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僻远的乡村走一圈，你偶尔还会看到某家门口的墙边站立着一两个陶罐。这些陶罐会从庸常中凸显和突兀出来，一下子抓住你的眼球。不过你总感觉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儿，哪一点呢？一时你又说不上来。怪怪的，你不得不驻足，留心观察，仔细琢磨。
陶罐还在墙边站着，涨着圆鼓鼓的肚儿，收着细小的口儿。倘若是陶盆、陶碗、陶缸，是没有鼓肚子的，只有敞开没有牙齿的大口冲着你笑，傻笑。所以陶类，我只喜欢陶罐。且说这陶罐，红色的闪着淡淡的红光；青黑色的，便阴森森地望着你。
阳光走在陶罐的身上，如果耐着心细瞧，时间的裂纹就会炸在你的眸光里。见到这样的陶罐，我会拿着放大镜欣赏它们的时光纹变。丝丝条条，枝枝丫丫，像一个人的遍布全身的血管，更像一幅意蕴深含的抽象画。倘若它是一个古件，比如远古人使用的陶器，你便可以从这上万年的纹变里听到时光流淌的汩汩之声。
还说这纹变，有时候只有几条纵横在陶罐上，像大动脉，清水就会从罐里渗透出来，有时候是漏出来。正是这样的陶罐，主人用之不能，弃之不忍，就把它搁在自家的土墙根下。倘若主人翻新了房屋，盖了青砖大瓦房，别的旧物早扔掉了，唯独这陶罐物以稀为贵，虽然旧了不用了但并不碍眼。主人看了看陶罐上的沟沟壑壑，感觉这些陶罐记录了他的旧日时光，就依依不舍地把它搁在青砖大瓦房的墙根下。
当你理解了陶罐的主人，再看见墙边站立着一两个陶罐的怪异感觉，就霍然不见了。陶罐原是农业时代的器皿，站立在远古的茅棚边不怪异，站立在土坯矮房前也不怪异。这种小农心理仿佛是人类的顽固基因，让我们一直偏执地认为陶罐是粗陋的，是小国寡民的，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可是陶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文化气息，应该是在它的主人欣赏它时，应该是在远古的某一个收获季节。在田地里劳作的人歇工时，拿起陶罐猛喝一通水来解渴，于是心胸舒泰了，就开始琢磨这陶罐。劳作的人发现这陶罐因为实用，就越看越爱不释手，越看就越觉得像一个丰满的女子，肥硕而美。远古人都喜欢这一款，即使现代的偏远乡村娶亲，大都也爱娶肥硕的姑娘。
自从陶罐有了文化气息，它就一直暗藏在劳作的人的心里。在这一点上，陶罐一向是很低调的，它不主动向它的主人宣扬。直到它的主人和它相处得年深日久了，它才慢慢散发出自己的文化味。这时候它的主人自己发现了陶罐的与他命运相关的文化底蕴，就越发爱惜它了。这时候，陶罐无论是站立在青砖大瓦房前，还是城市的柜台上或展厅里，都不再显得怪异和鄙陋。这并不是陶罐自己提升了品位，而是人们自己摆脱了思维的偏狭而已。
陶器往前发展一步，就是瓷器。一般来讲，瓷器因高温烧制又上釉色而成瓷，且坚硬如石又光彩灿烂。自从有了瓷器，陶器就显得暗淡无色。俗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似乎是在证明烧制瓷器是一项高大工程。因此，陶器一路回避着瓷器，直至完全退守乡村，而今从实用器具退居到精神文化，从而彻底退出了历史。
陶灌的粗糙和简单，已经不适应以“精、细、快”为特色的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生活。即使在乡村，各种精致的瓷器和不锈钢器具充斥于日常，而陶罐之类，早已退居某个黑暗的角落闲置起来了。即使是站立在青砖大瓦房的墙角下，那也只是古典的乡村生活的一种守望和挽歌。城市里的人大多没见过陶罐，便“物以稀为贵”，再附庸风雅点文化，所以只有在一些展厅或者艺术爱好者的工作室里，你才能看见一两个陶罐了。
陶罐本是属于乡村的，可是乡村却越来越不能容它。只有一些形制好的陶罐，才能站立在某家青砖大瓦房的门墙边，而绝大多数陶罐只能待在屋后的背阴里。我喜欢陶类器物，是因为它虽粗糙简单，但不鄙陋。我住在僻远的乡村时，总是走到一些人家的屋后，从那些破碎的陶灌中拣上几个陶片，捏在手里总感觉沉甸甸的。如果幸运的话，你还能捡拾到一两个陶制的酒壶、酒盅之类。
陶罐越来越远离我们，就像越来越走远的乡村生活。这种感觉，在我紧张的庸碌生活中，越来越强烈了。赶在一个下雨天，我便去了省博物院看了看那些静静躺在时光中的陶罐。一个瓦蓝色装水的陶罐，标明是汉朝仿制品，我姑且认为它就是汉代的文物。
我静静地站立在柜台前，在白炽灯下仔细观察它。陶罐瓦蓝的色彩仿佛就是火焰的气味，不时向我呼呼袭来。我能感觉到汉代的阳光，在陶罐的边缘嬉戏和奔跑。我看见一个劳作的人，在辛苦耕作的间隙，从田间地头走向陶罐，高高举起它，让清水从陶罐里奔流成一根水线，那一线清亮的甘甜汩汩地流进他的喉咙，也流进他幸福的展望里。
这一个陶罐，它孕育了离奇曲折的旧日故事，都陈列在博物院里，都陈列在你我的想象里。或是凄美，或是粗犷，确实再也不会上演在这个世界了。陶罐是乡村最后的象征，却被乡村甩在了房前屋后，摔成了斑斑驳驳的历史碎片，也只能陈列在我的记忆里。再也不用去想它了，我知道一个时代正在渐行渐远，它将彻底消失在大机器时代的轰鸣里。
（刊于《草原》，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