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6 月14 日， 《西安晚报》一则《西安市秦汉大道改扩建工程西王村综合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的消息吸引了我。
西王村， 那不是我的老家吗？ 于是周末驱车赶往久未回去的老家。一进村口， 村委会楼上“西王村拆迁指挥部” 大型横幅便映入眼帘， 多数宅院墙上红色带圈的“评” “拆” 字告诉我， 拆迁已经开始了。和一些正在搬家的乡党们聊了聊才知道， 综合改造的政策是： 全村整体拆除， 村民货币安置。也就是说给每户一定的货币补偿后， 村民自行安置， 拆迁完毕后，西王村将不复存在。看着已没有了人气、满目残垣断壁的村子， 当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 儿时在老家的那些经历， 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在西安城东北， 灞水东岸、新筑镇西。据记载，从明朝起就有了这个村落， 由于村民白姓居多， 当地乡党一直称呼为白家村， 直到1930 年才改称西王村。记忆中的老家还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样。这里属关中平原腹地， 放眼望去平川沃野、田畴阡陌， 一个个绿树掩映、或大或小的村子点缀其间， 宛若美丽的乡村田园画卷。村子有两条巷子、五六十户人家， 都是土坯墙鱼鳞瓦的房子， 院子也都是用黄土夯成的围墙。老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爷爷省吃俭用从一个破落富人家买的，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二手房。尽管已显得破旧， 但当时在村里算是好房， 屋高墙厚、房脊高起、四梁八柱、一明两暗。
中间作为灶房和农具的收纳间， 两间厢房一间爷爷和堂兄住，另一间住着两个未出嫁的姑姑。前院的一角是猪圈， 后院的一侧是茅房， 门前屋后栽着槐树、杨树、桐树， 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树。老屋的后墙外就是庄稼地， 夏天麦浪起伏， 秋天则是绿油油的玉米青纱帐……
爷爷是一个与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 棱角分明的脸庞上蓄着已经花白的胡子， 具有关中农民的鲜明特点： 勤劳、倔强、严厉、心气高。奶奶去世早， 我们都没有见过； 爷爷是这个家里里外外一把手， 一年四季面向黄土背朝天， 辛勤耕耘，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把汗水和希望都洒在了这片土地上。爷爷务弄庄稼是把式， 秋播夏收、扶犁翻地、浇灌施肥，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记得当时生产队饲养室有一头黑色的公牛， 被村民称作“大黑”。大黑头壮蹄粗， 力气很大但脾气暴躁， 下地曳犁不踏犁沟， 一般人难以驾驭。全村只有爷爷能驯服这头公牛， 在爷爷的吆喝下， 大黑变得顺从听话， 犁沟梨得又深又直。于是爷爷成了大黑的专属驾驭人。每次大黑要下地干活， 生产队队长便喊： 叫茂田（爷爷的大名）！ 听村民讲爷爷这样的佳话， 作为孙辈的我们感觉很得意也很自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父母因忙于工作， 每到寒暑假便把上小学的我和弟弟送回老家。尽管老家距西安城只有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 如果驾车顶多个把小时， 但那时要倒公交汽车、公交电车赶到朝阳门外的搪瓷厂门口， 再坐33 路市郊客运车到新筑镇上， 然后步行二三公里才能回到村子， 前前后后得多半天的时间。有时爷爷也会骑着自行车来城里接我们。为了抄近路， 雨水少的时候， 爷爷就会载着我们走城北向东过灞河。
那时灞河上桥很少， 到了河边寻一处水浅的地方， 爷爷扛起自行车， 我和弟弟挽起裤腿拎着鞋涉水过河。水大的时候则要绕道走灞桥， 我和弟弟前梁上坐一个后架上坐一个， 一路两三个小时的颠簸， 到了村里已是腿脚发麻屁股生疼。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欢天喜地， 没有了家长的管束， 也不用做作业干家务， 可以自由地撒欢儿了。
那时除了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外， 每户人均还有几分自留地。所以一回来爷爷便指派我们帮着干活。印象最深的是推水车。那时地里井少， 浇自留地都要排队， 常常轮到我们家已是半夜三更了， 我们被爷爷从炕上拽起来， 迷迷糊糊、睡眼惺忪地去推水车。那时电动水车主要浇生产队的地， 浇自留地主要靠人力或畜力。一根拳头粗的木杠子， 两三个人推着一圈一圈地转， 一条铁链子串起的橡皮碗， 咯噔噔咯噔噔， 从一根碗口粗的铁皮管中往上提水， 水顺着一个铁槽子流到水渠里， 再导入自家的地里。改水是个技术活， 通常由爷爷或堂兄来完成，我和姑姑弟弟主要是推水车， 常常浇完地已是鸡叫头遍天麻麻亮了。再一项活就是剥玉米， 这个活通常是晚上干， 那时电力紧张， 照明的办法是在爷爷屋子和灶火的隔墙上掏个洞， 在洞中挂一盏低瓦数的小灯泡， 这样两个屋里就都能照着。晚上喝毕汤， 堂兄把晾干的苞谷棒子倒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木函里， 在昏暗的灯光下， 一家老小围着木函开始干活。一个人先用锥子在一个棒子上戳出两三行， 其他人再用玉米芯子往下搓， 搓得久了手掌生疼。为了偷懒， 我和弟弟就轮番地一会儿去一趟茅房， 爷爷就会说： “懒驴上磨屎尿多。” 直到干得人乏夜深才收工。几装子玉米往往要干几个晚上才能剥完。还有一项干得多的农活就是往地里拉肥。那时很少用化肥， 每年初春麦子返青前和麦收后， 我们都要把猪圈里的猪粪起出来， 把茅坑里的粪淘出来， 用架子车拉到自留地， 隔一段距离倒一堆， 爷爷再用锨扬到地里。我的任务是帮着堂兄推架子车， 推到地里后负责把后挡板提起来。那时我人小力气弱， 常常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还提不起来， 这时爷爷就会说： “娃呀， 好好吃饭， 快些长个儿！”
说到吃饭， 那时粮食不够吃， 日子清苦， 吃饭就像毛主席说的， 忙时吃干， 闲时吃稀。早饭大多是苞谷糁和掺了一点白面的玉米面馍， 在锅里热一碟用红苕蔓或萝卜缨子的酸菜。
做饭时爷爷总让我拉风箱烧锅， 刚开始我不会烧， 柴火潮的时候烟大火小， 常常被熏得眼泪直流。到了晌午一般都是汤面条， 姑姑用一个尧头窑的黑瓷盆和面， 爷爷对和面的要求是手净盆净面硬。记得案板架在一个兔笼上， 姑姑个儿矮， 要踩到板凳上才能擀面。这时爷爷会从炕头的匣子里拿出一张菜票给我， 我一路小跑到生产队的菜园子割两分钱的韭菜回来。姑姑一手拿一把熏得黢黑的长把铁勺， 一手拿根筷子在灶台上的油罐里蘸一下给勺里滴几滴棉花籽油， 再把韭菜一炒， 就算是下面的菜了。面条是我印象中最好的饭了。舀面是有技术的。堂兄总是先用勺在汤面上不停地踅， 等面都踅到中间再下勺， 而且下勺稳准快， 这样一勺上来面多汤少。我和弟弟不会舀， 常常一勺上来汤多面少， 没办法， 只能央求姑姑给舀点稠的。吃晚饭叫“喝汤”， 基本上是喝苞谷糁或吃中午的剩饭， 没下地干活的不给馍吃， 如果能蒸几个红苕那就是美食咧。老家的红苕都种在河滩的沙土地里， 个头不大， 细长皮红， 特别干面，嚼在嘴里如同吃板栗一般， 那种滋味我至今难忘。吃馍是严格控制的， 爷爷把馍搁在笼里吊在屋顶的挂钩上， 一是怕老鼠啃， 二是让在眼皮底下的娃们不敢偷吃。我和弟弟常常不等睡觉已是饥肠辘辘， 实在忍不住就会缠着爷爷要馍吃。爷爷这时就会说： “赶紧上炕睡， 睡着就不饿咧……” 实在哄不过的时候， 也会在馍笼里掰一块馍塞到我和弟弟手里， 还叮咛一句：“悄悄吃， 嫑叫你哥盯着。” 那时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只鸡， 当然是母鸡多， 都是散养着， 那可是真正的土鸡。刚回老家那会儿， 每当听到母鸡咯咯咯嗒的叫声， 我和弟弟就争先恐后地跑到鸡窝前， 把刚下出来的白生生、热乎乎的鸡蛋掏出来， 跑着颠着交给爷爷， 盼着爷爷能煮一个给我们吃。但这样的奢望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 爷爷总是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陶罐里， 搁在高高的窗台上， 等小罐装满了就提到供销社换回几块钱来。只有家里没有酱油醋了， 爷爷才会从罐里拿出一个鸡蛋交给我， 让我到村里的小卖部换一斤醋回来， 还叮嘱我小心拿着， 别把鸡蛋摔咧。因为肚子老饿着， 我常常跟着堂兄， 借着到地里挑草拾柴的由头找吃的。苞谷地里偶尔能挖到小野蒜、小野葱之类的， 但大多时候是折甜秆。寻那种绿里透红的苞谷秆， 一脚从根部折断， 尝一下是甜的， 就像吃甘蔗一样满足得不行。有时也钻到离村较远的地里偷挖一个红苕， 用衣襟一擦， 三下两下啃下肚。有时偷掰两个苞谷埋在笼底， 等天快黑了再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像做贼一样忐忑不安， 低着头怕碰见人。如果被生产队的干部或庄稼的主人发现了， 那就不得了， 回去少不了要挨爷爷的巴掌。记得弟弟有一次偷吃了别人家地里的棉花骨朵儿， 被主人发现后告到爷爷那儿， 结果弟弟被爷爷用鞋底子揍了一顿。
尽管那时物资匮乏， 肚子里缺油水， 记忆中老是饿着， 但年少不知愁滋味， 童年在老家度过的时光仍然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那时天很蓝、水很清， 没有雾霾， 天人合一， 是那么自然、和谐……每到秋冬， 成群成队的候鸟从天上飞过， 迁徙的大雁落在河滩上觅食， 白花花的一片， 嘎嘎的叫声老远就能听见。为了看看大雁长什么样， 我跟在堂兄后面， 猫着腰蹑着步一点点靠近， 眼看剩几十米了， 警觉的头雁一声鸣叫， 整群大雁扑棱棱飞了起来， 翅膀扇起的风从我们头顶上掠过。灞河堤上更是柳树成行， 浓荫蔽日。秋天知了、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 趁着四周没人， 堂兄就会迅速爬上树， 砍一些柳条塞到笼底， 回家编成担笼或粪笼， 那就是家里的劳动工具了。河堤外有一条蜿蜒清澈的小河， 长长的水草顺着河流沉浮摇曳， 河边常有几个浣衣捶布的农妇和村姑……下到河里， 水及膝盖， 用小笼沿着河边的水草顺势一捞， 一笼底一寸来长、透明鲜亮、活蹦乱跳的小虾让人兴奋不已。可惜那时当地人不吃此物， 甚至连鱼都不吃， 放到现在那肯定是盘中的美食了。由于我们村距灞河只有五百米左右， 村里的井都很浅， 打水时用一个丈把长带钩的棍子钩住木桶， 一弯腰一摆臂就能打上来一桶水。爷爷说， 再往前坐在井沿上脚都能挨着水咧。到了雨季， 灞河上游有时发大水， 就会冲下来一些树枝和木头， 村里的青壮年就拿着长钩跑到河边去捞。但当地多数人不会水， 据说有人为了捞木头被水冲走了， 再也没有回来。如今灞河的水越来越少了， 村里的井已经几十米深了， 水位还在逐年下降。
那时乡下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活动， 还经常停电， 一到晚上整个村就黑灯瞎火的。这时爷爷就会点亮一盏油灯， 拿出烟袋锅来， 对着蝇头般的火苗抽烟， 脸上一明一暗的， 整个屋里立时弥漫开呛人的旱烟味……如果是夏天， 姑姑就会在院子里铺张凉席。尽管蚊虫很多， 叮得浑身是包， 但躺在凉席上， 晚风习习， 耳边蛐蛐鸣、蝈蝈叫， 偶尔有流星从天空划过， 十分惬意。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那一定是有走夜路的人了。我和弟弟数着天上的星星， 听姑姑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进入梦乡……那是儿时在乡下最美好的记忆了。到了冬天就没有这么惬意了，灞河边上北风刺骨， 男人们棉袄、棉背褡、裹裆棉裤、棉窝窝、棉帽子全副武装； 女人们更是手揣在棉套袖里， 用头巾把头裹得只露一对眼窝， 仍然冻得缩着脖子、跺着脚。乡村的房子四处透风， 尽管用报纸塞严了， 冷风仍飕飕地往里钻， 屋里屋外温度差不了多少。姑姑一天要给炕洞里添几次柴火， 人们没事就偎到炕上， 连上茅房都成了遭罪的事。到了晚上， 姑姑把炕烧得热热的， 炕上没有褥子只有一张席， 四五个人只有两床被子。爷爷怕娃们冻着， 总叫我们睡到炕中间， 睡到半夜感觉跟烙烧饼一样， 身子底下烫身子上面凉， 要不停地翻身， 那种滋味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到了过年时， 那是孩子们最幸福的日子。一过腊月二十三， 家家户户风箱声声、炊烟袅袅， 蒸白馍、包包子、酿米酒。所谓白馍就是相比平时苞谷面放得少一点、白面多一些的馍， 主要是用来走亲戚的。酿酒是有技术的， 主要由爷爷来操作。先把小米煮个八九分熟， 凉至温度合适将酒曲均匀拌入，放入一个干净的瓷盆用笼布裹严， 用棉被捂着放到热炕一角，五六天后就隐隐约约能闻到酒香了。到腊月二十七八， 生产队就会在集体的猪圈里挑一头肥猪宰了， 每户分两三斤肉和一点下水， 那是一年当中难得的见荤腥的时候。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 到了年三十晚上， 爷爷虔诚地把酿米酒盆子裹的笼布一层层揭开， 当最后一层笼布揭开的时候， 浓浓的酒香便充盈着每个人的鼻腔， 浓香的米酒就大功告成咧， 这时爷爷的眼角也会浮现出难得的笑意……姑姑赶忙舀上一勺放入滚水的锅里， 爷爷从当枕头的匣子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往手心里磕出几粒糖精撒到锅里， 一锅热腾腾的米酒汤就做好了。再炒上两三个带荤腥的菜， 就算是年夜饭了。一家人吃着白馍喝着米酒汤， 其乐融融， 幸福满满。吃罢年夜饭开始捏疙瘩（包饺子）， 饺子馅主要是萝卜白菜和一点肉星， 但对一年苦到头的庄稼人已是难得的美食了。初一早上吃扁食， 一人一老碗带汤的， 调点盐和醋， 再加些酱油拌的辣面子， 圪蹴到板凳上， 狼吞虎咽， 咥得咂嘴冒汗， 那叫一个过瘾呀……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过年的味道、过年的氛围。初二就开始出门走亲戚了， 每个村待客过事的日子都是约定俗成的， 初几到哪个亲戚家是年年不变的。那时走亲戚没有汽车， 条件好点的一辆自行车驮着老婆娃， 尽管颠簸但很风光； 没自行车的就全靠步行了。乡间小道上来来往往都是走亲戚的人， 小媳妇、新女婿抱着孩子步行一二十里回娘家是常事。挎的篮子里放几个点了红点的枣糕或花馍就是年礼了， 如果称一斤白皮点心用麻纸红封一扎， 再加上两扎挂面那就是厚礼咧。到了亲戚家， 大人们都被让上热炕， 焐着腿脚嘘寒问暖、牵线说媒、家长里短； 孩子们则上蹿下跳、逗狗响炮， 不亦乐乎。到了中午， 出门的重头戏———吃流水席就开始咧。那时候的席面无非是蒸碗子、烩菜、小米甜饭和臊子面。
菜一端上来， 碗里仅有的几片肉和丸子被娃们一抢而光， 大人们只剩下垫碗子的红苕洋芋和盘子里的萝卜白菜可吃。酒是几毛钱一斤的红苕酒， 倒在一个底大口小的酒壶里， 上面扣一个小酒盅， 传到谁斟上一盅， 呷下去吱吱带响， 一脸满足的样子。臊子面是可以尽饱吃的， 饭量大的咥上七八碗才抹着嘴巴、打着饱嗝、意犹未尽地放下筷子。吃罢流水席就该走了，返回时主人会在篮子里放两三个馍作为回礼。那时候穷， 送的馍都舍不得吃， 你送我家， 我送他家， 送来送去馍都发霉了也舍不得扔。爷爷会把它们掰成块晒干， 此后好长一阵子喝苞谷糁时都会泡着这些干馍块吃。
五十二年前的正月， 年长的姑姑要出嫁了。男婚女嫁在乡村可是大事情， 娘家的陪嫁早早就开始准备了， 绣着鸳鸯的被子、内外新衣、搪瓷脸盆、铁皮电壶、木梳匣子等是那个时候陪嫁的标配。姑姑选中我抱木梳匣子， 木梳匣子按现在的叫法就是化妆盒。出嫁那天早上天不亮， 街坊邻居、姐妹婶子们就来帮忙， 给姑姑梳妆打扮、盘头净脸。姑姑穿上压在箱底的新嫁衣， 蹬上自己当姑娘时一针一线纳的红布鞋， 坐在炕头， 等待接新娘的队伍到来。我也被早早地叫起来， 穿上过年的新衣， 抱上用红布裹着的木梳匣子。小姑姑还一再叮咛我， 一定要抱紧， 到了婆家千万别让人抢了去。当时七八岁的我既兴奋又紧张， 感觉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任务。新女婿也就是我的姑父， 那天凌晨四五点就吆着一驾带篷子的接亲马车， 摸黑赶了十几里的路程， 天刚亮就停到了爷爷家门口。这时送亲的娘家人便把嫁妆一一装上车， 新娘上车前要吃一碗离娘面， 象征着娘家对女儿的牵挂。新姑爷也要来一碗卧了荷包蛋的面条， 小姑给面里调了盐、辣子面， 还偷偷放了一勺碱面端给了新姐夫。只见新郎吃得龇牙咧嘴， 三下两下吞了下去。吃毕面， 姑姑蒙上盖头被新郎抱上了车， 我抱着木梳匣子也被安排挤在车上， 那可是其他人享受不到的待遇呀， 尽管车上很挤， 但我心里美滋滋的。马车出发的时候， 我回头看见爷爷站在门口， 扬扬手默默地望着载着女儿的马车离去……除了过年， 记忆中在乡下最高兴的还有两件事， 一是看露天电影， 二是“打尜”。每年忙罢（夏收） 过后到秋收前， 镇上的学校里、周围大一点的村子就会有公社的放映队来放电影。为了占一个好位置， 下午早早喝了汤， 拿上小板凳三五结伴往放映点赶。放映点一般在学校操场或生产队的麦场上， 赶到后用凳子或砖块占一个前排中间的位置， 坐着不敢离开， 怕被别人占了去。那时放映的通常是《地道战》《鸡毛信》《小兵张嘎》之类的黑白电影， 尽管有的我已经看了好多遍， 但仍然百看不厌。银幕上打鬼子、杀敌人的画面那叫一个解气， 常常是电影结束了我还沉浸在故事的情节里……那时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就是这些电影里的主人公。电影散场已是月亮升起、星辰满天了。回村的路总是特别长。那时候乡道上没有路灯，土路两边齐人高的玉米地在微风下唰唰作响， 黑暗中透着几分阴森。大人们怕孩子落下， 常常会说， 走快些小心有狼。小孩便紧紧抓住大人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赶， 完全没有了来时的兴奋。我们这些孩子一路上提心吊胆， 总怕玉米地里会蹿出狼来，顾不上看路， 有时一脚下去整个脚都陷进泥水中， 拔出脚鞋却留在泥里， 这时大人就会告诉你： “走夜路要会盯， 明是水， 黑是泥， 麻麻的才是路。” 这样的经验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打尜” 是乡下男孩子玩的一种游戏， 将一个约一寸粗三四寸长的树股子两头削尖， 呈枣核状， 就是“尜” 了。玩法是手握一根一尺来长、手腕粗细的木棍， 敲击尜的一头， 当尜弹起时抡起棍子将尜击向远处。游戏时分进攻方和防守方， 规则是在距起点几十米处画一个一米见方的方框， 进攻方首先从起点向方框击打， 待尜落地后， 防守方在三米开外甩出棍子击尜进行干扰， 双方轮流击打， 以击的次数少而尜先进入方框的一方为胜。当时我年纪小， 不甚会耍， 常常是跟在堂兄后面， 跑前颠后， 吆喝起哄， 快活不已。
往事如烟， 一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如今老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儿时在老家经历的那些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1984 年正月， 爷爷去世了， 那年他老人家七十八岁。去世前一年， 爷爷还撑着带病的身躯重新盖了老屋， 尽管还是土坯房， 也没有原来的老房子高大气派， 但它凝聚着爷爷最后的心血……上了高中以后， 我回老家的次数就少了， 爷爷去世后老家似乎失去了吸引力， 回去得更少了。这次回去， 爷爷的老屋还没有被拆掉， 也已是人去屋空， 在全村都是贴着瓷片的二层三层楼房中显得那么落伍、陈旧， 但我还是用照相机留下了老屋的影像。再过一阵子， 西王村就彻底消失了， 和村庄一起消失的还有这里传承了几百年的人文根脉、村规民约、邻里习俗， 当然还有在外游子的乡愁。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父老乡亲也将各奔东西， 不知所终……再过几十年， 这里的后人是否还知道曾经有个西王村？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爷爷， 也以此纪念即将消失的西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