相当认可。当时省政府邹广严副省长批示省建设厅主要领导：“这是一个大题目，好题目，请你帮助和支持（也可指定1-2人），把此事办好办成。”但是，一来因为本人有五个电视频道的管理实务缠身，自己没抓紧，二来因为此事涉及外单位配合，自然是好事多磨。结果七磨八磨，磨到了我退居二线，直到退休，都没办成这件“大事好事”，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这时的我，才真切地感到，一个媒体人应该有阵地。尤其是影视媒体，不但要有发布的阵地，还要有一个优质的团队。无阵地、无团队的我，成了“光棍”一个，沦为了“文字个体户”。个体户可以搞“个媒体”“自媒体”，但那不是我的性格，加之我也放不下“臭架子”。同时，自媒体又难以完成这样的大题材。
我心心念念地牵挂着《城市化的脚步》，始终认为城市化建设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要由传统的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由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是没有办法越过城市化这个必然过程的。我一直牵挂着这个题材，也一直在思考我这“文字个体户”能够干什么，最后终于想到由“媒体人”向作家行列“钻营”。作家就是艰辛的个体创作者。已到四川传媒学院任教三年的我，开始考虑用写电视剧本或者小说的方式，写成《城门》出版。我深信，这部作品绝不会搞成“孤芳自赏”，说不定还会遇上个好婆家，改成电视剧。
直到二〇一四年，我才将酝酿多年的设想兴奋地告诉夫人倪喜玲，并嘱咐她为我保密，避免题材泄露。谁知她高兴得悄悄告诉了蔡钰杰、程伟、冉峡三位同事，得到他们的首肯，甚至还来预祝成功，随后还要我经常报告写作进度。夫人和我是大学同学，同为传媒人，她知道《城门》的内涵。她也知道，过去凡是我自己有**的报道，都是成功的。为了支持我再度深入生活，她竟然放我独自驾车一千多公里回老家。
城市化建设的主题定了，《城门》的题目也定了，但以哪里为基点，又成了新问题。我供职四川，居住成都几十年，原以为就地取材比较容易，加上在一九八八年就以“城乡姻缘录”为题，写过八集反映温江地区同成都市合并，实行市带地的城市化系列报道，认为可以作为据点。结果，始终落不了地，生不了根，才猛然想起作家们的忠告——作家应该有“文学的故乡”，于是把自己的神思拉回到重庆开州县川主乡，这才踩到了生活的点，终于不再漂浮。也是这时，我才深信作家都是从故乡出发，而后走向远方的。
我之所以敢胆大妄为，创作《城门》，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信。一是出身于农民，对生活有深切的体验；二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见的听的、正面反面、坏的好的素材极多；三是生**学习，爱思考，爱往大处、深处想。
我家不是邻居中最穷的，但过去也没有痛痛快快地吃过几顿饱饭。每周星期六，我都会盼望读中学的姐姐早点回家，因为她可以自己挨饿节省下两碗拳头大的白米饭团，拿回来交给母亲再加上些蔬菜，和汤和水煮着，让一家人美美吃顿晚饭。每当家里来了贵客，母亲想方设法都要煮两个荷包蛋招待，我一边往灶膛加柴火一边垂涎——每年我的生日也可以享受一个煮鸡蛋。每年除夕之夜，母亲会将新衣新鞋交给我，我会等不及大年初一，就将新衣新鞋穿着通宵睡。
后来我懂得，吃苦也是财富。
我当记者后，带着农村人应该同情农村人，应该为农村说话的朴素感情，走村串户“用脚板写新闻”。我住过岩洞，睡过包谷壳当床垫、被盖的觉，吃过三个石头顶个瓦罐煮的饭。在城口县山区，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妇女苦于无钱治病，自拿快刀剁掉“茄袋”子宫的事。在忠县采访，我还亲自到过没吃过一顿饱饭，但一场火灾却烧出几千斤粮食的人家。
改革开放使农村发生了特大的变化，农村形势好起来，农民开始富起来，但一些地方以偏概全，忽略了另一面，以为农民富得流油，处处丰收，只差把粮食棉花往大海里倒那般铺张浪费。面对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抬头，我写了多个新闻内参，得到省里，甚至是中央领导的重视、批示。在坚持“收支两条线”的原则下，我始终认为前进永远是时代的主流，我们媒体人永远应该为时代的巨轮推波助澜，永远为时代而歌。
一九八八年，在温江地区合并到成都市，实行市带地县五周年之际，我一边坚持省广播电视台总编室的正常管理工作，一边利用休息时间收集资料，挤时间下区县采访，写出了八篇系列深度报道，题为《城乡姻缘录》，明确提出这就是城市化进程，赞扬打开“城门”、城乡结合、城乡联姻。如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的报道思想仍然与国家的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政策相符合，不能不说明我还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一九九〇年，我又到万县地区采访百年不遇的干旱，以满腔的**写下十组报道，以《空中两地书》系列报道的形式播出，并在其中道出了自己对群众关系、党群关系的忧虑。
写这些是想向读者汇报，一种思路的形成，是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由跳出农门、挤进“城门”的个人喜悦，想到要不忘农门根本，不忘为父老乡亲说话，为他们奔走呼号，同他们喜怒哀乐。随后这种朴素的同情心理，慢慢上升到职业、职责的本分。到后来，视野和立足点渐渐提高，尤其是见到农村的巨大变化，令我心潮澎湃，觉得不吐心头不快，不吐心里不安。有爱就该大胆说出来，讲出来，写出来。我不求成为作家，但求到了火葬场不留遗憾，灵魂能够得到自我安慰。
但是，二〇一五年春节后，刚刚才写出三万来字，便发现爱人倪喜玲身患肝癌，写作怎能不中断？从陪伴照顾治病，到送走她离世，我的情绪很久都调整不过来，决定放弃写作。好朋友房明方、何光秀夫妇和何事忠、张永才观察、等待我近一年，发现仍无动静，便上门逼宫，多次催促我走出阴影继续动笔，希望我不要放弃这个难得的好题材。直到二〇一七年春节后，我才重新拿起笔，历时一年半，终将五十余万字初稿完成。身为四川传媒学院影视编导系系主任，要上课、管理、写作三不误，日写“千字文”，既未偷懒也不算太辛苦。
写得不算太辛苦，是因为这个题材、这个主题不是心血**，突发奇想产生的，而是前后多年思考的结果。如果只从我采写系列报道、出版《城乡姻缘录》专著算起，明确形成城市化道路建设这个主题，已经是整整三十年了。
几十年了，一些事情，一些故事，一些人物，一直让我刻骨铭心。这次在创作《城门》的时候，没有花太多的功夫。笔到之处，我跟笔下人物一起悲，一起喜，一起陪着流热泪。
写得不太艰辛，是因为《城门》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首歌。现在，连同这次同时出版的《传媒岁月五十年》个人文集，一同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写得不太艰苦，是因为不太懂得写小说的规矩，不讲究章法，写得比较随意。但用自我辩解的话说，我也想来一点创新。过去我写重点深度报道，历来不大注重章法，总想有突破有创新。我的大型报道《刘定国致富道路思考》《再思考》《城乡姻缘录》《空中两地书》出来以后，虽遭到一些“老广播”“老新闻”的质疑，但听众、读者都觉得耳目一新，社会效果都相当不错。
这次的《城门》，至少有这么几点创新。一是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把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直接引入小说，力图让典型化的人和事更真实感人。二是风格定位为思辨小说，即其有点思考、回味的感觉，力求带点反思——深度思考，是我过去成功采写一些重要报道的一条途径，我将其引入小说，但愿不是不伦不类。三是力求小人物的故事同时代大背景结合起来，从小人物的变化感受时代脉搏。四是我在每个重点章节段落前，浓缩了主要内容作为导读，并附有一两句点评，意在没时间看全书的人，一目十行便可掌握主要内容。如能吸引读者再细看全文，便是谢天谢地的意外收获。五是以“城门”为书名，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无形的与有形的结合，会更耐人寻味。六是在全书结尾部分，设计了向家老屋“三农”博物馆的最后一个馆，为未来馆，未来馆里最后一个内容是时空密码舱，每个参观的人都可以向未来舱里投下自己的承诺、祝愿和预测，开舱的时间定为2049年。百年中国，中国百年，既是未知的，也是已知的，既用梦想凝聚民族精神，又用强国目标激发奋斗力量！
但愿这种不守本分的做法，能得到认可。
《城门》无疑是一个反映时代的大题材、大主题，我只担心自不量力而又力不从心——力不从心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我，还请名人题字作序。
德高望重的马老，最近在他104岁高寿时还出版了《马识途文集》，真是令人敬佩。我年轻时喜欢读他的小说，后来喜欢他的杂文，更喜欢马老独具魅力的书法。这本小说的书名“城门”，就好像是冲着马老的书法“城门”二字而写的，百岁马老居然满足了我的请求，为我题写了书名。在此，我向马老表达我心底最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本想请人为《城门》作个序，但看到一个名人的文章说“为序有十难”，意思是说，作序这事，讨好了作者很可能得罪读者，读者认可也许作者又不满意。我很理解。因此，我想与其让人费力不讨好，不如不折磨人，干脆请出《城门》主人公向安隆现身说法，对小说做个简要叙述，或许可以作为《城门》代序。
值得致谢的，还有陆原和卫群这两位广播界的老前辈，他们为我的《城门》写作加油打气，出力献策。尤其是陆原老师，三十年前为我的新闻专著《城乡姻缘录》写下《十年春光洒城乡》的长篇序言。年过九十岁的陆原老师，至今还在写诗做文章，不时在报刊上发表。当他知道我要出版个人专著《传媒岁月五十年》和思辨小说《城门》后，高兴得不亚于我本人，帮我张罗出主意。
最后，还得感谢为我在电脑上码字的同事、朋友。我手脚较笨，在电脑上打字如搬巨石，速度很慢，且影响思路。再则，生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生都没有写好中文字，也没有写够中文字，我决心借写《城门》的时机，再强行练习一次中文字，留下了十七卷手稿，作为人生最后的自我安慰。这一自私的举动，自然要殃及我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虽然口头上安慰我“没事，我们还可以先读为快”。但谁都知道，不是人人都喜欢小说——读小说，还可以一目十行啦！可在电脑上打字，一个都不能偷懒啦。五十多万字，都是王国泰、李雯雯、王铁童、阎思远、崔云龙他们五位帮忙打出来的呀！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原以为“文字个体户”可以孤军作战，谁知不可能独善其身。打扰、辛苦了这么多的人，但愿《城门》有一个好运，不负大家的付出。
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
于四川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