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来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众多的有心人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庄子应算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探索的识人的方法至今仍不失为是我们识人的良方。
庄子说，识人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态，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将所识之人派到远处工作，远则难监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诚；派在身边工作，容易相熟而没有拘束，故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财物，看他是否不贪；告知危急情况看他的气节如何；当他醉酒时，看能否守规矩；将其放在男女杂处的环境里，看他是否好色。庄子的识人之良方，既是对前人的总结，又给后人以深刻的影响。在庄子前后，也有不少的人论述过有关识人之良方的一些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应当将这些祖国的珍宝加以爱护、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时代的发展中重奏识人的交响曲。
1远使之而观其忠
“远使之而观其忠”，也是识人学上对人们识人共识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需要“远使之而观其忠”的必要。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工作，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甚至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目中无法，搞钱权交易，权力交易，借公济私，损公肥私，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在远离中央政府的地方工作，上级难管到，群众管不着，这些人也难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结果还会出现“人或许忠直诚实却不如荒诞欺骗，或许灵魂丑恶反而做大官”。这种人总是当领导面前拼命干，领导不在时就不干。领导在场时总是规规矩矩，领导不在场时就为所欲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更多的同志是领导在场与不在场是一样干工作，尤其是领导不在时，工作照样干得出色。为什么在远离领导的地方工作，有的人就干得很出色，有的人就干得很糟呢?关键问题就在于是否忠诚。
忠诚老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岳飞，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革命前辈的“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到人民解放军的“为人民吃亏光荣，为祖国献身值得”，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北史·古弼传》记载：魏太武帝拓跋焘到西河地区打猎，下诏给尚书令古弼，命他选肥壮马匹给骑士，弼却送来弱马。拓跋焘大怒说：“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尖，拓跋焘常叫他“笔头”，时人也称他“笔公”。古弼的属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杀，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属官说：“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选备肥马务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宁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意是说，使君游逸不舒畅，是小罪；而当前北有柔然、南有刘宋正在伺机侵扰，好马要留下以抗敌，这是为国家计，宁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论清楚的。拓跋焘听到了，知古弼忠心为国，对他怒意全消，赞叹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套，马二匹，鹿十头。后拓跋焘又到山北打猎，获麋鹿数十头，下诏要古弼派五十辆牛车来运载，诏书刚发出，他对侍臣说：“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于是便用马运回。行了百余里，接到古弼上表说：“今秋谷悬费，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拓跋焘对左右说：“笔公果如朕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之被称为“笔公”，不仅是因其头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笔”，一贯以国事民生为重，敢斥邪恶。有人上书说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花园和养动物的园子，所占的地方太广了，而广大贫农无地耕种，应该裁减园地大半，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弼欲奏此事，适拓跋焘跟给事刘树下棋，无心听他的话，弼坐久了，心头火起，便上前揪刘树的头发，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击其背，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拓跋焘为之失色，忙放下棋，说：“不听奏事， 过在朕，树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焘敬其公直，不仅不罪，准其所奏，将园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农耕种。之后，古弼免冠赤脚向司法部门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焘叫他穿戴好，说：“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焘不仅不治其不敬罪，反而大为赞誉，鼓励他今后只要是利国便民之事，要大胆去做，不要有所顾虑。也因此，古弼为利国而敢于抗旨，也被拓跋焘誉为“国宝”、“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于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正因拔跋焘是英明之主，才能赏识古弼，也才会有这样公直之臣。《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本司郎李绛为人忠直，以匡讳为己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对时，极论宦官纵恣、方镇进献等事，唐宪宗大怒，厉声说：“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坚持己见，申辩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缺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亻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他忠直而情切，深为感动，慰喻他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唐宪宗随即任命绛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次日，面赐金紫，并亲为选良笏赠之。
唐宪宗是宦官所拥立，他与宦官关系密切，李绛上奏宦官纵恣不利于国，引起唐宪宗大怒。但唐宪宗是一个较有所作为之主，一般还能纳谏，因此对李绛在其大怒之下，仍恳切陈辞，知其忠于己，才释怒慰喻，大为赏识，故升官赏赐。这正是纳谏拔忠臣。正因唐宪宗还能纳谏，任用忠臣，他统治期间，唐朝曾一度中兴。
2近使之而观其敬
所谓“近使之而观其敬”，就是指将所要识别的对象派到在自己身边工作，因为天天在一起相见，容易相熟久而久之就会没有拘束，但便于考察他的恭敬行为如何。也就是观察在与人相交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
古人云：“行己莫如恭，自责莫如厚。”即为人处世一定要恭敬，要求自己一定要严格。“行谨则能坚其志，言谨则能察其德。”做事谨慎，就能使自己志向更坚定；说话谨慎，就能使自己德行更崇高。说明人应该言行谨慎，不乱说乱动。如果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因相处比较熟了，而放松对其自身的谨慎，这是会出问题的。如同在平坦道路上行走的人放纵自己而脚下不留意，这样，走快了就会摔跤；在艰险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有所戒备而出脚很小心，故而走得很慢，跌不了跟头。这就指出了越是平易的地方，越是要谨慎。同理，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员越要谨慎。
当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不知礼，虽然态度恭敬，却不免劳顿；行为谨慎，却不免胆怯；性情勇敢，却不免莽撞；性格直率，却不免急切。这是对待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性情的要求。同时，也只有“恭则物服，悫则有诚。”即谦逊敬慎，人们就会心悦诚服；诚恳老实，事情就会每每成功。说明为人必须谦逊诚实，这样才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才会把事情办好。
常言道，你敬人一尺，人家敬你一丈。尤其在领导身边的机关工作人员，应该自律、自重、自爱、自尊、自励，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好的形象，不做有损身份的事，这样，才能经受住近使之而观其敬的考验。
3烦使之而观其能
“烦使之而观其能”，即指在情况复杂时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区分出来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出现时，让其所识对象去独立处理，才能辨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善，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就是说，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语言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凡是要选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德才能，然后向他交待方略任务，让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进而让他谈自己的设想，包括要哪一种盔甲兵器，需什么人做参谋、副手，要多少兵马，用多少钱粮，哪里置营，何时成功，自始至终的重要事项，都让他们自己筹划安排。“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所以，我们考察能力，然后才授与官职，这便是成功的国君。这也是我们“烦使之而观其能”的目的所在。
4卒能问焉而观其知
“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指匆促之间询问他，看他的智慧如何。这是一种识人的方法。在应急情况，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总是束手无策，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状态。而对于智商高，应变能力、反映能力灵敏的人来说，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像连珠炮地向他扑来，他也会从容不迫，遇险不惊地有条不紊地给以恰如其分地回答。
当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提出的问题，要想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或对答如流地将问题一一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回答，这是智慧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只有智慧十分丰富，天资十分聪明，反应能力比较灵敏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时代发展的如此迅速的信息社会中，事物发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维敏捷的人才，解决和回答现实中许多迫切需要立即解决而仍未解决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识别这样的人才，应“卒能问焉而观其知”，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在实际生活中，有答记者问式新闻发布会，有学校上课的课堂上，学生突然向老师提出事先没有料想到的各种问题，有在政治谈判，经济谈判桌上的一方突然提出要求另一方立即回答事先未想到的问题，有在辩论会上辩论十分激烈时，各自向对方提出必须立即回答的千奇百怪的各种问题，从中可以识别出智慧高的人和智慧一般的人。
5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是庄子提出的一种识人的方法。 其意思是说，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信”是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信”就是要守信承诺，说到做到，其实，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换句话说，就是指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那么他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可见，最起码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守信的重要性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守信的生动事例。如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晋文公，当他率兵攻打“原”时，事先与部众约好：三天之内，若攻不下“原”，就撤兵回国。结果约定的三天到了，可是“原”没有降服。这时，探子来报：敌人快要投降了。众部下也都劝文公再等一等，而文公说：“信是国家之本，庇民之所。若是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民无所庇，就会弃之而去。”于是，文公果断地下达了解除包围、撤兵回国的命令。
战国时，秦国商鞅(公孙鞅)在国王的支持下，准备变法革新，为了获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商鞅在首都南门，竖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贴出告示：“将木杆移置北门者，给予三百两黄金。”老百姓不知其中缘由底细，没有人敢去搬，一天后，商鞅增加赏额至一千两黄金。这时，一个胆大的决心去搬这根木头。他费了半天功夫，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将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指示，给他一千两黄金。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秦国城乡，老百姓都认为，商鞅言而有信，说出来的话必定能够实行。这样，商鞅即将推行的改革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的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对下属、朋友、同事先许下诺言，可是，过了一阵子就忘了。何况“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这样的守信就更不容易做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作为识人的一种方法更难能可贵了。
6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在识人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提出的识人之良方之一就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指在考察识别人才时，通过托付给被考察对象以钱财而观察他的廉洁情况。爱财如命，见钱眼开的人决不会是廉洁奉公的人。相反，只要是真正的廉洁奉公的人，决不会损公肥私去争不义之财。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从钱财来识别每个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其对钱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私而贪财者为不仁，为公而见钱财廉洁者为仁者。廉洁的人不追求不应有的财物。所以，古人云：“廉者， 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即指官吏廉洁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贪赃枉法，就是残害老百姓的强盗。纵观古今中外的仁者，其共同的地方都是不贪为宝。
事实上，古今中外，大凡志士仁人，明达贤哲，无不戒贪拒贿，一尘不染。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人得了一块美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我曾请有名的玉匠看过，认为这块玉是宝才敢献给你的。”子罕却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要是把玉给了我，那就你我都失去了宝，不如你不送，我不收，使你我都保有自己的宝。”明朝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了弘治年间一个吏部尚书写在门上的一副对联：“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馈遗、苞苴，都指贿赂。就是说，在朝里做官的接受到别人的非法馈赠，在外地做官的向朝里进贡行贿，这都是可耻可羞的。明代一度贿风盛行，而兵部尚书于谦在做巡抚时“每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他甚至赋诗抒怀：“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表现了他“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风亮节。清人张清恪，在任督抚时曾针对送礼行赂的丑行，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檄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义正词严的檄文，如“金绳铁柜”，使贿风大减。
贪夫徇财，其害无穷。所以，有名的“青天老爷”包拯曾说：“贪者，民之贼也。”明代有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朱元璋听到此事后，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则不从，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礼部尚书就此议论说：“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他们的说法不同，却都指出了贪污之害，甚于饮鸩，千万放纵不得。
有人说：贪为私动，贿随权集。这话是很对的。通常情况下，都是有贪就有贿。有贿则养贪，二者互相利用，互为因果。而大凡贪占的人，都是营私逞欲之徒；凡是行贿的人，又皆为投机势利小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蛀虫。到头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应当指出，在党风逐步好转的今天，一些行贿的人，已不敢明目张胆地贿赂拉拢人，而往往采取“投石问路”、由小到大的方法，先是小小的一包烟，一斤茶，半斤虾干之类，只要你丧失警惕，收将起来，他就算打开了缺口，由这个缺口，就“要扩大战果”，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每送你一次东西，就等于给你脖子上套上一根绳索，送之愈多，套之越多，以至于你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从他的摆布，为他效命。这就是贪心人上当受骗——出力卖命——呜呼哀哉的“三部曲” 。黑龙江省宾县一个被处了死刑的大贪污行贿犯公然宣称的“放长线、钓大鱼”；“抓住儿子，牵住老子”的话，对于贪人应该是很好的一课!再者，为了掩人耳目，“夜行军”已是行贿人的惯伎，他们总是利用夜暗，挟包提篓，悄悄溜到受贿者家里，利用“你知我知别人都不知”以售其奸。所以，对这种“夜猫子”，更要保持警惕，如果来个哑巴吃饺子，不吭不哈进了肚，将来可是要吐也吐不出来的。等到因“嗟来之食”闹起肚子疼，可就悔之晚矣!
戒贪拒贿不仅要“谨小慎微”，还要有胆有识，敢于公开顶住以至当面揭穿行贿者的图谋，这样，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清代有个叫武承谟的官员，到任伊始，便悬联宣告：“罔违道，罔口弗民，真正公平，心斯无祚；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楹联一挂出去，人们争相观看，“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走后门行贿之徒)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可见其效果。据说，马寅初在杭州任职时，曾遇到有人向他送来1000多块银洋，向他打通关节，以期早日批放那人县长任命，马寅初一听，勃然动怒，拍桌大骂：“呸!真不要脸!竟活动到我头上来了，这真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啦。……我马上打电话去揭露这家伙的花招，建议取消他的县长资格。”那家伙的县长好梦吹灯了。对马寅初这样的正气浩然的廉洁之士，谁还敢再来自找霉头!
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蛋。”其身正，邪气自逃；心无贪欲，行贿者便无所施其伎，他们的“套绞索”、“牵鼻子”、“买俘虏”的战术就不仅不能奏效，还将置他们自己于身败名裂之地!
7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这是识人之良方之一。就是说，在识人时，告诉给所识的对象出现了危难的情况让其处置，从其处理危难的情况来观察他的节操。节操，即气节情操，就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方面的坚定性。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孟轲就说过：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至理名言，已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立身做人的执著追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格，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格。国格是一个国家的荣誉、尊严和品格的总和；人格则是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总和。国格和人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外交往中，能不能做到不卑不亢，尊重国格人格，也是衡量一个人有无中国人气节的重要尺度。
古人讲得好：“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抱鼓之急则忘其身。”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总是挺身而出，迎着困难上，经受住各种苦难的磨练，顶狂风战恶浪，舍生忘义去奋斗，去拼搏，生为人民而战，死为人民而献身 ，这就是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操。
中国人民的气节和情操，表现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方面，就是政治上的坚定性——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不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根本态度方面，就是对于人民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俯首为“牛”，鞠躬尽瘁，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自我牺牲。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就是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无论敌人多么凶残，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对敌人决不卑躬曲膝，在困难面前决不放弃必胜信心，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威武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面，就是思想情感的正义性——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取宠，始终正大光明，保持高风亮节，珍重人格国格。
我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在自己的言行中表现出可贵的节操。他们或者“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或者“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许多英雄人物在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的高尚节操，作为璀璨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至今激励着人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们革命军队中出现了“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的朱德总司令，“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陈毅老帅，“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叶挺将军，以及宁死不投降的“投江八女”、“狼牙山五壮士”等，他们的革命节操惊天地，泣鬼神，昭日月，贯古今。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学习他们那种革命节操，以战胜邪恶，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范仲淹用人，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盛敏、腾达道，都是他平日重用的人。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如此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人有才能而无过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用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李贽《初谭集·铨选诸臣》)
气节中人必然赏识气节中人：
范仲淹曾以直言三贬，三起三落而不改其志，他为国为民，敢言敢谏，始终如一。 他先忧后乐的精神，仁人志士的节操，对时人后人的影响都很大。正因范仲淹重气节，其用人必然是多取有气节的人。这些人大都是敢于直言而得罪当权者，往往是以细故而否认其大节，因而“不幸陷于吏议”，且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实学者，他们被降职不用，实是国家的损失。因此，范仲淹在他为边帅掌握实权时，力之所及，任用他们为国效力。也使贤才不致埋没成为废人。如他重用的孙盛敏，才勇过人，议论刚直，三知庆州，人服其能，曾与狄青共率兵破平侬智高。腾达道有文武全才，曾被贬谪，范仲淹素重其人而重用之。
事实证明，范仲淹善于知贤才，他任边帅期间因用得其人，边境无虞，西夏不敢入侵；而经他荐拔的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
8醉之以酒而观其态
“醉之以酒而观其态”，就是指用酒灌醉后来了解其变化的形态知其修善的程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不论是大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来了客人恐怕没有不是以酒相待的。
以酒待客乃天经地义，只要是会喝酒的客人，谁又好拒绝!喝酒必劝酒。劝酒的理由比比皆是，劝酒的方式也千法百样。当喝下表明目的几杯共同酒后，陪客的主人们就开始各施高招，天花乱坠地劝。什么“初识酒”，什么“老乡酒”，什么“同行酒”，什么“部下酒”，什么“委托酒”，如此等等，实在劝不下去了，就类比和激将。主人盛情，客人就难却了，结果不搞得双方迷天大醉，也要弄得每个人语无伦次。所以，中国的酒文化就在于一个“醉”字。
酒本来就是使人狂放不羁之物，请人喝酒，又要苛求人不要酒后失态，就太难了。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醉之酒以观其德，此言甚好。人虽有德，醉后则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这就是说，酒醉以后可以看出其德行，人虽有德行，酒醉后往往不能自我控制，这也是白玉之微瑕也。意思是指通过观察人的行动来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