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识宝，胡人还带来了很多的外来文化和知识，例如音乐。胡乐可能是西汉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功臣则是张骞。《晋书·乐志》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胡乐的引入对中国音乐的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胡乐更是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白居易的好友、大诗人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一诗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意思就是女子都愿意嫁作胡妇，学习胡人的打扮，那些歌女也愿意学习西域的音乐舞蹈来进行表演。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唐代外来音乐状况的了解：“从八世纪开始，唐朝的流行音乐听起来与中亚城郭国家的音乐简直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总是使我们联想起唐玄宗——玄宗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据说在他的宫廷里有三万名乐工——但是实际上这首曲子不过是西域的《婆罗门曲》的改写本。龟兹、高昌、疏勒、安国、康国、天竺以及高丽等地的音乐风格，就这样在唐朝官方的保护之下，与传统音乐融合成了一体。”
《隋唐嘉话》还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洛阳有僧，屋中悬磬常自鸣，以为有鬼，恐惧成疾，太乐令曹绍夔前来看望，听后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第二天饭罢，曹掏出一把锉，在磬上打磨数处，磬果然不再自鸣。曹解释：“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即磬与寺内大钟产生共振了，锉掉一些可以改变其振动的频率。从这个故事来看，曹很可能是粟特人。曹姓是昭武九姓，北方曹姓中粟特人居多，而乐律则是唐代昭武九姓经常从事的工作，所以有这个推测，至于确否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故加了“可能”。
《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三引唐代《乐府杂录》，也记载了一个跟胡乐有关的故事：
贞元中，有康昆仑，弹琵琶第一手。因长安大旱，诏移两市以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其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因乐上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见，即僧也。盖西市内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东鄽之胜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佳奖，因令教授昆仑。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子。”乃弹之。师曰：“本领何杂也？兼带雅声（有版本作‘邪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学琵琶，偏于邻舍女巫处授一品弦调子，后仍易数师。”段精鉴玄妙如此。段师奏曰：“遣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尽段师之艺也。
这段故事描述的是长安东、西两市商贾斗乐，东市推出胡人康昆仑，最擅长琵琶，弹奏《绿腰》，西市推出一女郎，也弹奏《绿腰》，但远胜于康昆仑，康昆仑欲拜师，女郎更衣相见，乃男性僧人善本，俗姓段。唐德宗要求他教授康昆仑，善本要求康昆仑弹奏一曲，然后指出康昆仑从师不正，有邪声。康昆仑十分敬佩，说：“这是因为我早年间向邻居女巫学习琵琶，所以有邪声。”善本对皇帝说：“康昆仑要想向我学琵琶，必须不近乐器十余年，忘掉他所学的一切，我才可以教授他。”皇帝应许。康昆仑果然丢弃琵琶技艺，后来才从师善本，尽得其妙。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长安两座市场的商人还是很热心公益事业的，大旱祈雨，他们积极参与，组织斗乐，然后东市推出的就是胡人康昆仑，为什么断定他是胡人呢？因为他姓康，粟特昭武九姓中的一个，而且他名字叫昆仑，昆仑在唐代一指西域昆仑山，一指东南亚，考虑到他的姓加上“昆仑”两个字，指西域昆仑山的可能就比较大，所以康昆仑极可能就是个擅长音乐的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