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能发现一种一般标准，让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人类智性的基本结构，并将这种结构与其他所有可能的认识模式区分开来。经过深入敏锐的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这样的标准应在人类知识的特征中去寻找，而这种特征就是，理解力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在事物的实在性和可能性之间作出鲜明区分。正是人类知识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人在普遍存在之链中的位置。“实在”与“可能”之间的区别，既不因低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也不因高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低于人的存在物被局限在其感官知觉的世界里，它们很容易受到实际的外部刺激的影响并对其作出反应，但它们不能对“可能”之事形成丝毫观念。反之，那至高超人的智慧，神的心智，则根本不知实在性和可能性的区别。神是纯粹实存体（actus purus），它构想的一切都是实在的。神的智性是原型智性（intellectus archetypus）或创造性直观（intuiitus originarius），它想到一物时，此念就创生出此物。只有在人这里，在人的派生智性（intellectus ectypus）中，可能性这个问题才会出现。实在性和可能性的区别不是形而上学的区别，而是认识论的区别。它并不表示自在之物的任何特征，只指代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康德并不是要以实证或独断论的方式来断言神的智性、创造性直观真的存在。他只是借用“直观性理解力”（intuitive understanding）这个词的概念，来描述人类智性的本质及其局限性。人类智性是“推论性理解力”（discursive understanding），它依赖的是两种异质要素。我们的思维离不开意象，我们的感性直观离不开概念。“没有感性直观的概念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感性直观是无判断力的。”在康德看来，在知识的基本条件上的这种二元性，就是可能性与实在性之区别的根本所在。[1]
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康德的这个观点——康德批判著作中最重要也是最难懂的观点之一 ——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出了对任何人类学哲学都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其说人类智性是种“需要意象”〈1〉的智性，我们不妨说它需要的是符号。人类知识就其本质而言是符号知识。它的这种特征既体现了它的力量也体现了它的局限性。对符号思维来说，在现实事物与可能事物、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作出泾渭之分，是必不可少的。符号在自然物质世界中没有实际存在；它具有的是“意义”。在原始思维中，区分存在与意义这两个范畴的差别依然是件难事，这两者总是混淆不清的：符号看起来好似被赋予了巫术力量或物理力量。但在人类文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事物与符号之间的区别被清晰地感知到了，而这就意味着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性可以用间接的方式来得到证明。我们发现，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阻或模糊了的特殊情况下，实际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它不再能被清晰地认知到了。言语功能病理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在失语症病例中，我们常常发现，患者不仅丧失了运用专有名词的功能，同时他们的一般智性态度也出现了奇怪的缺陷。实际上说来，很多这样的患者在行为上和健全人没有很大差别。但当他们面对需要更抽象的思维模式才能解决的问题时，必须仅仅思考可能性而非实际性时，他们立刻就觉得困难重重。他们无法设想或谈论“不实事求是”的事物。比如右手麻痹的半身不遂患者不会说“我能用右手写字”。甚至在医生为他念这些字词时，他会拒绝复述它们。但他很容易就可说出“我能用左手写字”，因为对他来说他说这是一个事实性陈述而非假设或不真实的事。〈2〉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rin）声称：
这些以及类似的例子表明，这类患者压根就不能处理任何哪怕是“可能的”情境。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类患者的缺陷描述为缺乏处理“可能”情境的能力。……在着手进行任何未被外部刺激直接决定的任务方面，我们的患者有着极大的困难。他们很难进行自发的切换，很难从此主题自发地转换到彼主题。因此他们做不来需要这样的转换才能实现的任务。……思维转换的先决条件在于，我脑子里同时想到了我当下正在对其做出反应的对象和我将要对其做出反应的对象。一个在明处，另一个在暗处。但重要的是，在暗处的那个对象是作为未来对其作出反应的可能对象而存在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从此转换到彼。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能力处理仅仅是想象中的情况，那“可能的”事，那还没有在具体情况下给定的事。……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不能领会抽象之事。我们的患者不能效仿或模仿任何不是其直接具体经验那部分的东西。这种缺陷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表现就是，重复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句子，也就是内容与他们能理解的现实不相符的句子，对他们来说极其困难。……说出这样的句子显然需要采取极有难度的态度。可以说这需要生活在两个领域中的能力：现实事物所发生的具体领域，以及非具体、仅仅是“可能的”领域。……这是这类患者做不到的。他只能在具体领域里生活行动。[2]
在这里我们指出了一个普遍问题，一个对人类文化的整个特征及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经验论者和实证论者始终坚称，人类知识的最高任务，就是给我们提供事实而且就只是事实。理论不以事实为基础的确就会是空中阁楼。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关于科学方法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问题。因为“科学事实”的意义是什么？显然，这样的事实是任何偶然的观察结果或收集的感觉料提供不了的。科学事实总是意味着理论层面上的，也就是符号层面的。那些改变了科学史整个进程的科学事实，若非绝大多数，起码也有不少的数量，在成为可观察到的事实之前都曾是假设事实。当伽利略创立他的动力学新科学时，他不得不先从一个完全孤立的、一个不受任何外力作用而保持运动的物体这一构想开始。这样的物体从未被观察到，但也永不可能被观察到。它不是实际存在而是可能存在的物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伽利略的结论所基于的条件是“没有一切外力作用”，而这在大自然中是绝不会实现的。[3]人们一直以来肯定地强调说，所有那些导致了发现惯性原理的构想，绝非是不证自明或自然如此的；对古希腊人以及对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些构想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4]然而若没有这些非常不真实的构想的帮助，伽利略就不可能提出他的运动理论；他也不能发展出“一门研究古老问题的新科学”。同样的道理几乎适用于其他所有伟大的科学理论。乍一看这些理论总是有着许多矛盾，提出并捍卫它们都需要非同寻常的思想勇气。
也许能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看看数学史了。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数。自从毕达哥拉斯时期以来，数被视为数学思想的中心主题。发现一个全面且充分的数论，成了此领域学者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但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每一步进程中，数学家和哲学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总是需要扩大其领域并需要引入“新的”数。所有的这些新数都具有高度自相矛盾的性质，首次出现时都引起了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深深的怀疑。它们被视为荒谬的或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负数、无理数和虚数的历史中追溯到这样的发展。“无理的”（irrational）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不可思议的或不可名状的事物。负数最早出现在十六世纪米夏埃尔·施蒂费尔（Michael Stifel）的《整数算术》中，它们在此被称为“虚构数”（fictitious numbers）。在很长时间里，即使是彼时最伟大的数学家也将虚数的理念视为不解之谜，直到高斯那里才第一次给予这些数圆满解释和合理论述。罗巴切夫斯基、鲍耶和黎曼这些人最初的非欧几何体系崭露头角时，同样的怀疑和迟疑也在几何学领域重现。在所有伟大的唯理主义体系中，数学都被推崇为人类理性的骄傲——那“清晰而明确”的理念领域。但这样的声望忽然遭到了质疑。基本数学概念非但离清晰明确甚远，还显示出其重重缺陷和含糊之处。直到数学概念的一般特征被清楚地认识到后，直到数学不是关于事物的理论而是关于符号的理论这一点被认可后，这些含糊之处才得以消除。
我们从数学思想史中得到的启发，可自那些初看上去似乎属于不同领域的思考那儿得到补充和证实。数学不是可以研究符号思维一般功能的唯一学科。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伦理理念和理想的发展形成，符号思维的真正本质和全部力量甚至会变得更加清楚。康德认为对人类的理解力来说，区分事物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表现了理论理性的一般特征，也表现了实践理性的真理性。所有伟大的伦理哲学家的特质就在于，他们并不从纯粹实际性的角度来思考。若不扩大并超越实际世界的界限，他们的观点就无法向前推进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这些人类伦理导师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富有想象力的洞察渗入其所有的主张，赋予了它们生机。
柏拉图和其追随者们的著作总是遭到反对，理由是它们只适用于一个完全不真实的世界。但这些伟大的伦理思想家并不畏惧这种批驳。他们接受了这种批驳并公然对它表示藐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它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纯属想象的完美。它都成了一个代名词，代表只存在于爱空想的思想家脑子里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任务最好就是跟进他的思想，凭借自身力量，努力弄清它的真实含义，而不是用卑劣危险的借口说它是不切实际的，从而将它视为无用之物扔在一边。……因为哲学家庸俗地诉诸所谓现实经验是最有害也最不值得的事。倘若各种制度在形成时所依据的是那些理想理念，而不是那些阻碍了一切好意图的拙劣构想（仅仅因为它们来自经验），这样的诉诸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形成的所有近代伦理和政治理论，都是以同样的思路构思出来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撰写他的《乌托邦》时，就用此书名表达了这一观点。乌托邦不是真实世界的写照，也不是实际的政治或社会秩序的写照。它不存在于任何时刻和任何地点；它是“不存在的”（nowhere）。但正是这样“不存在的”的构想，在近代世界的发展中经受住了考验并证明了它的力量。它从伦理思想的真正本质和特征得出必然结论，指明伦理世界绝不会屈尊接受“被规定的”（the given）。伦理世界绝不是被规定的，而是永远处于创造之中的。歌德说：“活在理想世界里，就是将不可能的当作可能的来对待。”[5]伟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家的确总需要将不可能之事当成仿佛是可能之事来对待。在卢梭最早的政治著作中，他似乎是作为坚定的自然主义者来发声的。他希望恢复人的自然权利，使人回归本真状态，即自然状态，自然人将会取代传统的社会人。但我们若研究卢梭后期的思想发展，很显然的就是，甚至这样的“自然人”也远非一个具体概念，它在事实上是一个符号概念。
卢梭本人也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他在为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写的导言中说：
让我们先撇开事实，因为它们并不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此方面可从事的研究，不应被视为历史真理，而只作为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理，它们更适合说明事物的本质，而非展示其真正的起源；就像被我们自然主义者每天视为是世界结构的那些体系一样。
在这席话里，卢梭试图将伽利略用来研究自然现象的假设方法引入精神科学领域；他深信，只有通过这种“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理”，我们才能对人的本性有个真正认识。卢梭描述的自然状态，并不意指对过去的历史叙事。它是个符号构念，旨在为人类勾画并带来一种新未来。在文明史上，总是由“乌托邦”这个理念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启蒙时代的哲学里，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被证明是抨击政治及社会秩序现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为了这一目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斯威夫特都使用过它。在十九世纪，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也同样用过这个武器。乌托邦理念的伟大使命就是为可能性开辟一方天地，而不是被动地默认当下实际现状。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惯性，赋予了他新能力，一种不断重塑他自己的人类世界的能力。
〈1〉原文为“……ein der Bilder bedürftiger Verstand”。
〈2〉此外，儿童有时似乎很难想象假设的情况。当儿童因特殊情况而发育迟缓时，这一点就变得特别明显。例如，与上述病理性病例惊人的相似之处，可引自劳拉·布里奇曼的生活和教育。她的一位老师写道：“前面说过，开始时很难让她理解比喻、寓言或任何迷信故事，而这一困难还没有完全被克服。如果给她任何算术计算题，她第一印象就是，实际情况应该是什么。例如，几天前，当她的老师讲了道算数计算题时，她问道：‘写这本书的人是怎么知道我在那里的？’给她的计算题是这样的：‘如果你能用4美元买一桶苹果酒，那你用1美元能买到多少酒？’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花很多钱买苹果酒，因为苹果酒太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