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茨指出,按照副标题,《朝霞》承诺将批判“道德成见”,但“道德”在该书的论述中并不限于习惯和习俗,限于好和坏的行动或行为,而是接近其在18世纪的词义,包括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同样,道德也不只是与伦理学问题有关,而且也与认识论和心理学有关,与宗教和政治有关——一句话,与康德眼中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切有关;这些研究被康德归纳为三个根本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24]
在尼采看来,一切有机体——有时尼采也说包括无机存在在内的一切存在——都是偏见性的,也就是说,都会按照其力量大小和距离而对其他一切存在做出各自不同“估价”,锁定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存在的特定条件。
在肯定与否定、偏爱与拒斥、爱与恨的一切相互关系中,仅仅传达出特定生命类型的一个偏见、一种兴趣: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自在地肯定。[25]
因此,所谓世界就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对看待者呈现出远近大小的必然偏见的世界,比如越近者越大越重要,越远者越小越不重要:“……一个按照价值被看待的世界,按照价值被排列和筛选的世界,在此情形下也就是着眼于某个特定动物种类的保存和权力提高、按照有用性观点被排列和被筛选的世界”。所谓“世界”于是“就被还原为某种特殊的对世界的行为方式,以某个中心为出发点……世界不过表示此类行为的总体运作的一个词语而已……这种特殊反应方式乃是唯一的反应方式”,不存在任何其他“另外的”“真实的”“本质的”反应方式。偏见与所谓“无偏见”的对立不是偏见与正确观点的独立,而是偏见与虚无的对立。[26]并非存在着某个自在的事物,我们看待这事物的有限方式造成了偏见,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有限方式就是事物存在的确定方式,偏见对于事物来说是构成性的,没有偏见就没有事物:
质言之,一个事物的本质也只不过是一种关于“事物”的意见。或者毋宁说:“被视为”(es gilt)乃是真正的“存在事实”(das ist),唯一的“存在事实”。[27]
有机体将它们的评价投射到外部而形成外部世界,因此,偏见是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的:
基本问题:偏见是否属于本质?而且不光是一种观察方式,不同本质之间的一种联系?是不是不同的力处于联系中,以至于这种联系维系于感知之透镜?倘若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感知之物,那么这就是可能的。[28]
尼采认为,即便在无机物领域里,对某个力之微粒来说,要考虑的也只是它的邻居关系:远方的各种力获得平衡。这里隐藏着偏见的根本原因,以及为什么某个生命体是彻底“利己的”。
道德即评价。评价即偏见。偏见即世界。道德代表了特定生命保存和提高的特定条件,有其自然性和正当性。尼采谴责的不是道德评价本身,而是道德哲学家们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命令提供的理由:
不用说,——除非我是一个白痴——我不否认,许多被称为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避免和抵制,或许多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实施和鼓励,然而我认为,当我们鼓励一些行为而避免另一些行为时,我们的理由应该是一些与我们迄今所见到的理由不同的理由。[29]
尼采认为,迄今为止哲人对道德的成见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道德的有限性和偏见性,而试图代之以一种无偏见的绝对、唯一的普遍视野。哲学家们提供的道德理由是什么理由呢?绝对论和普遍论的理由。柏拉图的善本身,基督教的普世的爱的上帝,康德的绝对命令。哲学家们认为,他们那普遍性的无偏见的东西能将所有人都捉拿归案,从而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实行他们的理论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这其实不过是沉思之人的自我骄傲和自我迷信。他们作为乏于行动能力之人将他们自己的特定生存条件普遍化了。结果,有利于特定沉思之人群体的生存条件变成所有人的生存条件。道德被从其自然基础上连根拔起。
在尼采看来,有益于生命的道德必然是视野收敛的、差别化的,道德本身必须是有限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这样才能有效用,才能成为特定生命维持和提高的条件。哲人的普遍性要求破坏了道德的自然基础和自然效力。尼采称之为哲人固有的专制倾向和“教条主义”,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的道德的非自我化和非自然化,虚无化。
此外,哲人的道德成见不仅破坏和诋毁生命,也不够真诚和正直。教条主义者也有其偏见基础,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教条也代表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维持和提高的条件,因此也有其“正当性”,但问题是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而试图用虚假的普世性来掩盖自己的特定偏见,在表面上取消偏见,就此而言他们是不诚实的。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表示,之所以批判哲人,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地拥有偏见,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装模作样,似乎他们的真正见解是通过冷静、纯粹、上帝一般漠然的辩证法中发现出来的,并给自己的成见起名为真理,例如康德就是这样将我们引入他的辩证法的曲折道路,引入他的绝对命令。[30]
对尼采来说,正当和正直的标准来自于生命。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生命”。生命意味着评判和趣味,意味着偏见和偏见之争。尼采不仅在生命的透镜下来打量艺术,也在生命的透镜下打量宗教和道德。某一群体狭隘的道德偏见代表了该群体维持和提高的条件,因而是正当的;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道德试图摧毁这种狭隘性和条件性,因而是危害生命和诋毁生命的,是不正当的;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仍然有其维持一己生命之功效,因此仍然具有其自身正当性;但是,柏拉图主义之类的哲学“不够真诚和正直”,不敢承认自己的特定偏见性,这在“生命的透镜”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命力的贫弱。贫弱的生命力在尼采的生命等级制中必须被置于服从的位置,而非它们现在所在的发号施令的位置:
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下、通过生命的镜头谈论的:生命迫使我们制定价值;当我们制定价值的时候,是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由此可见,那种违反自然的道德——它把上帝视为反生命的概念,视为对生命的判决——也不过是生命的一种价值判断,——什么生命?何种生命?——我已经给出了答案:是衰退的、衰弱的、疲惫的、被判决的生命。(……)它是被判决的人做出的判决……[31]
与迄今为止的哲人不同,尼采并不宣称自己的哲学是无偏见的,因为这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生命的“偏见”。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健康、更有力的生命作出的“偏见”。而道德哲人们的偏见由于其诋毁生命和不够真诚而判定为“成见”。例如,在“学人们的成见”(Vorurtheil der Gelehrten)这条格言中,尼采指出,所有时代的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赞扬,什么该谴责。学人们对此提出批评很正确。但以为我们现在比任何其他时代都知道得更清楚,这就是成见了。各个时代的人都有偏见,学人们也可以有偏见,所以他们也可以批评前人,但他们认为唯独自己没有偏见、认为唯独自己知道的最清楚说明了他们的“成见”。[32]
勇于坦然承认自己的偏见在自然和本能中有其基础,而哲人们的伪装成客观、绝对和普遍的成见在意识和思想中有其基础。与迄今为止哲人们对于意识和思想的高度评价不同,在尼采看来,生命本身与有意识思考的距离要远大于与无意识思考的距离。动物当然能思考、感觉、意欲和记忆,而无须让这一切进入意识中,而这种感觉、思考和记忆即使在理智发达的现代人身上也占更大部分。就像弗洛伊德所说,人的绝大部分精神生活都是无意识发生的。人之所以需要让某些精神活动进入“意识”,不仅思考而且让别人“看见”其思考,是因为人是脆弱的动物,需要他的同类的帮助和保护,因此他必须能够懂得如何传达自己,让其他人理解他的需要。因此,我们的思想像一切有机体一样,本身可以是完美无意识的,但是,由于群体生存的压力,为了相互理解和相互帮助,其中一小部分变成意识,而在尼采看来,这小部分是我们思想中最肤浅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些变得有意识的思想才以词语的形式,也就是说,以平均和平庸的交流符号的形式发生。离群的人和猛烈的生灵不需要意识。意识不属于人的个体存在,而属于人身上的那种团体性、群体性的方面。因此,哪怕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个别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我们却还是会把非个体本身,把“平均数”带给意识。因此,我们能够意识、思考和体系化的世界是一个肤浅的、符号的、一般化的世界。可是这个体系化的思想世界反过来却要求成为本体,要求引导和裁决整个生命。平均化的意识成为主导带来了生命的堕落和危险。[33]
因此,问题不是如何离开和克服我们的偏见,而是如何强化我们的本来生命,如何正确地进入、保持和扩大我们的本来生命的偏见。因此,尼采不是试图通过超出偏见的普遍视野来克服偏见,而是将偏见和视野狭隘看作生命健康的前提,看作面对意识和知识的过度发展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或者消除的东西。偏见代表了维持生命和提高生命的必要条件,既是限制也是力量的来源。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尼采批判现代人的“历史病”和“知识病”,认为历史知识所带来的视野扩大侵蚀了生命的根基,使人不再能够像历史认识和感觉有限、视野偏狭的阿尔卑斯山谷的居民一样,心无旁骛地坚持自己的判断。这样一个人的判断是偏颇不公的,他的经验是残缺不全的,但他却挺立在不可战胜的健康和精力充沛之中,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赏心悦目,而在他旁边,更为视野开阔、更为正义和博学的人却疾病缠身,日益瘦弱,因为他的视域的边界不断变动,正义和真理之网在他面前不断无限地展开,使他根本无法迈开他的双腿,开始行动。
尼采认为,过分的知识将会扼杀行动和损害生命。地球必须包裹着一个大气层,生命才能在其中诞生和成长,而一切行动和生命也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不能透视的热情的云雾中,否则就会走向毁灭:
偏狭,对过去的东西不知感恩,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听而不闻,是夜的遗忘和死寂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状态却……不仅是不义行为的母腹,也是任何正义的行为的母腹;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完成自己的画卷,没有一位统帅能取得自己的胜利,没有一个民族能获得自己的自由,如果不是事先在一种如此非历史的状态中追求它们并为之努力的话。
行动者总是为了做一件事而忘记的多数事情,都喜爱自己的行为无限多于该行为之值得被喜爱,而人类所有最好的行为都发生在这样一种视野偏狭和不公正的爱的充溢中。[34]与此相反,教条主义者和绝对论者缺少这样的生命的强力,他们也不敢进入这样的生命的强力,他们诚然也还有虚弱的偏见,但他们只能竭力将其表现为平均、平庸和不诚实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