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具体研究讨论有关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及后勤保障等问题。
在会上，邓小平针对部分同志抱有和平过江的念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这些‘英雄好汉们’非常迷信武力，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刀兵再起。他们玩弄和谈，实则准备大打！……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实则扩充200个师，我们要积极准备船只，要开展水上练兵活动，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积极训练准备渡江
在解决思想、组织问题的同时，如何渡江是实际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习惯陆战、习惯穿山越岭的北方农民兵来说，长江无异是一个大挑战。
渡江战役不是山地战、平原战，也不是地道战，而是河川战。
长江不是一般的河，是闻名世界的大河。我军必须在数天之内，由不谙水性的北方农民为主的部队训练成一支“水上蛟龙”，这不比打仗轻松。
当然，对于如何渡江，我军并非毫无准备。
早在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就开始进行了。那时，粟裕虽然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暂不渡江南进，但并没有放松渡江南进的准备。
粟裕组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先后派出几百名干部到沿江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到皖南，请东北解放区代为购置了一批改装木船为汽船的引擎。
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纵队南进到淮河以南、长江北岸，后来又派出几个加强营到皖中、苏中地区。
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侦察沿江敌情，勘察沿江地形，对长江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河湖港汊进行了详细勘测并绘制成图。
这些工作，对于制订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工作毕竟都是在其他战役间隙进行的零碎工作，参与的也只是少量的解放军。对于当前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来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要知道，要参加渡江战役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别说会水，甚至连船都没见过，连如何上船下船都不知道。
对长江的畏惧之情在第二、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中普遍存在。干部战士对渡江作战，顾虑很多。不但连基层指战员缺乏信心，就连一些营以上干部也有牢骚。有的甚至说：“上船前先看一看我熟悉的朋友，以后就闭着眼睛上船。”
有的还写了家信，说要与家人永远告别了，有的整天皱着眉头被渡江任务压得闷闷不乐，牢骚满腹。
当时有一个营搞了一艘小木船，战士们很好奇，都想上去体验一下，结果上去就翻，一个个掉进了水里，怎么摆弄都不行。
村里老乡看到了，就过来给他们讲：“你们这样不行，上去以前还要有人在岸上拉着绳子，不要让船乱动。下来时，也要这样。”
结果还是不行，好不容易爬上去两三个人，小船摇摇晃晃地又翻了。
老乡就笑了：“你们上去后扎成一堆也不行，要左边站几个，右边站几个，这样船就不会翻了。”摸索了大半天，战士们才把这艘船“摆平”了。
我军虽然有过渡黄河的经验，但几经激战，老兵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战士晚上睡觉时听见河水“哗哗”地响，都会产生畏惧心理。
也不知从哪里听到的说法，说是长江有“江猪”，个头和一头大肥猪差不多，最喜欢拱船，一拱就翻。
这种说法很快在部队里流传起来，部队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船上坐这么多人，开到河中间，不就成秤砣了吗？”“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搞不好就翻船，还没和敌人打就得淹死了。”“江猪比老虎都凶哩！一群一群的，再大的船一顶就翻，掉下去就得喂江猪。”“还听说，长江里有暗礁，碰上就翻船。”
还有人说：“我们打个护城河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长江这么大，我们怎么打！”总之，都是没信心。
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渡江作战的信心，邓小平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训练。可是要进行水上训练，船只、船工都是必需的。
长江沿岸是刚刚解放的地区，这里不比老根据地，干部一动员，群众二话不说，倾其所有地支援战争。
共产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是让人害怕的。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解放军即将发起的这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更需要人民的支持。
这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渡江作战，刚开始遇到的困难很大，除了北方战士不会水，还没有船，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
刚开始时，搞些老乡的高粱秆，先绑成小捆，然后再用几根木板夹着绑成大捆，但人一上去，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接着就用毛竹，并排地绑起来，人一上去，还会沉。
面对这些情况，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为了迅速收集船只，各个师、团的参谋长、主任都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寻找船只。
这是一项很复杂，很困难和阻力很大的工作。
在人民解放军向长江逼进，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造谣说解放军要实行人海战术，用老百姓填平长江下江南，并且破坏和拉走了大量的船只。
剩下的有船的老百姓，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有的把船弄走了，有的装上泥沙把船沉入了水底。
解放军就向老乡们宣传我党政策，向他们反复做工作，我们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的，一定能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如果老乡还不肯交船，就坐在他家门口，继续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直至交出船只。
在总前委的领导和协调下，经过艰苦努力，渡江各部队共征集20000余艘木帆船，加上部队自制的运送大炮、车辆的竹筏、木排，基本上解决了渡江作战第一梯队的乘载问题。
除部队自己训练的30000名水手外，又从地方动员了近万名船工加入战斗序列。
船和船工虽然有了，但对船工进行教育，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组织这么多船工，其中还有老大爷、大嫂，他们要直接参加第一梯队作战，并且要求他们在作战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都没有把握。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这些船工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认为国民党的江防是很厉害的，上有飞机，下有军舰，岸上还有扬着脖子的大炮，解放军想用小船打过长江去，简直不可想象。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叫嚣：“当年曹操百万雄师下江南，战船密布，也被滚滚长江所吞没，共产党几艘破船，怎么能渡过长江？”“长江天险，共军绝难飞渡。”
这些对船工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船工就开了小差，有的情绪低沉，也有的公开表示不愿意干。有人议论说：“渡江很危险，敌人对岸有大炮，江里有水雷，敌人占的南岸高，攻打不容易，过去了也活不成。”
有人推托说：“江水无风三尺浪，我们船小不能过。”总之，对我军渡江作战毫无信心，死的恐惧威胁着每个人的心。仗还没打，有的船工就说：“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时要人不要船。”
有一天飞机在我军藏船的内湖打了机枪，虽然没伤着一个人，可是许多船工却抱头大哭，连饭也不吃了。
这种情况也影响了战士们，许多战士都担心，渡江作战时，到了江中间，枪炮一响，这些船工万一丢下船，跳到水里逃命去了怎么办？
影响都是相互的。部队里有些连长、指导员们对这些船工们也有了意见，发牢骚说：“我们提着脑袋为他们打天下，他们不领情不说，还竟找麻烦。”
有的干脆说：“咱们不要他们了，只要有船，咱们自己培养水手，自力更生。”
话虽如此说，可做起来难。指战员们非常清楚：技术好比翅膀，有了它，才能飞，大江之中，风高浪急，没有几手真本事，玩不转的！所以必须动员一大批老乡上火线。
这些船工大多数完全依赖江湖为生，有很重的江湖习气，讲义气，崇拜大官。根据他们的特点，我军把他们和部队水手混编，每个连队都请他们吃肉买烟，吃饭时到连部，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吃，平时生活也比战士要高些。
等到感情近了，连长、指导员就给他们讲咱们是朋友了，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就不够朋友了。这对讲义气的船工是起作用的。
为了动员船工，有的兵团首长甚至亲自上阵，给船工们讲话。船工见这么大的官来给自己讲话，都很激动，觉得解放军看得起自己。
为了提高这些船工对我们渡江作战的信心，我军还专门组织他们参观了炮兵阵地。当船工们看到一排排乌黑的炮口，齐刷刷地指向长江南岸时，都非常激动。
带队的战士们还自豪地说：“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更多。”然后又向其他方向指了指，其实其他地方就没有了，给他们壮胆。
船工当中除了少数船主外，绝大多数是受苦的穷人，大多数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终年漂泊水上，还要受国民党的压榨和剥削。
部队又组织了解放军战士和船工一起诉苦，找苦源，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了国民党的身上。
诉苦运动再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会场上常常一片哭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打过长江去，消灭反动派！”“有船出船，有人出人，支援解放军过大江！”
经过反复做工作，船民们明白了，不打过江就不能翻身得解放，树立起了送大军过江的坚强决心。
有个姓田的船民，非常积极，他不但把十五六岁的儿子带来了，还主动召集船工们制订立功计划，保证配合部队完成渡江任务。船只有了，船工的思想工作也做通了，剩下就是训练了。
1949年1月13日，邓小平和张际春制定了《中原野战军两个月整训之军政大纲》，指出“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完成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奠定正规化的初步基础，在组织上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
此外，邓小平认为：“一般说来，打过长江虽都知道一定要去，而且很快要去，也知道唯有打过长江才是正确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确实具有恐惧心理。”
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除了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大多数战士都不会游泳，连排干部会游泳的更是少得可怜。这些平常一到战场上就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到了水边却像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颤颤巍巍地下到水里，水到胸口就感到憋闷，“吱溜”一下又跳上来了。
为了消除怕水心理，邓小平指示各兵团要抓紧水上军事训练。
针对渡江作战的特点和许多指战员不习水性的实际，总前委指示各部队依托内河、湖泊，开展游泳、划船、水上伏击、救护、协同打军舰、登陆突破、步炮协同等战术、技术训练，经过训练，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水上作战的能力。
各兵团党委认真贯彻总前委指示，通过聘请驻地居民给部队讲解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和轮流观察敌岸情况，介绍兄弟部队进行准备工作的经验，组织战士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渡江作战方法等途径，逐渐消除了一些人员对长江的种种疑虑，启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特别是沿江人民的热情支援，更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渡江胜利信心。在此基础上，各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水上练兵热潮。
3月底至4月初的天气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穿的还都是棉衣。但为了学会游泳，他们把棉衣、棉裤一脱，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先喝些姜汤，再往头上浇些水，然后就跳进湖里扑腾。
许多人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架，全身筛糠，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停下来，特别是刮风下雨时，寒气袭人，但战士们认为这是难得的训练机会，顶着风雨在水中游泳。
为了学会游泳，战士们想了许多土办法，虚心地向船工求教，用毛竹或木头扎成三角形、井字形，或者用稻草扎成水葫芦式的救生器材，趴在上面扑腾，慢慢地能游出十几米，几十米，上百米了，有的战士干脆抱根木头就能游了。
再就是练划船。消除了对水的恐惧，就变成了对水的好奇，不光战士们想上船过把船老大的瘾，就连一些营、团长，甚至高级干部也想体验一把。
好奇归好奇，一上了船，战士们才知道划船并不“好玩”，跳上船，在广阔的水面上一颠簸，几个来回，就晕头转向，五脏六腑，都被颠得翻转过来，呕吐不止。
有的船拐了几个弯，战士就不由自主地趴在船帮上呕吐。一批批生龙活虎的战士，上到船上，三五天工夫，就一个个眼窝凹陷下去，变得黄皮寡瘦。
有的领导也心疼，让他们休息，他们就偷着上船练。渡江战役发起时，至少在船上不会再有什么强烈的反应了。水上射击是硬功夫，也需要训练。
战士们经过反复摸索，用草袋子装上沙、泥土，放在船头，架上机枪，既可跪射，也可蹲射。六○炮放在船中间，为了使船身平稳，便于射击，在下面也要垫上沙袋。这个问题也算是解决了，部队情绪也有了，就等着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了。
实践证明，这些训练举措，极大地增强了我军将士渡江作战的自信心，也提高了部队渡江作战的能力。
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解放军还经历了一些水上的实战经验。
3月29日，我军在安庆以东之五里庙击伤敌舰一艘，4月1日击沉一艘，2日又击伤一艘，起火后逃走。
4月初，邓小平风尘仆仆，冒雨赶到桐城参加第二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向第二野战军师以上干部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问题，促进战备工作更加落实。
在这里，邓小平、刘伯承不仅要直接指挥集结在湖口至安庆的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四、五兵团，而且还要指挥第四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萧劲光所率的第十二兵团，以及江汉等中原军区部队，沿长江自宜昌、汉口以下，直达九江，以佯攻威胁敌人的华中集团。
邓小平了解到击伤击沉敌舰的事情后，非常高兴。4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及总前委并告第三野战军，报告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对敌舰作战的经验：一是加强侦察监视；二是使用战防炮；三是查明其固定航线；四是准备几个预备阵地，以便经常变换；五是对敌战斗应沉着，一齐开火，则易收效。另外，破坏其江中灯塔，敌舰就不敢夜航。
同一天，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各兵团及各军首长并报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总前委，布置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电报强调：“渡江前准备工作周密与否，关系于渡江成败极大。各部应有计划地切实进行有关注意事项，交换经验，逐步完善。一、对敌情的侦察判断；二、对地形的侦察判断；三、渡江器材之准备；四、渡江战术和技术研究的训练。”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我军以相当大的精力组织侦察、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变化，为大军渡江做准备。
1949年4月6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选调300余人，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第八十二师第二团参谋长亚冰任党委书记兼大队长，乘夜渡过长江。
这支先遣队，在皖南沿江工委、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侦察敌情，扰乱敌人的后方，并接应渡江大军，胜利完成了任务。
同时，我军还组织力量调查气候变化情况和长江水情，检查全军战前准备，及时提出调整部署的建议上报中央军委，供中央决策参考。
在加强政治动员、进行水上练兵和积极侦察敌情的同时，总前委还通过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了常备民工320万人，筹粮1.7亿千克及大批柴草、服装、军鞋等，解决了渡江作战所必需的后勤保障问题。
虽然一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绝对胜利，总前委督促各部加强准备工作的检查，力求不留任何破绽。
4月6日，刘伯承来到贵池前线。
刘伯承坐在一古老的太师椅子上，考虑有哪些问题，必须明细，考虑一段，写出一段。
刘伯承要求各部：
一要检查对敌情侦察判断情况，必须确实能做到“知彼”，包括南岸敌军前沿与纵深的守备兵力、番号、分布、工事、守军活动规律，江中敌舰与空军活动规律。
二要检查对地形侦察判断情况，包括江幅、江洲流线部和涨潮、退潮时间，风向有何规律，南岸登陆场地是否险峻，或是洼淤、湖沼地，是否妨碍我登陆作战，南岸山地、湖沼、河流具体状况，道路网和粮食情形如何。
三要检查渡江器材准备情况，包括船筏水手的组织与训练，战士熟悉水性者也在内，船运量的计算和标示，船坞设置，出航地选择及翻坝的组织。
四是渡江战术和技术的掌握情况，包括划船、撑筏、乘船、带绳梯，总前委要求的渡江实施时指挥机构、游击部队、掩护部队的规定、对炮兵火力组织，对空射击和对空隐蔽的规定，各部都要拟定登陆作战计划，教干部进行沙盘作业。
然后以“刘邓张李”名义，发往各军执行。经过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督促，经过广大指战员、战士群众的共同努力，我军的渡江战役准备工作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华东野战军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1月15日，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从萧县蔡凹村移师徐州西南的一个小山村大北望，进驻“郝家大院”。大院由3座古民居组成，总占地面积900多平方米，共有清代建筑100余间。
进驻大北望的当天，由华东野战军代司令、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战字第十七号命令》，决定以第六、七、八、十三纵队由陈士榘参谋长统一指挥，先行渡淮河歼灭津浦线蚌滁段守敌，并相机袭占合肥。同时，将参战各部任务分别加以部署。
1月19日至26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第七兵团所在地贾汪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第一次贾汪会议。
此次会议是为发起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而进行思想动员和整编部队的重要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着重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广大指战员做好渡江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粟裕在《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东野战军1949年六大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得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
“现在蒋介石‘引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
“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
粟裕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必须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
要组织部队学习新的作战方法，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
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
粟裕还强调指出，在京沪杭地区作战，更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把做群众工作看做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争取军政全胜。
会议进行过程中，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渡江初步方案，并参加中央1月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赶到贾汪，向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对渡江南进和部队整编作了动员。
会上，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宣布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辖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辖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
这次会议以后，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首先是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入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
其次，展开全面的战役战术侦察活动，组织军师干部率领侦察队到江边侦察，调查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水情、天候，为制订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依据。
第三，进行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召开战术研究会，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
第四，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按照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分别编组训练。
第五，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
1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一个兵团南下。第三野战军各部和苏皖地方部队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席卷江北，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面对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众叛亲离,蒋介石加紧部署长江防御体系，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
2月3日，党中央电示：
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必须有应付两种可能的准备。
如果证明今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组织坚决抵抗方针，则我应按原计划休整至3月底，准备4月渡江，否则我应做提前渡江一个月行动准备。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应休整至2月底止，准备3月即行渡江作战，占领京沪地区。
粟裕立即做出部署，指令第三野战军各部加速完成整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2月9日，粟裕到河南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2月3日电示讨论和决定了渡江作战部署。
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认为应当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一致赞同。
2月12日晚上，粟裕到第三野战军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他认为，大军渡过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粟裕说：“第三野战军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4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
“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人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达成这一任务的。”
粟裕反复测算了东、中两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的距离，以及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可能逃跑的路线和行程。
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的太湖边，只有四五十千米行程，战斗顺利约两三天。如果江阴要塞策反成功则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20千米，战斗顺利约5天就能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
南京至广德、长兴约140千米，如果敌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约需四五天，加上受到我军阻击，还要通过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
敌人定下逃跑的决心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一两天。因此我军先期到达或与敌军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东集团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的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作为重点突破地段。
粟裕准备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在兵力部署上作适当调整，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
粟裕认为，这些部队不仅对当前战场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当年的根据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于完成作战任务，发挥人民战争的总体威力。
粟裕指示作战股长按照这个设想起草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
2月18日至21日，为了传达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总前委会议精神，第三野战军于第七兵团驻地贾汪再次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会议具体部署渡江作战任务，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和国民党江防态势，听取了各兵团和部分军级指挥员意见。
会议期间，粟裕主持召开有各兵团各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陈毅也到会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
2月20日，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发布。
预备命令指出：“本野战军受命自沪、宁、芜、安段强行渡江，首先割歼京沪及芜湖沿线之敌，夺取京沪杭要地，打下继续配合兄弟兵团向南进军之基础。”
对4个兵团的作战任务、战斗序列、集结位置和开进时间做了具体规定，要求各部在3月15日以前到达渡江作战集结位置。
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进至高邮地区，战役发起时再往前靠，以加强东线渡江作战指挥。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主持制订的《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方案》完全符合战役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役构想。
随即，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分别下发《向江南大进军的政治工作指示》和《关于京沪杭战役后勤工作的通知》。
第三野战军各部按照预备命令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
第三野战军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进行形势、政策和纪律教育，树立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为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做好思想准备。
为此，第三野战军还专门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教育所属部队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切实遵行。
同时，第三野战军继续征集渡船，训练水手，开辟渡船进入长江的水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艘，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
第三野战军还动员了大量船工，每个兵团还抽调有撑船和游泳经验的指战员各训练了一两千名水手；开辟了从湖泊通向长江的引河，船只隐蔽集结在江堤之下。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航渡和突破滩头阵地以及水上射击、打击敌舰等战术技术训练，并利用暗夜在长江中试航，有些突击团还在江中进行适应性训练，使许多不习水性的指战员由“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
指令各军派出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敌情和敌舰活动规律等情况。有的兵团还派干部率领小部队偷渡到长江南岸侦察，并建立了隐蔽点线联系。
协同地方党政军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筹集粮草，修复公路、铁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队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团队随军参战。
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着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就看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加紧进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对江阴要塞敌军起义的策划。
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据点，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
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此时江阴要塞的要害部位已为我党地下党员控制。
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专门邀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澂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
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
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令他们做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
叶飞、韦国清向我党地下党员王澂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四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第十兵团还采纳王澂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入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
渡江前的策反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解放军还没有开动，却相继传来喜讯，驻守在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第一零六军第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等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l948年9月，张奇所在的国民党第二十三师由江北调到皖南的芜湖繁昌一带驻防。不久扩编为第一零六军，毕书文任军长，张奇任第二八二师师长。
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的杂牌军。蒋介石为控制、分化和改造这支非嫡系部队，刚一编定好即把原军长调往南京，另派嫡将任军长，并向第二八二师派去副师长、政工处长及连指导员20多人。表面上协助张奇防守长江，实际上是监视该部行动。
面对大军压境和国民党内部的不信任，张奇决定弃暗投明，率部起义。
起义前，张奇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经过3个月的秘密工作，以原部军官为骨干，在连、营、团内建立起三人领导小组，并秘密发展了一部分战士，为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9年2月7日，第二八二师在繁昌横山桥举行起义。他们将拒绝起义的该师副师长、政工处长等人予以拘捕。
晚上张奇派亲信参谋持自己的亲笔信乘小船北渡与江北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炸毁鲁港大桥，切断电话线。当天深夜在芜湖至荻港的7个渡口利用民船北渡。
敌人发现后，立即派巡逻舰艇炮击拦阻，飞机轰炸。张奇沉着指挥、果断应战，缴获敌汽船、炮艇各一艘。起义部队一天之内，5000官兵胜利地渡过了长江，与我人民解放军会师，受到江北我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起义成功后，该师全体官兵立即发表通电，拥护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关于时局声明中的“八项条件”，谴责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集团伪装和平阴谋。
2月1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张奇率部起义事：国民党军第一零六军第二八二师师长张奇驻守芜湖，原拟策应我渡江，后因意图暴露已提前起义，渡江过来约5000人，并扣留副师长等。
我已派人去工作，要其准备策应我渡江。现准备初步整理后编入野战军，可否？张已起草起义通电，是否公布，请示复。
17日，中央军委复电：“张部起义对敌军有影响，其通电经你们审阅后并连同你们复电一道发来。发表时机依情况决定，对该师处置同意你们的办法。”
2月25日，邓小平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给该起义部队的贺电内容，请军委审定。
2月2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贺电由新华社总社发表。
3月2日，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致电慰劳该师全体官兵。
该师整编后，被编为第二野战军独立师。不久，张奇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回师皖南，从此踏上革命的征途。
与张奇起义相比，王晏清的起义不算成功，但影响却要大得多。
王晏清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第九十七师，是原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是国民党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9年3月，该师师长王晏清将军毅然率部起义，这一举措在蒋介石阵营中产生了巨大的震**，甚至对蒋本人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该师所属的3个团中，第二八九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眷的警卫工作；第二九零团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二九一团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时的警卫团。
“首都警卫师”全师共13000余人，清一色的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是国民党军队中“嫡系之嫡系”“王牌之王牌”。
蒋介石本人对这支部队一直十分重视，并加以特别扶持。蒋介石不仅经常亲临视察，而且该师师长人选也多是由他亲自提名，并且时常召见训话以示恩宠有加。
1948年10月，为加强首都南京地区的防务，保住蒋家王朝的反动巢穴，蒋介石权衡再三，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一零二师等部队合编，扩充为第四十五军，改番号第九十七师。
改编后的“首都警卫师”名义上算是野战部队，但该师所担负的任务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动，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
渡江战役前夕，为配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南京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瓦解敌军士气、策动敌军起义就是我地下党组织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经我党多方努力而举行起义的。
王晏清是“首都警卫师”最后一任和第九十七师的首任师长，是这次起义的最为关键人物。他原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副师长。
此人在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中算得上是少有的正派人士，并因此深得青年军公认的顶头上司蒋家大公子蒋经国的赏识，被看做是比较“有所作为”的少壮派军官。
王晏清能坐上“御林军统领”这把金交椅，他自己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