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
中央分局起初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5人组成，后来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
书记项英，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瞿秋白，中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
临危受命设立中央分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就意味着要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留下谁呢？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
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10月13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
中央分局起初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5人组成，后来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
书记项英，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瞿秋白，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
起初，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设机构与中央政府一样，后来作了调整，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与红军供给部合并，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原驻瑞金云石山马道口，10月下旬迁于都宽田石含村和龙泉村，12月底又迁于都黄龙井塘村。
10月22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于都宽田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破坏部、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秘书处。史犹生任组织部长，李翔梧任宣传部长，袁血卒任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林中伯任秘书处长。
中央军区司令部下设2个科：作战科科长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严仲。中央军区设有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
此外，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高级干部名单。
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委、省苏机关留在中央苏区的人员，事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留人的原则，属于省委、省苏机关的干部，由各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党中央机关、政府、共青团、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批准；红军部队留人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后报中央批准。
留在苏区的部队有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一些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多人。
中央规定中央分局除领导中央苏区外，同时领导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和闽北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军区则直接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
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苏区。
为此，中共中央于10月8日发出了给中央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中革军委也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编写的长达2.6万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
指示对苏区游击队的组织、任务、游击战术、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及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规定，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既要指挥留下的部队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又要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军民坚持斗争，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项英临危受命，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度责任感，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在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和转移初期，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红军主力转移做掩护、策应工作。
一是组织留下的部队对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掩护、策应。在红军主力出动前，项英按照军委要求，指挥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撤出原来阵地。
接防部队以积极的动作，开展游击活动，阻滞进攻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开赴指定地域集结，做好出动前的准备。
同时组织各军区协同苏区地方为红军主力输送兵员和物资，增强战斗力量，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10月17日，主力红军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突围西去，并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项英奉命指挥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阻击骚扰敌人。他指挥留下的部队在北面、东面坚决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让进攻的国民党军产生仍有许多红军主力留在苏区的印象。
项英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第一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至重板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还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11月初，敌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我军主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项英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肃清国民党方面残余力量，恢复红色区域。
二是组织苏区党政机关对外暂不改变办公形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坚持照常上班，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正常公务。
《红色中华》报继续正常出版，报头上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原来的反“围剿”、生产等栏目照旧不变，以此来告诉人们，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苏区，以迷惑国民党方面。
在红军主力突围出去之初，国民党方面急于了解红军主力走了多少？中共中央机关是走了还仍在中央苏区？由于项英指挥留下的部队掩护、策应行动积极，党政军民保密工作做得好，就有效地迷惑了国民党方面，使其迟迟搞不清楚，影响到其对我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尾追堵击的部署。
北路国民党军至10月底，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国民党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苏区；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3日报道，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蒋介石到11月中旬，才完全弄清红一方面军西移的战略意图。
11月22日，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在瑞金与会昌之间谢坊附近的湾塘岗伏击，将东路国民党军第三师的前卫旅歼灭一半，另一半被击溃，使进犯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认定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便立即调整部署，仅在宁都以北地区就集中4个师，寻找留下的红军主力决战。
到当年年底，中央苏区部队、游击队先后吸引、牵制国民党军两个纵队、15个师及两个旅。
这是项英领导中央军区部队积极执行牵制任务的重要体现，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在战略转移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
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赣南军区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收容伤病员，积极组织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员。
还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以保证野战军在转移时的后方收容与运输。
10月底，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又先后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在掩护主力突围的同时，项英做开展游击战的准备。10月18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为后来开展的独立的战略性游击战造舆论。
10月底，确定在西江、瑞金、于都3县之间，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设置党政领导机构和独立营，从中央分局驻地领来10挺花机关枪、1挺马克沁重机枪、60多支步枪。这为从瑞金撤离后，瑞金特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作了最实际的准备。
由于受党中央规定项英必须待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消息的保密要求所限，项英于11月下旬与陈毅等研究，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围绕着开展游击战，从组织上、思想上实行战略转变。
在深入广泛进行游击战动员的同时，派得力干部去各地加强游击战的领导，其中派分局委员张鼎丞率范春乐、刘永生、陈茂辉等一批干部赶赴闽西；在赣粤边建立信南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调1个营的红军为骨干；整顿部队，开展反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作斗争；进行精简和疏散，分散安置数以万计的伤病员。这些，为分散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
根据形势准备转变战略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实行战略转变。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
陈诚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
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三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七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
11月下旬，国民党军东路第三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
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牵制增援之敌。
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
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没有来得及布置地方工作，同时仍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地区而遭失败。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
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也开始了初步的转变。
为了指导各地游击战争，中央分局派出了许多得力干部进驻各地。中央分局派张鼎丞回闽西；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部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中央审计委员会原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派李乐天到赣粤边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同时，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三角地区”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
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还专门在于都宽田的龙泉迳举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
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二十四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正规战的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国民党军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
1935年1月28日，红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团、第十一团共5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二师一部。由于部署失当，部队在激战中遭到严重损失，这是中央苏区进行正规战的“最后一仗”。
项英和中央分局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重。
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
中央分局在这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形式，实行战略转变。
中央指示进行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又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
项英在1月30日电文中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
2月1日，项英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
项英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
2月4日，正是农历春节，项英又给中央与军委发电：“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从电文中的措词，可以看出项英是在焦急万分的情况下发出此电，实在是无奈之举！
在此期间，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向湘赣、闽赣等地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
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急切请求中央立刻答复，项英在电报中一再申明：“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长征后，很少与中央苏区联系，对于中央分局的多次请示，也未予答复，项英真是心急如焚！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所以，中央仍是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
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代替博古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张闻天，看到项英这份电报，立即开会讨论，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作了答复，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变。
中央电文如下：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2月5日
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为了不被敌人封锁在于会河北岸，当机立断，不等中央有关决议详情下达，立即开会传达、讨论，作出部署。
中央分局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3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
项英还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张亮，随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周月林等一起，先去福建再转赴上海。
分散安置重伤员难度大，负伤未愈的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动员和组织，在各地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全部安置下来，项英甚感满意和欣慰。
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
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中央要求：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
中央在电报的最后强调指出：“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界，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扎西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先后两次发电给中央分局，为中央分局领导中央苏区红军和党政机关转变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实行战略转变指明了方向。
一是指明了中央苏区战略转变的方式。为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许多庞大的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并具体提出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派得力干部到地方指导游击战争。
二是提出了战略转变后进行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中央要求中央分局要把"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
三是为了领导和保证军事战略转变的实行，中央指示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经军分会讨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这些，都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实现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战略转变确定了正确的原则，指明了方向。
九路突围分兵开展游击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接到2月13日指示电后，根据中央“望你们讨论这一指示”的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
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
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了在突围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十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和工作人员分9路陆续突围：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七团，由会昌穿过封锁线，经汀瑞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争，如有可能再转至宁都县以北，恢复与领导该地区的斗争。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及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闽西游击战争。
由中央分局保卫局长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至寻邬以南及蕉岭、安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由原湘赣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等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进至寻南游击区，并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
以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挺进龙南、定南、虔南，建立三南游击区。
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等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约9个连越过南安江，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又收容了红三十四师在西征中失败的队伍，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
由独立第三团团长徐洪、政治委员张凯率该团越过信丰河，到湘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赣南军区机关及独立第六团，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争。
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指导各地斗争。
从2月中下旬起，在项英、陈毅统一指挥下，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各路突围部队，即按照中共中央分局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围。
鉴于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分局对突围部署又有适当调整。但由于突围时间过迟和敌军包围圈越缩越紧，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部队在突围中受到重大损失。经过顽强战斗，有些部队被打散了，许多领导骨干和红军战士牺牲了。冲出敌军重围的同志，就是后来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种子和骨干。
当时各路部队突围情况如下：
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于2月下旬从瑞金铜钵山区向博生县北部突围转移。部队行至瑞金九堡遭敌阻击，与敌激战，队伍被打散。李才莲率领剩下的部队转移到闽粤边，因情况变化，只好回到铜钵山区，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会合。赖昌祚、李才莲率领瑞金独立营一部在瑞金观音岽一带进行游击活动，被敌包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李才莲在战斗中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在汀瑞边坚持游击战争。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于2月底突围到达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后经河田、朱奋、才溪、紫金山等地，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与围攻，4月底到达福建省永定县，与张鼎丞部会合。接着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闽西南的游击战争。何叔衡在突围时坠岩负伤，被敌人枪杀。瞿秋白在小径村被俘，后从容就义。
汪金祥、李天柱、孙发力率领的两支队伍，从于都南部出发，穿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安远、寻乌的清溪一带，遇粤军第四师堵击。部队与敌激战3日，损失重大。汪金祥、李天柱等率领余部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不久与周建屏部会合。同年5月，李天柱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龚楚、石友生率领的红七十一团，从于南禾丰地区出发，于2月24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地区，被粤军余汉谋部第二师发觉。25日，在极富地区与敌激战后，突围至信丰油山，留下2个连就地打游击，后即至湘南。
徐鸿、张凯率领的独立第三团，从于都南部的小溪地区出发，于2月25日到达赣县王母渡河，部队渡过一半即被敌人发觉，被截为两半。
张凯率部六七百人在杨雅附近与敌激战后，根据项英电令，转回于都南部，再沿安远、信丰边界向信丰南部突围。3月4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遭敌堵击，只好折向安远岗头前进，再次被粤军第四师截击、封锁。
3月上旬末，张凯和随队行动的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夫妇及周以栗等，率100余人到达安远、寻乌南部山区，与周建屏、李天柱两部会合。独立三团团长徐鸿在突围中牺牲。
3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的罗屏汉，率游击队六七十人来安远、寻乌地区，与张凯等会合。5月间，陈正人、周建屏化装离开安远，经广东梅县、潮汕到达香港。周以栗在转赴白区途中遇敌，光荣牺牲。
毛泽覃率领红二十四师1个连，于2月中旬从于南禾丰地区出发，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原拟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等率领部队会合。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地区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领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挺进营400余人，于2月中旬从于南禾丰出发，经会昌、安远边界向寻乌方向突围。2月底，在安远、寻乌交界之分水坳，遭粤军独立四师1个团袭击包围，经过7昼夜激战，部队伤亡极大。王孚善率50余人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等率领的独立六团及赣南省领导机关和“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1800余人，原拟在于都南部坚持游击战争。
3月上旬，因敌军分南北两路向于南禾丰、黎村进攻，便决定突围到龙南、定南、全南与信丰活动。3月4日，部队从于都的上坪地区出发，5至6日行至于都祁禄山乡畚岭地区被粤敌包围。激战数小时，部队被打散。刘伯坚、梁伯台在突围中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阮啸仙在信丰小埂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突围部队只剩80余人，他们转向定南，又转回信丰，艰苦奋战，沿途收集失散人员共有300多人，于4月上旬到达油山，与刚刚到达油山不久的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
最后离开中央苏区的是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第九路突围部队。各部突围时，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2月28日，项英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他交陈毅、贺昌看后，指示机要部门立即转发给还保持电台联络的单位。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第七十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准备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形势已很危急。待向党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后，敌人的枪弹已在空中呼啸，项英便下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这时起便和党中央、军委中断了联系。
那一天，项英他们冒雨突围异常艰难。贺昌率红七十团两个营为第一梯队向长汀突围，途中与敌人遭遇，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
项英、陈毅带1个营行动时已是晚间，先同遭遇之敌打了一仗，后因渡河受阻，转来转去走不出去，只好退至上坪。项英、陈毅鉴于向闽西突围已不可能，便决定向赣粤边突围，考虑到当时敌情严重，确定分散行动。
项英、陈毅行动途中，巧遇原代英县县委书记曾纪财。曾是信丰人，对那一带很熟悉，陈毅任红二十二军军长时就认识他，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流落到这里。
于是，项英、陈毅让曾纪财带路，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于3月下旬到达大余东南的廖地，与中共信康赣雄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
留守红军的九路突围中，党和红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从此实现了从大兵团正规作战向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留守红军的九路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一举消灭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妄想，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和重要领导骨干，加强了各游击区的领导，充实和扩大了各地红军游击队的队伍，为最终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