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骚过完了他平凡人的一生了。然而平凡人却有他的正直和伟大。
我和杨骚认识，大约是在1936年秋冬之交。这以前，我在《奔流》上读过他的文章，略为感到他是具有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的。但因为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离开了文艺界，始终没有认识他的机会。1936年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解散，准备成立文艺家协会，以后又展开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论争，这时候，我才认识了他。忘记是通过谁的介绍的，我只记得，是他约请我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发起，是他约我写篇关于国防文学的短论，这样，我们就成为朋友，相互往来了。
那时，我是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江湾路上，他住在北四川路一幢里弄房子的亭子间里。我曾几次到他住的地方去过，知道他在编他的诗集《乡曲》，并且知道他常犯胃病，卧床不起。
一间阴暗的斗室，一些零乱的书籍，一桌，一椅和一张聊供起卧的小木床，这就是那时杨骚的生活的天地！看来真是贫病交迫的。我那时，虽不知道他生活过来的道路是怎样的，但他这种生活的基调，是和受迫害的革命作家相共同的。
相互往来的时间并不很长。自1936年以至1937年的抗战爆发，我记不起是否有同他见过面。1941年3月，我自上海“疏散”到香港；7月又从香港“疏散”到新加坡，我又重新会见杨骚了。这以后，命运把我们之间的友谊缚得更紧，而我对于诗人杨骚似乎也了解得更多了。
他是比我早大半年到新加坡的。他为陈嘉庚先生主编闽潮半月刊。那时，在新加坡聚集了一些国内去的文化人。以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为中心的文化人，同以星洲日报国民党文化人是旗鼓分明，彼此对垒的。而郁达夫却担任了星洲日报副刊的编辑，颇感孤寂。再说达夫初到新加坡时曾经漫游了马来亚，写过一些游记文章，发表在报上，因此遭到进步文化人的攻击。国难当头，而犹游山玩水，这就成为攻击的原因。我从杨骚哪里知道这种情况，并且了解杨骚是不以这种攻击为然的。这样，我就由杨骚介绍，认识了达夫。友情高于一切的达夫，每次同我们相见，总是无所不谈的。他从自己的婚姻纠纷谈到他对国民党人的恩怨仇雠，无一不披肝沥胆地谈着。
杨骚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是一个善于循着别人的感情而导引别人的感情向上的人。大概由于杨骚深沉地表现了对达夫的友情的温暖吧，达夫从各方面都表现积极了。他发起了郭沫若的祝寿大会，他在“一二·八”日本南侵时发起了文化界抗日救国工作团，他每天到会办公，一直坚持到第二年2月8日，我们共同撤退到苏门答腊为止。我从达夫的转变上，确然见到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杨骚的感染人的力量。
在这半年里，我看到杨骚在任何工作中都不显露自己的锋芒，但凡我们认为应做的事，他却默默地不多说什么，总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那时，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宽裕，闽潮的编辑待遇不过一个月60—70元，但他每月必须寄50元给一个曾经同他共过生活的女友。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他感到有负于人的那种宗教徒的虔敬的忏悔感情，我而且还深深地体验到杨骚的纯正的诗人的灵魂。
2月8日，我们从新加坡撤退，2月9日，我们到了苏门答腊廖州的萨拉班让小岛上。杨骚是不同我们这一队伍的。2月12日新加坡沦陷的前三天——又有一船的文化人到来了。其间，就有杨骚，我们重新相会了。他看到胡愈之郁达夫一群，已离开萨拉班让西去，而留下的一群人中，只有我和小雷是“外江佬”，即既非闽籍又非广帮而只能说普通话被华侨叫做“普通人”的，这对于我们要在华侨社会里隐蔽下来，是十分困难的。3月12日，苏门答腊与爪哇相继为日军占领，与马来亚仅隔一海峡的廖州是很快会有日军上陆的。隐居在萨拉班让的对面文岛上的杨骚，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来找我们。“住到山芭里去吧，我跟你们一起住。让我们结上亲戚的关系，小雷算作是我的妹妹，你做了我的妹夫，这样，我就可掩护你们了。”他这么提议后，我们就搬住到松岸孙比的一家“广西客”的橡胶园里去了。我曾在《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里，描写过我们那时的生活。诗人杨骚在这四个月山居生活中，始终做了我们的保护者。
诗人杨骚不断为胃病所苦，但并不放弃他建立小农园的幻想。他曾经有一次去邻近直落岛上探听消息，回来时，他买来了两把德国铸的斧头。他想用它并以自己的劳力来开辟山芭，搞一个小小的菜园。斧头买来的那天，他曾经用任生——我们寄居的主人——家的斧头劈过柴，可是没有几下，气喘了，手心起泡了。他于是把那两把德国斧头用纸头包好，藏到皮箱底去。他不让任生知道，怕他会要了去，配上柄去使用的。这样，他将失掉将来开辟一个小小农园的希望了。然而，一到晚间，他孤居一室，闲到发慌的时候，他又悄悄地拿出这两把斧头，在暗淡的灯光下端详起来和抚摩着。我瞧到他这种情形的时候，总要禁不住暗笑。
然而我不敢笑，我是更深地看到诗人杨骚的纯正的灵魂了。
终于，四个月后，他要和我们分离了。说是他在一个岛上找到了一块土地，那里是很可以垦殖的。而那时，时局已“定”了——日本占领军正展开他统治的威力。我们潜伏的时期也应该结束了。8月间，我和小雷，离开松岸孙比，西上峇郝公埠，转往东海岸州棉兰。从此我就没有遇到过杨骚，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
1月，我去新加坡为止。
在新加坡会见的时候，我蓄着一脸的胡子。他一见到我，就非常欣赏我的胡子，并且邀我到他家去，会见了他的夫人。在这次会见中，我才知道他的小农园的梦想并未实现，并且也是西上峇耶公埠，同胡愈之他们相会；之后，他又同张楚琨他们到巨港去了。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灰水肥皂厂，赚下了不少钱，囤积了一些白胡椒之类的土产，买下了一座橡胶园。日本投降后，他们结束了皂厂事业，分散所得的财产。他分得的是有几百株橡树的一座橡胶园。而张楚琨、高咏览他们则以白胡椒等土产为基础做起买卖来了。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一家不算太小的商行，专门从印度尼西亚运土产——冲破荷兰的海上封锁——到新加坡来，这真有点像滚雪球似的，他们财富越来越大了。“而我，目前的生活，是靠他们接济的。”他对我说，“现在印度尼西亚在闹革命，橡胶园是不能生产了。将来我只好搬到胶园中去住，数数橡树过日子吧。”他自嘲地笑了。
不与别人争利害，而又感谢别人盛情接济。这是一种傻子精神，但正也是诗人的纯正的灵魂。他笑了笑后依然欣赏起我的胡子，还邀我往照相馆共同拍了一个照。一个月后，我返回苏门答腊，相互之间的消息又杳然了。
1950年我重去印度尼西亚。又同诗人杨骚在雅加达相见了。我看出他的变化：第一，胃病由于割治，已经好了，他身体健康得多了。第二，人更现实了，虽然还是沉默寡言的。而他对于祖国的一切新措施，总时时表现抑不住的兴奋。1952年他搬家回国，是抱着锻炼自己的决心的。他想在文艺界上重整旗鼓，真正写出一些他所要写的东西来。谁知在他下乡体验生活的劳累中，他得了脑血管栓塞症，缠绵数年而终至于死去了。
去年6月间，我去广州，到他寓所访问。他虽行动困难，手麻木不便写字，但他还经常阅读，并且拟定与人合作，来写儿童作品和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计划，看来，他是面临了死亡之门而还想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的呢?祖国呵！你的召唤，就是儿子们的一份力量啊！
一生来，我不知看到过多少的朋友和亲人，牺牲的牺牲，死的死了。我从不为文悼念，我只知道先死者乃是后死者的鞭策，只有后死者骑上时间的飞马，奋勇前进，才能无负于先死者的抱负，悼念是多余的。八年前，小雷在港病死了，我就是这样。然而，面对着今天大有可为的时代，以杨骚大有可为的抱负，而竟
以病殁，这就不能不使我伤悼而无已于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