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名敢于向清廷说“不”的大臣。如果他在率领湘军对太平军作战时老是对清廷惟命是从,那么他本人恐怕早就步了江忠源的后尘,而他的部队也无法不断地壮大。不过,曾国藩对清廷说“不”自有一套艺术,令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
曾国藩不以口才见长,与人面对面地交谈也许不是他的长项。但是他写奏章的功夫却是堪称一流。他在奏疏中入情入理的遣词造句,使他能够说服天子,或者令天子尽管窝着一肚子火,也不得不屈从他的意思。
曾国藩于6月份就镇压捻军的问题上了一道奏疏,再次很委婉地对清廷说了个“不”字。
他说,僧格林沁是督兵重臣,骤然捐躯,远近人心大震,而捻军的气焰大长。朝廷责成他迅速攻击捻军,但他有几个困难,很难迅速投入作战。
首先,金陵只有三千名湘军护卫,此外只有刘松山在宁国的一支部队可以调用。如果湘军军士们不愿北征,他就只能酌情带上几名湘军将领,另外招募徐州勇丁,按照湘军的基本模式,开创齐兖军队的局面。这样做,需要三四个月才能训练成一支军队,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其次,捻军战马极多,驰骋平原,军锋十分锐利。他不能让步兵去与捻军的骑兵硬拼,打算派人前往古北口采买一千匹战马,加以训练。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再者,要想阻止捻军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如果兴办黄河水师,也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就绪,所以无法迅速投入作战。
接下来,曾国藩总结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在于急于求成,为自己不能迅速用兵提供佐证。他说,僧格林沁忠勇绝伦,妇孺皆知,中外传诵。僧格林沁领兵追逐捻军,每天行军七八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然而步兵跟不上骑兵,驽马跟不上良马,部队的行程势必参差不齐。听说僧格林沁在4月份驰抵汶上,步兵过了七天才抵达兖州,骑兵也有迟了三天才到达的。行军太快,势必无法自带军粮,也不能埋锅造饭。只能行文通知州县,令地方官供应面饭。各地遭到兵燹,都有困难,地方官很难提供几千人的餐饮。又因为仓促间接到通知,家丁已经逃匿,无处可寻,或是处在两县交界之处,地方官彼此推诿。将士们有的争先,有的落后,有的饿着肚子,有的却能吃饱,情况不一,有的甚至连续几天吃不到一顿饭。部队因此而难以整齐,行军因此而能够神速。
曾国藩说,他的部队行军,每天都要支架帐篷,埋锅造饭,不向州县官员索取粮食。按照古代的兵法,每天只行军四十里,或者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照湘军的办法,因此能够步步稳妥,而因此也就行军迟缓。
曾国藩又说,一年以来,僧格林沁的部队转战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和山东五省,而要他来对付捻军,不可能像这样处处兼顾。如果他在徐州设立大营,那么在山东方面,他只能负责兖州、沂州、曹州和济宁四郡,在河南方面,他只能负责归德和陈州两郡,在江苏方面,他只能负责徐州、淮安与海州三郡,在安徽方面,他只能负责庐州、凤阳、颍州和泗州四郡。这十三个府州,纵横千里,是捻军出没最熟悉的地区。将这些地区交给他督办军务,而其余地区则要责成各省的督抚,各有专门的防地,军务才会有所归宿。
曾国藩说,捻军已经成为流动的造反武装,朝廷应该训练固定驻防的部队,才能对付不定的敌人。现在刚刚失去了僧格林沁这个大帅,强大的敌人正在扩张势力,他自己无法迅速增援山东,也无法兼顾畿辅,谋划如此迂缓,骇人听闻。但他经过几天的考虑,认为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了。
曾国藩指出,清军必须扼守要冲,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和徐州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如果随流动的敌军而奔波,必定疲于奔命。所以只能“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
当时,李鸿章为了解救畿辅的燃眉之急,派遣潘鼎新率领五千名淮勇乘船从海上驶抵天津。潘鼎新部刚到,捻军已休整南下。
清廷下诏,任命曾国藩兼制直隶、山东与河南,旗兵、绿营和文武官员,全部听他指挥。曾国藩再三辞谢,清廷下诏勉慰。
曾国藩履任之初,清廷发下一件与僧格林沁之死有关的公案,交他查办。
这件事的原由是,山东巡抚阎敬铭听说黄家围的教民谋划起义,发兵镇压,屠杀男女二千多人,但事后核查,其实并无起义一事。他所指控的教民首领张某,就是代理陕西巡抚张集馨的弟弟。山东士民为此对阎敬铭久含冤愤。僧格林沁阵亡后,阎敬铭十分恐慌,放弃东昌,匆匆逃往济南,更惹来非议一片。朝中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都说僧格林沁的失败,是因为阎敬铭不供应口粮。而且就在僧格林沁阵亡的第二天,他还佯装不知,密奏清廷,请求增派帮办,以表示他有先见之明。他回到济南之后,悄悄让家眷扮成民妇逃往齐河躲避。此外还参劾他滥保亲戚得官。
曾国藩上奏说,阎敬铭请求增派帮办的奏疏,确实是在僧格林沁阵亡的第二天发出的。既然结果被他言中了,又怎能追究他的心术呢?何况僧格林沁已死,他上奏伪装自己有先见之明,这是绝顶愚蠢的小人也不会去做的事情,阎敬铭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呢?他自负为官清正,所以轻视他人,致使僚属怨恨他的刻薄。至于他的亲戚李均,贪鄙妄为,和舆论相符,应请革职。
曾国藩的奏疏把道理说透了,清廷照例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