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建平的父亲从县文教局调入陈集公社的H县第六中学，建平和母亲也随他来到陈集中学居住。建平的哥哥因为招工进了纱厂还留在县城里。那时六中老师们的家属还没有农转非，他们的孩子都在农村居住。于是，建平就成了唯一全家住校的学生，也是学校里唯一的非农业户口的少年。
六中的老师大多是在五几年通过努力学习，考入了山东的名校：山师的，曲师的，也有山大的，在当时也都是学历较高的佼佼者，他们铸就了H县六中较强的师资力量。但由于他们在出去上大学以前，都在家中定了亲，大学毕业以后都和农村妻子结了婚。参加工作后不久，又千方百计地调回陈集公社的农村中学工作，这样离家较近，在节假日里就可以回家和妻子团聚；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家里干些农活。每次放完“麦假”，帮家里收完麦子，开学以后，他们都会变得黑黑的，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六中的学生们就称他们为“阴阳腿”老师，意思是指妻子在农村。七零年的时候，陈集公社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很多老人，尤其是很多老太太，一生当中都没走出过自己的家乡十华里的范围，听不懂外地口音。
建平父亲是随着自己的叔父在江苏涟水县长大的，他是解放前的徐州师范的中专毕业生，口音有一点苏北话，在六中他尽量模仿当地方言，也夹杂一些普通话。但当时的农村人还是听不懂。学生嫌他说话“找”（听不懂的外地口音），听不懂，以为他是教外语的，所以建平父亲后来不得不担任了六中的会计、司务长。刚到学校，建平家住在学校西北角的屋子里，这一排平房，都是土房，全部是教师宿舍。靠中间的位置有个两间的大屋，是会计室，建平家就住在会计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建平才11岁，是一个半懂事、不懂事的毛孩子，建平便成了这些高智商老师们的游戏对象。他们和建平说话，既不像大人那样一本正经，也不像逗弄小屁孩那样没有正事。这环境、这经历，让建平变得比平常的孩子多了几分机灵。和老师的关系，也和普通学生不一样，他们既是建平的老师，也是建平的朋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建平的玩伴。当然了，大多数的时间建平会落入他们的“圈套”。
学校里有食堂，供六中的师生用饭。老师们买了饭，就蹲在食堂外的空地上吃饭，吃完饭，顺便在食堂的水池子里把碗洗了，然后把饭碗放在食堂的橱子里，就回宿舍了。三十几个教职员工，在食堂外边蹲了一大片，一块儿吃饭，边吃边聊天，这是最热闹的时候。老师之间啥话也说，刚到陈集六中的时候，建平和爸爸妈妈在家里吃饭。和老师们混熟了以后，就喜欢端着妈妈做的饭菜，到食堂前面，蹲在地上吃饭，为的是听老师们聊天。时间长了，老师们经常问建平，你妈妈今天做的啥好菜？建平就请他们尝妈妈做的菜，当时生活也比较艰苦，和食堂里的菜也差不多，就是素炒白菜，素炒茄子之类的。老师们经常夸赞建平母亲做的菜好吃。有一些老师也不服气，从一旁说，小锅炒菜能和大锅炒菜一样吗？你就是放一样多的菜、一样多的油，味道咋着也比大锅炒得好吃。建平也经常用勺子舀老师们碗里的菜吃，相互交换。
11岁的孩子虽然还有点傻，但时间长了，脑子里总会生出一些怪异的想法。有一次和教政治的成老师蹲在一块儿吃饭，建平就问他，老师们为什么总是蹲在地上吃饭，为啥不坐凳子，在饭桌上吃呢？其实，长大后回想起来，那时候学校里条件不好，不像工厂里的食堂，在餐桌上坐着吃饭，老师们只能蹲在地上吃。春夏秋都是这样，只有冬天最冷的时候，饭菜凉得快，才端回宿舍。但是成老师不这样回答建平，他是以灌输知识的方式告诉建平说：“你还小，不知道，坐高凳吃饭十分不好，吃进胃里的食物很沉，胃的下部没有依托，一来容易吃不饱，二来容易引起胃下垂。”
建平似懂非懂地“奥”了一声。又问：“那为啥你们吃饭那么快，我吃饭咋就那么慢呢？”
成老师说：“你嗓子眼太细，俗话说小子吃饭，细嚼慢咽。不像我们生长在农村，嗓子眼粗，馒头掰开，不用嚼好，就能咽下去。”
建平惊讶地问：“是吗？”
他说：“当然了，”边说边张大了嘴，让建平看，“你看我的喉咙多粗啊！”
又摸了摸自己的喉结说：“光看我的喉结就很高，你看你，一点喉结也没有。”
建平摸了摸自己的喉咙，确实没有啥喉结。后来知道了，十一二岁的孩子，哪有喉结啊。
建平家的邻居，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他才三十出头，但在十三四岁的高中孩子们看来，有点老气横秋，尤其是刚割完麦子回到学校里，如果摘掉眼镜，简直就像50多岁的老农民。但是他的文学水平非常高，尤其在朗诵课文的时候，声情并茂，自我陶醉。在朗诵鲁迅的《祥林嫂》时，读到祥林嫂孩子丢了以后，精神出了问题，见了人便问：你看到我的阿毛了吗？同学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他朗诵，他却掏出了手绢，老泪纵横地擦了起来，痛苦得几乎朗诵不下去了。
虽然张老师上课的时候非常严肃，很受同学们的尊敬，但下课以后，跟建平聊天就完全放任自流了，竟跟建平聊一些文雅的爆笑段子。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这些东西，在建平的脑海里，他简直就是一个故事篓子，有讲不完的文学故事。那时候晚上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公社的电影队倒是放些电影，无非是《地道战》《地雷战》来回放。晚上没事，建平就跟老师们跑出四五里路，去看电影。往往要跑一小时左右，这时张老师就跟建平聊一些文学笑话。他给建平讲了打油诗的来历，那时候没有网络，知道的人很少。宋朝出了一个作反转的打油诗人，作了一首《颂雪》，前两句很文雅，后两句成了大俗话：
六出九天雪飘飘
恰似玉女下琼瑶
有朝一日天晴了
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建平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诗体，感觉非常好奇。他又给建平讲了一种意思完全反转的打油诗，就是前面的意思是歌颂，最后两个字把诗的意思完全反过来，成了贬义，很像“三句半”，古时候有一个秀才会作诗，他的名气很大。有一个富家小姐非常聪明，读书非常用功，并且喜欢写诗，知道秀才要路过她的闺房。便让丫鬟拿着笔墨去找秀才，求诗一首，秀才提笔写道：
床前明月光
夜夜思情郎
低头垂泪目
痒痒
引得大小姐极为不满，一张诉状把他告到了县衙。县太爷一听，还有这种事儿，感觉非常稀奇。但也觉得秀才有才，就把秀才传唤到县衙，让他现场作诗一首，才能免去罪责。秀才一开始挺紧张，一听说让他作诗便放松了下来，这个时候，正好县太爷的老婆听说抓了个秀才，从绣房里走了出来，秀才一看，县太爷的老婆长了一双大脚，古人是要缠小脚的，她没缠。便作了一首诗：
佩玉叮当响
夫人出绣房
金莲长三寸
横量
古时候讽刺女人的脚大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这下子得罪了县太爷，县太爷气得把秀才判了刑，让他冲军去了洛阳。
秀才来到洛阳以后，人地两生，非常痛苦，碰巧他的舅舅也来到了洛阳做生意，便在酒店里请秀才吃饭。秀才被感动得痛哭流涕，舅舅心疼自己的外甥，也非常难过。他的舅舅年纪大了，一只眼睛患白内障。秀才一看，又写了一首诗：
充军到洛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落泪
三行
结果是，讽刺他的舅舅是残疾人。
建平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一路上笑声不断。张老师一看建平喜欢听他的故事，又讲了一个写诗的故事：
有一个老员外，有三个女儿，找了三个女婿，大女婿和二女婿非常有文化，会作诗，都是秀才一类的文人，三女婿不喜欢学习，大老粗一个。有一天老员外过生日，请三个女婿来家吃饭。老岳父的家里养了一匹快马，他吩咐三个女婿各做一首诗，夸赞自己的马跑得最快，作完诗才能入席吃饭。大女婿文化水平最高，他首先做了一首诗：
水上撇金钱
岳父骑马到济南
去了又回来
金钱还看见
张老师解释说：铜钱在水上沉得多快，岳父骑马到济南又回来了，金钱还没沉下去，还能看见，这是形容岳父的马跑得太快了，眨眼的功夫又从济南回来了。岳父听完非常高兴，请大女婿入席。
二女婿一听也写了诗：
炉中烧鹅毛
岳父骑马到日照
去了又回来
鹅毛还没烧
张老师说：你看看这马有多快呀，烧鹅毛就是刺啦一下子就烧没了，但是岳父骑马到了日照，鹅毛还没烧着，并且，日照路程比上济南还远。岳父请二女婿入席了。
轮到三女婿作诗，他哼哼唧唧作不出来。岳母心疼小女儿，这个时候就跑了出来，劝说老头子不要再作诗了。就要拉着三女婿入席。一着急，放了一个响屁。三女婿听了，一拍大腿说：哎，有了。马上就做了一首诗：
岳母屁眼一轧煞
岳父骑马到拉萨
去了又回来
腚眼没闭刹
周围的人都被他逗笑了。
同行的教数学的大个子刘老师，呵呵笑着说：“张老师的故事真多！”
刘老师是个一米八九的大高个，长得很瘦，显得个子更高。他的胃不好，非常挑食，生怕吃不好引起胃病。他的宿舍里有一个德国造的、比一只茶壶大不了多少的黄铜煤油炉子，放上煤油，打足气，就像气灯那样噗噗燃烧，火力很旺。刘老师为了调节自己的饮食，经常在宿舍里擀面条，在小炉子上煮了吃。他还是陈集中学教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每年县里举行教师篮球联赛，刘老师的进球最多。有一次一起跑着看电影，刘老师对建平说：“我出一道题，看看你能不能解开，一个老太太，拿着一兜鸡蛋在路口上售卖，这些鸡蛋不知道是多少个。只知道第一个顾客买了所有鸡蛋的一半零一半儿（二分之一），第二个顾客买了第一位顾客剩下鸡蛋的一半儿零一半儿。第三个顾客买了第二个顾客剩下的鸡蛋的一半零一半儿，就把鸡蛋买光了，你算一下老太太手里到底卖出了多少个鸡蛋？”
建平就起了疑惑，就问：“二分之一个鸡蛋怎么买？就是买了怎么拿呀？打开以后蛋黄就掉出来了。”
刘老师说：“肯定不能拿半个鸡蛋。你想呀，这些鸡蛋的总数是个奇数，二分之一肯定是个小数，加上二分之一才会是整数，整数的鸡蛋才能拿走。”
建平“哦”了一声，虽然小学里早就学了小数点，但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又反复地猜了几回也不行。
刘老师笑了笑说：“你别乱猜呀，这个数儿要从后面往前推。你先想最后一个人，也就是第三个人买走了一半零二分之一，这个数只能是0.5+0.5才能等于整数1，所以说，第三个人买走的肯定是一个鸡蛋。这样就好算了，第二个人买走了两个鸡蛋，那么再往前推，第一个人买走了四个鸡蛋，老太太一共是卖出了七个鸡蛋”。刘老师用简单的数学题，难住了建平这个初中生，他狡黠地笑了起来。
教美术的李老师是山东艺术学院的前身——山东艺校毕业的，他特别爱干净，别人坐了他的床，屁股刚起来，他就用扫帚扫床，自行车也是擦得锃亮，为了防止自行车受到潮湿，用绳子把它吊离地面。七几年文革还没结束，李老师就在宿舍里画了一些宣传画。有一次，建平去他的宿舍，看见他画一个两米多高的大牌子。先用广告色涂成了红色，再在上面画一个黑色的大拳头。李老师用油画笔沾了墨汁，在红广告牌上画拳头，可能是由于沾的墨汁多了点，墨汁一下子滴到了红色的画面上。李老师反应很快，立刻趴在画面上，用舌头把墨汁舔掉了。他这个动作，大大出乎了建平的预料。李老师那么爱干净，怎么会用舌头去舔墨汁呢？李老师给建平解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拿纸去擦也来不及了，并且在红色的广告色上越擦面积越大，后期不好收拾。你看用舌头舔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墨汁了，再用红广告色稍微一覆盖，就没事了，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补救措施。”
有一年国庆节前，学校里要排演《长征组歌》，李老师担任导演。那时没有录音机，就挑选一些唱歌较好的学生，在旁边伴唱。每当开始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演员学生们，就背着一根木棍上场了。建平问李老师：“他们咋都背着木棍呢？”
李老师说：“那是步枪，到演出的时候，我会从公社里借出真枪来演的。”排练了几天以后，公社武装部真送来了一批挺新的步枪，建平也跟着玩起了步枪。那些就是日本的三八步枪，上面有一个防尘的大铁盖，一拉枪栓“哗啦哗啦”直响，建平扣动扳机放了几个空枪，觉得挺好玩。李老师告诉建平：“枪口不能对人。”
学生们开始背着真枪排练节目。有一个瘦小的女生排完一段节目以后，把枪“匡”的一声扔到了地上，李老师说：“诶，你不要把枪往地上扔，那样会把木头枪托摔坏的，以后咋打侵略者？”
这个女生辩解说：“真枪死沉死沉的，可压坏我了，还不如背着木头棍，李老师，能不能做点木头枪啊？”
李老师说：“再做木头枪，也来不及了。再坚持几天，咱就正式演出了，那时候学校里管饭。”意思是说让她多吃点饭，补回来，那个女生也就不再作声了。
正式演出的这一天，是在胡集村的一个较大的打麦场里，舞台上有几盏哧哧响的气灯，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台下坐着乐队，有拉胡琴的，有弹琵琶的，有吹笙的，每人面前都支着乐谱架，还有一些打击乐。伴唱的学生们，就坐在乐队的旁边。演出开始了，一唱到：“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噢红军到陕北……”扮演红军的学生，抹着关公一样的大红脸出来了。据说，这样是为了适应舞台的灯光，如果不抹这些红颜色，会像吊死鬼一样，白得难看。演员们穿着红军的服装，背着三八枪，甩着正步上场了，左侧是男红军，右侧是女红军。他们在台上跳了一会儿，当唱到“千家万户，都把门开”的时候，一些装扮陕北老农的学生就上场了，围着白头巾，提着提篮，端着酒壶慰劳红军……演出非常成功，农民们看得很高兴，报以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为啥让美术老师去排演音乐节目呢？这是由于文革前学音乐的人少，并且大部分音乐人才都去了歌舞团，H县的第六中学没有音乐教员。
有一次放暑假，仪器室的钥匙暂时由建平父亲保管，建平打开了仪器室的房门，发现里面竟然有两架崭新的手风琴，从来没人用过，一架大的，是三组半琴键，建平挎在身上试了试，感觉太沉。那时候他刚十二三岁，个头儿还没长足。建平又背起那架两组半琴键的小手风琴，一试，不沉不轻、大小正好，就在仪器室里胡乱按了起来。教政治的成老师，已经提拔成了副校长，听见风琴声走了进来，对建平说：“你可以好好学学音乐，咱学校里正好没有音乐老师，将来你到学校里来教音乐挺好，我去给你找本音乐书看。”不一会儿，拿来一本两厘米厚的书籍，对建平说：“这是县教育局发给老师们的，人手一册，我放着没用，你拿去看看吧！”
建平接过来一看，是一本《教师文艺手册》，打开封面，里面是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书的上半部分是教授绘画的，教了一些素描基础和一些彩画的技法。书的后半部分就是音乐课程，上面画了键盘的样式，分清了1234567。书的后面还有一些乐谱，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建平把小手风琴和书拿回家，就在家里照着书本，弹起了《东方红》。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听出一点《东方红》的调门，成老师路过建平家，走进来问：“你这是弹的《东方红》？”
建平说：“对呀，你看看啊，我还应该怎么练啊？”
成老师也没学过音乐，不太懂，就说：“啊，人家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就得多练，每天练，按得越熟练越好。”
建平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把《东方红》的曲谱记熟了，一遍又一遍地弹奏，最后真正很“熟练了”，《东方红》这首曲子如果按正常的速度，要弹30秒左右，但是建平熟练以后，在10秒当中就把全部的乐曲按完了。自己感觉弹得很熟练了，就背着小风琴去找成老师：“成老师，你听听我按得咋样？”
成老师问：“弹啥曲子啊？”
“我已经会弹《东方红》和《国际歌》了。”
成老师说：“哦，你弹弹，我听听。”
建平就把《东方红》那个曲子，在10秒钟之内“啪啪、啪啪”一气儿弹完了。成老师听后说：“你这是弹的啥呀？跑调了，一点也没有《东方红》的调，噼里啪啦的，像崩棒子花，这个不行，跑调了！”
那时没人懂音乐，后来看书知道了，音乐是讲究节拍的，弹快了也不行，要按节奏来。还有各个调门儿，有很多的调需要按黑键，太复杂。也没人辅导，自己学太困难，最后也就放弃了回学校当老师的想法。
教物理的宋老师会修收音机，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把收音机送到他这里来维修，当时收音机还属于家庭的三大件——两转一响。那时还没有电烙铁，宋老师修收音机的时候，总把一个自制的红铜小烙铁放在酒精灯上烧。然后用万用表去检测，哪个零件坏了，就用小烙铁把零件的腿焊松，然后拿下来，换上一个新零件，收音机就修好了。建平感到很有意思，经常跑来看宋老师修收音机。有一次，也没有别的事情，建平就点着了酒精灯。把宋老师焊锡盒里的小锡块融化成一个大的，宋老师看到以后制止了说：“哎，你别给我烫成大的，我这个小烙铁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大焊锡化不开，你没看见刚买的大焊条，我还得用剪子把它剪成碎末用吗？”
“哦”，建平停止了融化焊锡的活动。
宋老师告诉建平，收音机上最容易坏的零件就是电位器，因为每天要拨开关、调音量，电位器里的移动电阻脏了，触点不通，收音机就无法打开，所以就不响了。他说着，就用烙铁把一个电位器换了下来，放上电池打开，收音机又响了，这台收音机，就算修好了。宋老师修理收音机从来不要钱，除非里边的零件坏了，他要收取零件费。光换下来的坏电位器，就堆了一小堆。有一次，建平看见一位农民拿了一个很新的收音机来找宋老师修理，里边的三极管特别大，好像一顶小礼帽。宋老师说，这个三极管特别好，他就把那个三极管焊了下来，当着农民的面，把好的三极管焊到了自己的收音机上。农民在维修的过程中，最害怕把自己的好零件换掉，看到他换三极管，就站起来询问，想制止这个事情。宋老师说：“你这个收音机的三极管“痨了”，我把它换到我的收音机上养一养，我的收音机会养管。过一段时间我养好了管，再给你换到你的收音机上就行了”。农民们都知道宋老师的收音机功能很多，虽然不知道它能不能养管、治痨病，听宋老师这样讲，也无话可说，拿着自己修好的收音机就走了。
宋老师的维修手艺非常高，几乎是无所不修，周围的农民只要来找，都会给人家留下维修。有一次，有一个农民竟拿了一杆兔子枪来让他维修。这支枪也没啥毛病，就是火药和铁砂灌进去时间太长了，铁砂生锈以后就倒不出来了，也不敢用铁丝捅，怕捅大了铁丝碰到火药会爆炸；更不能用打火帽引爆，怕时间长了，铁砂锈在枪管上，万一炸膛伤了人。只有拿来让宋老师维修。宋老师感觉这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教师宿舍南头的墙角外，有一溜碗口粗的大柳树，宋老师把猎枪口朝上，绑在柳树上，然后掰开“鸡啄食”的击锤，放上打火帽，在枪的下面安装了一个滑轮。找了一根十几米长的绳子躲在墙角的后面，用力一拉，猎枪砰的一声炸响了，柳树上的枝条被猎枪打下来很多。宋老师跑过去一看说：“没事儿，没有炸膛，这还是一支好枪啊”，兔子枪在宋老师的手中起死回生了。
建平读到高三的时候，宋老师教他物理课。那时学校讲究实用主义，原来好好的课本都不讲了，大部分时间帮助农民挖水渠，当时水利工程特别多，一个接一个，总也挖不完。课堂上的数学课，就教授学生们会计记账，收入、支出那一套；化学课就教授学生们土壤分析，酸碱度什么的，整天拿着土壤分析箱，用酚酞溶液，测定土壤的酸碱程度。宋老师教的物理课最有意思，主要讲柴油机、拖拉机、水泵等农机设备，宋老师还油印了收音机的构造等学习资料。他讲拖拉机的时候，先在课堂上讲工作原理：缸筒、活塞、喷油嘴，又去公社的拖拉机站，借了一台小拖拉机，开到了学校的操场上。学校里早买了一大桶柴油放在那里，让同学们练习开拖拉机，宋老师坐在拖拉机上指导，让每个学生开着拖拉机，绕着操场转两圈以后就把拖拉机熄火，另一个同学重新打火启动拖拉机，再开上几圈。启动拖拉机是一个非常费力气的活儿，插上摇把，用力摇。建平那时候刚14岁，算是个子高、力气大的。用力摇动拖拉机，一拉引火绳，拖拉机“怦怦”响了起来，建平开着在操场上转了两圈儿，就熄了火，由别的同学再启动、再开。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比死啃书本上的知识好得多。当时十四五岁的女同学，个头都偏矮、力气小，摇不动拖拉机的摇把，打不着火，宋老师就让几个身高力大的男生，把拖拉机打着火，让女生挨个上去驾驶拖拉机，全班的同学都实习了一遍，觉得还是灵活运用物理知识好，比死啃书本有意思多了。
教化学的邢老师，在老师们当中是年龄最小的，和建平的年龄相差最小，建平很愿意和他交流。邢老师是文革中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山师大毕业以后，又回到农村中学来教化学。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也没谈对象。每天傍晚，就会坐在宿舍的门口吹笛子，那悠扬的笛声传得很远。虽然多才多艺，也没能自由恋爱，因为学校里没有未婚女老师。女学生又太小，农村孩子又封建，不可能产生师生恋，最后他又回老家，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结婚了，也变成了“阴阳腿”老师。
邢老师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人，走进他的宿舍，就看到他喝水的陶瓷杯上都刻有毛主席语录，建平问他那是咋刻的，他说，那是用氢氟酸腐蚀的陶瓷。有一次，他在宿舍里做实验，拿了一个细口烧瓶，里面装上一部分盐酸，然后把锌粒放进去。瓶子里就产生了氢气，邢老师把气球套在瓶子口上，不一会儿气球鼓了起来。就这样，连续吹了几个气球都漂到了屋顶上，建平觉得挺有意思。但在吹后面一个气球的时候，由于瓶口积累了一些盐酸的气雾滴，腐蚀坏了气球，忽然“砰”的一声气球炸了。气球里的很少的盐酸雾滴，溅到了邢老师的脸上，他的宿舍里有一个很大的水缸，邢老师连头带帽子“哗”的一声伸进了水缸里，溶解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擦了擦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吓得建平目瞪口呆，那是他见到的最危险的一次实验，比看到李老师画画，用舌头舔墨汁还紧张。
春节就要到了，外面不时响起鞭炮声。一天，邢老师把建平叫到他的宿舍说：“我做了一个很响的鞭炮，你来看看。”
原来，他用一个蓝墨水玻璃瓶，装满了硝酸钾和砷黄做的黄炸药。这就成了烈性炸弹，最后又放了两块小石子，石子上夹了一些灵敏的摔炮火药，他说这个蓝水瓶就是一个小炸弹，你把它扔出去，就会爆炸，建平接过玻璃瓶，他又警告建平：“千万不要掉到地上，也不要震动，直接扔出去。”
建平就用力把蓝水瓶扔到了院子里，迅速关上了房门。只听到“轰”的一声，脚下感到一震，跑到院子里一看，宿舍不远处的菜田，被炸出了一个西瓜大的坑。
春天，教师宿舍前的喇叭花开了，蜜蜂们忙着在花蕊上采蜜。邢老师神秘地把建平叫到喇叭花前，把一个喇叭花放在他的胳膊上揉来揉去，建平猛然觉得花中间有个刺，狠狠刺了他一下，痛得他“哎呀”一声，推开喇叭花，一看，胳膊上肿起了花生米大小的一块。邢老师一脸坏笑：“我实验一下，这些蜜蜂会不会蜇人。”气得建平好几天没搭理他。
教体育的贾老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体育系，他独自住在学校东南角。那里有一个通往操场的小门儿，小门旁边有三间砖瓦平房，外边两间放体育器械，屋中间放了一个体育课上用的鞍马，周围的架子上有二十几个篮球，还有体育课用的手榴弹模型，学校里的标枪、铅球、练武术的藤棍儿、单刀等都放在贾老师的外间屋，里间屋就是贾老师睡觉的地方，七几年的时候，还没有禁枪，贾老师的里间屋，放了一支气枪，还有一支体育比赛的小口径步枪，由于小口径步枪没有子弹，所以没有人动那支枪，上边锈迹斑斑，那支气枪倒是经常有老师拿出去打鸟。
在县城里能买到气枪弹，一盒有100粒铅弹，足可以玩耍很长时间。一次，建平父亲去县城出差，买回一盒铅弹，建平就从贾老师那里借了气枪，想在学校里打麻雀，但是发现根本打不着。麻雀们只要见了气枪，老远就飞走了，后来听别的老师说，六中的麻雀都让贾老师打精了，见了气枪就飞，根本打不着。没有事干，建平就拿着气枪打鸣蝉，这东西虽然比麻雀小，但是它总是趴在树上不动弹，只要打中了，就会吱的一声掉下来，他觉得很好玩。那时，电影《智取威虎山》经常上演，里边有杨子荣在土匪的山洞里，一枪打两个灯头的情节。有一天，建平把贾老师从宿舍里叫了出来：“贾老师，你看我的枪法，我能一枪打两蝉了。”
贾老师不相信，那时建平的眼力好，从柳树上看见两个鸣蝉，在风的吹动下不停摇动，某一个瞬间，两个蝉能重合到一起，他屏住呼吸，等两个蝉重合，迅速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两个蝉一同落到了地下，贾老师竖起了大拇指：“你真厉害，那么小的蝉能一枪打两”。由于天天打蝉，建平的100发铅弹，很快就打光了，不得不把气枪还给了贾老师。
有一天贾老师提着气枪找到建平：“你过来，看看我的枪法。”
他俩从操场的小门走出了学校，站在墙角处，贾老师指给建平看：“你看见远处那只狗了吗？”
建平看见大约在50米以外，有一条黑白花的狗，他知道气枪最准确的距离也就是在十几米的范围内，50米的距离，他不知道气枪弹能不能够得着，建平对贾老师说：“这气枪能够得着吗？”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想：这里的村民，有点儿痞子作风，经常欺负周围村庄的农民，真要是打了他的狗，一定会让你赔钱的。贾老师不想那么多，对建平说：“你看着点，我能不能够着。”
说着，贾老师就端起气枪仔细瞄准，瞄了半天，屏住呼吸，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建平看见那只花狗“熬”的一声，跳了起来跑走了，建平说：“还真的打着了呢，可别让人家找你。”贾老师高兴地说：“我的枪法比你高吧？”
建平说：“高、高、”贾老师满意得像孩子一样笑了起来。
一天下午，一个村民牵着大黄狗找到了校长办公室，说他的狗被气枪打了，让学校赔钱，贾老师被校长叫到了办公室，杨校长说：“他说别人看到你打他的狗了，是真的吗？”
贾老师说：“没有的事儿。”
农民急了，指着狗肚子上的血说：“狗肚子上的眼儿，就是气枪打的。”
贾老师辩解说：“狗肚子上出血，就是枪打的吗？也可能是在槐树上挂的呢？你说是气枪打的，子儿呢？你拿出子弹来给我看，没有子弹，你怎么能说是气枪打的呢？”
杨校长也附和着：“是啊，没有子弹，你就没有证据。”
农民一时搭不上话，牵着他的大黄狗回去了，第二天，他的儿子忽然想起来了，对他说：“爹、爹，咱家的狗，这边儿有眼儿，那边儿没眼儿，说明子弹在狗肚子里呀！”
那个农民也想明白了，但是，他也不想得罪贾老师，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也要来这所学校读书，他只是想闹一闹，让学校里赔几个钱花。可是第二天，狗肚子的伤好了，不流血了，也就不能再向学校要钱了，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