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管庄路宜家公寓2027号是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居室,但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一张上下铺架子床、一只衣柜、一只单人沙发、一张电脑桌、一台洗衣机,有洗手间、厨炊用品。被遮挡得晦暗不明的窗户,用来偶尔透透气。在这个起床穿衣都难以腾挪身体的屋子,我和大村从二〇一六年的年头住到年尾。

我和大村相识于二〇一五年冬天。那一年,他三十一岁,近一米八的个头儿,壮实,戴眼镜,长发,声音浑厚低沉,一身艺术青年的味道。他毕业于上海某艺校摄影专业。其时,作为某部纪录片的导演与摄影的双重助理,他扛一台摄像机天天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与租住的居室间穿梭。

这一年冬天,我参加了一家电视台的一档文化类节目,我写歌词,搭档的歌手谱曲演唱,与一对对竞赛对手同台厮杀。我和搭档一路过关斩将,笑到了最后,虽然没有获得终极大奖,但我那一首首有些沧桑况味的歌词赢得了一片肯定赞赏。我以为,凭着一支笔可以从此在北京城站稳脚跟,闯出一番事业了。也更因为,二〇一五年春我经历了颈椎手术,又加上多年矿山工作,机器、爆破的震**,听力严重受损,再也不能从事矿山爆破工作了。人到中年不得不重新选择,开始另一场生活。我遇见了大村,也说不上什么缘分。北京的房租与雾霾一样甚嚣尘上,十几平方米的公寓每月两千七百元,水电费另算。

大村的单位总部在上海,是一家拍摄制作纪录片的公司,对贾樟柯、侯孝贤、李安的趣闻轶事大村张口就来,他的工作让我十分羡慕和向往。他们正在拍摄一部有关临终关怀的片子,主要拍摄人物是邻近管庄路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一位藏族奶奶。这是一位一生充满传奇的女性,她十七岁由林芝出发,穿越五十年命运和时代风雨,现在正静候人生的夕阳落幕。

大村住在这里,有点儿“驻京办”的意思。纪录片是慢工细活儿,它没有剧本,甚至没有导演,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张力需要通过主人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来延展、加持。纪录,是艺术的根本,也是终极宗旨。他还有一个任务,负责与影院方面的各种对接,在此之前,他们公司制作了两部片子,在民间广受好评。他们公司发明了一种点映观影的新兴影院形式,类似于平台点歌,颇获影迷们喜欢。

大村的老家在江苏江阴,那是个出产鱼米和人物的地方,而我的家乡只出产黄土与土豆,好在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两个以谋生为圭臬的人身上可以忽略不计。他每月由公司提供生活费,我跟着沾沾光,无事可做的时候也跟着他扛着器材,去拍摄藏族奶奶的生活。耳濡目染,我学会了一点儿摄影技巧,两年之后,它成了我另一份工作中的技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