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随着满清颁布了剃发之令后，“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浙东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宁波府起兵反清后，原太仆寺卿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同时，占领宁波的钱肃乐（原刑部员外郎）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
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满清，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倪懋熹到达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已经被王之仁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倪懋熹大讲了一通人心思汉的道理，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让儿子陪他去东阁吃饭。
然后，王之仁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答应几天后就发兵到宁波。几日后，王之仁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谢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不是应该杀了他祭旗？”谢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后，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
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此时，他们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封于山东兖州，因吃丹药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兴，他死后，朱元璋给的他谥号为“荒”。朱檀的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被杀。其弟朱以海死里逃生后，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国变前，朱以海就已经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所以他对清廷的仇恨远胜其他藩王。但是，此人过惯了腐朽荒**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一任监国后就大搞腐败，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时行乐的样子。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据说鲁王朱以海与守江诸将置酒唱戏，吹拉弹唱的声音声连百余里。
唐王与鲁王之争（6）
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倒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