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月，他去探了一次家，回来时带了个神奇的东西回来。
就是这个神奇的东西，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一个名字：邓丽君。
那神秘的东西就是一架单卡录音机。
它在现在看来不算小巧，可是在当时看来那就一个特小巧的东西了。
由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早就见过录音机和录音带，但是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个小的录音机和录音带。
那东西竟然能装进如此小巧的录音带，竟然能放出音乐。
那天晚上，杜小军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想听天籁之音吗？”
“天籁之音？”我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
“想还是不想？”
“当然想。”
“去把门锁上。”
“锁门干什么？”
我们部队有规定，宿舍是不准锁门的。
政委说过：“全是大老爷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为什么要锁门？”
按照这个逻辑，锁门就是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谁还敢锁门啊？
“那就别听。”他摆出一付爱咋咋地的样子。
得！我去锁门，谁让我从没有听过什么天籁之音呢。
等我把门锁好以后，他将一个不知何时变出来的没有外包装的白板录音带放进了录音机。
天啊！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人类的歌声吗？
我被惊呆了，一点都不夸张。
那声音，那配乐，那种感觉。
这也是歌声，这竟然是用中文唱出来的歌声。
有些旋律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她怎么会处理成那样，她怎么能让那种民歌变得如此的高雅。
邓丽君，她让当时的许多国人痴迷，她让我们知道歌原来是可以这样唱的。
虽然，由于我们的部队地处比较偏僻的地区，但是我们也很快就接到了通知，禁止官兵听所谓的邓丽君。
因为那是黄色歌曲，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
说它会消磨斗志，说它是精神鸦片。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对杜小军说，“就算是他们把你打死了，我也坚决不说。”
“行啊！你还真够哥们。等等，什么叫他们把我打死了你也坚决不说啊？应该是他们把你打死了你也坚决不说。”
“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都被打死了我还说什么说？”
“你个臭北京兵，就会臭贫。”他笑骂道。
那时那种原版录音带国内基本没有，就连最开放的广州也很少见，所以我们听的是杜小军回家时翻录的带子。
那带子不知被翻录了多少回了，那音质其实已经损失了不少，可它在我们听来还是那样的美妙绝伦。
我们始终没敢声张，我们更没敢让我们的飞行员朋友来听过这些东西。
保持飞行员的政治纯洁性是很重要的，这点我们清楚。
当年还真有大陆的飞行员叛逃去了台湾，还真有人到台湾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想见邓丽君。
看来上级的决定还是正确的，那就是精神鸦片，那就是会消磨我们的战斗意志。
但是，也在同一时期，也有不少台湾的飞机起义回到了大陆，其中一个叫李大维，他可是出生军人世家，他是台湾的空军英雄。
你说他们为何要来大陆，难道也是听了什么歌吗？
现在谁再说邓丽君的歌是什么精神鸦片，别人一定会当说这话的人有病。
但是当时它就是，为什么？
因为害怕，因为不了解，因为她可能会用她的有歌声告诉别人，这个世界很美妙，人生很精彩。
这与我们长久以来的教育相违背，我们一直想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有三分之二，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的是没落的，需要我们去解放，我们要用毕生的精力去改变那个苦难深重的世界。
而邓丽君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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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军和我谈过他为什么会停飞。
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身体，我也相信他是因为身体，因为他没有装病，这一点我可以为他作证。
可是，他后来告诉我，他是因为害怕。
“知道吗？他是我的同屋，我们在航校就是同屋。他很年轻，他才十九岁，他就在我的前方不远处，就在一瞬间。知道什么叫粉身碎骨吗？”他茫然地看着前方，他的战友是因一次发动机故障而牺牲的。
那架飞机在空中爆炸，在杜小军的眼前。
“我是个懦夫，我从没有否认过。但是从此，我失去了睡觉的快乐。你说，这是上天对一个懦夫的惩罚吗？”他好像是在问我，好像是在问自己。
我没有回答，我回答不了。
我从心里敬佩那些能从容上天的飞行员们，他们真的是英雄。
记得我第一次压坐时孙霆对我说过的话：“你就准备这么上天？你就这么相信我的技术？你就这么相信你的飞机？这是玩命，懂吗？”
我当了九年的机务，飞机因机械原因而发生的事故虽然不多，但也不能算少。所以，孙霆他们的每次上天，不光要战胜自己。
“我想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人了。”杜小军说。
“不会的，不会的。”我对他说，“看过《老人与海》吗，人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垮。你是不能上天了，但是这并不说明你就是个懦夫。你现在就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是我们部队最好的参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不是吗？！”
“贾小兵，我发现你是个当政委的料。”他苦笑着对我说。
“谢谢你！”他真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