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一场秋雨之后，东北大地骤然降温，原本是苍翠欲滴的帽儿山，突然失去了光泽，暗绿成为了大山的主色调，仿佛在向人昭示，秋天来临了！
9月18日这天，在帽儿山附近的一片稍微平坦的土地上，有一栋木屋，一条条粗长的树干横卧为墙，交接处是刻出沟槽互相咬合的，十分结实，房顶是用木条和树皮覆盖的房盖。
此时，在木屋里，一些人正在开会，看到人陆续到齐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开始开会！”
赵尚志率第三军发动西征
1936年9月，一场秋雨之后，东北大地骤然降温，原本是苍翠欲滴的帽儿山，突然失去了光泽，暗绿成为了大山的主色调，仿佛在向人昭示，秋天来临了！
9月18日这天，在帽儿山附近的一片稍微平坦的土地上，有一栋木屋，一条条粗长的树干横卧为墙，交接处是刻出沟槽互相咬合的，十分结实，房顶是用木条和树皮覆盖的房盖。
此时，在木屋里，一些人正在开会，看到人陆续到齐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开始开会！”
这名20多岁的年轻人是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这次在这个小木屋里召开的会议，是抗联第三军军史上非常著名的“珠汤联席会议”。这此会议的召开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他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一千多人，并开辟了汤原、木兰、巴彦、铁力等十余县为根据地。
就在第三军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剿，伪满洲国军政部依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
这次“讨伐”，敌人在军事上动员了伪三江省日伪军的全部力量，从九月开始对抗游击区进行包围，并在游击区周围建筑工事，设军事据点，袭击活跃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联军。
不仅如此，敌人还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办法，妄图将抗日联军“聚而歼之”。
在这紧要的时刻，中共上海中央局又遭到破坏，东北地区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简称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并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按地区成立东满、南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
北满抗联此时完全处于孤悬敌后，内无供给，外无援助的境地。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为了革命利益，以抗联三军司令部名义，于1936年夏天给珠河中心县委发去紧急通知，遵照满洲省委最后一任书记杨光华（代理书记）在1935年4月5日以省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各地党团组织要遵守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上述形势和北满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提议召开会议。但是，因故未能实现.
到了9月，在旧游击区坚持斗争的冯仲云和其他县委成员分批抵达。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司令部共同给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六军党委去信，建议召开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经过协商，大家一致决定，在汤梨川抗联三军被服厂（亦称帽儿山），召开“珠汤联席会议”。
1936年9月18日，珠汤联席会议在汤梨川三军被服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夏云杰、张兰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冯仲云（珠河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新阳（共青团珠河县委代理书记）和李福林、李熙山、黄成植、黄吟秋等。
会议由赵尚志主持并做了政治报告，与会人员进行充分的讨论，一致肯定了珠汤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贯彻执行中央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正确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研讨了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的重大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员会，省委常委由7人组成，执委会主席为赵尚志、书记冯仲云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兰生。
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之后，召开的一、二次常委会议，讨论了第三军的行动计划。
会议分析了由于日伪当局制订并实施“满州国治安肃正计划”以来，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和发展势态，认为我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敌之锋，攻敌之虚，在不完全失掉旧有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同时，继续向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小兴安岭西麓的铁、庆、绥、海一带远征，到那里去开辟新根据地和游击区。这次远征就是赵尚志率领第三军的“西征”。
到了11月，第三军司令部把政保师，少年连，第一、第五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一支500多名战士组成的骑兵队，在军长赵尚志的率领下，从汤原县出发，开始了雄壮的西征之行。
12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到达铁力，与李熙山率领的先遣队、第六师、第九师成功会师。
赵尚志发动西征后，敌人尾随赵部，围追堵截，日伪军近千人紧追到通北。
1937年3月初，寒风凛冽，冰雪层层覆盖着东北小兴安岭起伏的山林。赵尚志率领部队刚刚住下，就有消息报来：日伪军800余人已进山“讨伐”，正向我军奔袭而来。
敌人前阻后追，军情十分紧急。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赵尚志当机立断，马上集合部队，连夜火速向通北东山里转移。他决定，把敌人引进山里，寻机设伏，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以摆脱敌人的追击。
赵尚志率领部队转移后，便有一股敌人尾追而来。当部队来到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时，赵尚志命六师一部20余名战士，在前方隐蔽设伏，诱敌深入；又命其他部队，前进一段路程后，沿山脊返回山路两旁的半腰处，待敌伏击。
不出多时，一长串马爬犁出现在前方，爬犁上坐着100余名日军。“砰!砰!砰!”前方打响了。马爬犁上的日军立刻人仰马翻，敌人纷纷滚下爬犁，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打了一会儿，日本鬼子发现我兵力不多，便集中力量发动进攻。
战士们边打边撤，巧妙地把日军引入山腰处我军伏击圈。赵尚志看见一群群气势汹汹的日伪军冲上来后，一声喊：“打!”顿时四挺机枪一齐怒吼，鬼子兵应声倒地，死的死，伤的伤，于是敌人慌忙后撤，仓惶而逃。
日军一大尉军官当场被击毙，死伤30余人。战士们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毛毯等物品。
赵尚志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调来大批军队再次反扑，进行报复。于是决定部队迅速前进，甩开敌人。
当部队来到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时，赵尚志看了看地势，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冰趟子”是通北县城从西向东进入山沟里的必经之路。坡上的山路旁，有4座大木营，每个屋子能住一、二百人，是来往山里的车马店。
在木营附近，有常年流淌的山泉，冬天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在山路北面形成一层层、一片片高低不平的冰甸子，当地人称之为“冰趟子”。
赵尚志在木营里召开班以上干部会议。他说：“这4座大木营很坚固，可以固守；沟的两侧是山林，可以设伏；沟口很窄，可以截住敌人的退路，又可以打敌人的援兵。总之，这里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战场。”
赵尚志决定在这里布置一个“口袋阵”，重创敌人，让日本鬼子再尝尝抗联战士的铁拳。他让大家抓紧在这里抢修工事，以迎接更大的战斗。
干部、战士们分头行动，在每个木营的墙上都挖了一排排枪眼，院套的矮墙上也构筑了工事，还用冰雪浇注了交通壕。在山路南的沟林旁也布置了伏击阵地。战士们严阵以待。
3月7日傍晚，日军竹内部队守田大尉率日伪军800余人，沿山沟口向“冰趟子”木营攻击前进。
一群伪军首先被打退，接着约200名日军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木营凶猛地扑来。山路、冰层上布满了敌人。我军六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敌群。日本鬼子倒下一排，又一排冲了上来。受伤的日本兵也趴在冰面上继续射击。
战斗异常激烈。随着敌人后援部队的不断到来，敌人更猛烈地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沟里冰趟子上的敌人趴着不敢动，有的掉头就跑，日军指挥官狂舞战刀命令冲锋。为了牵制敌人，减轻正面部队压力，赵尚志派多股小部队，从两侧密林和北部河沟中拦腰突袭敌人。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集中攻打正面木营。20多名日军一度占领了左侧一个木营。
赵尚志大声命令少年连，趁日军立足未稳，坚决夺回这个阵地。少年连两个班战士，在排长赵有财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左侧木营终于失而复得。
战斗一直从傍晚打到后半夜。日伪军的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面。夜里，严寒冻得拉不开枪栓，机枪打一阵就“哑巴”，手也冻得伸不直。
我军战士们就轮流到木营里用铁桶炉子烤枪、取暖。而趴在冰洼雪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枪声也渐渐稀疏。
我军却越战越勇。赵尚志命令加强沟口堵击，不让敌人逃跑。这样又杀伤一大批后撤的敌人。
深夜，敌人只好趴在冰雪里被动挨打，无可奈何地等待援兵到来再行进攻。就在我多股小部队袭击敌群的同时，主力部队趁夜安全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200余人，击伤、冻伤100余人。
日军守田大尉等7名指挥官在战斗中被击毙。我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给养。
冰趟子战斗是赵尚志指挥抗联三军远征队进行的一次较大的战斗，是抗联三军建军以来与日军作战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抗联斗争史上敌众我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这次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战军民的士气。
冰趟子战斗之后，西征的第三军面临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各路敌军摄于赵尚志的威名，一段时间内，不敢再紧追第三军。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命令张光迪率领第三军第六师第十三团200多人，留在海伦、铁力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活动，开辟抗日游击区。而赵尚志则率领部队，向通化、龙门一带挺进。
在赵尚志率领部队西进途中，敌人设置重兵，阻击抗联部队西进。队伍行军异常困难，进入茫茫雪原之后，常常需要露宿在冰天雪地上。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抗联远征部队依然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前进。
3月下旬，远征部队行进到龙门附近的炭窑时，获悉竹内部队町田少佐率“讨伐队”，正乘着30多张爬犁前来“征讨”。
于是，50多名抗联战士立即隐蔽在道路两侧，等待伏击敌人。午后2时，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遭到突然袭击。町田少佐、渡边孝雄准尉、小山三男军曹等20名敌人当场毙命。余者仓皇溃逃。
此战，我抗联部队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
龙门战斗之后，赵尚志率领部队继续行军，此时，敌人用地面部队进行拦截，用飞机在天空追踪、轰炸，致使抗联部队减员非常大。
1937年4月下旬，赵尚志率领远征部队踏上归途。他们行军于小兴安岭莽莽林海之中，每天以橡籽、松籽充饥。突破敌人数次堵截，经艰苦跋涉，终于胜利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赵尚志发动的这次西征，部队转战千余公里，经过多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不仅扩大了抗日游击区，而且扩大了抗联部队在北满地区群众中的影响，为以后第三路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批西征部队会师海伦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在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主持下，日伪当局便开始制定和实施“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其中特别强调：“肃正地区重点针对汤原县东南部、桦川县、依兰县、勃利县以及东部方正县。尤应促进各项永久性的治安设施”。
作为吉东、北满抗联部队主要活动地区的伪“三江省”，更是被东条英机列为“治安极差，国政不振，匪民混淆极难分离”的重中之重。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震慑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新**，在关内战场战斗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仍未减弱向东北战场增兵的力度。
至1938年夏，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由全面抗战爆发前的4个师团增至8个师团，在装备、训练、交通等方面更具有绝对优势。
在日本法西斯的疯狂镇压之下，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各军的处境也更加恶化起来。令人痛心、叫人气愤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３月，第３军之第３、第４师设在依兰东部山区的密营遭到严重破坏，所储存的给养全部被烧毁；此后不久，第２师师长关化新牺牲。
４月，第６军第１师师长马德山在萝北南岗的一次伏击战中牺牲。
５月，曾经拥有１０个师的第３军已经减员过半，不得不缩编为４个师；第９军团长第２师团长李青林、张德金先后叛变，第２师师长王振祥动摇……形势越来越严峻，奋战在东北大地上的抗联战士，迫切渴望党组织能够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面对这一危急局势，1938年5月1日，在张木营子省委机关东北约250米处一个以小杆搭建的长约十余米、宽约五六米的简易房里，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出席者有张兰生、魏长魁，旁听者冯仲云、崔清秀。补充会议时，张寿籛（李兆麟）参加。
会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又于5月15日发出《致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明确提出了“旧区恢复，新区突破”的斗争方针。
为具体落实这一方针，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又在通河县境召开第八次常委会议，研究松花江下游地区斗争形势，决定三、六、九、十一军突围向西北方远征，转移至日伪统治相对薄弱、抗联斗争又有一定基础的海伦地区，以小兴安岭森林为依托，在松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
为此，成立西北指挥部，指定李兆麟参加该机构筹备会议。同时鉴于赵尚志赴苏未归，省委决定在中央作出新决定之前，暂由李兆麟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身份领导三军工作。
因会议急迫，且李兆麟已赴下江，故未及通知他出席。事后，省委特致函李兆麟通知会议决定，同时要求他除领导第六军工作外，还应同新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一起，着手整顿和组织在下江地区活动的北满抗联部队，使其迅速分批启程西征。
按照省常委会议的决定，这次向西远征有第３、第６、第９、第１１军的800多人参加。他们将在中共北满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由李兆麟、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下分三批进行远征。
首批西征部队指挥员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
省常委会开完不久，新任第９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便到依东地区寻找第９军部队，准备带领第一批部队，进行远征。
然而，他一到那里就先碰了一个“大钉子”——第９军军长李华堂有意躲着他，并极力阻挠第１师参加远征。
在这种情况下，魏长魁只好带着第２师的第４、第５团共100多人和第３军的常有钧部一起踏上程途。
1938年7月，第一批西征部队渡过松花江，在通河县小古洞筹集了给养，沿庆城、铁力县山边北进。
当西征部队行至苇子沟时，遭敌袭击。在战斗中，魏长魁身负重伤，仍竭尽全力将所携的机密文件焚毁，但因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魏长魁牺牲后，部队在常有钧、郭铁坚率领下继续前进。当行至庆城县九道岗时被包围，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去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常有钧率政保师及第九军二师四团部分部队，经过长途行军，于9月下旬到达海伦县于第三军六师张光迪部会合。
在说郭铁坚这一路抗联军，自与常有钧部失去联系后，部队又遭遇了一次挫折。
当时，第九军四团王团长带所部与三军一起冲出重围。在残酷的战斗面前，王团长动摇了，他借口不属三军系统，要单独行动，以搞给养为名离开三军，后来脱离革命队伍，当了土匪。
幸运的是，王团长拐带走的四十余人，后来有十余人重新归队。
王团长的离开，让郭铁坚手下的队伍人数更少了。他率领五十余人为避开敌人的袭击，日夜在山林中穿行。丛林里铁锈色积水泡烂了脚，蚊叮虫咬血透衣衫，暑气蒸熏汗流浃背，呼吸艰难，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有的相互搀扶着，有的拄着枪跟队行军坚持西征。
部队到达绥棱县张家湾河时，夏雨连绵河水猛涨，无法继续前进，四周又有大量敌人，部队只好困守山中。给养用完了挖野菜野果充机。长途行军作战的疲劳又加上十多天断粮饥饿，郭铁坚、王副官和一些战士得了伤寒病。
面对这极端严重的情况，郭铁坚心急如焚，但是他脸上不露一丝焦急的神色。他用钢铁一样的意志抵抗着伤寒病的折磨，顽强地挺起身躯，一面慰问激励战士们增强胜利信心，一面设法与群众联系，搞给养。
9月，河水落后，他拖着病体涉水过河，到附近村屯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伪反动政权的凶残暴行，进述抗联战士的目前困境，获得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村里有一位姓张的大嫂，丈夫过世，她一人带两个孩子靠在山边种的两垧苞米维持生活。听了郭铁坚讲的情况后，她十分同情抗联战士，主动让战士们宿营在她家苞米地里，地里的苞米尽管战士们食用。
在她的串联下乡亲们纷纷给抗联部队送来粮食、胶鞋和衣物，使抗联战士们终于渡过难关。
10月，郭铁坚重整队伍继续西进，11月经四海店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原第三军六师开辟的后方基地。此时，全队仅剩20多人。
抗联第二批西征部队有两支队伍。一支由第六军军部教导队一部、第六军二师十一团及一师六团抽调2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和第二师师长张传福。
另一支由抗联第三军三师和抗联第六军三师八团、二师十二团及四师抽调3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
8月上旬，抗联第六军西征部队从罗北县梧桐河畔老寿山出发。一天傍晚队伍行至黑金河，准备在沟里宿营时，突遭从北山摸上来的百余日伪军的袭击，战斗中张传福负重伤，在转移的第二天夜里，终因伤重而牺牲，时年36岁。
此战，不仅张传福牺牲，而且马匹大部散失，给养被敌人夺走。
此战之后，西征部队为避开敌人，日夜兼程，继续前进。战士以野菜、山果充饥，双脚被沼泽地里的红绣水沤烂，皮肤被蚊虫咬肿。
最后，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越过小兴安岭，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第三军六师后方。
从8月中旬开始，第二批另一支西征部队，及第六军三师与第三军三师，分别离开富锦、宝清县，渡过松花江向罗北县集结。
9月6日，三江平原阴云密布，细雨连绵。抗联3军、6军300余名第二批西征部队在当地群众的欢送下，部队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为了防止步兵与骑兵的距离过长，王明贵率领6军步兵队伍走在前面，候启刚率领3军的骑兵队伍走在后面。此外，随第二批西征部队往汤原后方转移的还有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6军副官长夏振华和6军军部的徐紫英等。
为了避开敌人，部队抢渡梧桐河，走进了沼泽地，战士们随时有陷进泥潭里丧生的危险。
在行军途中，天气聚然变化，滂沱大雨不停打在战士的征衣上。一望无际的开阔地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天水相连，给我们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路上不能避风雨，大家只有咬紧牙关，互相搀扶，怀着必胜的信念，靠指南针判断方向，在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着。每人身上携带的4穗包米全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我军，但全体指战员仍以顽强的精神，英勇地同洪水搏斗着。
黄昏，幸亏走到一片疙瘩林子，有了露营之地。一部分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和几名女同志住在仅有的两架帐棚里，绝大多数干部、战士身上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围在篝火堆旁进入梦乡。
王明贵睡的很晚，考虑部队已经走得很疲劳，又没有粮食充饥，怎样鼓励大家再克服两天困难，尽快走出这一片非常危险的沼泽地。
9月7日早晨，萝北县境内大小河流洪水猛涨，沼泽地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汪洋湖泊。6军的步兵队伍趟着没膝的深水行进更加困难。3军3师的3名战士和6军3师4名战士倒下。这些英雄的战士被大水夺走了生命。
王明贵等人号召战士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
中午，部队到了梧桐河东岸。此时，梧桐河水已平槽，汹涌的河水淹没了两岸，湍急的河水给我军渡河带来了极大困难。
为了尽快走出这危险地区，部队发挥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人人开动脑筋想渡河的办法。
当时，牛和马成了我们泅渡的工具，有的3、4个战士骑在马背上，有的战士拽着牛尾巴泅渡过河。这种别具一格的渡河方法，引起战士们一片笑声，真是苦中有乐啊！
后来，3军朴吉松科长，终于在河西岸找到了一只破旧的小木船，往返摆渡数十次，帮助我们渡过了梧桐河。
午后，3军的骑兵队伍冒险泅渡，但他们的战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到草料了，气力显著减弱，有的走不多远就倒在水里头了。6军步兵队拣几匹冻僵的战马，以肉代粮充饥，这天晚上，部队在梧桐河西的一块高地宿营。
9月8日，这支西征队伍继续在洪水淹没的沼泽里行军。为了鼓舞大家同艰险环境作坚决的斗争，王明贵走在队伍的前头不时向后传呼，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互相搀扶着涉过淤泥草地。
这一天，有6名年老体弱的同志，尽管他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饥饿的身躯坚持西征，但是，在半路上他们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不忍心丢下战友遗体，从10里、20里远的沼泽地里趟着水抬出来埋葬在高地上，然后默哀向死难的战友告别……。
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徐柴英用尽了全身气力，背着一名生命垂危的女同志在沼泽地走了20里，终于把她背了出来。他这种崇高的革命友爱精神，受到了全体西征指战员的热情赞扬。
经过几天走沼泽、战洪水的艰苦跋涉，共有7名小战士，6名老战士牺牲了了西征路上，他们永远的长眠在了梧桐河畔。
夕阳西下，这支西征队伍终于走到了鹤（岗）佳（木斯）铁路8号火车站的附近，夜晚，战士们点燃了篝火，清点人数，结果除牺牲的13名同志外，都到齐了。
当晚，王明贵向各团发出就地宿营的命令。9月10日我3、6军西征队伍进入汤原境内的鹤立岗地区。在石场沟和伪汤原县大汉奸廉仲平为首的治安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之后，部队又经过黑金河越过了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渡过了汤旺河，经过了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1938年10月初，抵达海伦县白马石，与第６军西征部队胜利会师。
在前两批西征部队踏上征途之际，第三批西征部队也开始积极筹划，随时准备踏上西征之路。
第三批西征部队，由第六军军部教导队、第十一军一师共选调100多人组成，指挥员为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第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
1938年11月初，这支西征部队在富锦县集结之后，冲破敌人封锁线，于11月14日抵达汤原县东部抗联密营，筹集了越冬棉衣。
12月1日上午8时，李兆麟率第十一军第一师及第六军军部教导队一行共九十余名从后方基地出发，实现“在新的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游击活动，以便鼓动西域群众的革命情绪，使之向着正确的潮流前进”的历史任务。
部队刚刚出发十余里之后，李兆麟就发现有的战士精神不振作并有畏惧情绪，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大家担心部队转移后给养不足、情况不明，因而心存疑虑。
为此，李兆麟征求了指挥员们的意见，这时，第六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君建议：“给养不充分的情况是事实，无论如何必须予以解决。为此，要首先选拔一部分精神饱满的队员，给以完整的服装和携带必要的给养先行出发。如果事先物质上的供应得到若干解决，将会清除一般队员的悲观和不堪目睹的丑态。”
李兆麟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从第十一军中选出二十余名，作为先遣队先行开始向山外出发。其余则沿着原定计划的方向前进。
先遣队派出以后，部队行军速度和精神状态稍有好转。途中山岭重重，但队员们并无疲惫之感，只是战马行进更加困难，有五匹已经倒下了。
12月2日下午，当部队行进到一幢破旧的空房门前时，李兆麟传令原地休息。他说：“此次行军给养不足，我们明日在此停留，一方面大家修补服装，一方面派人返回宰杀遗弃在途中的马匹，以便补充给养”。
果然，次日清晨派出的20余名干部和队员中午即返回营地，他们从附近一座抗联储藏给养的炭窑里捎回来1斗小米和百余斤土豆，途中倒下的五匹马的马肉也被全部取回。
部队继续沿山麓西行，之后不久，李兆麟又召开了誓师大会，部队士气得到提高。
到了12月12日，部队绕道北上，而后西进，穿越小兴安岭。时值深冬，气候严寒，许多战士手脚被冻坏，深夜以篝火为伴，并经常以雪水煮橡子和牛皮靰鞡充饥。
西征部队虽然艰苦，但广大将士革命斗争高昂，著名的《露营之歌》就是产生于此次西征前与西征途中。该曲由李兆麟、陈雷、高禹民、于天放作词，套用古曲“落花调”填词（该曲有三个版本，此为其中之一）：（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夜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片刻息烽烟。
（四）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从这首《露营之歌》可以看出，当年抗联西征战斗岁月的艰难与悲壮。但不管如何艰难，西征部队还是历尽辛苦，最后于12月29日，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密营，与抗联第六军三师会合。
至此，三路西征部队在海伦东部林区八道林子密营，胜利会师。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的西征，历时6个月，行程千余里，胜利到达西征的目的地一海伦，经过六个多月的时间，胜利完成了西征任务。
这一壮举，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将在黑龙江省境内活动的抗联部队一举歼灭的阴谋，保存了抗联主力，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联第三路军正式成立
1939年初，西征胜利之后，部队全体将士心情都很好。随着松嫩平原新区的开辟，集中统一指挥对北满抗联部队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一度搁置的北满党组织建设和抗联第三路军筹备工作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在此之前，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早已经组建起来，杨靖宇、周保中担任总指挥，但第三路军的组建工作一直被拖延了下来。
这是因为，早在1936年1月，在赵尚志主持下，组建了实际只负责北满工作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联总司令部），赵尚志担任总司令。同年9月，在赵尚志主持下，又组建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担任执委会主席。
但1938年赵尚志赴苏后，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北满临时省委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端正指导思想和组织西征、开展松嫩平原游击战争上。因此，一直没有顾得上组建第三路军。
1938年10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抗联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在海伦主持召开了各西征部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筹备成立西北临时指挥部，以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征到黑龙江西北部的抗联3、6、9军部队。
为加强地方工作，决定派出数名干部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建立党群组织，开辟工作。不久，西北临时指挥部正式成立，李兆麟和许亨植分别为政治、军事负责人。同时成立省委嫩海地区代表团，由李兆麟负责。这次会议为第三路军的组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组织条件。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海伦县召开第九次常委会议。会议总结了“反讨伐”作战和进行远征的经验，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东北革命运动和我党的任务》的决议。
决议分析了北满游击运动的形势。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争取北满军事领导上的统一，建立各区指挥部，统一各区的领导和指挥，加强与地方组织的联系与配合，继续远征，打通与南满抗日职军一、二军的联系，加强政治工作，保障党的领导作用。
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是北满抗联主力转移到黑嫩平原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北满全党同志思想，坚定了抗战信念，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对北满的军事指挥，为以后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打下了重要基础。
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议后，西北临时指挥部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将所属的抗联3、6、9、11军部队统一编成第1、2、3、4支队和第1、2独立师。
其中，第1支队支队长张光迪，政治委员陈雷。第2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冯治纲。第3支队支队长王明贵，政治委员于天放。第4支队支队长雷炎，政治委员郭铁坚。独立1师师长任永富，政治部主任周庶泛。独立2师师长马光德，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在支队的管理方面，第一、二支队归龙北临时指挥部领导，负责人为李兆麟(兼)，部队主要活动于嫩江、讷河、五大连池、龙门、通北、克山一带。
第三、四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归龙南临时指挥部领导，负责人为许亨植(兼)，部队主要活动于绥棱、海伦、庆安、铁力一带。
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开省委第二次执委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员会，改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金策为书记，李兆麟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
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估计到北满军事布置上，应该以松江南北划分为两路、二路军已经成立之历史意义及三路军之成立，在下层已有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且系中央（此处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之指示。尤其因为重整北满反日阵容，更加巩固统一军事计划和指挥，以适应新环境之需要。因此，二全会特决定正式改选北满抗联总部，而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成立三路军总指挥部。”
为此，会议决定撤销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及总指挥部，任命李兆麟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冯仲云为政治委员，许亨植为参谋长。
此外，会议还调整了第三、六军，任命许亨植为第三军军长，张兰生为政治部主任；任命李兆麟为第六军军长，冯仲云为政治部主任。
同时，派李兆麟、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分别到下江、龙北领导抗日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同年5月3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在德都朝阳山宣告成立，全军500余人。同时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植任总参谋长。抗联第三路军成立宣言如下：全东北武装抗日战友们!各界男女同胞们!
国内抗战烽火，普遍的在中原南北各地燃烧起来，现在已经近两年了。在这长期抗战期间，我国军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火线上，显示出无限的忠诚和英勇，不惜热血头颅，不避艰难困苦，冲锋陷阵，杀敌复仇，到处给日寇以严重打击，使日寇伤亡奇重，军心涣散，财政绌窘，人民怨恨，列强仇视，其垂死末路已迫眉睫；而我大中华民族之神圣解放事业，不久将来，必将获得最后之完全胜利。
战友们!同胞们!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自五、李、马、苏等将军失机退败以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面，仍在东北"各地，孤军转战各地，于兹六载有奇，幸而将士用命，同胞应援，虽未能逐强敌于境外，然竟不顾一切艰辛困难，拚热血头颅，进出于松江流域、龙江广原及北满各地；缴取大批武装，消灭无数匪寇，摧毁日"满"统治，解除同胞疾苦，使敌寇首尾难顾，日夜忧心，此我辈稍以自安，并堪告慰于全国人民及烈士英灵者!
现在我们东北的抗日战争，已不象从前那样孤军无援了，已经得到了全国军民抗战的直接援助，成为全国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马将军占山己奉国府命令率挺进军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出关杀敌。过去北满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虽曾于民国二十五年领导与提携各军在北满开展了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树了很多光荣的历史功绩，但尚未能成为北满反日游击运动中巩固的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当此紧急关头，我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更加巩固统一的新的军事指挥与政治领导，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为重要和迫切。因此，在我们三、六、九、十一各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及东北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同意下面，在北满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与指示下，并经国府批准，决定以三，六、九、十一各军为基础，继东北抗联一、二路军之后，正式成立第三路军。
武装抗日战友们!东北各界同胞们!我们决定以最大的精诚团结的热诚信心，忠勇和毅力，去和敌寇血战，站在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的立场，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协助互相督促的精神，来配合呼应东北抗联第一、二路军和马占山将军挺进军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东北其他一切反日队伍，响应国内总抗战，以积极果敢精神，来破坏日寇在东北之一切军政设施，截夺敌寇武装供给，领导民众斗争，争取东北抗日运动的新的开展，准备成立全东北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争取抗战彻底的最后胜利。战友们!同胞们!我们热烈的号召你们：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职责上，光复东北的义务上，一致奋起，英勇向前迈进，争取全国抗战的彻底胜利!我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配合呼应东北抗联第一二路军!
欢迎马占山将军挺进军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出关抗日!
筹备迅速成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响应国内总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万岁!大中华民族抗日大团结胜利万岁!
6月，抗联第三路军及总指挥部成立后，为加强对各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组成龙南、龙北和下江3个地区性指挥部。
其中，抗联3军军长许亨植为龙北指挥部负责人，领导第1、2支队，活动区域为海伦、讷河、嫩江、德都、龙门、通北、克山、克东等县。
抗联11军1师师长李景荫为龙南指挥部负责人，领导第3、4支队及独立1、2师，活动区域为绥棱、庆城、铁力、绥化、木兰、东兴、巴彦、肇东、肇州、肇源等县。
抗联6军1师师长徐光海为下江指挥部负责人，领导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北满抗联留守部队。但后因徐光海牺牲，该指挥部未能成立。
抗联第三路军及总指挥部成立后，于6月下发了《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文件，要求各部队加强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支部成为基层连队的政治核心。
同时，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还进行干部培训，充实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健全士兵委员会组织，从而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加强，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抗联第三路军的成立和训练的结束，使北满抗联部队实现了统一领导，增强了战斗力。此后，北满抗联部队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从而，把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路军改编为四个支队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向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诺门罕事件。当时，日伪主力大部调集中蒙边境，龙江腹地嫩海平原地区敌人兵力相对减少。
中共北满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示抗联第三路军迅速将山边游击战争转向平原地区，深入龙江腹地，狠狠打击敌人。
为此，抗联第三路军各部以小兴安岭为依托，进入平原地带，采取昼伏夜出、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集中兵力，攻击日伪据点及交通通讯设施。
与此同时，第三路军还在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以扩大抗联的政治影响。
同年夏，龙南部队将骑兵队分成3路，进出青冈、明水、拜泉、克东、克山、通北等县。他们每到一地，就抓紧一切时机，向当地百姓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伪割断部队与群众关系的阴谋，使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援助部队，也使一些农村伪保甲长和自卫团积极向抗联靠拢或保持中立。
从1939年4月下旬开始，龙北部队积极展开游击活动。9月18日，龙北部队与讷河群众武装——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一举攻克龙北重镇讷河县城。
这次战斗的胜利，轰动整个北满地区，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接着，龙北部队又攻袭了克山县西城镇、宁嫩线鹤山车站、讷河县讷南镇。
同年冬，龙北部队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部的要求，越过嫩江向大兴安岭地区伸展，在嫩江西部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组建前后发动的这一系列战斗，已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北满抗联部队不仅在松嫩平原站住了脚，而且在激烈战斗中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了第三路的影响。
然而，进入1940年，和第一路、第二路一样，第三路军也遇到了非常艰难的局面。当时，李兆麟给中央的一封信这样写道：伪满三大“国策”即“北边振兴计划”、“产业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全面铺开，使黑龙江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经济上的敲骨吸髓已足够惊心动魄，政治上的压迫屠杀更令人不堪回首。李兆麟写道：最中心敌人“统治”的模范县，如德都、青岗、兰溪、庆城，普通有点警报时，人民两点钟到警署报告一次，假定没有按时报告，讨伐队即刻出动。
夏季强迫人民，沿汽车公路站岗，延长到百里或数百里，强迫数百或数千人民搜查高粱地，日满匪军则坐汽车上监视之，此种暴行前古未见。
日寇在黑龙江省，建立模范大屯的计划，是表现在我军活动的严重县份和山林接壤及有关的区域，当然是“雷厉风行”的进行着。
其余大部分以日本集团开拓团和日本青年义勇队训练所等，作为杜绝我军与群众接近的唯一武器。这种移民团由汤原、通河、木兰、东兴开始，直接延长到嫩江县北数千华里，包围着小兴安岭、与江省平原的毗连地带，几年来给我严重的限制。
除了经济、政治上面的手段之外，日寇的残酷的军事手段更是比比皆是。李兆麟写道：比如今年春季“讨伐”，敌人针对我们每个支队活动区域，都动到八百至一千兵力，今年秋季朝阳山大“扫**”动员数千兵力，无耻的配合空军的轰炸、装甲汽车等。敌人为了有效的达到它的企图，不得不改变它原来的战术，他把“分区屯驻，分进合击”，改“集中主力，随时出动，各个击破”；它把“追逐主力部队为目标”。根据今年与敌接仗的次数的统计，和战斗的激烈，“讨伐”的严重，是远远超过三九年度。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凶恶性与野蛮性，是显然加紧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抗联部队一边艰苦与敌人周旋，一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
文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
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
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１路军各部改编为第１、第４、第７支队；第２路军各部改编为第２、第５、第８支队；第３路军改编为第３、第６、第９支队。
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
1940年4月，冯仲云等人历经21天的雪地艰苦行军，终于抵达了第三路军所在的木沟河。
冯仲云先向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汇报了伯力会议的精神，然后，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决定，在木沟河开第三、第六军干部会议。会后各部队分别出去活动，打了几场胜仗，也缴获了一些粮食等物资，然后又回到总指挥部继续开会。经过这次会议，抗联第三路军将整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共四个支队。
具体改编是这样的：原龙北部队改编为第3、9支队。第3支队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该支队以德都朝阳山为后方基地，活动于嫩江、讷河、德都、甘南、布西、阿荣旗、扎兰屯、景星一带。
第9支队队长陈绍宾、政委周云峰(后由高禹民继任)，活动区域为北安、通北、克山、克东、拜泉、明水一带。
原龙南部队改编为第6、12支队。第6支队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活动于拜泉、明水、青冈、海伦、绥化、兰西、呼兰、通北一带；第12支队队长戴鸿宾、政委许亨植(兼)，活动区域为绥化、望奎、巴彦、肇东、肇州、肇源一带。
这次改编之后，第三路军在中共北满省委和李兆麟总指挥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1939年黑嫩平原上的作战经验，制定了大步前进、打不后退、声东击西等灵活战术，由此，第三路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红色风暴”与转移入苏
1940年的春天缓缓降临了，但寒冷并没有就此消除，此时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局势，就和此时的天气一样，正笼罩在一片严寒之中。
当时，日伪军对“扫**”抗联部队是不惜血本，第三路军各个支队所面临的“讨伐队”人数达到800到1000兵力。
到了1940年春天，敌人又调集兴安骑兵团、森林警察队等部共5000余人，进攻北满第三路军各支队。
在敌人的重重“围剿”和“征讨”之中，1940年春天，中共北满省委、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发出开展纪念“红五月”活动的通知，要求所属各部队以胜利战斗纪念富有革命意义的“红五月”。
所为“红五月”，即5月包括几个红色节日，它们是五一劳动节，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日。“红五月”的竞赛活动从4月13日开始，到6月7日结束。在这场竞赛活动中，第三路军第三支队表现非常活跃。1940年春的一天，围墙高筑的伪科洛警察署，门口岗楼内由值班警察站哨守卫。
晚9时许，改编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支队长王明贵率领下，摸上岗楼，突然将哨兵抱住摔倒，夺下步枪，口中塞满毛巾，捆绑起来。
进攻部队占据有利位置后，在大门口架起机枪，派十余名战士冲进院内，把枪口对准门窗，连声喊话：“交枪饶命！”
屋内的六、七个警察知是抗日联军来了，吓得魂飞魄散，都乖乖地交枪投降，共缴获步枪42支、子弹4200发。
三支队对伪警察进行抗日形势和民族教育，警告他们不要再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在袭击伪警察署的同时，三支队还放火烧毁警察署长住宅，包围了伪科洛村长孙云卿家，孙已脱逃，缴获马2匹。袭伪科洛警察署，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嫩江县的第一次战斗。
5月5日下午5时许，抗联三支队响应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关于纪念“红五月”的号召，决定对为虎作伥的伪沐河森林警察队进行打击。
三支队切断沐河村的电话线和交通线，派4名战士扮作农民乘畜力车来到伪沐河森林警察队门前，站岗的哨兵将他们喊住，欲进行搜查，他们便下了车，有1人溜到哨兵身后，出其不意地将哨兵抱住，其他人上来夺下枪械。
除掉岗哨后，冲进院内，此时又有几名抗联战士从角门冲进院内，大家一手持枪、一手握手榴弹，向营房高喊：“交枪不杀！”“投降饶命！”
正房内的伪警察均扔掉枪支举手投降，而西厢房有七、八个人欲寻机逃跑，看见大门口架着机枪只得投降。伪森警队队长董连科因去科洛村与孙云卿聚赌，侥幸漏网。
此次战斗，三支队投入兵力70余人，俘敌45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0支、手枪5支、子弹5000发、粮食若干。翌日黎明前，三支队安全转移。
接下来，第三支队又发动了夜袭四站南大营战斗。
5月21日深夜，王明贵、王钧率抗联三支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四站南大营，向伪满洲国军发起进攻，经过短时间战斗，毙伤敌军六、七人，俘敌32人，缴获步枪27支、马2匹和弹药若干。
在第三支队不断开创佳绩的时候，其他几个支队自然也不甘落后。
4月的一天，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53人，在许亨植率领下，袭击木兰县三合店伪山林警察队，烧毁兵营房屋12间，毙敌20余人，获步枪50支，弹药3000发。
轰轰烈烈的“红五月”竞赛活动结束了，但第三路军对敌斗争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一场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战——克山战斗，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1940年7月19日，日军调动150余人的骑兵讨伐队，偷袭了朝阳山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后方基地。为掩护李兆麟等总指挥部领导安全转移，3支队政委赵敬夫率总部教导队与进犯之敌展开激烈战斗。
一天，赵敬夫在嫩江由科洛河南行从小道进山时，被沐河警察大队董连科发现。
这个土匪出身的家伙非常狡猾，他靠着地形熟，率领多于我方的兵力，悄悄地跟踪他到山里，从三面包围了三路军总指挥部，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军扫射。
在这危难时刻，赵敬夫率领总指挥部教导队的40多人英勇还击，一连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为了掩护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突围，赵敬夫护送李兆麟离开阵地下了山。
随后，赵敬夫又返回阵地，指挥战士们分批撤退。这时，一个战友走到他的跟前，要求代替他担负掩护任务，赵敬夫说：“你们快走……”一句话还没说完，便中弹牺牲了，时年24岁。
就这样，赵敬夫和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及10余名教导队队员，用生命和鲜血完成了掩护第三路军总部领导转移的任务。
抗日联军激战突围后，第三路总指挥部便转移到北安东山的南北河一带密营，继续发挥着北满抗日救国斗争的指挥中枢作用。
联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在进行着新的战斗部署。由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和三、九支队首长王明贵、边凤祥、王钧等共同制定并执行了“智取克山”的作战方案。
克山是伪满北安省所辖的“模范县”。地处北(安)黑(河)和哈(哈尔滨)齐(齐齐哈尔)铁路线上，是日伪以重兵把守的县城。城内有伪军一个团，日本关东军70多人。还有一所警察训练学校，守敌共约千余人。
敌人为防联军袭击，还在县城周围构筑了城墙，有护城河，四门均设有警防所，派有大批警察把守。伪县公署设防更为森严，不但设有高围墙、炮台、电网、大门口还有用沙袋垒起约一人多高的工事。
根据敌我所处的军事态势和力量对比，要拿下克山城，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攻打克山县的时间初步定在了９月份。
到９月中旬的时候，王明贵接到报告说：从北兴镇到克山去的公路都是要经过屯子一侧的，沿途的高粱地挺多，比较好隐蔽。但到了克山县城附近的地方，地里长的都是些矮棵的庄稼，只是在离城７里多的地方有一块高粱地可以隐蔽，目前，鬼子正强迫农民提前割地，企图尽快放倒青纱帐。
王明贵一听，当即决定：“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９月21日，王明贵带着第３支队刚刚从侯家屯出发就听到哨兵大喊一声：“谁？”
对面回答说：“９支队！”接着，就见冯仲云和９支队长边凤祥从对面走来了。原来９支队就住在前屯，可是双方却都不知道对方就在跟前。
冯仲云听王明贵向他汇报了攻打克山的计划后说：“我看就让９支队和你们一起行动吧。”
边凤祥说：“同意。”
王明贵说：“两个支队一起行动，那就由冯政委来指挥吧！”
冯仲云很明智地说：“不行。我对情况不熟悉，还是由你来指挥吧。”
由于有９支队一起行动，王明贵和冯仲云、边凤祥等人一起对原来的作战计划又做了必要的调整。然后，便在第二天晚上带着部队出发了。
９月24日夜，部队进入了距克山县城７里多地的那片高粱地，挖好了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
天快亮的时候，有的战士们便躺在工事里睡了起来。此时，王明贵也感到很疲劳，但是附近的敌情又使王明贵难以入睡。
紧靠高粱地东头的公路，敌人的汽车、农民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时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和马车夫的吆喝声、鞭子声。日军、伪军和来往的行人川流不息。在附近的一块块地里老百姓正在收割庄稼；西头有几个小猪倌正在放猪，嘴里还哼着小曲。
这时部队正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如果一旦暴露目标，不仅攻打克山县的计划落空，而且整个部队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那将会使部队遭到极大的损失。
此时，王明贵担心农民割地会把我军割出来；小猪倌进地找猪会把我们找出来……所以王明贵通知各大队：管理好武器防止走火；不准说话，不准离开工事；四周的哨兵如发现猪进高粱地，立即慢慢轰出去；凡是发现有人来，立即扣留。
还好，王明贵担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
当黄昏降临的时候，部队换上事先准备好的伪军服装，打着伪军的旗帜，成两纵队大摇大摆地向克山县城走去。
部队进城后，３支队和９支队分开，分别向着各自的攻击目标奔去。由于抗联队伍来得特别突然，城里的伪军根本没有准备。
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部队顺利地占领了伪县公署和伪军团部，然后便里应外合，一举攻克了克山县城，砸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群众200多人。
智取克山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毙敌13人，伤1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步枪150余支，子弹6000余发，军马40余匹，捣毁敌汽车一辆。
此外，克山战斗还吸收了百余名爱国群众，参加了抗日队伍。政治上造成了极好的影响，正如群众赞颂的那样：联军给“铁打”的满洲国捅了个大“窟窿”。
克山战斗之后，第三支队又在霍龙门发起了一场战斗。10月30日，抗联三支队为解决部队越冬装备和补充给养，由朝阳山出发直插霍龙门。
支队长王明贵率先头部队行至距霍龙门10公里处遇一烧炭老汉，便停下来了解情况。
烧炭老汉原住佳木斯地区，对抗日联军早有认识，便如实告知霍龙门敌情：常驻日军三、四十人，有时县城日军来此，可达百人，伪满洲国军有七、八十人，霍龙门车站守备日军仅十余人。
为了解霍龙门确切情况王明贵恳请老人前去探察，老人欣然前往，太阳尚未落山时已从霍龙门返回，察明从县城来的四、五十名日军已经离开，该地只有常驻武装力量。
部队迅速出发，行至霍龙门（今霍龙门乡北岗村）附近的山中隐蔽休息。
入夜后，部队迅速包围了驻军营地和火车站。兵营里的日军向外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去。
火车站内的日军和伪军抵抗一阵后，看到抗联部队已冲到大门口，料难固守，便仓惶逃窜，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获。
作战历时90分钟，三支队控制了霍龙门，打开日军仓库，每名战士都换上日军装备，补充马匹和弹药，用畜力大车装运1车战利品，剩余物资分给当地群众一些，房屋、设施和带不走的物资全数烧毁。
此次作战三支队投入兵力8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枪支120支、马200匹、弹药千余发、伪国币7000元及粮食、被服若干。
在第三支队屡建战功的时候，第三路军其他支队也捷报频传。例如第十二支队发动了肇源战斗，把三肇地区斗争之火点燃了起来。
总的来说，1940年是整个东北抗日联军最为艰难的一年，但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的指挥下，坚持作战，以朝阳山和绥化以东的山区为依托，活动在黑龙江省18个县境。这个成果是令敌人愤怒的，令人民鼓舞的。
然而，第三路军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战斗中，多名优秀将领壮烈牺牲，部队减员到只有几百人。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第三路军和第一、第二路军一样，也开始寻找暂时能够休整的地方。
1940年12月，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中共北满书记金策，率领去伯力受训的学员，及第九支队的20多人，进入苏联境内。
1941年1月，第三支队也在瑷珲进入苏联境内。
总之，在1941年前后，在敌人的疯狂“征讨”下，除了第十二支队外，抗联第三路军的第三、第六、第九支队，都陆续进入苏联境内。
在第三路军陆续入苏时，1941年11月，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也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境内之后，李兆麟一方面继续指挥留在北满的抗联部队继续战斗，一方面加紧对入苏部队进行整训。
至此，抗联第三路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