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也，自天子以至于修士，未有不以此为听言之经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过，而诏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听言而悟，或听言而迷。刚愎以自用，则祸至而不知。无主而听荧，则衅生于不审。故曰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道之迹相背而实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
有言于此，攻己之失而尽其辞，君子之所乐也。言虽不当，抑必有当焉者矣。即无所当，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于此，攻人之失而发其隐，君子之所恶也。言虽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无私，而不欲行之以启人之讦谤也。故君子之听言，止以自攻。
岂徒天子之于宰相为然邪？百执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宪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弘之德临其上，育其才而进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劝于修为，而乐效其职。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长者，矫举纤芥，摘发暮夜，以败人之名节而使自弃，固明主之所必远。
抑岂徒天子之听谏官为然邪？庶士之族，亦有亲疏；闾里之交，亦有此耦；其离其合，自以其伦而为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谈臧否者，攻其所不见，述其所未闻，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绝。
且岂徒攻人之过以相排陷者为然邪？朝则有章，家则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积)[称]引繁杂，琐陈利害，快愚贱之鄙心以要誉，乘时势之偶然以改图。一人之识，而欲尽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强百致之齐。凭臆见以亏短成法，倚古语以讥驳时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穷工极变，以蛊人心而乱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绝，而不使敢干。
夫君子所乐听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识之不弘，学问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动止之不庄，出话之不正。勿惮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为不足言，勿恕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绳裁木，必壹于正。则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尽。如其刚直之气，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则小臣仆妾且将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赏及之，况仅此一二坐论之元臣，而授荣辱之大权于悠悠之心口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弹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击以建其所欲进，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害乃伏于台辅。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植根于内庭，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于是或窜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当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击，害又中于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谏官宰相同寮而不忧其容隐者，且不可得。况古之无人不可谏，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为习俗者，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靖邦家，其得失岂寻丈之闲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吕夷简即以逐孔道辅等十人，而余靖、孙沔旬日再窜。廷臣水火之争，迄于徽、钦，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论史者犹以为善政，则甚矣一曲之士，不足与言治道也！
八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后事而知之。今立于五百年之余，不揣而信其必然，况当日乎？粤自继迁之死，子弱国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实则输锦绮以献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于是而西陲撤备，将帅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计德明之世，无亡矢折之患，拥盐池苑马之资，藉中国金缯之利，休养其人，以岸于河山险固之地，虽微元昊，且将鹰饱而飞；况昊以雄狡之才，中国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庸可得乎？
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刘平、石元孙、任福茸轻之夫也。则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
故韩、范二公之任此，良难矣。三十年闲，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李沆四方艰难之说，无可告语，而仅以属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玮忧元昊之状貌非常，不得昌言，而仅以语之王，固弗能信也。君饰太平以夸骄虏，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不练之疲民，驭无谋之蹇帅，出入于夏竦、王氵公之间，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即倍蓰于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翘然以起。则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无足怪者。
乃以其时度其势，要其后效，宋之得免于危亡也，二公谋异，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军覆没也，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韩公力主进兵会讨，策昊之诈，而自戒严以行边，则失在范，而韩策为长。然范之决于议抚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
古今有定势焉，弱者不可骤(胜)[张]而强，强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势，而自贻以危亡者，以不可张之弱尝试而争乍张之强也。夫前之自萎以积弱而养昊之强者，已如彼矣。然彼虽强，而未尝无所惮也。以一隅而敌天下，则贫富不相若。以孤军而抗天下，则众寡不相若。内患未起，而人利于安存，则撼我也难。内治犹修，而人不思外附，则诱我也无术。固本自强，以待其疲，犹足恃也。而无识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驱积衰之众，糜无益之财，投进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进则利、却则死(于)[之]狡寇，姑与薄侵其边疆，而堕其陷阱。一尝之而败矣，彼气增而我气折矣。再尝之、三尝之，而无不败矣，彼气弥增而我气折尽以无余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贻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惮者，无可惮矣。有所疑者，无可疑矣。则虽有勇将劲兵以继其后，彼且无所惧，奋死以相搏，而势终不敌。元魏之于六镇，契丹之于女直，女直之于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刍粮之富，率有余之众，卫久立之国家，以捍乍兴之小丑，奚其不敌，而瓦解以亡哉？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并数路之兵，同出一道，用争胜负，人怀异心，而投之虏穴。彼尽锐以攻其瑕，一将衅而全军骇溃，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岂徒、延、泾、原之不可保哉？关中糜烂，而汴、雒之忧亦棘矣。范公之镇延州也，兴营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缓夏竦之师期，按兵不动，以观其衅。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财可充，兵可用，(术)[将]可择，俟之俟之，元昊死，谅祚弱，无难折棰以收为外臣。即未能然，而不驱尝试之兵，送腰领以增其骄悍，金城屹立，士气犹存，元昊虽强，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
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无土以障之，则河不决；无水以溅之，则油不炎。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则汉必危；抑使杨镐、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辽，则国必不毙。是道也，持于积弱之余，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缓者，建威之弘略；缓庸人之所急者，定倾之成算。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哄于市，今古败亡之券，可不鉴诸！
九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才之所规，遂成乎量。才所独优，而规之以为量，则量穷于所规，规之内有余，而规之外不足。呜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而无损于道；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治之而实以纷之也。观于韩、范二公可见矣。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而范公异是。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而)物也独切。故以之驱戎，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繇是观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长。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夫才之所优，而学亦乐赴乎其途；才既优之，学且资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喜(心)[怒]既行，而物之不伤者鲜矣。才注于斯，学效于斯，喜怒循斯以发，量之所规，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于天时，下增疑于物理，谨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时，使可受益于天人，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
才之英发者，扩而充之，而时履于危，危而有所惩则止。故韩公之于西夏，主战而不终，其刺义勇也，已敝而终改。若其折母后，定储位，黜奸奄，匡幼主，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忧之已急，虑之已审，乃使纤曲脂韦之士，得依附以售其术，固自天下己任之日，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
苟为君子，则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余，不觉其敬之弛也。唯其敬也，是以简也。才所有余者，欲简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简而不得。简之必敬，敬则不容不简。以此而论二公，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一○科举试士之法有三：诗赋也，策问也，经义也。宋皆用之，(并)[互]相褒贬，而以时兴废。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经义尚矣。策问者，有所利用于天下者也。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则策问之贤于诗赋，宜其远矣。乃若精而求之，要归而究之，推以古先圣王涵泳之仁、濯磨之义，则抑有说焉。
经义之制，自唐明经科之帖经始。帖经者，徒取其记诵，则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后，日绎于先圣之遗书，以厌饫于道腴，而匡其不轨。故曰经义尚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而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则明经而经以晦，尊经而经以亵，末流之所必趋；纠之以法，而法愈以锢人之心。是其为也，已而后知之，未之前，伏而不觉。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风之日偷，而废之于先。
而之显著于初者，莫诗赋若也。道所不谋，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祗巧绘其莺花。其为无所利用于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则固不得与策问争长矣。策问之兴，自汉策贤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对，历数千年而见为不刊。嗣起者，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之于天子。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于斯。以视取青妃白之章，不亦远乎！然为此说者，抑未体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养士习，定国是，知永终之敝，而调之于早者也。夫先王之造士，岂不欲人抒其规画以赞政纪哉？乃汉之始策贤良也，服官之后，品行已征，成绩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为醇笃之儒，而后策之。始进之士，固不以此为干禄之径，而自献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乱于多歧，政莫紊于争讼，士莫恶于揣摩天下之形势而思以售其所欲为。夫苟以策问进之，则士皆于策问习之。陈言不适于时，则倚先圣以护其迂；邪说不准于理，则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于是诡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人希范、蔡之相倾，俗竞仪、秦之互辩，而淳庞简静之休风，斩焉尽矣。其用也，究以无裨于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诡于下，听荧于上，而民不偷、国不仆者，未之有也。且夫诗赋，则亦有所自来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岂不欲规之使圆，削之使方，檠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驯，无言而非可用，无动而非可法，俾皆庄肃如神，干惕如战，勤敏如疾风，纤密如丝雨，以与天下相临，而弘济艰难哉？然而先王无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弦操缦矣。及其成也，宾之于饮，观之于射，旅之于语，泮涣夷犹，若将远于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岂无道而处此？以为人之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气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则不导以自利之私；不使揣于天下之变，则不动其机变之巧；不使讦夫天下之慝，则无余慝之伏于心；不使测夫天下之情，则无私情之吝于己。**而涤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纷鼓其气。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则用之也大；矜其无可尚之志，为所尚之道，则其所尚也贞。咏歌忾叹于人情物态之中，挥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虚和畅之宇。其贤者，进于道，而以容四海、宥万民、而有余裕；不肖者，亦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盖诗赋者，此意犹存焉。虽或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闲，茫然于治理，而岂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乱纲纪，贻宗社生民之害于无已哉？
繇此言之，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而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皆持之以进；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若乃执政之党人，摘策问之短，为之辞曰：“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此则卑陋已极，适足资希文之一笑而已。一一上书纠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奸。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无讳者，直也。迎时之所是而是之，不顾其非；迎时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辩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胁上者，奸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长。或以为病国，或以为罔上，或以为侵权，或以为废事，引国计之濒危，指登进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谋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虽佞且奸，亦托之爱君忧国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击，则人君为其所动也，亦有繇矣。
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奸也，托之于直，以毁伤人之素履，言一发而无可避、无可辩也。若是者，于草为堇，于虫为蜮，于鸟为，于兽为狐。风一倡，而所号为君子者，亦用其术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为也。则其为妖也，不可辞矣。凡为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谋为叛逆，曰诅咒诽谤，曰内行不修，曰暗通贿赂。呜呼！使直不疑、陈平不遇明主，则废锢终身；狄仁杰非有天幸，则族灭久矣。不幸而为其所惑也，君以杀其体国之臣，父以杀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说，以污君子于盖棺之后。自春秋以来，历汉、唐而不绝，犹妖鸟狐之不绝于林莽也，而宋为甚。王拱辰之以陷苏舜钦摇杜衍也，丁谓之以陷寇准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蒋之奇之以陷欧阳修也，章、苏轼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无将”之辟，则曰密谋而人不觉。污之以帷薄之愆，则曰匿丑而迹不宣。之以诽谤，则文字皆索瘢之资。讦之以关通，则礼际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赃私，则酒浆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于国计无与也，于官箴无与也，于民瘼无与也，于吏治无与也。大则施以覆载之不容，细亦被以面目之有腼。倾耳以听道路之言，而藏身托于风闻之误。事已白，而自谓责备之严；事无征，而犹矜诛意之效。无所触而兴，是怪鸟之啼于坐隅也。随其影而射，是虫之藏于深渊也。虽有曲谨之士，无得而防；虽有善辩之口，无从而折。昏霾起而眉目不辨；疫厉兴而沿染无方，亦且终无如之何矣。
呜呼！苟有明君，亦岂必其难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归，怀逆何望也？君不杀谏臣，士不惜直言，诽谤何为也？既以登朝，谁能拒戚畹近信而弗与接也？时方暇豫，谁能谢燕游欢笑而无所费也？至于宗族有谗人，而小缺在寝门，则闲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笑，则丑诋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节，度以势之所屈，揆以理之所无；则密陈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面相质讦，而知君子之自爱，且代为之惭，而耻与之争。若夫人之为贤为奸，当其举之于乡，升之于朝，进而与之谋国；独契之知，众论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开而攻击逞，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优柔之主，无救日之弓以射妖鸟，则和颜以听，使尽其词。辱朝廷羞当世之士，既已成乎风气。于是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
王曾舍丁谓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诈)[诬]其有不轨之心。唐介所称“真御史”也，张尧佐之进用，除拟出自中书，责文彦博自有国体，乃以灯笼锦进奉贵妃，诋诃之于大廷。曾言既用，谓虽殛而罪不昭。介贬虽行，彦博亦缘之而罢相。然则仁宗所终始乐闻者，以暧昧之罪加人。而曾与介身为君子，亦利用妖人之术，行辛螫以快其心。风气狂兴，莫之能止。乃至勒为成书，如碧云诸录，流传后世，为怪诞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毁誉，法纪之外有刑赏。中于人主之心，则**刑以逞；中于士大夫之之心，则机械日张。风俗之恶，一邑一乡之中，狂澜亦日兴而不已。有忧世之心者，且勿以奸佞为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与！
一二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莸，臭也，闲之以薰，则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后可与言治。
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夷考其人，韩、富、范、杜诸公之大节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吕夷简、夏竦、陈执中、高若讷，清议所交谪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丁度之浮沉而无定守者抑与焉。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且诸人者，皆有所怀来，持以为用，一得位而即图尝试；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术。计此三十年闲，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数进而数退者，或贤或佞，固不可保矣。则政之所繇乱，民之所繇伤，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泽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则何取乎代之？其异也，则亦旦之令不保于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从之，从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则前劳费而后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为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诎矣。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倾而相制者也，则且托于锄奸革弊之大名以摇天下。为害之实相若也，而名与法，则纷纠杂出而不可纪。进者退矣，已而退者又进矣。输忠者无可释之忧疑，怀奸者挟危机以观望。自非清刚独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两容；虽以利病昭著之谋猷，亦乍行而无成绩。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贞者不能固保其贞。举棋之不定也，筑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巩固于百年也，其可得乎？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者，固将望之有学有守之宰执，与忧国如家之谏臣。深知夫善政虽行而不能永也，危言虽听而不能终也；无亦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以杜其反噬，犹庶乎其有定也。而为大臣者，席未暖于紫禁，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核任子矣，改科举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辅者，发于颜，发竖于额，以与当路争衡于笔舌，知不足以相胜也，而特以求伸于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闻风以遥和；身未试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争攻。一波乍兴，万波随涌。党邪丑正之徒，亦相师以相报。天子且厌闻之，而奸邪亦不以弹劾为耻。于是祖宗朝敦庞镇静之风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为矣。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四海，激盗贼，召(远敌)[夷狄]；亦恶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
伊尹之训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择于先而谨司之于后也。王心载宁，而纲纪定，法守专，廷有亲臣，野无横议，天下永绥，外侮不得而乘焉。呜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鲜矣。宜其举四海而沦胥之也。一三元昊死，谅祚初立，议者请饵其三将，破分其势，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立说之非，人皆知之，诚哉其不可与谋也！春秋重伐丧之贬，予士之还，彼有取尔矣。邻国友邦，偶相失以相愈，兵临服罪，同好如初，则乖约肆**，大伤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沦于夷之叛臣，为我蟊贼者也。死亦不足恤也。丧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巩固吾宇，恶容小不忍以乱大谋哉？故琳说之非，不可托春秋之义为之解也。
虽然，宋至此而欲乘丧以图谅祚，谈何容易乎？昔者继迁死，德明弱，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郡邑其地；庙算无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为破分其国之说，亦师玮之智，而奚谓其未可邪？夫所谓理势者，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继迁虽悍不内附，收众侵边，宋弗能讨而抚之，然犹定难一节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则予夺之政犹行。力诎归降，自有余地以相待。弗能为窦融也，犹不害为田兴；勿庸致死于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俨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国”。则固不能以臣礼畜，而视为友邦矣。建郊庙，立宫阙，岂有一旦芟夷，俯首而从臣列。则谅祚虽孱，处于无可却步之势，其以死争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谅祚已也。当德明之始，为之部曲者，亦节镇之偏裨，幕府之参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设，中国叛人如张元辈者，业已将相自居。束身归阙，不诛不废，而抑不能与徐铉、杨业同升显列。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以为谅祚效，其情其势，岂可旦暮亟摧者哉？继迁之叛也，虽尝诱杀边臣，袭据银州，而宋不能惩；然未尝一与交兵，受其挫窘，张彼势而自见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败于延州，而刘平、石元孙骈首受刃；再败于好水川，而任福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招讨之任，仅保残疆，无能报也。则中国落胆于西人，狡虏益增其壮气。元昊死而余威固在，度之彼势既然矣。
且宋当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犹习战。而曹玮以知兵世将，奋志请缨，繇其后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将死亡殆尽，厢禁之兵，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乃欲以机巧离其部曲，率屡败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贻僵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时非昔之时，而势可知已。势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势言之，宋从曹玮之谋而克也，则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气，亦唯昔为然，而今不可狃也。当彼之时，宋与契丹犹相角而不相下，则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锋。及澶州之役一兴，而宋亟荐贿矣。刘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币称纳矣。契丹之得志于宋，不待夏人之援；而尽宋之力以争夏，则鹬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即如议者之志，三大将离叛以卷土来归，一隅孤悬，契丹顺右臂而收之，一刘裕之俘姚泓，徒为赫连效驱除耳。关、陇且岌岌矣，奚能终有河西以临朔漠哉？宋于此时，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岁币日增，力穷坐困，舍契丹以不虑，而外徼幸于斗绝之西陲，胜不足以立威，败则益增召侮。瘠牛偾于豚上，其如猛虎何邪？况乎利诱三将之策，尤童昏之智，祗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说非也，而有不能讼言以示弱者，故假于伐丧之义，以止妄人之辩，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时也，元昊初丧之日也。齐桓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刘裕北伐之功，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岂可以概论哉？
一四功名之际，难言之矣。蔑论小人也，为君子者，道相谋，志相叶，好恶相若，进退相待，无不可视人若己者，而于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宠禄之谓也。出而思有为于当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胜，志可以伸，心可以无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与焉，退处于无能有为之地，则之情，一动而不可按抑。于是而于友不纯乎信，于君不纯乎忠，于气不纯乎和，于品不纯乎正，皆功名之念为之也。故君子贵道德而贱功名，然后坦然以交于上下，而永保其贞。呜呼！难言之矣！韩、富二公之相为辅车也，旧矣。富任中枢，而韩出安抚，不以为嫌也。富方报罢，而韩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后富有憾于韩，韩公死而不吊，隙末之衅，生死不忘，岂韩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储也，范蜀公诤言于廷，谏官交起以应之，而富公居中力劝其成，韩公尚未与也。已而韩公入相，富自以母丧去位，于是韩公面对，不恤恶怒，迫请英宗之名，起复之苫块之中，正名皇子，韩公固独任焉，而富不与。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构曹后以思废立，于是危言以镇压曹后，调和两宫，宗社无动摇之衅，韩公亦独任焉，而富不与。曹后无归政之志，韩公厉声迫请撤帘于衣裾尚见之余，韩公又独任之，而富不与。于是而富怏怏求罢，出守扬州，嫌却自此开矣。及乎英宗早折，韩公受凭几之命，请力疾书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旧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韩公自独任之，富固不得而与也。凡此数不得与者，自后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与闻。乃持此以开隙于趣向同归之益友，富于是乎不得允为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于西陲，或箸节于北使，出入两府，通显已极，人望咸归，君心式重，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身]而望不为贬，夫岂待是以收厚实哉？富亦辞荣有素，非有怀禄固宠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为障，几成张耳、陈余之晚节，无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怀忠爱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后世，郁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释也。故曰功名之际，难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义自靖其心，而贱功名为末节，诚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于韩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于此，有让道焉。则前之定议于密勿者，胡不待富于服阕之后？后之抗争于帘前者，胡不留富于请外之时？幸得同心之侣，与协恭以允济，而消疑忌于未形，韩公有余歉焉。”之说也，其于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诚者也。夫苟秉拓达光大之衷，则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韩公固不以狭小之量拟富之必出于此。而天位去留之际，国家祸福之机，当闲不容发之时，如其恤谦让之文，迟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则事机一失，变故丛生。庸人误国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岂屑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决策者，仁宗之独断耳。英宗育于宫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争请，牍满公车，未能决之一朝者，有闲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辈宵人之计，已岌岌矣。则斯举也，独任之则济，分任之则疑。韩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叹曰：“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以此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于人？功可分，名可让，而死不可要人而与共；专死也，非专功也，何容轻议哉？
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