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的活路如琴弦断续,急时暴风骤雨,缓时泯息无声。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像走马灯一样。二〇一四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年景,先后三次入疆,两上东北,电话费和路费耗去九千多,一事无成。在甘南迭部的洛大乡某山上,我把背了多年的背包丢下了山崖,发誓再也不上矿山了。
不料一语成谶。第二年六月,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我接受了拖了多年的颈椎手术。在医院由手术到恢复的一个月时间里,爱人奔跑于两地之间,为了省下一些钱,她选择坐火车,而最便宜的列次抵达县城时,常常是夜里零点,更糟糕的是,从县城的火车站到租住的地方,有八公里。这个时间,早已灯熄人寂。
儿子每次都会做好了饭,等着为妈妈开大门。第二天在课堂上,他因为打瞌睡,被老师一次次叫起来。这段时间,本就不好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对整个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又添一层新霜。
其间,儿子逃学回了一趟老家,去山上挖苍术。苍术是一味稀缺的中药材,喜欢在山梁缺水多阳的地方生长,那是我们小时候每季学费的来源。这些年,因为保护山林,草木遍生,苍术已无栖身之地,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儿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当他妈妈接到学校电话,赶回县城时,儿子拿出五百元钱,高兴地说:“妈,不怕,我们家有我呢,我能挣钱了。”
我的隔壁邻居,也是我的老乡,更巧的是,我们曾同在秦岭某个矿口共同工作过,干着同样的爆破工种,只是不在同一工作面。那时候我们还不相识,他叫汪石成。
汪石成后来去了塔吉克斯坦做爆破工,那里有很多我的老乡,开采铅锌矿。他们的收入情况,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内容,我无从知道,那是个不通信号的荒凉山地,喀喇昆仑山的一支余脉。我所知道的是,那里终年无雨,巨大的苍鹰从天空投下缓慢的影子,成为大地上唯一的阴影和时间的证物。因为在山的这边,叶尔羌河流经过的地方,我有过半年的生活经历。
二〇一六年的某一天,他突然信心满满地蛊惑我一同去办护照,要去塔吉克斯坦打工,他说,在那边干满合同约定的三年,可以得到一笔天文数字的薪金。这个天文数字是九十万!
那时候,我的颈椎已恢复大部分,除了偶尔转动过急时有些不适,已经可以骑摩托车了。但我隐约觉得,他说的这些,虽不是骗局,但有太多水分。矿产业正江河日下,即便老板守信,也得有巨大的暴利支持呀!
可除了矿山,四顾茫然,我不认识另外的世界,另外的世界也不认识我。汪石成走后,我还是悄悄办了护照,天天等着他的好消息。这样一等,就是两年。他的孩子已高中毕业,他的爱人也白了头。询问她,她也说不清情况。好在再有一年,合同就期满了。
二〇一六年六月,我到了北京,在靠近温榆河的金盏乡皮村的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做临时工。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在这个北京城边缘的地方,办起了打工博物馆,成立了工人艺术团,办起了打工子弟小学,成立了文学写作小组。开始时,我在仓库帮忙分拣捐赠过来的衣物、图书、家用小商品,这些东西一部分拿到自办的小商店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换取机构运转的资金、工友工资等,另一部分整理后,被再次捐赠到全国各地的贫困山区。
后来,我跟着货车,去北京城的各个捐赠点接收捐赠来的物品。货车清早出发,下午或半夜回来,这一年我才认识了什么叫堵车。在二环,在五环,在许许多多路段,经常被动或主动堵六七个小时。车外灯红酒绿,车内饥肠辘辘。我也认识了人们口中的朝阳大妈,一群戴着治安红袖箍、操一口普通话的不年轻女人,还看见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群和他们生活的一鳞半爪。我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为自己为家人,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整整三行李箱衣服,包括二手的内衣,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全家穿戴十年。我突然发现,北京与别处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一天,我站在天桥上,突然想,世界和生活从不慌张,慌张的是被世界和生活押解着的每一个人。
假设世界是一所学校,我们每一个都是陪读的人,而被陪读的人又是谁呢?
在温榆河的堤坝上,看河水汪洋,遥想它流入大运河的历程,冥想沿岸的风物人烟,多少历史如晦,我写下了《皮村组章》一大组诗,它们作为代表作品使我后来获得了某个诗歌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