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部门志，自然比编撰县志难度小。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业务上的困难，而是与部门一把手、部门档案管理人员的合作上。如果一把手不好合作，很难修出好志。好在我们所要编撰的《紫阳县人大志》的编撰委员会主任，是县人大一把手张教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重视修志，也容易相处，这一点编辑们都很放心。编辑们担心县人大机关档案室管理人员不好合作，工作起来不方便。听了他们的担忧，我就笑了，对他们说：“这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老钱，我多年的邻居；而另一位老徐，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学。我们是那种勾肩搭背的朋友，你们说好不好合作？”说实话，到这个部门去修志，我简直可以说得上是如鱼得水了。
果然，当我们的编辑人员入驻县人大机关后，查找档案非常方便。
不管节假日还是下班以后，两位档案管理人员都能第一时间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老徐同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候还帮我们把可能需要用的档案，整摞整摞搬到我们编辑部来。有一次我要查询一个档案，到档案室没找到他，隔壁办公室的同志说他才出去十多分钟，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还过不过来，结果没过十分钟，他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说：“我不是给你讲了，你先办你的事情，事情办完了我再查。”
他说：“不行，要优先保证你们的需要！张主任说要全力以赴地配合和支持你们修志！”这就是老徐，只要工作需要，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事，不怕酷暑、不顾一切……
当然他对我的帮助不仅仅是这些，这只是工作上的配合和支持。老徐有一种独特的禀赋，就是有很好的记忆力。他能够记得住多年前的事，对本地的一些人和事如数家珍。比如过去三十多年了，他记得清我们初中时同班每个同学的名字，他甚至说得清楚谁和谁是同桌，谁的父母当时在哪儿工作。这种超常的记忆力其实是史志工作者的禀赋。他土生土长在紫阳县，又在县人大工作十三年，许多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特殊的帮助。
有一次他看到我们《紫阳县人大志》初稿上的代表名单说：“你看你们这个‘第六届城关镇县代表周春廷、第八届城关镇县代表周春婷、第九届城关镇县代表周春庭’，应该是错的，这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写了不同的字。这人应该是周春庭，是个管放自来水的，就住在我们家坎上。”后来查证确实是同一人，他的名字正确的写法是周春庭。编辑们是抄原始档案，责任当然是当年的工作人员不够认真。可是，我们既然遇到了，当然要考证清楚，以免以讹传讹。
由于历史时间跨度大，类似的错误很多，我们现在都不容易搞清楚，若干年后的人更不清楚了。我们必须重新核对历届代表名单，发现疑似同一人而名字写法不同的，要一一更正！这就是这件事过后，我们做出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志书的质量。
后来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比如，总是把曲辅勤的“勤”字写成双王那个“琴”，成了曲辅琴。我当时脑子里灵光一现，感觉我们志书里也写的是“曲辅琴”，顿时心里忐忑不安。急忙回去一查，果然写错了。她的名字总共出现五十九次，错误也多达五十九处！曲辅勤是人大老干部，和我家邻居多年，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喊了多年曲姨，竟然把她的名字写错了。何况曲姨去年才过世，我真正对不起逝者。如果没有发现，不及时更正，印刷成书，那会让我寝食难安、愧疚一生的。
当然，老徐对我的帮助绝不止这些。有一次我们查紫阳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曾补选一名市人大代表，但是没有名单，查了很多次档案，几乎把档案重新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这个名单。问代工委的同志，代工委的同志帮忙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们也很着急。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老徐抱着一大摞资料到我们编辑部，说这是在车库的角落里发现的，正好有紫阳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补选的一名市人大代表袁泽强。翻开这一摞资料，才发现这正是缺少的那部分会议资料。我突然明白了，紫阳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是十年前开的，可能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因为某种急事，匆忙把这摞资料放到车库的一个角落就忙别的事去了，让这摞材料在车库里静静沉睡了十年。它们没有进入档案室，我们自然翻不到这个材料，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当选市人大代表。
这个发现，无疑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只好到市上去查。因为当年当选的这位代表是在市人民银行工作，是紫阳选区选出的代表，不是紫阳当地人，就算找到代表名单，我们也无法确认。志书如果在这里断线，会成为一种缺憾。
这件事对我挺震撼的，好像贾平凹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久了，做得用心了，做得专注了，什么事都能办到，就好像鬼上身一样，又好像神都在帮助他。像这样十年前遗失的档案他都能找出来，可见他对档案这份工作是多么执着，多么认真，多么细心，对我们修志多么支持。我庆幸有这样一位同学，和这样一位有独特禀赋的人成为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老徐，名全胜，当过工人、司机、档案管理员，为《紫阳县人大志》的编撰做出过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