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的大会。这一天，天气格外炎热，部队从各个方向赶来，聚集在寨前圩村边的一个河滩上。红军干部和战士们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突围胜利的喜悦。
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人，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腰间挂着手枪，一个个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大会开始之后，任弼时首先讲话。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申明了纪律，做了动员，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
奉命担任战略转移先遣队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的牛田和碧江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
随红六军团行动的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任弼时几次和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商量对策。性格火爆的王震提出要主动突围，但最后被任弼时否定。任弼时认为，中央一定会有统一的部署，还是等军革委有了电令再行动。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陷入绝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开始为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做准备。
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
训令中指示：
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训令对红六军团的行动作了三步走的部署：第一步，从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地域转移到桂东地区，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在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
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
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
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战斗中，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其实，中央红军也已经准备西撤了，因此中央电令红六军转移，既可以缓解危机，更起到先遣队的作用。
训令还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任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中央的命令让王震觉得十分振奋，任弼时对他说，这次突围，就是在给中央红军当先遣队，当先遣队，这可是中央的信任呀。当然，王震也深知这一重托所包含的分量：他们的成败将关系着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秘密地进行了转移准备，同时决定由陈洪时、谭余保、彭辉明等分别组成中共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省苏维埃政府和新的湘赣军区领导，领导湘赣苏区军民，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
湘赣省委和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积极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调整，红六军团由西征出发前的6800多人扩充到9700多人，辖第十七、十八两个师，共6个团。
对西征突围的方向，红六军团领导进行了周密研究。为不至于过早暴露红六军团西征的意图，决定先向南突围，然后西进。
为顺利完成突围任务，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经缜密研究后，决定由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粤军和湘军的接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地段突破封锁线，然后西进。
7月30日，任弼时、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红六军团的准备情况。
8月初，红六军团以独立第五团一部伪装军团主力在牛田、津洞一带活动；以该团另一部进至万安县下东、沙塘一带佯作东渡赣江，迷惑和牵制敌人。
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全军9700余人在任弼时等率领指挥下，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接着，红六军团突破了国民党军在遂川至黄坳间、遂川到七岭间的封锁线。这时，湘军第十五、第十六师尾追而来。
红六军团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9日又突破敌人寒口至广东桥间的封锁线，于11日中午抵达桂东寨前圩。
南宋嘉定四年，江西巡抚曹耀彦奏请朝廷批准，建制桂东县，县衙所在地名叫上犹寨。几百年过去了，在上犹寨前的平地河滩上，人们聚群而居，发展成了有一百多个商铺的桂东县南部重镇寨前圩。
抵达寨前圩当晚，红军摧毁了寨前圩至沙田间由当地民团把守的20余座碉堡。至此，红六军团胜利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这一段时间内，王震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虽然任弼时和肖克都认为前头部队有个营长最多有个团长就可以了，但是王震执意认为自己应该随着先头部队，倘若遇到敌情，可以及时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
抵达寨前圩后，为了庆祝胜利，鼓舞将士西征的士气，任弼时等决定进行一次誓师大会。选择在寨前圩誓师，不是偶然的。
寨前圩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游击区和物资补给基地。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寨前圩一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势不可挡的声势，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动摇着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的人员很快发展到近万人。
红军到达寨前圩以后，一面在圩镇和附近村落书写、张贴标语，深入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一面组织群众打土豪，筹集粮饷，把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劳苦群众。寨前圩的群众，也掀起了迎接、慰问红军的**。
这种军民鱼水深情，成为红军克服千难万险，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支撑！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的大会。
这一天，天气格外炎热，部队从各个方向赶来，聚集在寨前圩村边的一个河滩上。红军干部和战士们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突围胜利的喜悦。
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人，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腰间挂着手枪，一个个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大会开始之后，任弼时首先讲话。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申明了纪律，做了动员，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
会议决定，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
这是一个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均在30岁以下，其中，任30岁，萧和王均只有26岁。肖克、王震也分别讲了话，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红六军团西征的目的、意义和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满怀豪情地告诉红军官兵，蒋介石想吃掉红六军团，但红六军团不是荔枝、桔子，而是“铁核桃”。
最后，他热情洋溢地说：“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我们能打胜仗，因为党中央在期望我们开好路。”
通过寨前圩誓师大会，广大指战员认识到，这次突围远征，不单纯是到外线牵制敌人，而且是为了实现极为重要的红军战略大转移。
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突围西征之初，由于并不十分了解这次西征的最终意图，加上中革军委曾指示他们将一切“坛坛罐罐”都带走，因此，他们把所有能带的包括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都带上了，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
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结果军队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军团领导人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当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时，就下令甩掉了突围时携带的笨重物资和器材。
这些情况，红六军团都向中央作了报告。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红六军团还厉害，结果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
会后，王震没有回司令部，而是和红军官兵一起搞宣传，刷标语。就在他一边刷标语一边和战士们闲聊的时候，3架敌机从远处飞来，盘旋一阵后又隆隆地飞去。
王震意识到敌人可能已经跟上来了，刚想回去，通信员急急地跑过来告诉他：抓了一个敌人的侦探，正押在司令部呢。
原来，红六军团突围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电西路军何键部主力调湖南，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界截击，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廖磊部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何键接到命令后，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及一个纵队，昼夜兼程前来堵截红六军团。
抓来的侦探告诉王震，何键下了封赏令：谁能重创王震一个营，赏银元3000块；谁能歼灭王震一个团，赏银元8000块；谁能捉到王震，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敌侦探带来的情报，加速了红六军团行动的步伐。
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寨前圩，踏上了征程。
红六军团顺利渡过湘江
1934年8月12日晚，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放弃在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求得暂时立足的计划，乘敌人围堵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甩开敌人，继续踏上西征之路。
为防堵红军深入湖南，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令第十五、第十六师加紧追击；令湖南2个保安团在郴县、桂东间构筑防堵线，1个团在汝城地区构筑防护阵地；令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及2个保安团作为机动部队，在郴县和资兴之间地区活动，企图在北上粤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争取先机，决定放弃在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原定计划，把原定的三步并作一步走，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越过郴县、宜章公路，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而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
根据部署，红军日夜兼程，先后穿过汝城县、资源县滁口，于8月17日进入郴县县境。
郴县山高林密，红六军团要是再前进就得翻山穿林，可即使这样，侦察员提供的情况仍是：山上各处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
侦察员们说，他们能看到敌人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机枪枪口和大炮炮口。
军政委员会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因为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太困难了：正面走不通，不但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地扎根，根本不可能；绕道突围，但似乎又别无可供选择之路。
最后，王震一拍桌子，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去找群众去，他们肯定有办法。”
在村子里，王震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老人正在阳光下抽着烟袋，咝咝有声，王震问他：“老人家，这山除常走的路外，还有小路能走出去吗？”
老人看了王震一眼，不吱声。王震知道乱世兵多，白军、土匪路过一地，当地的老百姓就要遭一次殃，于是就耐心地给老人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
在王震的说服下，老人最终指了指隐在云雾中的高山，说：“那里，我40年前采药的时候去过，记得有条小路，你要是想找路，到那上面再找找看吧。”
新的出路虽然崎岖，但总算露出端倪来了。王震十分兴奋，就在王震临走的时候，老人又提醒他，山里有很多的土匪，让他一定得小心。
但在当天夜里的开路过程中，手提大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震并没有碰到任何土匪，只是山路过于狭窄，过于陡峭崎岖而已，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对于红六军团的广大官兵们来说，这些困难完全挡不住他们行军的脚步。
20日清晨，红六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全歼该城守敌。23日24时赶到零陵东北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
当到达湖南零陵县的时候，红六军已经整整11个白天黑夜没有睡过一个香甜觉了，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他们的政委王震依然走在前卫部队的队列里，和大家一样，他也嘴唇干裂，还渗出了血。因此，当他们一到零陵，刚坐下来休息不久，很多人就都抱着枪睡着了，鼾声响成一片。
然而，就在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国民党军9个团已先红军进到湘江沿岸，封锁了零陵至祁阳一线。同时，桂军2个师正分路向零陵、道县方向开进；尾追之敌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西南，第十六师正乘汽车向常宁疾进；独立第三十二旅，也正向零陵和东安方向开动；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集中祁阳作为机动部队。
红六军团到零陵就是准备西渡湘江的，现在刘建绪9个团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展开，占领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我毁灭。
而且，这时湘江上游连降暴雨，江水陡涨，江宽流急，船只又都被敌人拉到对岸，即使没有敌军拦截，红军要在零陵地区渡过湘江，也极为困难。
王震在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大胆地向任弼时、肖克建议，并最终形成决议：放弃由零陵渡江的计划，迅速转移至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采取与敌人兜圈子的战术，寻机西渡湘江。
阳明山纵横80里，山势陡峭，行进十分艰难，就在红六军团经过16天的艰苦行军刚刚到阳明山的时候，敌军第十五、第十六师，桂系第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二旅等部已开始从南、北、西三面向阳明山进攻了。
三面受敌，而且部队又极度疲乏，王震不禁踌躇起来，但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去找任弼时，说他要出奇兵，因为红军向来是善于打运动战的，静则死，动则活，他要在动中战，在动中胜，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行，围绕敌重兵兜圈子。
就在王震决定到最危险的地方寻求安全的时候，25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他们于26日晨前，集结于阳明山及以南地区，并详细侦察新田、分水坳、铲子坪之间敌第十五师的配置，袭击之，而后取道南行。
中革军委的电令和王震的设想大体上一致，这更加坚定了王震信心。
26日凌晨，王震率红六军团踏着迷蒙的雾霭出发，趁敌重兵尚未合围之际，直取祁原县白果市。
敌以为他们将继续东进，重返湘赣苏区，便急调部队向东防堵；当他们发现红军南抵嘉禾时，又纷纷调军向南出击，当他们奔向嘉禾时，王震又挥师西进了，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迅速通过。
8月31日，红六军团兵分两路进入道县；9月1日，分别在茶源渡口和洲背渡口架浮桥渡过潇水。9月2日，全军进至道县通往广西的要塞蒋家岭。
蒋家岭位于湘桂两省交界处，地势十分险要，由号称“铁军师”的桂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把守。红六军团在此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战。
至9月2日傍晚，桂军战败，纷纷逃往广西。红军顺势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
此时，何键判断，红军将在广西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忙调集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补充第一总队和4个保安团到黄沙河地区展开，同时命令第十六师并电请桂军第十九师继续尾追红军，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沙河地区。
红六军团首长得悉敌军上述企图和部署后，决心避开黄沙河地区，拟出敌不意地在全州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
当天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王震与任弼时、肖克毅然决定：趁黑冒雨继续前进。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大为叫苦。
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县占领有利地形后，同尾追之敌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8个团的重大战果。此后，红六军团的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
9月4日，王震率兵乘胜前进。在到达兴安麻子渡时，他们看见民团团丁正在挖战壕，一个红军战士问他们挖战壕干什么，回答是打共匪，这个战士又问，见过红军吗？答，没有。战士于是说，不用挖了，我们就是红军。
当天，红六军团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西延县城，随即按照中革军委电示，在该地区转入暂时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转战湘桂吸引敌军注意力
1934年9月8日，“最高三人团”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红六军团下达了补充训令：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红六军团至少要在9月20日以前，保持这一地区，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1个旅以下单位的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把这一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这份训令是秘密的，不能让敌人捕捉到六军团是红军主力西征的一支先头部队，红六军团的任务，就是调动吸引敌人于城步、绥宁、武冈山区，然后沿湘黔一带转移至乾城、永绥一带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以求发展，更主要的目的是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9月8日红六军团从西延县的车田出发，向西疾行，翻越湘桂交界的老山界，进入城步大南山区。
湖南军阀为堵截红军，令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部保安第二十三团在城步县城南19公里处的横水界设防。
9月9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横水界与敌遭遇，打得敌人魂飞胆丧，逃向县城。
这时，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二总队等8个团也开到城步、绥宁一线，准备阻击红军。
11日上午，红六军团在观音阁召开动员大会，准备在绥宁以东展开兵力，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湘敌。
下午4时左右，担任后卫的第五十一团第三营一个侦察连和两个机枪连在莲花桥头与两个团的追击敌人发生遭遇战。营长周仁杰指挥向敌发起猛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12日晨，军团首长命令红军撤出战斗。随后，红军向绥宁方向进发。14日进至绥宁高工山地区，遭桂敌第十九师一个团的堵击。
此时，湘桂敌军主力已进入绥宁地区，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转兵南下，当天，从绥宁黄桑坪进入通道杉木桥地区。
15日，红军后卫部队在杉木桥的小水与敌李觉部第五十五旅遭遇。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将正从此匆匆经过的红军大部队截为两段，进行包围。
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红军一个排与敌人打得只剩下8名勇士，在子弹打光了、石头也砸光了的情况下，手挽手从50多米高的悬崖跳下，全部壮烈牺牲。
红军主力迅速冲出包围，于17日占领通道县城。红六军团占领通道县城后，湘桂两军除一部分兵力继续尾追外，主力经靖县向贵州的锦屏急进，企图阻止红军北进，黔军也向黔东地区频频调动。
红六军团如果继续同强大的敌人周旋于城步、绥宁、通道、靖县等地域，不仅难于取得重大胜利。而且还会给湘，桂、黔三省敌军以调兵部署和构筑坚固防堵阵地的时间，这样将对红军以后的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红六军团于9月18日凌晨即撤离通道县城，向贵州进发。
与此同时，尾追湘敌李觉部十九师由靖县赶来，桂敌廖磊部从广西赶来，企图南北合击红军。两军在通道县城郊遭遇，由于浓雾弥漫，双方部以为对方是红军，发生了一场相互残杀、彼此火拼的误战。
红六军团则乘敌激战之隙经通道的晒口、杆子溪，进入靖县新厂。当时，湘、桂两敌主力已向北转移，企图阻止红六军团北进与红三军会合；只有湘敌何平部补充第二总队的三、四团在通道扑空后，掉头沿红军进入新厂的路线追来。
肖克、王震等立即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这股敌人远离其主力，尽管它装备优良，气势汹汹，但绝大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战斗力不强，容易歼灭；当时新厂交通十分闭塞，敌人要调运增援部队相当困难；此地东、南，西方面有高山为屏，中间有良田万亩，地势开阔，尤其是岩崖山主峰及金线吊葫芦等高地，犹如万丈高楼，平地突起，地势十分险要，实为易守难攻之地。
于是肖克、王震等决定组织新厂战斗，歼灭这股敌人，给尾追之敌以迎头痛击，以取得行动的主动权。
可是，由于两个月的行军作战，敌人追堵，敌机轰炸，加上酷暑蒸烤，蚊蝇叮咬，疾病、伤残、死亡一起袭向这支红军长征先遣队。
特别是许多人得了疟疾、痢疾，在缺医少药、连续行军作战的情况下，更是痛苦不堪，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为了鼓舞部队士气，振奋指战员们的精神，争取同红三军早日会合，任弼时等军团领导人亲自向部队进行动员。
红六军团进抵新厂后立即踏勘地形，部署战斗，封锁消息。
19日拂晓，肖克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战斗动员，并对兵力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距新厂15公里左右的敌人必经之路谢家铺部署一个连的兵力担任前哨，十八师的五十二团控制岩崖山主峰及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负责正面阻击，并掩护主力从两翼迂回侧击敌人，大部分兵力分布于两个制高点附近的善里、皇甫、团头、江边、四乡所一带。
红军为了阻击可能由靖县与通道方向前来增援之敌，又分别派出部队在靖县县城至新厂之间的西里驿、岩山脚、通道与新厂之间的杨家冲以及哨团对面的江獭坳设防警戒。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实的“口袋”阵地。
上午11时许，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第四团首先由通道赶来，与谢家铺红军前哨接触。
战斗打响，红军各路主力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准备寻找有利战机，痛击来敌。我与敌接触的前哨部队按照原定的部署且战且退，有意将敌人引入我“口袋”阵地。
敌人以为是少量红军后卫部队战退而逃，紧紧咬住不放。进入我“口袋”中心，接着，集中全力向红五十二团阵地展开攻击，企图抢占制高点。
早已严阵以待的红五十二团干部战士立即进行猛烈还击。一时间战场上枪声大作，硝烟翻滚，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敌军依仗弹药充足，以强大火力向红军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均被挫败。
这时，天空中突然彤云密布，秋风骤起，顷刻间黑云白雨，珠倾万盘，阵地前视线模糊，能见度很低，连续多次攻击没有奏效的敌军，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孤注一掷，以一部兵力从下面继续进攻，以另一部兵力向西迂回，想利用雨幕掩护，突袭岩崖山主峰阵地。
红军早已料到敌军的企图，当敌军一进入岩崖山阵地前的射程内，以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还击，把敌军打得晕头转向，退下山坡。
敌军随后继续组织攻击，都被红军挫败。在红军战士的拼死还击下，敌军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这时红十八师主力和红十七师踏着泥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岩崖山，居高临下地发起反攻击。
激战至黄昏时分，红军毙敌200余名，俘敌官兵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多支，敌军2个团被全部击溃，狼狈窜回靖县。新厂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之再也不敢轻易尾追红军。
甘溪恶战奋勇突破重围
1934年9月20日，中革军委电令：“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州（岑巩（）到达省溪（万山（）、铜仁、江口地域。”
9月20日，红六军团进至贵州清水江以南的黎平，这里是苗族、侗族聚居的地区，经历了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歧视和压迫，同汉人有矛盾。
刚开始，错把红军当成了国民党军，拒不让红军接近，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任弼时等同志的领导下，红军认真地宣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严明的纪律与有效的宣传，终于赢得了山寨土司头人的信任。
行军过程中，由于贵州地区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本地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红军纪律好，就不怕他们，但也叫他们“共匪”。
红军战士问他们：“我们怎么样？”
本地年轻人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
于是，红军战士就跟这些本地年轻人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
少数民族群众过去受尽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欺压，还从未见过这样爱护群众的队伍。他们积极为红军当向导，指引渡口，绑扎木筏，架设浮桥，帮助红六军团渡过了清水江。
随后部队又渡过沅水，准备向铜仁、江口一带转移，以便同红三军取得联系。
黔东深秋，高原霜降，寒气逼人。数千里远征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冒着寒风，在崇山峻岭中攀援，艰难地前进，部队人员日减。
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红军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
红六军团渡过沅水后，发现湘敌、桂敌已经进抵沅水以北，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于是，红六军团于9月25日撤回沅水以南地区，然后向西迂回。
26日，在剑河县大广附近，红六军团击退了桂军第二十四师的追击，经镇远，过台拱，于30日进占黄平县的瓮谷垅地区。
一路上，到处是密林高山，峰峦叠嶂，加之人烟稀少，物资奇缺，地形也不熟，部队行动起来十分困难。那时红军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打到黄平的时候，肖克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
好在那里有个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肖克就指着地图，牧师讲自己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这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已到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黔军3个团在施秉、黄平；桂军第二十四师及湘军补充第一总队紧追而来。敌军企图南追北堵，两面夹击，将红六军团聚歼于镇远以南、沅水河和清水江之间的地域。
在这极为险恶的形势面前，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分析了敌情，决定选择相对较薄弱的黔军为突击对象，打开缺口，摆脱敌人。
全军立即行动，于10月1日占领旧州。这天，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六军团向江口一带前进，继续执行向湘西、湘西北发展的任务。
10月3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桂敌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开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转移。
次日，军委又两次致电红六军团，“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
按照中革军委的几次命令，红六军团决定调头向东北方向进发，打算经石阡进入江口。
行军序列是：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红十七师担任前卫，吴正卿辖四十九团、郭鹏五十团、金成忠五十一团3个团；军团主力及直属部的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通讯连、侦察连、国家保卫局、红军随营学校和红十八师张振坤第五十三团随后；红十八师直属部及田海清五十二团担任后卫。红六军团遵照电令，调过头来开始向江口方向东进。
这时，敌军也估计红军不会西渡乌江，会经余庆、石阡去同红三军会合，因此，加紧军事部署，星夜向石阡地区调动部队，以湘桂两军主力进至镇远与石阡间的大地方一带拦截，另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和黔军一部，由南向北压迫红六军团，企图将红军聚歼于石阡地区。
而红六军团对敌军的联合作战计划没有察觉，仍继续东进。6日，红六军团前卫进至石阡县走马坪、国荣、扶堰一带。而湘敌李觉此时率6个团、桂敌廖磊率9个团向甘溪方向扑来。
10月7日拂晓前，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的顺序东进，计划到石阡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色掩护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东挺进。
上午10时，红军前卫第五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球保到达甘溪集镇东街头，派出便衣侦察。
随后，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团也陆续抵达，昼夜行军、转战多日的红军早已疲惫不堪，一到就开始号房分配各部宿营地，后勤也在街上埋锅造饭。大家都想在此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好好休息一天。
然而，巨大的危险接踵而至。此时，桂敌前哨已至距甘溪两公里处的平望一带。当红军的两个尖兵在这里发现几个穿黄色衣服的敌侦察兵后，即返回集镇隐蔽在街头碾房处，抓获了其中两名桂军士兵。
随后，操着广西土话的俘虏顿时让周球保惊呆了：原来自己已身处桂敌包围中！周球保马上命令将俘虏送往军团部，命令队伍隐蔽。
但一切似乎又都是幻觉。除了看到几个敌兵外，没有再看见敌人的大部队。红军吃完饭不到一小时，敌人到了街头干河沟上的木桥边。
战斗打响，敌人越来越多。在四面环山的甘溪街上，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红五十一团团部部分士兵抢占了南街的青龙嘴高地，红五十团则抢占了洋东坳高地，掩护镇上的红四十九团与红五十一团，并撕开了敌合围圈的一道口子。
敌军占领了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并以强大的火力掩护，分两路向红军阵地进攻。西路敌军利用河沟掩护，隐蔽接近红军，并袭占了红四十九团第一营的前沿阵地，切断了红五十一团同军团主力部队的联系；东路敌军也潮水般地向甘溪街压过来。
红五十一团在失去团指挥机关的情况下艰苦奋战，坚决顶住了正面敌军的进攻。直到这时，红六军团主力仍未知甘溪战斗的具体情况。
当红军在青龙嘴的阵地遭敌人火力压制后，前卫指挥员李达率机枪连和红四十九、红五十一两团团部400人，由甘溪东面的杜垴山高地，向石阡大地方转移。
在东街防守正面之敌的红五十一团英勇抗敌。一名红军战士负伤，忍痛埋伏于刺蓬中，当敌逼近时，他突然奔向敌群拉响了仅有的两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桂敌正面进攻受阻后，即以其主力分两路向龙角屯和洋东坳迂回，企图侧击运动中的红军主力。由于军团很久弄不清前面的具体情况，一时难以下统一的决定。直到发现敌人迂回时，才派出红校及红五十三团部分队伍抢占龙角屯和老菜土抗击敌人，在他们的掩护下，军团主力部队杀出重围向东南大地方转移。
随后，红五十团在团长郭鹏和政委彭栋才率领下接替了红校的任务，掩护红五十一、红四十九团和红校转移，完成任务后也撤出阵地，向主力行进方向转移。
红军后卫也得军团命令随主力行动。当夜幕降临后，甘溪之战结束。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敌人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中，形势异常险恶。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长肖克、王震等于10月10日决定，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
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敌军周旋。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
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
军团主力转战期间，在龙塘、关口地区再次遭敌截击，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被敌截断。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损失。
师长龙云率领少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后，不幸于岑巩县被反动民团逮捕，后辗转解往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
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通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都发现了红军主力。
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发起进攻。红六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暗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才算松了口气。
艰难中完成西征任务
甘溪遭遇战失利后，首先突围出去的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机关人员及机枪连约六、七百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和团政委晏福生、苏杰等同志率领下，凭着国民党报纸上披露贺龙在沿河一带的活动消息，在丛林莽山中转战数日后，到达坪贯，出石镇大道向东北的小鸡公方向前进。
10月10日经尧寨、地印等地至岑巩县黄平庄，然后到公鹅，经九天转战，巧妙地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李达等听当地群众讲，水田坝一带有红军活动，便估计到可能是贺龙指挥的红三军的部队。
于是，李达便率领部队向水田坝前进。10月15日下午，李达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越过沿河乌江支流上的白果树河到达了谯家的黑岩门，住在水田坝的红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发现后，不知道是红六军团，立即进入黑岩门半山腰埋伏起来，准备战斗。
这时，军部通讯员跑来报告：“情况不明！”在这关键时刻，贺龙同志亲临阵地观察，叫司号员回号，红三军各团都吹起了敬礼号，六军团吹起了还礼号。
部队一下子欢腾了，双方的号声清脆嘹亮，一问一答，特别亲切，欢呼声、号声、口号声震撼山谷。贺龙同志命令各团迅速集合上山去迎接六军团，红三军战士边走边唱起了歌：冲！冲！冲！
冲上前去保弟兄，
怕什么机关枪、迫击炮，
把我们的勇敢提起来，
向前进！
杀！杀！杀！杀尽反动派，
怕什么国民党狗奴才，
把我们的勇敢提起来，苏维埃！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一部与红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六团在黔东特区革根据地的沿河水田坝最先会师，贺龙同志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详细汇报，得悉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后，非常关注。
当晚，贺龙、关向应召开了军、师级干部会，确定安排突围出来的李达等回后方休整，红三军主力继续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
10月16日，贺龙、关向应让先期突围而来的红六军团少数同志为向导，率领主力由沿河县水田坝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
红三军主力南下不久，在印江县苗王坡与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的一部分突围部队会合。
此后，红三军即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寻找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的战士。
为了迎接红六军团到来，10月21日，黔东独立师及特区保卫队，从苦竹坝撤出战斗，日夜兼程，22日赶到石良，于关隘设卡，盘查奸细，刷写标语，宣传民众，组织作坊加工军米，积极筹备迎接亲人。石良各家水碾日夜转动，为红军加工军米忙碌，仅刘其富一家就加工了军米3000多斤。
10月24日凌晨，红三军先期到达木黄，随后红六军团到达。11时许，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六军主力经落坳、三甲抵达木黄。
贺龙、关向应以及先期会合的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在木黄街口热烈迎接。两军领导人相见，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兴奋异常。
随后，两军团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贺龙同志首先介绍了黔东根据地的情况。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处于不利的形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红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三军转战湘鄂川边地区，数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未果而进入黔东地区的背景下建立的。1934年5月9日，红三军攻克了彭水县城后向黔东北地区进发。因为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战士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伤员越来越多，弹药无法补充，人越打越少。
急需获得修整的红三军在沿河、印江、德江、务川各县的转战过程中，于1934年6月19日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了中共湘鄂西分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为了尽快贯彻落实枫香溪会议精神，红三军军部派红三军干部杨秀山、范忠祥分别担任队长，调七、九两师得力的战士组成宣传队，立即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秀山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于7月21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寨的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会议明确提出首要工作重心是实行土地革命、扩充红军，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优待红军及其家属的条例》、《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等6项决议。
特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沿河县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成为当时代表黔东人民利益的最高政权机关。
随后，苏区迅速发展到20个区级苏维埃政权、百余个乡级苏维埃政权，覆盖了川黔两省6个县，纵横200余里，辖区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沿河一县就占到了60%以上。
在根据地建设中，红三军和区乡自卫队、游击队与川、湘、黔军阀展开了殊死战斗，大小百余战，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战役就达到10余次，重创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了根据地。当他们得知红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消息后，即派军南下接应。
贺龙介绍完后，肖克同志也介绍了一下红六军团的情况。同时，两军团领导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交换了意见，围绕着是否留守黔东根据地，还是进入湘西寻求新的发展进行了讨论。
双方领导人认为，黔东根据地活动范围窄，部队给养困难，且冬天临近，部队过冬有困难，到湘西发展比较有利，黔东梵净山一带可作为必要时的退路。这就初步定下了会师后的发展方向。
当日午饭后，两军团一起向松桃的石梁进发，晚上两军团在蒋家大田举行了会师联欢会。
25日凌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关于两军行动方针的问题，向中央军委发了请示电文：二、六军团昨日在印江之石良（应为松桃石梁（），明日进至酉、秀、印间南腰界，离苏区四十余里，拟在该地休息一短期。
通过电台和中央取得了联系后，接到了中央的命令：“可以休息，但是情况不许可，敌人已接踵而至。”
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保部队，由木黄、石梁两地出发，陆陆续续地全部汇集于酉阳南腰界，我红二、六军沿途得到各族人民热烈支持和拥戴。
27日，晴空万里。吃过早饭后，二、六军团所属各部队开往南腰界猫洞大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师庆祝大会”。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时刻，两军团庆祝胜利会师，人人兴奋激动，鼓舞欢腾，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两军指战员互相慰问，交流战斗经验，洋溢着高度的阶级爱和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
在一阵雄壮的军号声后，大会开始。任弼时同志首先宣读了党中央为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然后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他兴奋地说：“今天的大会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我们胜利会师了。我们从江西出发，天天盼望与二军团会合，今天我们真正会师了！第二个意义是，我们这两部队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以打胜仗来庆祝我们的会师。”
接着，贺龙同志讲话。他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跋山涉水，打了不少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这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贺龙又说：“我首先向红六军团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到了根据地，让六军团的同志们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黔东根据地是新建才开辟的，不很巩固。”
然后他很幽默地说：“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
然后，关向应、王震、萧克等也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由任弼时同志宣布关于红三军恢复为红二军团名称的决定。
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七、第九师分别改编为第四、第六师，共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暂时编为3个团，共约3300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
因为红六军团千里转战，损失很大，贺龙指示有关部门，给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配备了马匹，还把一批轻机枪和粮、肉、款等送给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得到补充后，元气很快恢复，也抽调了30多名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充实了红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团结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两军团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士气大增，形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并列的又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从此以后，两军团再也没有分开过，为完成新的更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完成转移任务，并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然后，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挥师北上，向湘西进发。为了牵制敌人，配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北上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任弼时、贺龙等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并任命段苏权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王光泽任师长。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后，黔东独立师开始了艰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