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研究了“行军”作战的方法，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主要论述的是“处军”和“相敌”作战原则，以最终达到“料敌”、“取人”之目的。
◎审地度势，择便处军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孙子兵法·行军篇》
凡是作战，就有部署军队和观测敌情两件大事。根据不同地形，具体部署军队的一般方法有四：途经山地时，必须靠近溪谷；控制制高点，并注意占据便于机动的位置；当敌人已占领了高处，就不宜再去仰攻。这是在山地作战时部署军队的基本方法。横渡江河时，应远离湍急的水流，不应在渡河地区之水域地带结营布阵，这既是为了防备敌人袭击偷营，避免我军背水作战，也是为了与敌军保持适当距离，达到我军行动上的突然性；敌人渡水而来与我军交战，不要在他们刚开始渡水时就迎击，要等他们渡过一半时再攻击，这样做更为有利。如果同敌人决战，不要紧靠水边布防列阵迎击敌人；在江河地带驻扎军队应占领机动位置，控制制高点，驻扎地应是居高向阳，阵地前低后高，视线开阔；在水上作战应顺流而战，力避逆流迎敌。这是在江河水流地带扎营对敌、部署军队应采取的基本方法。穿越盐碱沼泽地带时，要加快速度通过，尽早离开这一地区，千万不可在此逗留。如果在盐碱沼泽地带与敌军发生遭遇战时，那就必须靠近水草而背倚树林为依托，因为在多树木之处肯定有陆地可供部队栖息。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行军遇敌时应采取的基本方法。在平原地区驻军作战，应该说是比较容易部署军队的。首先应选择平坦开阔之地，以利车马有足够的回旋之地；右翼翼侧和背后要有高地作为依托，形成前低后高之势，居高临下，占有地利上的优势；在本军阵地的前方，即在敌人可能来的方向上要有不利于敌人机动的地形，而我军阵地后面的地形则要便于机动，预留有退路。这是在平原地区作战时部署军队应采取的基本方法。上述在四种不同地区部署军队的基本方法，其成功的经验正是远古时代黄帝之所以能分别战胜当时其他四个部落首领赤帝、青帝、白帝、黑帝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凡是安营驻军或进入阵地，将帅都喜欢和重视地面干燥的高地，而讨厌、轻视和避开潮湿低洼之地；重视向阳之地，回避和鄙弃阴暗之地；选择靠近物产殷实的水草地区，军需物资供应充足，生存环境好。这样，将士百病不生，不出现非战斗减员，兵强马壮，克敌制胜也就有了可靠保证。行军至丘陵高地或据江河湖堤设防，要占领和利用它向阳的一面，或作为侧翼、阵地背后的依托，使地形有利于我军的作战。这些有利的地理位置，是我军利用地形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辅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地形在战争中只起辅助作用，不能认为占据了有利地形便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精读
孙子说：军队在有敌情背景和在不同地形条件下行进和停留驻扎，要注意“处军、相敌”。所谓“处军”，是指在军队行动时遇到各种地形的处置；所谓“相敌”，是指观察与分析判断敌情。因此，判断敌情必须先从地形研究出发，山地、河川、沼泽、平原等地理条件不同，相应的作战方案也会有所不同。
孙子十分重视“处军相敌”在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战争的行为科学，孙子从后勤供给、攻守利弊两个方面评价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的制约。孙子的“处军”原则兼顾攻守利弊、后勤供给(给养、武器、疾病、生活等)，无疑是成功之道。
“择便处军”原指军队行动时，遇到各种地形的处置。在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亦有遇到各种地理环境择善处置的情况。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名轲，从小丧父，全靠母亲倪氏一人日夜纺纱织布，挑起生活重担。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但小时候的孟轲片天性顽皮好动，不想刻苦学习。他整天跟着左邻右舍的孩子爬树捉鸟，下河摸鱼，田里偷瓜。孟母开始又骂又打，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还是不见效果。她后来一想：儿子不好好读书，与附近的环境不好有关，于是，就找了一处邻居家没有贪玩的小孩的房子，第一次搬了家。
但搬家以后，孟轲还是坐不住。一天，孟母到河边洗衣服，回来一看，孟轲又跑出去了。孟母心想，这周围又没有小孩，他又会到哪里去呢？找到邻居院子里，见那儿支着个大炉子，几个满身油污的铁匠师傅在“丁丁当当”地打铁。孟轲呢，正在院子的角落里，用砖块做铁砧，用木棍做铁锤，模仿着铁匠师傅的动作，玩得正起劲呢！孟母一想，这里环境还是不好，于是又搬了家。
这次她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周围没有邻居，门外是一片坟地。孟母想，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吸引儿子了，他总会用心念书了吧！但转眼间，清明节来了，坟地里热闹起来，孟轲又溜了出去。他看到一溜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地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精壮小伙子用锄头挖出墓穴，把棺材埋了。他觉得挺好玩，就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也用树枝挖开地面，认认真真地把一根小树枝当作死人埋了下去。直到孟母找来，才把他拉回了家。
孟母第三次搬家了。这次的家隔壁是一所学堂，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老师每天摇头晃脑地领着学生念书，那拖腔拖调的声气就像唱歌，调皮的孟轲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孟母以为儿子喜欢念书了，高兴得很，干脆拿了两条干肉做学费，把孟轲送去上学。
古语云：交必择友，居必择邻。生活中须“居必择邻”，军事上则须“择便处军”。二者同属于对客观环境条件的选择利用，尽可能趋利避害。孟母三迁，就是择其有利于儿子受教育之地而居住。
案例
隋末，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公元617年初，农民起义形成三大中心：李密起义军活动于河南，窦建德起义军转战于河北，杜伏威起义军崛起于江淮。他们歼灭了大量隋军，使隋王朝濒临崩溃。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纷纷起兵反隋，以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就是其中之一。李渊父子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起兵之后，采取明智的战略策略，不但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而且军事上得力，因此不到半年，就攻下隋都长安，占据关中和河东，并迅速拓地到秦、晋、蜀等广大地区。次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接着又击败了薛举、梁师都、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引兵东向，伺机统一全国。
当时，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已经解体，李唐的主要对手是河北窦建德起义军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另外还有杜伏威起义军控制的江淮地区，隋残余萧铣集团控制的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李渊集团对此采取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计划先打王世充后击窦建德，在派遣使者稳住窦建德的同时，由李世民率军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消灭王世充集团。唐武德四年(公元620)三月，李世民率军十余万东进。八月，唐各路军开始相继展开攻势。王世充欲与李世民讲和，李世民未允，命各军奋力夺取洛阳外围各地，连拔回洛城等地。后来，王世充的部将纷纷降唐，王世充除保有徐(今江苏铜山县)、梁(今河南睢阳县)、亳(今安徽毫县)、滑(今河南滑县)、随(今湖北随县)诸州及襄阳之外，仅困守洛阳及偃师、虎牢与平州(今河南孟津县东)各点。
王世充因洛阳危急，遂遣使向窦建德求救，许以破唐之后，由窦建德统治洛阳及并、汾地区，自己则取长安及蜀汉荆襄之境，双方永为兄弟之国。窦建德采纳了谋士刘斌的建议，答应出兵救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三月，窦建德率10万大军西援洛阳。窦军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很快进抵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以东的东原一带(即东广武，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
虎牢为洛阳东面的战略要地。二月三十日夜，唐王君廓军在内应的协助下，袭占该地。李世民在洛阳坚城未下、窦军骤至的形势面前，于青城宫召集前线指挥会议，研究破敌之策。唐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刺史郭孝恪等认为：王世充据有洛阳坚城，兵卒善战，其困难在于粮草匮乏；窦远来增援，兵众既多且锐。如果让王、窦联兵，窦以河北粮食供王，就会对唐军造成不利，使李唐的统一大业受挫。因此，主张在分兵围困洛阳的同时，由李世民率主力据虎牢，阻止窦军西进，先消灭窦军，届时洛阳城就能不攻白失。李世民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将唐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诸将继续围攻洛阳，自率精兵3500人，于三月二十五日先期出发，进驻虎牢。
李世民到虎牢的次日，即率精骑500东出20余里侦察窦军情况。他沿途将500骑兵分散开来，遣李勋、秦叔宝、程知节等分别统率埋伏道旁，自己与尉迟敬德等四骑向窦军军营前进。距窦军军营3里许，李世民故意暴露自己，引诱窦建德出动五六千骑兵追击。待窦骑兵进入埋伏地点之后，李勋等奋起攻击，击败窦军追兵，歼灭百余人。此次小战挫抑了窦军的锋芒，了解了窦军的虚实。
窦军被阻于虎牢东已月余，不得西进，几次小战又都不利，士气开始低落。四月三十日，窦军粮道被唐军抄袭，大将军张青特被俘，窦军处境更为不利。此时，国子祭酒（官名）凌敬（人名）向窦建德建议：率主力渡黄河，攻取怀州、河阳，再翻越太行山，入上党，攻占汾阳、太原。指出这样做有三利：一是人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是拓地收众，增强实力；三是震骇关中，以解洛阳之围。窦认为有理，准备采纳，但苦于王世充频频遣使告急，部将又受王世充使者的贿赂，主张直接救洛阳，凌敬的合理建议终于搁置了下来。
不久，李世民得到情报，说窦军企图乘唐军饲料用尽，到黄河北岸牧马的机会，袭击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遂率兵一部过河，南临广武，观察窦军情况，故意留马1000余匹在河渚，诱窦军出战。次日，窦军果然中计，全军出动，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绵延20余里，摆出进攻虎牢的架势。李世民登虎牢城观察窦军动静，向诸将正确地分析情况，说：“窦军没有经历过大战，今度险而进，逼城而阵，有轻视唐军之意。我军待窦军疲惫后，再行出击，定能克敌制胜。”于是一面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一面派人召回留在河北的诱兵，准备出击。
窦建德轻视唐军，仅遣300骑过汜水向唐军挑战，李世民派部将王君廓率长矛兵200出战。两军往来冲击，交锋数次，未分胜负，各自退回本阵，战斗呈胶着状态。
窦建德军沿汜水列阵，自辰时至午时，士卒饥饿疲乏，都坐在地上，士卒又争着喝水，秩序混乱，表现出要返回军营的意向。李世民细心观察到这些迹象后，即派遣宇文士及率领300骑兵经窦军阵西而南，先行返阵，并指示说：如窦军严整不动，即回军返阵；如其阵势有动，则可引兵由东冲出。宇文士及至窦军阵前，窦军阵势即开始动摇。李世民见状，下令出战，并亲率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的大营，当时窦建德正召集群臣议事，唐军骤至，群臣都纷纷向窦建德处走避，致使奉调抵抗唐兵的骑兵通道被阻。窦建德急令群臣退去，为骑兵让路，但为时已晚，唐军已经冲入。窦建德被迫向东撤退，为唐将窦抗的部队紧追不舍。接着李世民所率骑兵也突入窦军大营，双方展开激战。李世民又命秦叔宝、程知节、宇文歆等部迂回窦军后路。窦军见大势已去，遂惊慌溃逃。唐军乘胜追击30余里，斩首3000余级，俘获5万余人。窦建德负伤坠马被俘，其余军卒大部溃散，仅窦建德之妻率数百骑逃回河北。至此，窦军被全部歼灭。
唐军虎牢之战得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窦军被歼，内外交困，走投无路，遂于绝望之中，献城投降。
◎独具慧眼，以细微处察知局势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孙子兵法·行军篇》
敌人逼近我军而又很镇静的，是他们仰仗着占领的险要地形，具有安全感。敌人与我相距很远，却派小部队前来向我军挑战，是企图**我军前进，陷入他们的包围圈。敌人之所以要选择驻扎在平坦的地形上，这样做的目的肯定是他们必定有利可图。没有刮风而许多树木摇曳晃动，这是敌人开辟道路，隐蔽前来了。在野草丛生之地，发现设有许多障碍，这是敌人故意布下的疑兵计，企图迷惑我军。树林里鸟群突然飞起，盘旋不落，这说明此地肯定藏有伏兵。旷野上野兽惊骇，慌忙四处逃窜，这是敌人隐蔽着大举前来偷袭。远望大路上扬起的尘土形状高而尖，这是敌人的战车驶来了；扬起的尘土飞起得低，散布面积又大，是敌人的步兵来了；扬起的尘土稀疏散落，缕缕上升的，是敌人士兵在砍薪伐柴，采集野菜；扬起的尘土稀少而时起时落飘浮的，是敌人在安营扎寨驻军。敌军派来的使者言辞谦卑，拖延时间，而实际上部队却正在加紧战备的，是敌人正准备向我军进攻；敌军派来的使者言词强硬，而部队故意摆成进攻架式要向我进军的，实际上是敌人准备撤退；敌人的轻战车先出动，分别部署列于两侧的，是敌人在备战，正部署战斗队伍；既无预约，又未受挫失利，而贸然主动前来讲和的，必定是敌人在耍弄阴谋，妄图施用诡计来加害于我军；敌人频繁调动兵力，部署部队，士兵急速奔走，并摆开兵车列阵，这是敌人期求我军在近期内能举行进攻，以便同我军决战；敌人进攻后又莫明其妙地半进半退的，这是敌人企图引诱我军上钩；敌人的士兵拄兵器作拐杖站着发呆的，是饿坏了的表现；敌水夫打上井水后自己先抢着喝的，是这支部队干渴极了的重要迹象。敌人看见利益而不前去争夺，这是敌军已经极度劳累疲倦的表现。敌人驻扎的地方，上面集聚鸟雀的，说明敌已撤走，这里是空营。在夜间，敌哨兵如果乱喊乱叫，这是敌人恐惧、害怕的表现。敌营中无故惊扰，**纷乱，吵吵嚷嚷不安的，是敌将缺乏众望，没有威信。敌人的旗帜摇动无规律，不整齐的，这象征着敌人的队伍已经开始混乱。敌军官轻易发怒烦躁的，是其部队疲倦厌战的表现。敌人用粮食喂马，杀掉拉辎重大车的牛马吃肉抵粮；收拾起炊具，不见营区有烧锅做饭，甚至砸烂炊具；士卒不返回营舍，整夜露营集结在一起。这是危困至极、走投无路、准备以破釜沉舟之战术，拼命突围或想逃跑的“穷寇”，要防备这种敌人与我决一死战，以避免和减少我军不必要的伤亡。敌指挥官低声下气，非常和顺地同部下讲话，谈话有气无力，吞吞吐吐，这是他已失去了军心的表现。连续不断地采用奖赏的办法来犒赏部属，说明将领办法不多，已陷入困境；连续不断地使用刑罚的办法来惩处部属，说明将领已无他法，处境已非常困难；对部属发脾气以致群众害怕他，这是最不精明的将领。敌人派来的使者送礼、言好、谢罪，谈判措词委婉，态度平和的，是敌人企图休兵息战。敌军气势汹汹地向我开进，与我对阵，却久不交战又不退却撤走的，必须慎重地观察其动静，识破敌人的企图。
精读
古人说：“用师之本，在知敌情”，“未知敌情，则军不可举。”孙子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详细介绍了三十二种直接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这三十二种方法被后人称为“相敌”三十二法。
孙子的相敌三十二法，原则上可分为两类：(一)依据自然景象的特征和变化来观察，判断敌情。如：“群鸟突然飞起，是下面有伏兵”(“鸟起者，伏也”)；“走兽到处乱跑，是敌人大举来袭(“兽骇者，覆也”)。(二)依据敌人的行动来观察、判断敌情。如：“敌军离我很远而又来挑战的，是企图诱我前进”(“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敌军急速奔走并摆开兵车列阵的，是期求与我决战”(“奔走而陈兵者，期也”)”。
孙子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他能透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通过逻辑推理，察微知著，看到事物的本质，实在是高明至极!
一句经受了千百年实践检验的农谚说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意思是：月亮周围有大圆环，这是刮风的征兆；垫在房屋柱下的石头湿润了，这是天要下雨的征兆。可见，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我们认真观察，认真总结经验，就一定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在企业经营中，一句话、一条消息、一张照片就会使企业增加百万收入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国企业家“亚默尔公司”的创始人菲力普·亚默尔具有惊人的敏锐目光。
在美国南北战争快要结束时，市面上的猪肉价格非常昂贵。亚默尔深知：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一旦战争结束，肉价就会猛跌。亚默尔有读报的习惯，有一天，他拿起一份当天的报纸，看到了一则非常普通的新闻报道：一个神父在南军李将军的管区遇到一群儿童，他们是李将军下属军官的孩子。孩子们抱怨说：他们已有好些天没有吃到面包了，父亲带回来的马肉很难下咽。亚默尔立即得出如下判断：李将军已到了宰杀战马充饥的境地，战争不会再打下去了。
想到这里，亚默尔立即与当地销售商签订了以较低的价格售出一批猪肉的销售合同，条件是：付货时间推迟几天。
正如亚默尔所料想的，战争迅速结束了，猪肉的价格暴跌，亚默尔从这笔交易中轻松地赚了100万美元。
到了1875年春天，亚默尔又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墨西哥发生疑似瘟疫的病例。当时的亚默尔正在经营肉类生意，他想：“倘若真的是瘟疫，临近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将会成为瘟疫的传染源，而这两个州是全美国肉类的主要供应点。”于是，亚默尔毫不迟疑地带领家庭医生到了墨西哥，确证了瘟疫的真实性，回到美国，倾全力买下了加州和德州的所有生猪和肉牛，把它们赶到美国的东部。
没过多久，墨西哥的瘟疫向美国袭来，美国政府下令关闭加州和德州的肉类市场，不许这两个州的一切食品外运，以免波及全美国。顿时，全美国的市场上，猪肉、牛肉价格暴涨。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亚默尔就赚了900万美元!
茫茫商海，到处都孕育着商机，而商机来自于信息。每一个搏击商海的人都应以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瞬息而逝的市场信息，从而抓住机会，开创事业。
案例
晋国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南)之战中击败秦国后，便进而准备进攻楚国。但楚国远在南方，必须诱其北进中原，才有机会。所以，晋国这时特别着眼于中原。因中原诸侯本多纠纷，这最易引起楚国注目。
麻隧战后次年(公元前577)八月，郑成公派子罕讨伐许国。楚国见其盟国许国受侵，讨论是否伐郑救许。令尹子重认为伐郑，足以引起晋、楚交战，主张不救许。司马子反则说：“见死不救，还算是什么盟国呢?”力主伐郑救许。楚共王听从子反的建议，立即兴兵伐郑。楚军迅速占领郑国的暴隧(今河南扶沟县境)，又东侵卫国，攻占首止(今河南睢县首乡)。郑成公则派兵侵入楚境新石(似在今河南许昌市附近)，以威胁楚军的后路。晋国君臣得知楚军侵入郑、卫两国，顿时大哗。
此后中原又发生若干事件。首先是宋国发生内乱，亲楚派与亲晋派相互残杀，楚国不能不密切注视。接着是晋国发生内变，晋国的三郤(郤奇、郤双、郤至)专横跋扈，擅杀大夫伯宗和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被迫逃亡楚国避难。楚国上次伐郑、伐卫，曾受郑军牵制，无功而还，这时为求与郑国和好，便割让楚国的汝阴之地(约在今河南襄城县汝河以南地区)给郑。郑成公立即叛晋附楚，并自视为中原强国，兴兵伐宋。晋国这时唯恐宋国降楚，则整个中原形势将有利于楚国，决心伐郑救宋。楚国听说晋国出兵，亦迅速出兵北上救郑。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四月，晋厉公以伐郑为名，目的是攻打楚国，率兵车500余乘、将士5万余人，渡过黄河向鄢陵(今河南鄢陵县)急进。出发前联络齐、鲁、宋、卫之军，要他们协助作战，会师于鄢陵。鄢陵附近川原平旷，无名山大川阻挡，而且道路四通八达，便于军事展开。
楚共王亲自统率全军，连同郑成公带来的郑军，共有兵车530乘，将士9．3万人。楚、郑联军由申邑(今河南南阳县)出方城(今河南方城县)，过叶(今河南叶县)经瑕(今河南襄城县西南)，渡过汜、颍二水，疾趋鄢陵。楚军中军统帅子反，欲乘晋所召集的诸侯之军尚未到达，以优势兵力先击破晋军。故楚军北上行军极为迅速，到达鄢陵后，不顾天色已昏，直压晋军营前列阵。
此时，齐、鲁、宋、卫诸国的军队，尚在向鄢陵开进的途中。晋军既感到兵力单薄，又受楚军所迫，没有列阵的余地。晋中军元帅栾书采纳属下的建议，填塞水井，平毁灶台，就在宿营地列阵，并在营前清理出一条通道，以便发动进攻。
晋将郤至经过“相敌”之后说：“据我观察和了解，楚、郑联军有六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不可不加以利用。楚军中军元帅子反和左军元帅子重关系不好，此其一；楚军王卒多年老之兵，此其二；郑军列阵不整，此其三；楚军中随军的蛮卒不懂得战术，此其四；楚、郑联军在晦日列阵，此其五；楚、郑联军阵中士卒喧嚣不静，秩序混乱，此其六。如此杂乱无章的军队，作战必然各顾自己，没有斗志。楚军主力兵多年老，战斗力不一定强，又违反晦不列阵的忌讳，我军一定能把他们击破。”晋厉公与栾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立刻进攻。
这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架在兵车上的瞭望高台)瞭望晋军；同时，晋厉公登上高台嘹望楚军。从楚国叛逃晋国的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军的精锐在其中军王卒，不可抵挡。如果以我军的精锐先分击其左右，然后集中三军之力合攻王卒，必可取之。”晋厉公采纳其议。于是，栾书乃作如下部署：以中军一部进攻楚军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中军；集中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兵，进攻楚军右军及郑军。晋军部署完毕后，立即向楚军发起进攻。
正当晋军向楚军阵地发起攻击时，晋厉公乘坐的战车忽然陷于泥淖之中，栾书正想换下自己的战车供晋厉公使用。其子栾铖斥责他道：“请你赶快离开!你负有指挥全军的重任，怎么能什么事都插手？”栾书只好作罢，继续率军进攻。由栾铖把厉公的车掀出泥淖。战斗中，晋将魏锖用箭射伤了楚共王的左目。
楚军听说楚共王中箭负伤，人心惶恐，又见晋军攻来，以为诸侯之军已到，阵势大乱，纷纷败退至颍水南岸。这天夜里，楚中军元帅子反整顿队伍，准备明晨再战。楚共王派人召子反商议明日的战事，子反饮酒醉，竟未去见楚王。楚共王说：“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的吧!我不能再呆在这儿了。”于是连夜撤军南走。
◎恩威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孙子兵法·行军篇》
所以，对待士卒一方面要宽厚仁义，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严明军纪，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才能做到攻无不去克，战无不胜。
精读
孙子在如何治军问题上强调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也就是文武兼施，赏罚并重。
“文”的手段，在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的同时，还包括爱护士卒和奖赏士卒。但是，孙子在强调要“视卒若爱子”的同时，还告诫：如果士卒对将帅已经亲近依附，但却不能执行军纪军法，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打仗的。言下之意，将帅对士卒不能放纵。“武”的手段是以军纪军法约束士兵，使士卒畏服。但孙子同时又指出：将帅在士卒亲近归附之前，贸然处罚士卒，士卒就不会顺服，这样的军队也是不能用来打仗的。言下之意，使用“武”的手段，也要掌握住分寸。
战争要求铁的纪律。治军之要就在于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赏罚作为治军的手段，要让士兵都懂得履行职责的重要；同时要教育兵士，使之有自尊心，有责任感，有义务感，有自信心，激发将士的自觉性，使部队获得最大战斗力。
类似“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提说，古人多有叙述。《礼记·杂记下》记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是说宽严相济，张弛有节，是文王、武王的治国经验。如此说明，处理好张弛关系，从来都为政治家、军事家等视为重要大事。
孙子文武兼治、刑赏并重的治军原则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不过，无论是“文”还是“武”，或者“文武”结合，目的只有一个：让士卒们去拼命作战。
如今，“微笑外交”、“和气生财”、“关心职工利益”，等等，在各个领域都广泛流行；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法制”，等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谁运用得好，谁就是胜者。明成祖朱棣非常懂得“文武”兼治之妙处。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依法治天下，使一个国家逐步走向稳定，为明朝276年的天下奠定了基础。明成祖强调法治。一次，一名立有战功的将官触犯了刑法，刑部官员为将官说情，希望明成祖能“论功定罪”。明成祖批评刑部官员说：“执法应该公正，赏罚应该分明。过去他有功，朝廷已经奖赏了他；如今他犯了法，那就该给他治罪。如果不治罪，那就是纵恶，纵恶如何能治理天下呢?不能‘论功定罪’，而是要依法治罪。”
明成祖对外戚的约束很严，凡外戚“生事坏法”者都被处以死罪。有一次，太子的妻兄张旭放纵家僮影响很坏。明成祖得知，亲自召见张旭，对张旭说：“你是皇上的亲戚，最应该遵纪守法，否则，我要罪加一等来惩治你。如果不这样，大家都去欺凌百姓，天下怎么能治理好?请你当心！”
明成祖认为人才是治国的栋梁，因此，不但三令五申地告诫吏部(任免官吏的机构)官员要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而且指示吏部官员对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有才能。明成祖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子敢直言，不怕丢官丢命，因为他是为国家着想；小人阿谀奉承，只想升官发财，因为他是为一己私利着想。”
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朱棣诏令对全国各州县的官吏进行考核，以九年期限为满考核，对那些在满考核中政绩卓著的官吏除嘉奖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职。
明成祖讨厌阿谀奉承，喜欢直言快语。为了鼓励大臣们说真话、说实话，明成祖不止一次对众大臣表白道：“国家大事甚多，我一个人再有能力，也难免有忘记的和处理错的，希望大家发现我忘记了就提醒我，做错了就批评我，大家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啊!”
明成祖在位22年，赏罚分明，使天下得以大治。
赏与罚，曾被古人称为御人的“二柄”，是领导者统御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孙武把“法令孰行”、“赏罚分明”，作为判明胜负的两个重要条件。曹操也说：“明君不赏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赏罚分明得当，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则。领导者一定要正确使用赏罚，切莫随心所欲，无原则赏罚。
不赏私劳，不罚私怨。不奖赏对私人利益有功的人，不惩罚对自己有成见或隔阂的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处理不好。且不说封建社会中的帝王将相常常把大量恩荣给予伺候自己的“心腹之人”，慈禧太后把大太监李莲英捧上天。就是现代少数领导者，也往往把给自己出过力的司机、秘书、公务员等人施以种种特权，惹起其他部属的反感和不平。
有功即赏，有过即罚。领导者要正确用人，真正调动起部下的积极性，必须做到按功行赏，论过处罚。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为部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功过是非是决定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的惟一准则，那么，大家就会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争取奖赏，避免惩罚。二是可以避免人为的矛盾。如果不坚持功奖过罚，部下难免有亲疏嫡旁之感，而部下一旦产生这种情绪，相互之间的隔阂矛盾便会随之产生。而惟功是奖，惟过是罚，部下感到领导一视同仁，矛盾自然消失。三是可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无论赏还是罚，只有得当，才能起到激励作用。如果失度，不仅没有受到赏罚的人心里不服，即使受赏罚者也不以为然。因此，在赏罚上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必须坚持功过分明，无功受禄，罚不当罪，皆是领导者的大忌。
案例
戚继光是明朝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闰十月，他诞生在世代将门之家。父亲戚景通，文武全才，品学兼优，曾任神机营副将。因公正爱国不愿同流合污，请告还乡。戚景通课子严格，希望儿子将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事业。戚继光少时刻苦学习武艺，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明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民众的愤恨。受时代和父亲的影响，戚继光志在疆场，保国保民，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毕生40余年都在军旅中度过，大多岁月在抗倭前线作战，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戚继光之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扫平倭寇，主要依靠自己严格训练出的一支精兵“戚家军”。他被调到浙江后，经过实战，戚继光认为：“无精兵而议论打仗，就如同一个无臂之人同手执利剑者格斗一样，那自然是难以取胜的。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有一支精兵。”当时明朝士兵平时素无训练，骄横不受节制，“战五号令”“望贼奔溃，闻风胆破”，残害百姓，甚至更坏。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四月，取得乌牛之捷，收兵记功时，一士兵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报功。戚继光见这个被杀者双目怒睁，心中正在纳闷。另一士兵看见此头，忽然放声痛哭说：“这是我的弟弟呀!刚才负伤并未死，为什么要杀他啊！”还有一士兵，竟拿着一个十五六岁无辜少年的头颅，也前来报功。戚继光愤怒地把这两个冒功者杀掉。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至于因强奸妇女、抢劫百姓而受处罚的士兵，更比比皆是。一次在新河所一带大败敌寇，残倭向乐清逃去。戚继光命军队乘胜急追。但其士兵因胜而骄，军纪松弛，不肯向前。连自己很信任的一个亲兵也跟着退缩。戚继光只得把违反军规的士兵，连向那个退缩的亲兵杀掉，以振军威，这才硬行督促着士兵往前方追击。彼时戚继光的部队虽经严格训练，但一遇短兵相接时，仍往往胆怯畏缩。当时戚继光创造一种新武器名叫狼筅。这是一种杀敌利器，但由于有的士兵贪生怕死，临敌时竟将狼筅丢弃不用，结果不仅不能刺敌，反而戳伤自己兵马。戚继光由此悟出一条道理：兵器虽好，须“得人而用之”，否则，“不得其人，则制于人也。”总之，这样的兵素质太差，要抗倭必须训练如同“岳家军”的劲旅。戚继光遂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壮之士卒3000，以备调用。其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第三次提出，才取得总督胡宗宪的批准。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严格的挑选，但凡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曾在官府服过役沾染了坏习气的，以及浮猾的小市民，一概不要。入选的大都是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戚继光很快招募4000多人。
继而，对新军进行严格教育与训练：(一)养兵保民教育，要求士兵懂得军队的任务，就是“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懂得“只要军队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肯定拥护军队”的道理。(二)重视武艺训练，让士兵练习合于实战、能防身杀敌、立功报国的真武艺，决不允许士兵去学只能装饰门面、丝毫不切实用的花拳绣腿。在武艺训练时，按照年龄大小、身材高低、体质强弱的不同，分别授予不同的兵器。武艺训练中，还结合体质锻炼，让士兵穿重甲，负重物，以练体力；使用比实战武器更重的器材，以练手力；裹沙袋长跑，以练足力。(三)教练阵法。戚继光根据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战特点，创制鸳鸯阵以及由鸳鸯阵变化而成的两仪阵、小三才阵和三才阵。这些阵法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因势变化，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四)严格纪律。戚继光说：“古今名将用兵，从未出现过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取胜者。”他把各种军队的号令编印成册，发给士兵，要求人人熟记，并赏优罚劣。同时，要求部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严禁砍伐树木，毁坏田地，烧毁房屋，**掳掠，杀害战俘。戚继光处处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要求所有军官，“件件苦处，要身先士卒”，务使“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在作战中做到赏罚严明，当赏者虽仇亦赏，该罚者虽亲不免。甚至跟随戚继光多年的一名亲兵，也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斩首。由于戚继光治军严格，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法则，在较短时间就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组织良好、勇敢善战的精兵。这支军队在抗倭作战中转战浙闽，战必胜，攻必克，打得倭寇丢盔弃甲，下海逃窜。当时百姓称誉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为“戚家军”。戚继光以其抗倭战绩和严格治军记入我国史册。
◎其身正，不令而行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兵法·行军篇》
平时能够严格贯彻执行军纪法规命令的部队，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团结和睦，关系融洽。
精读
“令素行”，这就说明将帅与士卒之间关系融洽。将帅要想做到“令素行”，则需“与众相得”。“与众相得”是“令素行”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但“与众相得”并不容易。首先要做到“为将之道与众同”。正如，《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就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好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独自张伞，这就是将帅与士卒同甘苦的准则。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患难，这种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而不会离散，经常使用而不知疲倦。这样，士兵拥护将帅，必然誓死效命疆场，从而战必胜，攻必克。
为将高高在上，甚至贪婪暴戾，必然丧失军心，士兵离心离德，一旦用之于战争，必然丧师辱国。
将与众同，尤在“与众同好，与众同恶”。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计篇》)“与众相得”亦是强调上下同心。但是，要想使军队上下同心，就要求将帅平时以军纪军法严格约束士卒，以身作则，使士卒畏服，无条件地服从命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就是这个意思。
军队是一个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大集体，如果没有合理的统辖制度和严明的号令，无法保持秩序，如一盘散沙一般，根本不可能打胜仗。
《管子·重令》中强调了法令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管子》认为，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敌，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破坏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庸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用途在于：没有号令，就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就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于：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能取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就会受到敌国的入侵。所以，先代君主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止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同心协力了；同心协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这就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在政治建设和军队建设中，不能因为仁慈而废弃法律，也不能因为执行法规而丧失恩信。军队用法规来约束将士们的行为，企业也毫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合适的管理制度，那必会导致员工去放任自流，企业的各种流程也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但光有制度还不够，能否将制度落到实处才是最关键的。
领导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怎样才能不让自己的制度只是一纸空文呢?除了要严格地要求员工以外，自己遵守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做到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先律己后律人。不仅如此，还要勇于自我责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只有这样的领导才会树立起威信，也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案例
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带兵军纪十分严明，并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因此，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很快就消灭了多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
当时，由于多年战乱，人民四处流散，中原一带田地荒芜，曹操就采纳部将的建议，下令让军队的士兵和老百姓实行屯田。很快，荒芜的土地种上了庄稼，收获了大批的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军队也有了充足的军粮，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看到这一切，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
曹操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
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
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
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刺刺”的一声，从路旁的草丛里窜出几只野鸡，从曹操的马头上飞过。曹操的马没有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
曹操看到眼前的情景，把执法官叫了过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
执法官听了曹操的话，非常为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
想到这里，执法官对曹操说：“丞相，按照古制‘刑不上大夫’，您是不必领罪的。”
“这怎么能行？”曹操说：“如果大夫以上的高官都可以不受法令的约束，那法令还有什幺用处？何况这糟蹋了庄稼要治死罪的军令是我下的，如果我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将士们去执行呢？”
“这……”执法官迟疑了一下，又说:“丞相，您的马是受到惊吓才冲入麦田的，并不是您有意违犯军纪，踩坏庄稼的，我看还是免于处罚吧!”
“不!你的理不通。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如果大家违犯了军纪，都去找一些理由来免于处罚，那军令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军纪人人都得遵守，我怎么能例外呢？”
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头上冒出了汗，他想了想又说:“丞相，您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按军令从事，那谁来指挥打仗呢？再说，朝廷不能没有丞相，老百姓也不能没有您呐!”
见执法官这样说，众将官也纷纷上前哀求，请曹操不要处罚自己。
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