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活着的原因时候,他很困扰,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放弃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却好像清楚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定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安心得多了。

夏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恢复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整理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让他帮忙的家产,同家人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热衷的新的养蜂爱好,他投入了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让他热衷,倒不是因为像他过去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赞同它;恰恰相反,如今,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挫折而觉得失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各种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使他将公共福利抛诸脑后,他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仅仅因为他认为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就该这么做。

以前(大概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尝试做一些对大众、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利的事情的时候,他感到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差强人意,而且他总怀疑这种事情是否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起先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渐渐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然而,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变得局限于私人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以后体会不到什么趣味,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必要的,而且感到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不由自主似的,他像一把犁头一般,在地里越掘越深,一定要耕出一条条犁沟。

像前人那样过着家庭生活,相当于说达到一定的教育水平,而且提供子女们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进食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做菜一样,同样应该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到有利润才行。如同要偿还债务一样,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也很必要,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准备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成绩,他必须留着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为田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经常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必要的,就像必须抱稳怀中的婴儿一样。必须安顿好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家人的安适,每天不安排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行的。

这一切,还有他的打猎的爱好和养蜂的新爱好,填充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了无生趣的全部生活。

不只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列文同样也清楚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孰轻孰重。

他知道廉价雇佣工人的必要性;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榨取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正确的,虽然那样利益丰厚。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允许的,虽然他替他们很伤心;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赢利但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重从严处罚,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拴在他的地里却不能进行任何处罚;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心烦,而且使农民们一点不害怕,他却不能扣留人家丢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支付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有必要借给他一笔钱,好让他脱离苦海;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必须得交地租甚至不能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浪费了,是不能宽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并非如此。一个雇工在农忙时令,因为父亲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凄惨,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为了那些珍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他的误工费;但是却必须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无用武之地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明白,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适的妻子,而长久等待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继续再等一会的;而且他明白,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有趣的事,但是他却得放弃,让管蜂的老头独自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说事。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清楚,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论证,而且避免说起和想这件事。

最后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阻止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什么都不想,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时时能感受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完全正确的审判官,在揭示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错的事,他立刻就察觉到了。

他就如此生活,他不明白,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明白他是什么和他因何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难过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惧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贞不渝地开辟着他自己奇异的确定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