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张居正大力推行万历新政，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不已。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政治、军事焕发勃勃生机，经济繁荣昌盛。
然而，就在他为万历新政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庆幸之际，一个巨大的麻烦却悄然降临。
这个麻烦源自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年轻时，张文明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执着地学习。然而，他屡次参加科举却每每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中不了。
成不了举人，意味着他在社会上地位低下，远不及富有的屠户。直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张居正已经成为一位进士，拥有文官身份，甚至还完成了三年的博士学业。面对这样的情况，张文明彻底失去了希望，放弃了继续考取功名的念头。他叹息道：“命该如此啊！”
尽管张文明对自己的儿子在官场上的成功感到安慰，但他本人却远非省油的灯。他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在家乡引起了百姓的愤怒。
张居正曾劝说父亲改正行为，但是张文明并不以为意，仍然纵情享受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作为儿子，张居正无能为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他无论多有才能，也不敢对父亲说出过分的话。
如果他敢说，就等于是“忤逆”。这在法律上可被视为一种犯罪，也是社会道德不容忍的。因此，他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低调与地方官员打招呼，为自己父亲的错误买单，请求大家多多谅解。
万历五年，七十四岁的张文明病重，即将走到人生尽头。按理说，在这个时刻，他应该被子孙围绕，陪伴他度过最后的岁月。然而，他的儿子却是一位权臣，位高权重！最为关键的是，小皇帝万历刚订婚不久，下一年春天还将举行婚礼。
众所周知，张居正与小皇帝感情深厚，如父如子。此外，太后还将万历的婚庆全权交给了张居正，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光荣。此时请假探亲无疑是难以启齿的。
小皇帝察觉到张先生连日来面容消瘦，把情况报告了慈圣皇太后，皇太后听说张先生的父亲病重，所以就派太监不远千里带了大量御赐的礼品到江陵张府以示慰问。
要说这个张文明平时胡作非为，在这件事上他做得可算得上是深明大义。他收到太后、皇帝的赏赐，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无以言表。向朝廷使者一拜再拜，并请求使者向太后、皇帝转告：“对于皇恩，我张文明今生无以为报，现在就由我的儿子张居正来报答你们。”
张居正自己要报答皇恩，还要代替父亲报答皇恩，双重的恩情促使他必须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不敢提回家探亲的请求了。这件事情可真是难为张居正了，作为臣子他要尽忠，作为儿子他也要尽孝。现在，忠孝不能两全，换作谁，心里不伤感万分呢？
对于年迈父母的牵挂，毕竟放不下啊。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他奋笔疾书写信给自己的叔父，表达自己想把父母迎来北京奉养之意。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把老人接到京城来过好日子，享享儿子的福，放在哪个父母身上都得眉开眼笑啊！
谁料到，张老爷子听闻这个消息后，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写信痛斥了儿子一番。老爷子一生科举屡试不中，但文笔极佳，家书也写得不输文采：“肩巨任者不可以圭撮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寻常论报，老人幸未见衰，儿无多没不然之虑，为老人过计，徙令奉国不专耳！”
这句话意思是说：“肩负重任的人，不可以用小勺来计量他的功劳，身受大恩的人，不可以用寻常手段来报答；老是想着老人，那么必然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报效国家。”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张文明知道儿子所想所忧。为了消除儿子的担心和忧虑，在自己的岗位上专心致志的工作，他想出了一个妙计，弄了一个“自助游”。
就是每天要仆人抬着轿子，自备点酒菜，约上几个好友游山玩水，做出一副很悠闲惬意、很健康的样子。这样一来，从江陵去往北京的乡亲就会向张居正报告张文明的身体状况良好。张居正听说父亲身体一如既往的硬朗，心中一块大石总算落了地。
人到暮年，总这么折腾，肯定是撑不住的。一天清晨，张文明等一行人登临“王粲楼”，因为疲劳，就冒着秋天的霜露在外面小睡，结果老人受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文明与世长辞了，临终也未能与身在北京忙碌工作的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张居正原本想操办完小万历的大婚，来年夏天再回乡，毕竟十九年没有回故里，对自己的家人很是想念，同时也可以在父亲身旁尽一下作为儿子的孝心。
可是天不遂人愿，老父亲就在自己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撒手人寰。尽管这个爹生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让自己颜面尽失，可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张居正还是不由得悲从心中来，捧着家书泪流不止，失声痛哭。
同朝为官的吕调阳、张世维看自己的同事哭得这么伤心赶紧上来追问缘由，张居正抹了抹眼泪，悲恸地告诉了他们说：“父亲去世，我现在心情很是难过，朝中的大事唯有拜托二位了。”说完急匆匆回家了。
一时间，张居正死了爹这个消息传遍了北京城。按说生老病死，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谁家里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可张文明不是一般人啊，他可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老爹。而这个首辅又有国家重任在身，当然不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了。
这个消息太过重大，对万历新政，对当时的朝局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明清时期，朝廷有一种制度叫“丁忧”。就是嫡亲祖父母、父母死亡以后，官员应该辞去官职，回家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期满以后再回到原来的岗位，叫作“服满起复”。
这种规定，现在看来未免迂腐、死板，不合时宜。二十七个月，即两年零三个月，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内阁首辅这样重要的大臣离开岗位那么长时间，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好处。
次辅吕调阳和张四维也觉得这个事关重大，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万历皇帝。小皇帝虽然已经到了婚娶的年龄，但由于平时并不独立主持政务，所以思想还是很不成熟，这么重大的事情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所以，他只是按照惯例，给张居正下了一道安慰的诏书：“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已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如何。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可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从这封诏书中，看不出皇帝有挽留张居正的意思，不过皇帝赐给张居正的丧仪，却是异常的丰厚，光是白银就有五百两之多，足见小皇帝对他的重视程度。当然，两位太后赐给张居正的丧仪，同样也十分丰厚，这种待遇可不是一般臣子所能拥有的。
对于他人而言，受到如此礼遇，
可能会激动得热泪纵横、无以言表。可张居正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他现在的心情即矛盾且复杂。一来生养自己的老父亲已经撒手西去，他生前就因为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献上一片孝心，他死后如果不能为他守满二十七个月的孝，那也太说不过去了，而且舆论导向将对自己产生极大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回家丁忧关系到自己的权力得失甚至身家性命。为官多年，自己虽然大权在握，但在细枝末节上得罪了相当多的同行。一旦失势，让他们见缝插针，得道升天，自己非得“翘辫子”不行。
虽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廉洁奉公的优良工作作风，但保不住有这么一个活宝爹啊！他为老不尊，在家乡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这不给等着揪张居正小辫子的同行们留下了足以令他身败名裂的口实吗？
更重要的是，自己大张旗鼓进行变法，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一旦自己回乡丁忧，那必将前功尽弃，所有努力也将付之东流。思前想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目前能够解救自己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夺情。
夺情起复，又称夺情，是中国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但是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的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虽然张居正有意留任，但是按照古代的法律法规，这种想法和做法于理不合。好在他在官场混了多年，早就磨砺出丰富的经验了，“夺情”这件事情难是难办了点，但对于他来说还是小菜一碟。
别忘记李太后、冯保可是他同一战线的盟友，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不会希望张居正离开工作岗位的，万历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张居正传道授业的学生，而且一时半会儿还做不了主，朝廷所有的大事都要仰仗他，必然会挽留。
剩下的，就看其他同事的了，这些人中，有的依附于自己，有的冷眼旁观，有的肯定希望自己早点滚蛋。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做到了心中有数，他相信，有了皇帝、太后、冯保和部分大臣的支持，反对自己“夺情”的人最多只是发两句老生常谈的牢骚就会偃旗息鼓了。
起初，真有正中张居正下怀的同事。那是在张文明去世不久，户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立即起复张居正，奏章的大概意思是：皇上您在名义上批给张居正三个月丧假，但张居正可以不用回江陵老家，仍然留在京城，随时做好接受皇帝顾问的准备，遇到大事甚至可以直接批阅公文！
起复，本来应该是丁忧官员在守丧满二十七个月之后，才能官复原职，重新回来上班。说白了，李幼孜所谓的“立即起复”，跟“夺情”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张居正之前，确实也有过“夺情”的先例，如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杨溥、成化二年的李贤，三人都是内阁大学士，在遭遇丧亲之痛时，皇帝特批他们立即起复，穿着丧服办公，不用回家丁忧。
但“夺情”这一做法对大臣的心理伤害太大，光听这名字就有一种绝情的味道。本来失去亲人就足够痛苦了，还要人家在最伤心难过之余坚守工作岗位，这不等于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吗？
皇帝也觉得这样做着实不通情理，所以从正统十二年开始，明令禁止了这一做法。自此以后，凡是亲人去世的官员，一律都回乡丁忧三年，从未出现过例外。
此前，吕调阳、张四维两位内阁大学士以及多位大臣出于公心或私心，都曾经向皇帝建议，仿照杨溥等人先例，对张居正“夺情”。可能是顾忌先帝的禁令，万历皇帝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做出批示。
过了几天之后，小皇帝在自己母后和冯宝的极力劝说下有所动摇，后来自己想了想，也确实如此，没了张先生这个主心骨，自己以后怎么办，国家怎么办？而现在李幼孜又奏请张先生留任，自己也可以顺势找个台阶下。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批准了李幼孜的奏请。
张居正对李侍郎的表现可以说非常满意。李幼孜作为道学家们的领袖，他的支持对于张居正的重振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将忠孝礼义视为生命的道学家们也站在张居正这一边支持他夺情或起复，那么事情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
此外，李幼孜作为户部侍郎的官职也非常重要。如果是礼部、吏部的官员上书请求皇帝下旨夺情，显然是不符合规矩的。礼部、吏部本应支持张居正丁忧守制，如果他们请皇帝下旨夺情，不仅违反制度规定，而且巴结张居正的意图也会过于明显。
而户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丁忧守制的制度与他们的工作无直接关联，他们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李侍郎的先行示范让其他官员也毫无顾虑，请求皇帝下旨夺情的奏章如雪花般纷至沓来，万历皇帝轻松写下了批准的几个字。
这时张居正可高兴坏了，事情果然是按照他事先的预料发展。于是，装模作样地将请求回乡丁忧守制的公文交到了礼部。礼部官员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奏呈给万历皇帝审阅。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两个字——不准。
张居正虽然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但表现出的却是诚惶诚恐的样子，连续向皇帝请假还乡，诉说自己对父亲去世的悲伤和对尽最后孝心的渴望。他表达得声泪俱下，肝肠寸断。
实际上，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是一出戏，但也必须动用真情才能让人信服！张居正一向善于把握火候，这才能算得上老谋深算！万历皇帝批准了几个“不准”后，张居正觉得这出戏该结束了。于是，他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策划的“折中方案”：在父亲去世后的七七四十九天内不上朝，之后开始上朝。根据规定，丁忧守制的二十七个月内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虽然我上朝议事，但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俸禄，以表达我对孝道的敬重。
万历皇帝自然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但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修改：皇宫的御膳房每天都会准备丰盛的饭菜送到张居正的府邸，作为对他不领俸禄的补偿。
事情进展得非常成功，张居正非常满意。从一开始，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张居正的铁杆支持者，坚决支持他夺情；另一派是保守派，强烈主张他丁忧守制。对于张居正来说，要达成目标，必然会遇到不少阻力，但他的智慧早已看穿这一点。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尽管大部分朝臣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亲自上门劝告他回乡丁忧，但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这固然与张居正暗中通知冯保协助有关，但事情似乎过于顺利，这让张居正心里越发没底了。
张居正没有想到，这场“丁忧守制”的风波远远没有结束，它正在酝酿，很快就变成了一次席卷明朝的风暴。这场风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又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呢？让我下回再为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