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西楼304兄弟们的一些琐屑记忆
◎杨年强
我清楚地记得，刚入校园报到的时候，负责接待新生的老师在告诉我宿舍分在西西楼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西西楼全称西斋西楼”。当时心里一喜：听这名字，真古典，多雅意！中文系学子住宿其中，岂不正得其所？但扛着行李走近一瞧，却不过是一幢没封口的簸箕状的四层灰楼，楼前面倒是有几棵冲天的大树，但楼门口横七竖八撂着的破自行车，尤其是楼右边高耸着的那一大堆黑煤，一下子就将被撩拨起来的憧憬打得云消雾散灰飞烟灭！后来有机会到了在当年辅仁大学旧址求学的化学系，被那里的亭台楼阁、曲园回廊所吸引，心里很是愤愤不平：整天与瓶瓶罐罐打交道的化学系居然霸占了这么古典的一个所在，新生欢迎会上很自诩自己在全国高校中可以排位前几、拥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导师也）的中文系却反而要天天与黑煤为邻？！
好在，大家都习惯性地简称其为西西楼，省得强化憧憬与现实的不一致，心性遭受折磨。
好在，渐渐熟知、认同并融入学校和中文系的软环境中，生活——住宿的硬环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更好在，即使在那么平淡甚至简陋的住宿硬环境中，有我的485的兄弟姐妹们在，有304宿舍的兄弟们在。
那时节，304的兄弟排行是：祁老大，老二老温，老三老田，我正好居中，是老四，卫东老五，杈子老六，杨树老七。
一、祁老大
肯定得先说祁老大。
老大的年龄确实比我们略大，但我们尊称他老大，不仅仅只是因为年龄，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为人，有大哥风范，令人打心眼里服气。要不，他老大的名号怎么越叫越响，从宿舍而全班，最后竟成了全年级一百二十多号同学共同的老大了呢？
老大是青海人，藏族。他和雪峰、豆腐诸位，以少数民族的出身，早我们一年到了北京，在中央民院（现在改叫民大了）预科学习了一年。相较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傻小子，老大熟门熟道，早报到了。但当我在北京站广场蜷缩一宿、第二天早上来到学校报到进宿舍的时候，老大似乎不在，而且似乎是一整天都神龙不见首尾。晚上，很晚了，我，还有我的中学同学、考入北京化工大学与我结伴来京却要比我晚一天报到的事永，因为旅途劳顿，托运的行李又没有到，只好趴在宿舍的自修桌上兀自打鼾。老大回来见状，就抽出自己的气垫床，铺在我的硬木板**，拍醒我们，叫睡了上去。
那一刻，我心里充溢着十二分的感激、温暖和幸福——从湘西北老家出门的时候，爹妈还一百个不放心呢，却哪知俺山里娃有傻福气，一上来就摊上这么个好大哥！
那以后的四年光阴，我们跟在老大屁股后面，尽情享受了很多美好时光：雨中爬香山，夜宿野十渡，骑辆嘎吱响的破自行车就敢郊游八达岭，进舞场群魔乱舞，跑新街口看那些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烂片儿，在北太平庄津津有味地吃新疆人烤的羊肉串……
大二的暑假，老大冷不丁又给了所有人一个更大的惊叹：他居然与一个同乡骑着自行车，自青海一路杀将下来，并毫发无损地骑到了北京！
几千公里哪！
开学后，老大在教室里搞了个小型的展览，是一摞信纸上途经各地的旅店、饭馆、学校、派出所、邮电局等等各种机构，证明他曾经“到此一骑”的红章和时间！
老大的蓬勃生命与剽悍斗志，只此一役，就渲染得酣畅淋漓，叫人永远只有叹服的份儿。
毕业时，老大分回了青海。先是在一家牙膏厂，似乎不太景气，就杀回了北京。未几，再次被分回青海，记得是他老家海南州的师专。但因为当时一些大的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老大在那里过得似乎也不太好，更甭提受重用了——他的工作只是每天负责早起放喇叭。于是，他再一次杀回北京。几经反复，最终，他到了敦煌，在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子弟学校当起了孩子王。
老大本来就是个人物，现在，到了大漠深处，以他名牌大学的出身，当个孩子王还不是小菜一碟？果然，没过多久，老大就从开始时暑期跑北京进修而渐次变成了办签证、从北京出发或者转机出游欧美了。而这，全都是因为他教学成绩上佳，受学校、教育局或者石油局的奖励！——我记得很清楚，某年夏天，老大又一次来到北京，要去欧游。我们一起撮饭，他很得意：全省高考理科前十名，他一个班就占了四个！乖乖，如此佳绩，奖励他去趟太空也不为过啊。
去年夏天，奥运开幕前夕，老大又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还是受奖励，要去澳洲一游。但在北京当时高强度的安保措施下，他这个藏族老大入住酒店不久，即有人民警察前来查询。偏巧，他的身份证居然重号！这还了得！请跟警察叔叔走一遭，到派出所说说清楚吧。老大很忿闷，很无奈，也很不解：这身份证还是当年在北师大就读时统一给办的，是北京的号，怎么会重号呢？好在，查他的人民警察是北太平庄派出所的，北师大是其辖区，老大的身份证当年就是他们给办的，有底单可查。所以，一通左查右对，终于闹清楚了他的身份证号没问题，是别人克隆了他！
第二天中午，我请老大喝酒。他心里的气还没有完全消除，忿恨之余，继之以骂，还说气话：再也不来北京了！我当他说笑，但今年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他竟真的没来，打他手机，也一直关机。按说，他应该来的嘛——多少人在想念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脱不开身呢？我想。但我相信，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老大——我们的老大——就又一个电话预告，然后风风火火杀将过来，继续畅说他的教学成绩，出游见闻，以及那些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关于大辫子的故事……
二、老温
一提起老温，我心底里便涌起许多温暖来。
这些温暖，首先来自他的家，他的母亲。
在当年的304，老温是唯一的北京人。所以，开学未久，他就带着我们一个小组的人——除了我们一帮傻小子外，还有中北楼304的女生们——到他家去暴撮。记得那时候，他们家住南城，也不大，一大帮虎狼之口杀将过来，他母亲忙内忙外，累得够呛。但看得出来，他母亲是打心眼里惦念她的这个老小，而且是唯一的儿子，以致爱屋及乌，连同他的同学也一齐被包裹在那无私而细致的伟大母爱之下了。
后来，老温家搬到了北城，离学校不太远的祁家豁子，大家去得更勤了——我也时不常就去他家蹭饭。他母亲总是有好吃的招待我们，肉啊鱼啊，饺子混沌等等，还有平常我们几乎吃不到的水果。去的次数多了，就与老温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们）熟了起来，茶前饭后，也陪老人聊聊天，听她说家里的事，说老温的事。平和而宁静，温暖而动人。
心里很羡慕：身边有这么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照料着、指引着，真幸福！
二十多年后，一天，老温旧话重提，说他母亲当年曾经想认我为干儿子的，心中禁不住有些哽咽：老太太对我可真是好！
后来搬宿舍，我们全体男生从西西楼迁到了西南楼，原有“建制”也随之被打乱，但我却仍然和老温一起住进了337——这也就是说，大学四年，真正自始至终与我一屋“同居”的，只有老温。
大三时的社会调查，我们组成一个小组杀奔湘西，顺便落我家吃腊肉、收稻谷、浴山泉，其中也有老温。
如此这般，就与老温自然而然地多出一份亲近来。大学毕业后，虽然见面也不是很频繁，但常常，我们还会互相走动一下，到彼此的家，或者打个电话发条短信，互表关心。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老温结婚的时候，当年同学他就请了我一个——可真是特殊待遇呢。
大学毕业后，老温在一家国企干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后来就到了著名的国美集团，而且身居要职——我在杂志社的时候，还派记者专门做过国美收购上海的永乐的案例。但去年在他小汤山的连排别墅里，老温说，国美收购永乐，就是我办的啊！嗨，瞧这事儿闹的，早知道这样，我费那么大劲干吗，直接找他不就完了，没准儿还能挖到许多其他媒体不得而知的独家新闻呢。
今年的股市重回升势。一直关注财经、关注理财的我某日看到国美控股的某上市公司发布新的公告，老温的大名赫然列在董事栏中。
对了，收购永乐还成就了老温人生的一件大事——在驻上海的那些日子，他得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永乐，永乐，这对他——还有他母亲——可真是欢乐无穷啊！
三、老田
老田上大学的时候，和我有一个性质差不多的活儿：当全年级男同学的“信使”，每天负责从主楼的485信箱取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然后一一分发各人（我是生活委员，负责给大家伙儿发饭票，或者组织打扫卫生之类）。
那时候，别说呼机、手机还没影儿，就连电话也远没有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所以，信件就成了人们联络的最主要途径。家信、情书、发稿单、订阅的报刊等等，对老田来说，虽然不是太大的负担，但因为大家时时都盼着，所以，一天也不能偷懒。
好在，老田很踏实，很负责任，把个“信使”的琐碎活儿干得一丝不苟，很得大家伙儿的好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反正，我心中渐次有了老田踏实负责的深刻印象，甚至将这种品质上升到他陕西人的共同长处。
而老田果然是个踏实负责、积极上进的人——工作后，他在西安那所著名的外国语大学一步一个脚印，没多久我们就听说他坐在某系党总支书记的位子上了；再次见面，他是陪他那位全国人民几乎都略知一二的大有背景的领导来京参加政协会议；去年他来京公干，我们一起去老温家喝酒，他名片上的职务又有了新的变化。
我侧面还了解到，陕西的校友会，老田也参与其中，贡献不小。
而这种踏实负责的精神，老田还和谐地运用到家庭生活中：他的妻子是他的中学同学，我们共同的学妹。老田到底是苦心加有心，有情人终成眷属，比翼双飞而至今——祝福老田，还有我们共同的学妹，海枯石烂到永远哦！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忆起一个与老田行事为人很有关联的细节：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老田穿上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这本来就已经在一片军绿或者很随意的运动衣王国的学子中鹤立鸡群了，但偏偏，老田还折叠了一方白手帕，很绅士地插在西装左上兜里，而且很讲究、恰到好处地露出个三角尖来。哇塞，那气派，很有领导风范啊！
但某次我和老田聊天，说起这桩记忆，他居然不认账——老田哪，是不是今非昔比，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呢？但那些之于我们，既是美好的记忆，更是共同努力的过往啊。
四、卫东
七八年前的一个春末夏初，我和杂志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到安徽宿州去采访。那时候的列车时刻安排可真不人性化，我们到达的时间居然是凌晨四时许！天地一片昏黑，又人生地不熟的，想想就发怵——但是且慢矫情，有卫东在呢，怕什么！
果然，在昏黄的灯光下摸出站来，卫东已经在出口处挥舞手臂，大叫“老杨”了。他还弄来了车，帮我们订好了房，直到把我们在宾馆安顿好了，才离开。而且走之前，反复交代：你们先补一觉吧，中午我为你们接风！
于是当天中午，卫东在宿州市中心那个闹中取静的家里招待了我们一顿温馨的家宴。之后的某天晚上，我反复推辞不掉，他又在当地一家人气鼎盛的酒店里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而且和上次一样，他是把我当成家里人，由他们全家——他曾经身为当地政要的父亲、他慈祥的母亲、他热情的姐姐和贤惠的妻子等等，一大家子十二分亲切而温馨地举杯相邀！
哦，卫东，我的好兄弟！你叫我说些什么才好呢？
一直以来，那些天的情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不可磨灭，恰如卫东在大学毕业时用他那遒劲的笔力给我的赠言：
猝然相聚，有备而离；
东南西北，有我有你。
二十不小，五十不老；
相见之日，举杯相邀！
今天，当我重温这些素朴而真诚的临别赠言的时候，我愈发深切地感到，早在二十年前，在304的时候，卫东就以他的诚朴、隽秀和低调，引我为兄弟了！
当然，我冠卫东以诚朴、隽秀和低调的评语，绝对不是虚言。诚朴也者，前例已经可见一斑，我不妨再举一例：某年，卫东来京，曾在我家左近的宾馆小住。期间，我在家用简陋的家常菜请他。吃来吃去，大家已经肚儿圆了，肯定要剩下些。卫东见状，端过盘子，大干快上，强撑着消灭净尽！——这些年来，我守在北京，招待过的同学朋友很多，在家里请吃的也不少，但对女主人手艺极尽完美奖赏的，却只有卫东一个，以致后来我只要一提同学的话题，我夫人就会说：你们那卫东人可真好！
而卫东的隽秀，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胸中和笔底。卫东不仅有一笔遒劲的字体，而且腹藏诗书，下笔成言，清丽可感。记得求学那会儿，通常，当我们懵懂顽皮，不知今日将逝明日将临的时候，卫东总是偎在他的上铺，静静地读他的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美学札记大德哲论，置我们的打闹戏谑全不顾。你想，那是多好的光阴啊，假以时日，卫东可不比粗鄙如我者多出许多隽秀来？
毕业后，卫东在老家办报纸当主编，后来又荣升为广电局的冒号，这与他的擅长简直切合得不差分毫！
但卫东却从来不恃他家那样的出身和满腹的才气，为人一直非常之低调，低调得甚至有些故意讷于言了。这对不很了解他的人，肯定会产生认知上的偏差，但于我们这些曾经长相厮混的兄弟们来说，却绝不致一叶障目，看得清楚着呢。
五、杈子
杈子这外号让我等叫顺口了，改不过来了，自然就冷落了他的大名和他那更响亮的笔名。
而我似乎比一般同学更过分，每次去逛他的博客，在那千口一律敬仰有加的“李老师”“桑克老师”的称谓之旁，总是很放肆很没文化地“杈杈”长“杈杈”短。唉，想想也是，下次得改改这毛病了。
那我为什么会对杈子——而不是别人——这样亲近亲切亲昵呢？原因当然是有的了——
比如第一条：在所有的大学同学中，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杈子，而且是还没进北师大的校门，就认识了。
那是在北京站，蜷缩一宿睡眼惺忪终于等来了接站车，跨上去就遇到了这个自称来自北大荒要攻读中文系的小个子爷们儿。而恰巧，我们俩还被分在同一个班，同一间宿舍——用今天的话说，可真是缘分啊！
又比如第二条：作为诗人的杈子，曾经在我中学阶段一直订阅的《语文报》上发过诗——我肯定读过《语文报》上的那些诗，只不知其中哪首是杈子写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早在中学阶段就给我提供过精神食粮，而我也在中学时代即成为他的读者，不还是缘分吗？
再比如这第三条，就更是缘分了：杈子以我同学的身份，居然还凑巧与我们老杨家沾了亲带上故，乐乐和和地在那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当起了我的“妹夫”来。各位看官，你说，这岂不是更大的缘分吗？
所以，亲近亲切亲昵有理。
嘿嘿。
还是拣最主要的，说说那个叫桑克的杈子吧。
刚住进宿舍，杈子就开始全方位地发散他诗人的习惯、习性以及心性了。他告诉我们他中学时就在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大赛中奋勇夺得前几名，他说他一直坚持笔耕不辍入学前又刚在某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大一时的新年晚会上他不仅给大家表演了拳术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他的新作，他好像对系里安排的正儿八经可以考高分拿文凭甚至可以推荐读研的课程不是很上心反倒是拼命地买然后读那些我全叫不上名儿来的外国诗人的诗选诗集以致他的床铺被高高的书堆挤占了不少空间有一次还塌方把他老人家给埋在了书堆里，他不顾我们的抗议经常在宿舍高声诵读他以为美妙的那些印在书上或者他自己写在纸上的诗句，他除了各种各样的诗集之外还一本接一本地买那些枯燥晦涩的外国哲学美学诗学专著并开始着手译诗译老外的诗歌理论，他总是在那些三天两头就会举办的诗歌会上诵读他自己的诗作在他自己当社长的“太阳风”诗社的社刊以及《师大周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之后，又油印了好几种自选本，至今我的书柜里还藏着他的油印小册子《午夜的雪》《泪水》等等。
在我收藏的、杈子题记献给WJ（呵呵，杈子啊！）的《泪水》尾页，我记下了几段阅后感。其中，有一句是引用杈子自己的话：“这是我的生命。”
作为诗人的杈子最惊人的举动是大二还是大三的夏天，他独自一人去走黄河！事先我们一点儿风声也没听说，开学返校后只见着一个消瘦的杈子。但后来听第一眼见到刚刚回返校园的杈子的同学说：那哪里还是诗人、是杈子，简直就是一个泥人！一个黑人！目击者形容：当时，杈子趿拉着一双已经破了的鞋，穿身已经辨不出颜色的背心短裤，胳臂和双腿都被晒得黝黑，脸上也掉皮了……
听得人很不忍。
但是，杈子经过这些生命体验，经过这些人所不能忍，诗名渐渐张大起来，有关报刊上，时见他的诗作，相关新诗选本上，也总能找到他的大名。
不仅如此。书店里，他的译诗集，他翻译的外国诗歌论著，也齐刷刷地站在那里向知它懂它爱它的人们招手。
只是，现而今的社会氛围读书氛围，早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令人迷恋可以沉浸其中的模样了。这一点，连我这个诗外汉都很明显地感受到了，睿智如杈子，该当早就了然于胸吧？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杈子应邀来北京为北大诗歌节作主题演讲，顺便回母校盘桓。其间，他叫我去母校相见。我去了，陪他在校园一隅的葡萄藤架下的长木凳上静坐，发呆，沉思。阳光温暖地打在他的身上，青春光彩的学弟学妹们匆匆或者悠闲地从他身前身后穿过。我没问他看到了些什么，又在想些什么，事后却草了一篇《关于母校、关于哥们儿——不关于诗人》的文字，将彼情彼景，简略记录在案。
好在，杈子在诗生活之外，还有很现实也很高雅的职业。前些年我在北京为杂志招记者的时候，其中一个进京闯**风风火火的女孩子就曾经供职于他主编的报纸。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妹妹”的精心照料下，每见杈子一次，就明显感觉他身上的贼肉又多鼓出来了一些。
这次同学聚会，杈子早就杀过来了，还告诉我们，一部长篇脱稿了。但大规模聚会之后，我几次支桌子请客，却都找不到他的人影——下一次，我一定不让他跑了，至少，我要替我“妹妹”好好管着他啊。
六、杨树
五年前的国庆前夕，我赴老家湘西公干。车过张家界，想起当年曾经携手相游的经历，就给远在深圳宝安的杨树发了条短信，一忽儿，他就回过来了：“呀！那时我们可真年轻！”一连串的感叹号，仿佛当年的青春**。
想想也是，当年哪里来那么大、那么多的**？祁老大千里单骑，杈子独步黄河，而我们二杨呢，也突发奇想，携手将当时很多人还没怎么听说的张家界游了个尽心尽情，然后转身北上，自宜昌始，沿着长江北岸陡峭的羊肠小道，猿攀虎爬，耗时一周，竟然就越过险峡，溯流到了香君故里！
现在可真是想都不敢想。
记得当时与小组内各位同学说好了（是怕出万一吗？），每到一地，就寄一张明信片。其中的一张明信片上清楚地记录下这样的情景：正当午时，我们颤巍巍地爬到当年早已选址但谁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会动工的葛洲坝左近。放眼四望，江天一色，群山万壑，好一幅大好河山图！但等我们刚抒发完青春豪情，转过山梁，却发现那条唯一可以通行的羊肠道上，横挡着一头剽悍的猛牛！我的乖乖，这可咋办呢？呼牛郎不应，轰牛又不动——它还嫌我们打扰它吃青草了，一个尥蹶子，吓得二杨屁滚尿流，差一点就滑落到脚下咆哮的江水中喂鱼去了！
有了这样的同游经历，再与杨树同宿同学，自然关系不一般。
但杨树后来在304并没呆多久，一是，宿舍搬迁了，二是，他被学校选中去留学生楼陪住了。
陪住的杨树好似鱼入大海，欢畅得很，但也不忘时不时回来给我们宣传一把留学生楼里的新闻，比如满屋子乱扔但我们国内学子绝对看不到的《花花公子》杂志，比如男女同厕共浴，比如此国女子彼国男子之间的那些不关乎爱情的故事，等等等等。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杨树冷不丁地搞出一部中篇小说。那段时间，他经常骑了车出去，据说是他的小说被《十月》杂志看中了，他是去离学校不远处的《十月》编辑部谈稿子。只不知后来为什么没有发出来，可惜了。
杨树来自河南，毕业时却去了广东三水，后来就渐渐断了音讯。很多年前，有一次，卫东告诉我，说在中青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署名杨树，写某个叫我们大家都记忆深刻的夏天的故事云。卫东说，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同学杨树，还说，是不是可以通过报社查找一把？我忘了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向报社打听来着，但没有结果，没能把杨树给挖出来——直到前数年，也是盛夏时节，我突然接到一个很陌生的电话，上来就叫我“老杨”，还叫我猜猜他是谁。这还用猜吗，听那激动的声音，杨树呗。
于是，“失散”多年之后，又与杨树见了面。他这一次冒泡，是和爱妻一道，带着他们可爱的女儿，来逛北京城的。只可惜相邀举杯的那一天，天气预报说北京将遭遇罕见的台风，原先答应得好好儿的一帮家伙，临了却一个个缩了头。最终，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与杨树畅话今昔。
那次见面时，杨树说，他新出了本散文集子，回头寄给我。没多久，我就收到他寄过来的包裹，巨沉，打开一看，十好几本书，曰《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我按其要求，趁之后的聚会，一一分发众人学习。
但那之后，杨树又一如既往地潜水了，不来北京，不与大家伙儿见面了——他守在深圳，到底是在闷声发大财，还是潜心著作呢？
这个一直都喜欢制造神秘感的家伙！
按说，我应该再接着写写西南楼337，写写337的上铺兄弟们，而且，他们都很有的写，比如现而今已经茁壮成长为母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知名教授之一的师爷，比如身为北京排名最靠前的三帆中学领导的朱桑，比如十余年前我烟花三月下扬州时还在交通局当人事科长这次见面却高升为水运局冒号的宏亮，比如在地下冒油当地人也富得流油的榆林当教授一直叫人亲爱有加念念不忘前几天聚会时大家还在说年内一定要找机会去走一趟亲戚的彪儿，比如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一激动照样振臂高呼的章宝。
但是，337之于我，之于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所有人，更有一份特殊的记忆。限于篇幅，限于各种原因，今天，这里，不说也罢。
好在，我只这么简单地一梳理，就刨出许多光鲜的故事和精彩的生活来。虽然这些故事或者生活中的各人的起点不同，途路不同，现状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很显然，这些故事或者故事的主人公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路途上，怀揣憧憬和勇毅，携手与生俱来且经锻造提升的人文情怀，努力着，打拼着，人生景况渐次看涨。即便置诸社会价值取向框内，也不失为一个可资鉴赏的成功群体，不失为一个个值得宣扬传说的独立范本。
二十年时光飞逝，改变了的，似乎只是我们的年龄，而我们的心性，却一点儿也没有被改变。
因为我们是同学。
2009．11
北京，吊脚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