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排演节日时，大嘴女生对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好。
只要我站在她的身边，她就格外地投入。她经常给我一个鼓励的眼神，让我有了志在必得的勇气。宣传队的人都能感觉到，我们两个人的配合渐入佳境。我们的配合简直就像一个人，只是一会儿说女声一会儿说男声。只要我们俩人往前排一站，大家立即信心倍增。我渐渐变得放松起来，不再为领诵人的位子而纠结。
对于我的改变，白老师一目了然。她为我的进步高兴，她把我带到了办公室。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她神秘兮兮地抽出了一张票。这是一张演出票，她郑重地交到我手上。今天晚上有市里下来的演出，其中有一个朗诵节目叫《理想之歌》。她叮嘱我说，只关起门傻练不行，还要多看高水平的表演。
我把演出票小心地装进书包，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大嘴女生。我的脚步有些杂乱，她应该更需要这一张票。她比我专业，看演出对她帮助更大。但我不知道怎样送给她，更不知道事后白老师会不会把我当成叛徒。我慢吞吞地走在校园里，我故意走得很慢。我想如果一路上见不到她，那就只好便宜自己一饱眼福了。
在放学的人群中要想碰到大嘴女生，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我一路左顾右盼地到了校门口，终归还是没有见到这只兔子。我只好迈步出了门，心里有一点小失落。我想这样也好，不辜负白老师的一片好心。正当我为自己找到台阶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听就听出来，她终于还是来了。
大嘴女生真是了不起，她好像能掐会算。我不由得暗自佩服，她怎么就知道我一直在等她？
她矫健地来到我面前，微微地喘着气。看来她也在找我，她是一路小跑来的。她的脸红扑扑的，像化了妆的样子。她没有跟我多话，把一个信封塞给我就转身就走了。
信封没有封口，我急忙把它打开。里面空空的，只有一张晚上的演出票。原来她也在给我送票，我们想到一块了！我很激动，把信紧紧地捧在手里。我看到信封上有一行字，原来是她给我下的命令——你的票和我的连在一起，记得晚上不要迟到！
她没有写下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叫汪泓。也就从这时起，我决定不再把她看作是“大嘴女生”。
一路上我的眼前浮现着汪泓的嘴，我得出的结论是它并不大，只是比别人更加饱满，与众不同。带着这个完美的结论，我来到了金铭春家。我把白老师给我的票交给了他，他顺手又给我塞了一盒葡萄干。这一次例外，我没有把它上交给家里。我这次留了一个小心眼，我要带给汪泓尝尝。
晚上我早早地来到了电影院，我和汪泓坐在一起。我们并肩站在一起多次，还是第一次坐得这样近。我把葡萄干交给了她，她又抓了一把给我。在葡萄干的香味中，演出拉开了序幕。我们看到了诗朗诵《理想之歌》，它是由知青宣传队演出的节目。许许多多演出队员走上了舞台，他们三三两两向远方眺望。
他们朗诵着红日白雪蓝天，他们做着乘东风的动作，扮演迎接报春的群雁。他们异口同声地问，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怎样理解又怎样实践？他们自问自答，这确是一张十分严肃的考卷！他们提到了排排窑洞层层梯田千里高原，提到北京和延安。他们说到的东西太多，让我觉得激动又疲惫。
整场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个节目，而是一个人。他是一位扬琴手，坐在民乐队的中间。我看到他的两只手不停地飞舞，他的身体和头发随之舞动。他甚至陶醉得闭上眼睛，仍然准确地敲出每一个音符。他的演出让我兴奋不已，直到鼓掌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掌心早已捏出了一把汗水。
我被这个扬琴手吸引，我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是听朗诵。我突然心血**，我对汪泓说自己也想敲扬琴。你是认真的吗？她贴着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不敢肯定，马马虎虎地点了点头。那我就认真地告诉你，晚了。她冷静地说，人家可都是童子功。
散场时我找到了金铭春，我让他和我们一起走。我不好意思一个人送汪泓，我必须找他做掩护。我们落在人群的后面，走着走着秋天的夜晚只有我们三个人。汪泓在卫星桥上停下了脚步，她大口吸着扑面而来的夜风。她看着流动的河水，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她的问话有些突然，我明显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
幸好金铭春搭了腔，他比我有头脑。他想过这个问题，不像我浑浑噩噩。他说长大后想干地质，为国家寻找宝藏。
我知道他是受他舅舅的影响，他舅舅是一名地质工程师。他舅舅总是脚蹬一双翻毛登山鞋，喜欢漫山遍野地跑。搞地质很好，那么吴成你呢？汪泓并没有放过我，扭过头来逼问我的打算。我说姐姐和哥哥总要留一个在县城，我肯定是下乡当知青。我的回答没有得到通过，汪泓说我是问你自己想做什么。
其实我没有想过未来干什么，我基本上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真要坦白心中所想，我多次想过天天能在饭店吃饭该有多好。但这种想法不能算理想，它根本没办法写进作文里。在这个听了《理想之歌》的夜晚，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空空****。我真是个草包，居然没有一点点理想。
回到家里我情绪低落，躺在**我思考着理想。我的脑海没有出现蓝天白云，而是浮动着一张张熟悉的脸。我想爸爸应该有理想，他喜欢看书学习，课教得也好。妈妈的理想更明显，只要在舞台上一站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想着想着外公的脸一次次地出现，他占据着我的大脑不肯离开。
一个会做各种美食的人，他的理想难道就是一辈子守着案板？他的手艺是学来的，还是来自家里的祖传？在上海的时候难道他已经是一个小厨子，那么富家小姐为什么会看上了他？那么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分手，难道他的手艺不再适合大外婆的口味？
一个个疑问，在黑夜中像波浪一样涌来。我睡不着觉，我发现自己对外公居然如此陌生。
好几年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却对他毫不了解。我感到自己像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地方，我为此感到害怕。我想如果连身边的人都情况不明，那怎么还能相信别人？
我的思绪在黑夜里漂浮，最终涌动出一个清晰的念头：我要做一个地下情报员，把外公的事情一一弄清。我给自己下了死命令，不搞清他的身世决不罢休。有了这个小理想之后，我很快心安理得地睡着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在实施自己的计划。我对情报工作两眼一抹黑，只看过几部电影，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它们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反特故事片。我只记得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说化装成另外一个人。比如在悄悄跟踪时，用香烟头在墙上摁一个记号。其他的我都回忆不起来了，我必须寻求帮助。
首先想到的人还是金铭春，我来到了他的家。他舅舅有一个书架，我说想找一本反特的书。我们一本本地搜索，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它是一个真特务写的，实打实的真实特工生活。这一本小册子里全部是真人真事，记录的是克格勃的种种内幕。
我如获至宝，把它悄悄地带回了家。躲在阁楼上，我开始研究如何搜集情报。粗粗地翻了一下，我觉得有一点失望。我的情况和书上的不同，甚至驴唇不对马嘴。一是我身上没有钱，不可能通过贿赂搞情报。二是我毕竟是一个男孩子，也没有办法施展美人计。至于栽赃陷害更是不能做，它是犯法的事。
困难并没有把我打倒，反而让我慢慢冷静下来。一切有价值的情报都不能唾手可得，要不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特工了。我这样说服自己，认真地钻研起小册子。我是一个有韧性的人，也是一个专注的人。那些日子一旦有空，我都在考虑情报工作，做事时难免开小差，洗碗时居然把茶叶筒也一齐洗了。
吴成，你这是要洗茶叶吗？姐姐聪明，她发现了我的反常。
她不容我准备，跟我一起上了阁楼。她像一个女特工，在我的枕头下面找到了那本小册子。她欲擒故纵，和我聊起了特务故事。我变得兴奋起来，不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还谈到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本书它好看不中用。我的沮丧与焦虑被她收入眼中，我渐渐露出了狐狸尾巴。
姐姐让我坦白交代，最近为什么总是魂不守舍。我开始不想说，我准备咬紧牙关顽固到底。姐姐不着急，她坐在椅子上看书。她的沉默无声，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坐立不安，终于支撑不住了。我举起了双手，做了投降派。我交代了自己见不得人的想法，要翻出外公在上海的旧账。
没想到姐姐听了以后也坐不住了，她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一会儿她来到窗前，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我怕她发火，坐在**不敢吱声。姐姐用手招呼着我，要我和她一起往外看。我不知道一条河有什么可看的，我都不晓得看过多少遍了。
看出什么了吗？姐姐问。
不就是一条河嘛。我漫不经心。
从前我也觉得这条河都看厌了，姐姐点点头说。今天再这么一看，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们都知道它流到长江去，可是现在有了一个新问题。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一条河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所以要想了解外公过去的事，要到源头去找。
哪里是源头，是上海吗？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谁和外公一起在上海待过，谁就是源头。姐姐拿起了克格勃小册子，在我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你不去找源头，看这个有什么用？我先拿去，暂时没收了。
说完她带着书，喜滋滋地下了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