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在我肚里藏了二十年了，其中的英雄们早已死光了。每次想起来这个故事，我的眼前就展现了无边忧郁的、萧条的、冬天的北国原野，而同时我的心就带着无限凄惘，无限同情，怀念着那些前一个时代的不幸的农民英雄。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也了解他们的心。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国的农民还没有发现他们应走的革命道路，至少在北方农村中还没有出现像摩西那样人物。因此，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不顾一切地要做叛逆者，却只能走那条在两千年中被尸首堆满的，被鲜血浸红的，为大家熟悉的古旧道路。这条路只能带向毁灭。但这是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错怪他们！
我的故乡是在河南西南部的一个角落，闭塞而落后；在以前，土匪是这地方的有名特产。我出生于破落的地主之家，虽然我爱农民，但不是“农民的儿子”。如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的灵魂里还带有“知识分子气”。因为有自知之明，在这部小说中，我安安分分的忠实于我所了解的历史现实，用我所惯用的笔，喜爱的色彩，烘托出那时代和那地方的风景和氛围。画出我的那些朋友们的本来面貌。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为说教捏造谎话，拿公式代替形象。敬爱的读者们，你们大概都知道，在抗战期间我写过新生的农民的典型。但是在这一部小说中，农民英雄们全没有“新生”，看不见一点光明。
一年前，胡风派的朋友们曾经对我的作品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不管他们的批评态度使我多么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的畏友，感激他们对我的鞭策。他们说我的《差半车麦秸》是革命的公式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自然也是，而且他们从后一部作品中断定我创作人物的本领已经完了。他们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差半车麦秸》这小说发表于抗战开始后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说是最早地写出了从落后到新生的农民典型。这之前没有公式，这之后渐渐地成了公式。胡风派的朋友们一面在批判着这种公式，却一面在这一种公式里打跟头，创造着公式的工农英雄。至于他们说我不能够再创造出新的人物，那不是一向目空一切地小看惯圈外朋友，便像人们在愤恨时所发的咒语一样。咒语照例只代表主观愿望，要是咒语都灵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客观的真理可讲？我当然不相信“一咒十年旺”这句俗话，但我相信至少在十年内我的人物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在这部小说中我又写出了几个人物，在下一部小说中可能会写出更大更多的典型性格。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气周瑜》，只是因为我既然从事于小说写作，写性格是我的份内之事。
虽然这部小说的故事在我的肚里藏了二十年，却一直没有决心把它写出来。二十年来，我不知多少次在谈兴勃发时，对着好友，微带着惘然的心情，像谈一段历险记似地谈这个故事。人们大概都爱读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和《高龙芭》，爱读普希金的《复仇艳遇》，爱看十八九世纪欧洲作家们所描写的海盗和骑士生活，自然也爱听我们本国的《瓦岗寨》，爱听《水浒》。也许是由于这同样缘故，朋友们常常被我的故事吸住，对其中的人物发生兴趣。特别是近几年来，每一次同朋友们谈过了这个故事，总有人怂恿我把它写出。前年暑假，我到成都，留住在东方书社。一天晚上，东方请客。席散后，叶圣陶先生，董每戡兄，东方的王畹芗经理，和我在院中吃茶，随便聊天。不知怎样引起的，我把这故事又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当时叶圣陶先生曾劝我把它写出，王经理也很打气。从这天晚上起，我才有写的决心。若没有这次闲谈，也许这故事会永远放在心里，等将来埋在土里，永远也写不出来。
如今记不得开笔的准确日子，想来大概是八月初吧。天热，心乱，事繁，写得很慢，到九月初才写了四章或五章，只有第四章是在平静的心境中写出来的。九月六日，我带着一叠稿纸和一颗矛盾的心，同K前往青城。本来我打算在青城多住些日子，赶一赶这部小说；但没想一到青城，连天风雨，满山秋意，使我恨不能立刻回去。白天，我们一个戴着破草帽，一个打着小洋伞，缘着又滑又曲折的山路跑着，好像一座名山只有我们这两个游客。晚上，我们相对几杯酒，在暗弱的灯影下，各人都怀着无限的心事谈着闲话，谈着幻想，谈着关于星星的种种神话，而同时愁听着秋雨淅淅沥沥地落在瓦上，落在阶前的麻姑池中。九日上午，K回成都，我一个人孤寂地留在山上。虽然雨已经不下了，但云雾还是很浓，在白天不见太阳，在晚上望不见一颗星星。有时我寂寞得坐不下去，便站立在山门外，或爬上最高的第一峰，放眼向东方凝望，但是除漠漠的一片云雾，什么也不能望见。每逢黎明或黄昏，从大殿里传过来清远的钟磬声，悠扬的诵经声，使我特别的感觉到这环境和我的心情不调谐。生活过于乱固然不能够写出作品，过于静也同样不会有作品产生，因为人必须在人间生活。K走后我仅仅写了一章，蓦然发现，我不仅没有把墨水带来，也没有带来一颗宁静的心。于是不管老道士怎样挽留，我怀着追求人间生活的热望下山了。
十一日走下青城山，十二日在成都给K饯行。这以后我就逗留在成都写作，一直到十月半才回三台。在成都三个半月，同东方书社的朋友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没有一点使我感觉到不便的地方。但是从八月初到十月半，两个半月中只写了四万字，实在惭愧！我对于天文学可以说毫无常识，象做了一个荒唐的梦；在这个阶段中，我虽然充满了热情和幻想，凭借着我的肉眼，企图从渺茫的碧空中发现出一颗新星。这和传说的李白向水中捞月是同样的痴，同样的不易被人理解，而且同样的要为着所追求的空幻的对象牺牲。要是没有这一段无从补偿的牺牲，也许这部小说在出月前可以写成。这样的不切实际，也正是知识分子在生活中常有的毛病。但我对过去没有悔恨，在当时也只有怅惘情绪。
回到三台，精神上的痛苦更加深了。因为胜利后的局势愈来愈坏，因为得到了母亲病故的不幸消息，因为寻找星星的烦恼和失望，加之教书生活的没有意思，我日夜痛苦着，写不出一个字来。在寒假离开三台的前不久，我勉强地重新提笔，写了一点。第二年初春，在成都又写了不多，四月间就开始了旅途生活。春末夏初的时候，从上海转向河南，过南京休息的几天中赶着又写了一点。为要静下去赶写它，在开封停留了一个暑假。但没有写完，战争又把我赶回故乡，没心情再去提笔。在故乡住了四个月，直到埋葬过父母之后，临离开故乡的不久之前，才又续写。最后这部书脱稿于上海，时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十二日，离开始写的时候已经有一年半了。
我絮絮叨叨地叙述出我的一些私生活和这部书的写作过程，是因为我的私生活和我的写作是不能分开的。这部书固然反映了历史现实，也做了这一年半中我个人生活的一种纪念。假若我将来为自己写一部传记的话，这一年半的生活特别重要，大概可以单独的写成一卷。至于说到这部小说的内容，我觉得它还多少表现了我的故乡的风貌，也记录出我的少年时代的历史侧影。将这部小说题名叫《长夜》，是因为在我的计划中还有《黄昏》和《黎明》。在《黄昏》中要写静静的旧农村是怎样地开始崩溃，怎样地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形态。在《黎明》中要写农村在崩溃后由混乱走到觉醒，虽然是“风雨如晦”，但已经“鸡鸣不已”。也许是不自量力，我企图用这三个姊妹篇去表现中国近代农村的三个阶段。《长夜》所写的时代背景是北伐的前夜，但是谁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内战竟然比从前更加惨烈，人民的痛苦比从前更大更深？唉，中国的夜真是长啊！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