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城镇化快速发展,年轻人进城、进厂、进矿,村子的人也少了,因此父亲连棺材也不用打了。他像一位无人问津的过气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
那几年,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陲边地,我接到初中侄儿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
我打电话过去,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我听了一愣,一时无话可说。
东梁是整个村子唯一的制高点。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村子里的人听到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黏合,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够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
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恰是我最劳碌紧张的时候。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
我唯一帮过他一次,就是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时序正是四月,草木无限,乱花灼灼。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更多的房屋在塌陷、在空置。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既真实又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些。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巍巍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那是父亲最拿手的一曲孝歌。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孝歌从哪里来,有人说源自湖北,有人说源自安徽,谁也说不清。唱婚丧嫁娶,忠善悲欣,古今风流,一年一年围着亡人的棺材唱。悲怆悠长的调门在风中传远,打了一溜旋儿,消失了。
二〇一〇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个小小神龛,一只供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可父亲实在是老了。翌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着过了春节,从**起来后,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的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儿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那毕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