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我这封信写得相当长，因此，母亲也好我也好，都觉得这次先生一定会有所答复。不料就在信寄出后的第二天，先生又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文极短，只是说“不来也可”。我给母亲看了这封电报。

“多半是想再写信来说些什么的吧。”

母亲始终认为先生就是个为我今后的饭碗想方设法的人。当然，我也觉得兴许先生真的会写信给我，可就先生的日常做派来看，又觉得这里面总有点不大对头。在我看来，所谓“先生帮我找了份工作”，这样的事情简直就跟天方夜谭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我的信不可能这么快就寄到。这封电报无疑是在收到我的信之前拍出的。”我对母亲说道。

其实这事儿根本不必说，明摆着的。母亲沉吟半晌，说了声“嗯，是啊”，似乎也觉得应该就是这么个道理。我心里很清楚，先生发出这封电报时还没读到我的信——这事儿本身对于解释先生的行为，毫无帮助。

由于那天正好是主治医生要从镇上带院长一起来出诊的日子，所以关于这件事，母亲和我也只能就此打住。

两位医生会诊后，又给病人做了灌肠，随后就回去了。

自从医生吩咐要静卧以来，父亲就在别人的帮助下躺着解决大小便了。父亲原本有洁癖，刚开始时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可由于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所以尽管不情愿，也只能照办了。后来，可能是因病情加重而导致大脑反应迟钝吧，时间一长，他对这种懒汉式的大小便方式不以为意了。有时候弄脏了被褥或衬垫，旁人看着直皱眉头，他本人反倒若无其事。由于疾病性质的关系，他的排尿量后来变得很少。对此，医生也束手无策。不仅如此，他的食欲也在逐渐减退。有时候很想吃点什么，也只是舌头想吃罢了，真正咽下喉咙的，其实只有极少的一点点。原本爱读的报纸，现在也没精力拿着看了。放在枕头旁的那副老花眼镜，一直装在黑色眼镜盒里，没了用武之地。

父亲有个从小就十分要好的朋友，名叫阿作，住的地方离我家有一里[1]多路。有一天，他来看望我父亲。

“哦，是阿作呀。”

父亲将浑浊的目光投向了他。

“阿作，谢谢你来看我啊。你看你多硬朗，叫人多羡慕呀，我可是不行了。”

“没有的事儿。你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就算得了点小病，又有什么不称心的？你再看看我，老太婆死了，又没个孩子，凑合着活罢了。身体好顶个屁用，没意思透了。”

灌肠是阿作来过两三天后的事。那天父亲很高兴，说是多亏了医生，身上畅快多了，对自己的生命又恢复了一点胆气似的，心情有所好转。伺候在一旁的母亲也不知是受到感染了还是想给病人打打气，就将先生拍来电报的事儿跟父亲说了。那口气似乎父亲期盼我得到的那种职位已经在东京虚席以待了。我在一旁简直是如坐针毡，又不好去拦住母亲的话头，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

病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确实不错啊。”妹夫说道。

“还不清楚具体是个什么职位吗？”哥哥问道。

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我就更没勇气予以全盘否定了。我含含糊糊，不知所云地支吾一句，就借故离开了。

[1]指一日里，相当于3.927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