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底的一天，陕北大地天寒地冻，凛冽的西北风在辽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并呼啸着一路吹进革命圣地延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狂舞，它似乎是受到风的“蛊惑”，想尽力挣脱树干，随风而去。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在一个不抬起眼的窑洞里，一场热烈的欢迎叶挺的大会在延安召开了。
在欢迎大会，毛泽东高兴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中央关注建立根据地
1937年年底的一天，陕北大地天寒地冻，凛冽的西北风在辽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并呼啸着一路吹进革命圣地延安，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狂舞，它似乎是受到风的“蛊惑”，想尽力挣脱树干，随风而去。
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在一个不抬起眼的窑洞里，一场热烈的欢迎叶挺的大会在延安召开了。
在欢迎大会，毛泽东高兴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呢？这和当时的国内抗战形势及新四军的组建有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在共同抗战的基础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日前线的主张。
8月18日，蒋介石被迫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淞沪战事爆发后，南京、上海、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为减少矛盾，共产党提议由已经不是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叶挺出来担此重任。
叶挺希望这支新编的部队能够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提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0月1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颁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还要求叶挺、项英等迅速组编部队，向华中敌后进发。
11月下旬，叶挺抵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会见，商谈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有关问题。
大家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充分估计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叶挺坚定地表示：“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吧！”
随后，叶挺专程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才在延安为叶挺开了一个欢迎大会。
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从延安返回武汉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筹建新四军的工作。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问题。最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其一，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强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少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
其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涂振农等人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等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即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即后称副书记。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于南昌正式成立，下辖4个支队共9个团，全军共10000人，6000多支枪。
1938年1月10日前后，中共东南分局成立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确定由分局成员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2月下达了部队集中整编和集结的通知。
第一、第三支队于4月初开至皖南款县岩寺镇集结，第四支队也于4月初开至皖中舒城、庐江地区集结。第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加之又到福州领回原何鸣部被缴的枪支，直至4月18日才到达岩寺。
这样，分布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仅用3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改编和集中的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
新四军集结后下一步怎样行动？
早在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至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
毛泽东第二天就复电: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不久，第一、第二支队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就是按毛泽东这个指示进行的。
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人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
项英认为毛泽东这个指示很重要，在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后，立即转发给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一、第二支队认真研究执行。
是年6月，陈毅、张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至苏南和苏皖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并取得蒋家河口、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从而使新四军实施了战略展开，初步开创了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影响和声威。
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安全，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一带，只驻扎两个联队;当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敌增兵防卫，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新四军转战苏皖一带，与敌人进行周旋，并取得了多长战斗的胜利，这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1938年9月29日，就在新四军各个支队先后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迅速展开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也赶到延安，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另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
基于此，最后会议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发展华中不仅是新四军的战斗任务，而且是全党全军的共同任务。为了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替对新四军的指导。
二、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刘少奇来华中加强对贯彻“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领导。
三、项英虽一度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但对全会精神缺乏全面理解。回皖南后，对“发展华中”并无积极布置。为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皖南，向新四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新四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四、抽调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组织保证，从此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被迫抵抗3个月后上海陷落。自此，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溃千里。
12月13日，南京陷落，苏南人民被推入国破家亡、水深火热的深渊。
日本侵略军像一群疯狂的野兽，对中国的和平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任意施展其法西斯暴行，屠杀、**、掳掠、焚烧和破坏等惨无人道的行为，无所不用其极，日军把苏南作为“理所当然”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恐怖场所。
此外，在日军血惺镇压苏南人民反抗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收买北洋军阀、封建余孽、成立伪政权，成为其走狗和汉奸。
1938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在南京成立；3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中华政府”在南京成立，汉奸梁鸿志为行政院长。
侵略者在所到之所组织各种维持会、自治会、建立保甲制度，拼凑绥靖部队，同时还烧毁中国教科书、代之以奴化教育，概言之，奴化、火化、分化和血洗，便是日寇万恶狠毒的手段。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苏南人民的奋力反抗。1938年春，在上海重建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干部，到京沪铁路沿线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役受挫撤退时的散兵游勇和丢弃的大量武器。当时，匪盗四起，地方的“游击队”和“游击司令”数以百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也有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但为数很少。
其中，主要有丹阳的管文蔚部、青浦的顾复生部、浦东的周大根部、常熟的任天石部和陈震寰部、江阴的朱松寿部和梅光迪部、无锡的陈凤威部和严公伟部、嘉定的吕炳奎部。
根据这种情况，江苏省委一面直接组建抗日武装，一面积极争取杂色游击队参加抗日，陆续开辟了一些游击基点。
例如，常熟的东塘桥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的游击基点；青浦的观音堂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的游击基点；嘉定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外围游击基点；南汇的泥城是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第四中队的游击基点；无锡的梅村是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的游击基点；江阴的西石桥是梅光迪游击队的游击基点。
此外，省委还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去这些地方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武装积极活动，打击匪、伪势力，保护群众利益。这就为日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日军的西犯，兵力显然不足，敌后空虚，广大农村尚未控制，这正是新四军迅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
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1938年四五月间，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集结在皖南的新四军派部队向苏南进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离不开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4月，新四军组建了400余人的先遣支队，由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
4月28日，粟裕和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在潜口西大祠堂门前誓师东进。军部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及各支队领导人都赶来欢送出征。
随后，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从而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先遣支队一路冲破了朱永祥、陈德勤等国民党溃军的阻挠，于5月19日正式进入江南敌后战场。
进入苏南地区后，为了迅速弄清敌情，先遣支队一方面派出便衣调查了解苏南沦陷后的状况，搜集敌人情报，一方面派出部队进行武装侦察，为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做准备。
就在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出发不久，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致电项英、陈毅:“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区，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地区。”
根据中央部署，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从皖南东移，向苏南敌后挺进。由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主任刘炎率领的第一支队于5月中旬从岩寺出发，下旬开到南陵。
28日第一支队南陵召开全体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赋予新四军的战斗任务，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明确提出了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初期的斗争方针。
随后，新四军一支队由陈毅指挥向苏南挺进。6月8日，第一支队到达溧水新桥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
接着，第一支队兵分两路，第一团进入江宁、当涂、溧水地区活动；支队司令部和第二团进入溧阳地区，于6月12日进至溧阳竹箦侨。
在这里，陈毅根据沿途掌握的情况和粟裕的汇报，再次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对部队到达苏南地区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做了更为具体的部署。
6月13日，部队继续前进，越过天王寺、金坛之间的溧武公路进入茅山地区，14日达茅山，15日到达宝堰，设支队司令部于前隍村，并积极部署战斗，活动在镇、丹、金、句之间。
新四军刚进入敌后时，虽然人数较少，武器较差，但指战员怀着满腔抗战热情，士气高昂，积极寻找战机，杀敌报国。
梅雨季节的苏南茅山地区，连续10多天浓云低垂，细雨蒙蒙。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
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逼下，早已闻风而逃，宁、沪、杭战略要地和江南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汉奸四起，助纣为虐，土匪蜂拥，趁火打劫，人民叫苦不迭。
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当地群众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
当地群众有的摇头叹气，有的鼻孔里哼一声走开了。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支枪，能行！？”
还有的说：“你们规矩好，可打仗不来事。”
只有用胜利，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打开局面，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决定发动一场战役，那就著名的“韦岗战斗”。
韦岗地处江苏镇江之西，与句容交界，群山峻岭，地形险要，两座百米高的连绵山冈横卧南北，镇江至句容的一条狭长的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确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
根据新四军先遣支队侦察，了解到镇江至句容的公路上每天有日军的车队通过，其往返时间常为8时至10时及16时前后。于是，部队决定在韦岗一带伏击日军。
1938年6月16日凌晨，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韦岗伏击战斗，会后立即冒雨挥师东进。虽然长时间在狂风暴雨中急行军和战斗，部队已十分疲劳，病员大增，但指战员们仍然勇敢坚决地前进着。
为了保证行动迅速，粟裕副司令员果断决定，从各连抽调出6个步兵班、一个驳壳枪班、一个轻机枪班组成伏击部队，向韦岗进发。
17日凌晨，伏击部队到达赣船山附近，陆续进入伏击阵地。指战员们精神振奋，迎接激战的到来。
18时20分，日军一辆军车从镇江方向开来，刚进入我火力网，粟裕副司令员指挥轻机枪班立即开火，子弹击穿车汽缸。
六七分钟后，敌军官的轿车驶来，粟副司令一声令下：“开火”，我4个班以轻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把轿车打得周身冒火，冲到一个土埂上，又退回来，翻倒在路旁水沟里。
敌驾驶员和少佐土井被击毙，大尉梅泽武四郎慌忙钻进车底。5分钟后，另有3辆敌车陆续开来，同样遭到猛烈的火力伏击，一枚手榴弹在敌车上爆炸，一串串机枪子弹扫向敌群。
不可一世的“皇军”被打得鬼哭狼嚎，有的跳入水沟，有的窜入草丛，有的钻进车底，仓皇应战，拼死顽抗。
粟裕扬臂一挥，身先士卒，飞步下山，率领战士与敌人进行血战。
指战员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直插敌群，仇恨的刺刀捅倒了一个个疯狂的日军，一时间，风雨声，厮杀声震**在山谷，仅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
击毙日军少佐上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敌军30余名，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日军旗一面，日元7000余元，以及车中所载的军需物品。新四军伤亡5人，其中牺牲一人。
战斗结束后，粟裕不顾极度疲劳，率部队立即转移，当晚赶到白免镇宿营。前来报复的日军只好空手而回，日机无目标地狂轰滥炸一番。
韦岗战斗是新四军进入苏南后的第一仗，它的胜利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横行，而且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胜利的信心。
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首战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
陈毅赋诗祝贺：“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表达了广大军民对初战获胜的欢欣豪情。
韦岗战斗结束后，先遣支队人员分别归还原建制。粟裕也回到了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新四军行进入苏南后，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援助下，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向敌人不断发起进攻。
7月1日，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助战，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
7月6日，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一营在京芜铁路当涂段颠覆日军一列军车，缴获大批军需用品。
7月14日，第一支队第一团夜袭南京近郊西善桥据点，并破坏了京芜铁路一段路轨。
8月13日，第一支队第二团奇袭句容县城，毙伪军40余名，捣毁汉奸建立的维持会。
此外，新四军第一、二支队还取得了新塘、竹子岗、高资、仓头、华山、横溪桥、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连南京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的飞机场和雨花台下也不断传来抗日游击健儿的枪声。
新四军一面以武力打击日伪武装，一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力量。
当时，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要求各级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在大胆的向外发展和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的指示精神，认真调查研究社会情况，学会灵活运用策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切实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战。
为此，部队每到一地，一面组织发动基本群众，一面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及地方武装上层。采用各种形式，深入了解和掌握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入到抗战行列上来。
当时，纪振纲是茅山东麓茅麓公司经理，拥有13000多亩土地和一支配备精良的二三百人的自卫武装，主要经营茶叶，自称“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是茅山地区有名的实业家。在茅山地区实力很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很大潜在势力，是包括敌人在内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拉拢的中间代表人物。
团结纪振纲抗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存在着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开展对于纪振纲的统战工作是开辟茅山地区的重要一着棋。
为此，陈毅司令员亲自做纪振纲的统战工作，亲自登门拜访，多方开导，动之以情，陈之以理，晓之以义，鼓励和推动了纪振纲趋向抗日，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纪振纲多次在上海为新四军募捐，采购药品器械，并负责运送到茅山，掩护茅山一带的新四军伤员，他还召集士绅为新四军募捐寒衣近5000套。
1938年冬，日军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被迫出走上海，行前将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
新四军团结争取纪振纲抗日获得成功，一举打开了茅山地区统战工作的局面，使新四军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经过新四军的艰苦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原国民党句容第二区区长樊玉琳、原泰兴教育局局长、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经过陈毅等领导人的启发教育，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在斗争中光荣地入了党，成为我党的军政干部。
其他如句容南乡拥有万亩土地的大地主王诚龙、王诚凤和横山地区的业文明、溧阳地区的陈湘甫、金丹武地区的岳道仁、夏震等开明士绅、社会贤达以及茅山地区的宗教人士，也都成为党和新四军在苏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典型。
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批处于观望的中间派人士，转变态度和立场，纷纷同情和支持新四军，以实际行动帮助新四军逐步克服初到江南缺乏人员、武器、经费和情况生疏等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新四军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除了主意对当地乡绅、名流及各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新四军进入苏南后，还深入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新四军进入苏南后，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苏区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以胜利的战斗鼓舞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是以模范的纪律去感染群众、发动群众。
部队每到一处，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代表会和话剧、活报剧、街上头演讲等形式，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
同时，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广泛宣传，号召江南人民支持新四军抗日，动员热血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注重对青年的培养教育。
为此，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镇江宝堰的前隍村和溧水的新桥地区，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当涂新市和大官圩地区都举办了青年抗日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
新四军所到之处，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假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的土匪武装，如盘踞在苏皖边境地区的朱永祥、韩吉昌等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方针。
1938年，新四军第一支司令部发布文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对甘心卖国求荣替日寇工作之汉奸组织一律予以根本歼灭，并号召抗日人民人人有扑杀汉奸粉碎其一切组织之权”。
发动群众摧毁地方自治会，维持会等伪政权，肃清汉奸敌探及土匪武装，这对发动群众奋起抗日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改善人民生活。
1938年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再次发文告，公布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指出减租减息是关系到全民的生计问题，如“得以解决，使然一致团结、加强抗战实力，以收击退日寇，恢复失地之效”。
就这样，经过新四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8年7月，镇、句、金、丹4个县抗敌总会在镇江宝堰镇成立，推举纪振纲为主任，樊玉琳、王丰庆为副主任。
8月，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张鼎丞在大官圩地区马家桥主持成立了当涂县抗日民主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县长丁绩咸为主任，邵时安为副主任。
同月，宣城水阳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开明士绅张云门为主任，施恒和为副主任。
随后，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茅山地区建立起来。
镇、句、丹、金4县抗敌总会成立不久，就有60多个乡成立农抗会，50000多农民参加了抗日组织。宣城水阳地区就有30000多农民参加农救会。自卫会、游击小组等群众性的抗日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
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他们节衣缩食，为新四军筹粮秣、做军鞋；出生入死，救护伤员，掩护干部战士；送情报，站岗放哨，侦察带路，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巩固地方治安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
正如陈毅后来说道：
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能战胜日本强盗。
新四军开进苏南之后，还特别重视党组织建设。早在1938年7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吴仲超、丘东平带领一批干部，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丹阳延陵地区发动群众，成立抗日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久就成立了中共苏南区工委，吴仲超为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在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活动区域里，已经建立了3个持委，14个县（工）委，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力量，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
1939年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1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
这标志着新四军进入江南一年半以来先后在各地创建的10多块分散的抗日根据地和数十块游击基地。
不仅在地理上造成了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而且从党的领导体制上也实现了统一，从而为迎接新的斗争风暴，完成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各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新四军在苏南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地逐步建立起来。党和军队与苏南人民一起，巩固了原有的抗日阵地，积极发展新区。
至1939年底，抗日根据地控制人口超过140万人，新四军已从1000人发展至14000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地根据地经过艰难地斗争终于建成。
建立皖中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11月，李世农遵照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指示到安徽，和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恢复了组织关系的张恺帆、黄育贤两同志组成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负责在这一地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抗日。
不久，便建立了无、巢、庐、桐、舒各县党的组织。从此，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38年4月，皖中工委改为以黄育贤为书记的舒城中心县委。这时，日寇相继占领芜湖、合肥、巢县等地，国民党部队纷纷向大别山腹地撤退，整个皖中地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为保卫家乡，迎击日寇的进攻，无、巢、庐、舒、桐等县党组织，组建了几支抗日自卫武装和游击队，安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在皖中人民积极参加抗战的时候，由我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武装——新四军，正在积极逐渐之中。
1938年2月，红军第二十八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为了打击日寇，挽救民族危亡，集结在皖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奉中共中央之命，挥师东进抗日。战士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四五月间抵达无为、巢县等地，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
一进入皖中地区后，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决定，派第九团进入巢县的银屏山区，寻机打击日寇。
该团指战员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而银屏山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地方。
第九团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即派侦察员深入察访，了解敌情。
他们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扫**”，蒋家河口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该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000米。河口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让侵略者尝尝新四军的铁拳。
为进一步了解敌情，高志荣特意让侦察员化装到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通过反复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人至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掌握情况后，第九团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
5月11日傍晚，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5月12日拂晓，战士们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设伏。
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这时天气晴朗，河面上没有来往船只，岸上也不见行人。汽艇渐渐驶近。战士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头上的钢盔和步枪上闪亮的刺刀。
汽艇靠岸了！毫无防备的鬼子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上了岸。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个个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手榴弹一齐怒吼。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他们不敢抵抗，企图后退抢占汽艇，但汽艇已被手榴弹炸了个底朝天。日寇被困水中，难以施展，被动挨打。
战斗干净利落，仅20分钟就歼敌25名，缴枪15支。新四军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军威大振。
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除了蒋家河口战斗之外，第四支队还在安合公路两侧频频出击。
1938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从安徽省怀宁县东北的洪家铺出发，进至安庆西北的铁铺岭一带活动，破坏安庆至桐城公路上日军的运输。
13日中午11时许，从安庆方向开来3辆日军汽车。设伏之新四军以手榴弹将第一辆打翻在水沟内。
车内日军挣扎着爬出水沟。此时，第二辆汽车驶至，日军蜂拥下车，与从水沟内爬出之日军会合，共约20余人，退至老陈屋顽抗。
第三辆车也遭到新四军攻击，向后开动逃跑。设伏之新四军迅速迂回至老陈屋背后，将日军完全消灭。
整个伏击战历时半小时，击毙日军分队长一名、士兵28名，缴获长枪28支、手枪一支、日本旗一面、军用品一批。而新四军牺牲士兵4人，伤一人。
九十月间，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部队，缴获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一批。
1938年9月2日夜，新四军第四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4个连及两个便衣班，从挂车河出发，拂晓进抵安徽省安庆至桐城公路上之棋盘岭埋伏。
3日上午9时许，日军汽车80余辆驶近棋盘岭隘口。便衣班首先将先头两辆击毁，第三辆汽车也被集束手榴弹炸翻，后面汽车相继停下，长约500米。
新四军迅速出击，日军下车乱窜，被火力大量杀伤，其余退至棠梨山顽抗。
此次战斗历时半小时，共击毁日军汽车50余辆，击毙日军70余人，缴获步枪21支、子弹700余发、小太阳旗百余面、防毒面具20余套、指南针20余个、文件两挑、照相机两架、食品罐头200余箱及其他用品。而新四军牺牲干部一人、班长一人，伤7人。
9月3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三营在安徽省安桐公路之棋盘岭伏击取胜后，日军由桐城派出装甲车两辆，载100余人的步兵一个中队，每天来往巡查桐城至新安渡间公路。
新四军第七团第三营于9月17日再次在棋盘岭设伏。上午11时，日军骑兵60余人从新安渡北上，后有汽车百余辆跟进。接着又发现杨西桥附近日军装甲汽车向南驶来。
第三营对新安渡前来之敌坚决阻击，重点伏击两辆装甲汽车。第一辆被击毁，炸死敌10余人。
第二辆的日军仓皇下车，利用地形顽抗，双方相持约30分钟。新四军从右侧向敌迂回，敌向洪家山退却。新四军猛追，直扑堤岸，将敌大部消灭。
残敌30余人向杨西桥方向溃逃。其时，警戒班对北上的日军骑兵以机枪猛烈射击，阻止敌前进。
战斗共持续一个多小时，击毙日军联队长、中队长等军官4人、士兵80余人，伤6人，击毁装甲车两辆，毙马4匹，缴获步枪38支、手枪5支，左轮枪2支、军旗12面、子弹2000余枚。
战后安桐公路5天不通敌车，桐山、舒城、潜山之敌被迫撤退。而我新四军牺牲排长一人、班长一人、战士一人，伤副排长以下6人。
武汉沦陷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军越过淮南铁路，进入巢县、含山、和县、全椒、江浦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下，支队领导将新四军无为第二中队、桐城学兵连、舒城东沙埂游击队、庐江白石山游击队、巢南游击队等地方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下的游击第二纵队。
同年10月，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第七团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在游击第二纵队的配合下，护送进步人士胡竺冰、翟宗文就任无为、庐江两县县长，惩治了既不抗日，又拒不卸任的无、庐两县县长韦廷杰、李自强，歼灭和解除了反动武装2000余人。
同年11月，第四支队第九团在顾士多团长的指挥下，又袭击了含山县运漕镇的日伪据点。在第四支队奉命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后。
1938年冬，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改为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黄岩任政委、桂逢洲任参谋长。纵队活动于皖江地区，协助新四军第二、三支队等在皖中地区扩军，筹集粮款，积极抗击日伪和打击顽固势力，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和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成立和广泛活动，鼓舞了皖江地区人民抗日斗争情绪，掀起了群众抗日运动的**。
这一时期，桐、舒、庐、巢、无、和、含也先后建立了县委。各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动委会，建立了各种抗敌协会，人民的抗日力量获得了很大发展，为在皖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同时，也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为以后建立皖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5月中旬，经党中央批准，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以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皖中军政委员会，何伟任书记，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工作。
就在皖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皖中制造摩擦，加紧进行反共活动。
桂系李品仙掌皖后，下令解散各县抗日动委会，并于1940年3月无故扣留从江南北渡至无为刘家渡的张云逸的眷属，杀害了随行人员20余人，活埋了我前往交涉此事的江北游击纵队宣传科长田丰。
同年4月，桂顽吴绍礼率部乘江北游击纵队后方空虚，袭击纵队所在地无为牌楼，参谋长桂逢洲牺牲，我军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撤至肥东、定远，只留少数武装人员就地坚持斗争。
牌楼时件虽使我暂遭损失，但皖江地区人民的抗日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为打击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深入敌后，发展武装，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于1940年7月开始，胡德荣、廖成美、顾十多等同志先后率领游击武装重返无为、巢县及和县、含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同时，林维先率领的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三营也从皖南开赴无南、桐城、庐江一代进行敌后游击活动，这样，皖江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得以恢复和好转。
至皖南事变前，皖中地区不仅有着机构健全的党组织，1940年9月15日，还建立了以后奕斋主为主任的和含巢无各区联合办事处的行政机构。
无为的三官殿、石涧、虹桥等地还相继建立了区、乡民主政府，在部分地区还推进了减租减息政策，排除了征收税赋的工作人员，皖中地区已初步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雏形。
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渡江北犯，安徽陷入危机之中。
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东进抗日。
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设伏歼敌，首战告捷，揭开了新四军抗日战争的序幕。
当年８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进入皖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刘顺元。
随后，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在巢县、肥东、定远、凤阳等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的组织，领导皖东地区人民配合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同年11月，改属中原局领导。皖东工委协助新四军主力部队，组织民运工作团；指导皖东各县民众动员委员会组织民众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开办抗日骨干训练班，大力发展党员。
至1939年４月，根据地发展党员800余名，工农青妇等抗敌协会会员15000多人。皖东的抗日局面很快打开。
1939年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
４月下旬，中共皖东工委改为中共苏皖省委，仍为刘顺元任书记。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迅速开创皖东抗战局面，加强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新四军于５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
６月对江北部队整编，将新四军江北部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
７月第五支队在定远县成立，罗炳辉任第五支队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
江北游击纵队扩编3个大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整编后，新四军江北部队主力开赴皖东。
各部队在各自活动的领域内，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一面协助地方党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建立根据地创立基础条件。
当时，第四支队主要在津浦路西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初步开辟了以定远藕塘镇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进入皖东敌后，直接领导皖东的抗日斗争。
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1940年１月，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成立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张劲夫任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任路西省委书记。
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刘少奇指示，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省委将1000余名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往各县工作，使皖东工作有了新的转变，获得迅速发展。
仅３个月时间，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由7000多人发展到15000多人，还组织了50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民众抗日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
皖东革命形势的好转，引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他们立即组织大批武装，企图扑灭皖东大地上的革命之火。
1939年12月和1940年一二月，刘少奇在瓦屋薛、山黄庄和湾杨村，曾3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的情况，明确提出了在反“扫**”中坚持反摩擦斗争的方针。
刘少奇高瞻远瞩，不仅及时挽救了濒临险境地的新四军江北部队，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新四军江北部队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
1939年12月中旬，以长谷寿夫为首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分三路进攻路西根据地。
驻全椒县古河镇的国民党李本一部，虽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却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致使该镇700余间民房被烧，100多名群众惨遭日军杀害。
12月20日，日军侵占路西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周家岗，进逼藕塘，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根据地人民和藕塘中心区免遭敌人破坏，刘少奇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动出击敌人。
并指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避敌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缩小“扫**”范围，缩短“扫**”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
我第四支队第七、第九两个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奋起抗敌，战斗从12月21日开始，经过3个昼夜的激烈冲杀与争夺，终于击退了敌人。
此战共毙、伤、俘敌160余人，日军中队长长毛高千穗被击毙，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从此穷凶极恶的敌人，缩回老窝后，半年不敢妄动。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我军在收复古河镇、周家岗、复兴集和大马厂以后，又主动把古河镇交还李本一。
周家岗反“扫**”，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首次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少奇在皖东直接领导我军对敌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扩大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而且使新四军支队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底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在华中，蒋介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皖东，他“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移往江南，又密令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子兼第二十一集团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东西夹击我江北部队，妄图吃掉或赶我军去长江以南，借日军之手消灭之。
抗日根据地军民，既要反击日军的“扫**”，又要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腹背受敌，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0年2月26日，侵华日军千余人，侵占池河以北的三和集。驻皖桂系军趁机向大桥中心区发动进攻。桂系军在津浦路西的主力有：驻定城西南杭家圩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兼司令的第十二游击纵队和驻全椒县古河镇的李本一的第十游击纵队，共4个支队，相当于4个团；两个直属大队，相当于两个营。
其兵力分布情况是：
第十游击纵队所属第一支队刘子清部驻大马厂，第二支队柏承君部驻古河。
第十二游击纵队所属第一支队主力驻桑涧，其第一大队分布在红心铺东南一带，第二支队和特务大队驻高塘铺、杭家圩一带；同时，驻定远西南下塘集附近的国民党第一七六师第一五二团也开始东进；凤阳县常备大队南移殷家涧一带，滁县常备大队西进施家集一带。加上土顽谢黑头、王柱东等，对津浦路西根据地构成了完整的包围圈。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和挑衅，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等决定，先集中主力于定远，反击对新四军威胁较大的国民党桂系军，以巩固津浦路西阵地；而后再挥戈东进，击退韩德勤部的进攻。
在战术上，采取跳出包围圈，以攻为守，先发制人，通过攻打定城，引国民党第十二游击纵队走出工事，在运动中给以消灭，以粉碎国民党军合击新四军的阴谋。
战前新四军的部署是：江北指挥部直属队驻大桥、张巷一带，裴海萍独立团驻周家岗一带守备；第四支队第七团驻章广集附近，第九团驻庙后戴，第十四团集结于红心铺一带；第五支队第八团、十五团与苏皖支队在路东屯仓一带，随时准备西援，第十团在来安半塔和盱眙一带活动；江北游击纵队在青龙厂，定远、凤阳等县游击队均在本县活动。
其战斗计划是：
以第七、第九、第十四3个团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驻红心铺之第十四团，急调安子集，与第九团组成左路纵队，攻打定城；第七团为右路纵队，担任警戒，并掩护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安全西援；其余部队在原地待命。
3月4日凌晨3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和第九团分别从安子集、义和集、庙后戴出发，经张家巷、双庙等地，中午12时抵达定城城郊。
第十四团为攻打定城的第一梯队，分布在城西北王庄一带，控制西门和北门；第九团为第二梯队，负责东门和南门的警戒，其主力靠近南门。
新四军完成了对定城的包围后，城内国民党尚未发觉。待新四军派员与国民党县长吴子常的联络员见面时，吴子常大惊，欲闭门防守，但为时已晚，新四军先头部队已开始进城，第九团紧跟进城，双方巷战激烈。
吴子常趁城内混战，化装西逃吴家圩，国民党县常备大队因无人指挥，三五成群，弃枪逃跑。
下午15时许，国民党第十二游击纵队企图增援定城，见大势已去只进至县城南严桥。下午5时30分，新四军第十四团第一营全部进城，18时结束战斗。
为防止颜仁毅偷袭定城，3月4日夜，新四军第九团主力向县城南严桥一带转移；第十四团一营也移驻严桥北部一带村庄，密切注视严桥国民党第十二游击纵队的动态；梅竹樵县大队分布在城北范家岗一带，负责向三和集方向警戒。定城由第三营防守。
3月5日下午，颜仁毅集中所有兵力于高塘铺一线，大有夺回定城之势。3月6日晨4时许，新四军第九团和第十四团一营经严桥向南推进。
10时前后，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在高塘铺交火，国民党军一部被迫缴械，一部窜入民房顽抗，激战至中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从老人仓赶来增援，战斗至下午14时结束。国民党军除逃向杭家圩90余人外，其余均被歼灭。
6日夜，新四军第十四团第一营撤回定城休整，第三营派出一个连去朱家湾一带侦察，第九团在严桥待命。
3月9日上午，颜仁毅残部300余人由杭家圩向吴家圩转移，国民党凤阳县常备大队所属6个中队也由殷家涧经楼店子南进，企图与吴家圩颜仁毅部会合，偷袭定城。
为了痛击这股国民党军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第十四团第一营在定城守备，其余均投入迎击、侧击凤阳县常备大队。
9日早饭后，新四军急行军，于下午18时抵达靠山集宿营，10日拂晓向武店和楼店发起攻击的战斗。
不料凤阳县常备队已提前南窜，新四军跟踪追击。午时，常备队在炉桥东松树刘一带做饭，发觉新四军从东北、西南包围过来，仓皇南逃。
新四军追至杜家圩时，天色已晚，常备队分两路向寿县方向逃窜，新四军停止追击。
这场战斗3月4日12时开始至10日下午18时结束，历时7天，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被俘600余人，死、伤200余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重机枪23挺，短枪57支，电话机两部，电台一部，各种子弹20000余枚。新四军仅受伤61人，牺牲5人。
３月９日，皖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文伯任县长。
为了广泛宣传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及各项方针政策，县民主政府除以县长的名义向县城乡印发了《告全县同胞书》外，并于3月17日在曲阳小学召开了各区、乡选派的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驻城和各地士绅代表会。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发表了重要讲话，魏文伯就建政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上述会议除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阴谋，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宣布各级民主政权均按“三三制”原则组成等外，并决定成立县参议会及各级工、农、青、妇抗敌协会等群众组织。
在县级民主政权建立的同时，区、乡党政军机构也随之成立，全县设4个区，49个乡。党政军脱产人员达1000余人。
由于实行了“三三制”原在旧政权供职的人员，愿为新政权服务者均继续留用。“三三制”大大促进了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的共同抗日，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在华中敌后第一次树立了新民主政权的旗帜”。它对于淮南淮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都起到了先导和影响作用。
４月中旬，定远、凤阳、滁县三县联防办事处成立，魏文伯任主任。
６月，成立皖东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魏文伯，政治委员彭康。
８月１日，扩大为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主任为黄岩。同时成立路西保安处，处长由黄岩兼任。
９月中旬，路西联防办事处决定成立合肥东南各区联合办事处、和含巢各区联合办事处两个县级政权。
至此，皖东津浦路西地区建立了６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以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1939年9月，新四军在路东成立第五支队驻来安办事处，汪道涵、江靖宇先后任办事处处长，办事处设在来安城。
1940年2月7日，第五支队召开政工会议，研究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等问题。这次会议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规模进攻和建立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3月，由于取得了定远、半塔保卫战的胜利，路东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15日，来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郑伯川任县长，张凯帆任县政府秘书，后成立中共来安县委，张恺帆任书记，这是津浦路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为了便于领导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创造华中根据地的斗争，4月5日，刘少奇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机关由津浦路西移至路东半塔集附近的大田郢。
至７月底，初步完成了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在13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其中路东有８县，路西有５县，基本实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根据地的任务。
在此期间，津浦路东的县、区、乡党组织普遍建立，原来的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
８个县的区乡政府相继成立，地区性的政权机构路东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也组建起来。联防办事处主任为贺希明，联防司令为杨梅生。
联防办事处成立后，制订和颁布了《临时施政纲领草案》和惩治汉奸、减租减息等条例，实行了征收公粮和税收等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
同时，县、区、乡武装和自卫队以及各级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儿童团也相继建立和健全起来。路东地区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年８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宝地区，并在此和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沟通了皖东、皖东北、苏北地区的联系。
９月５日至17日，江北新四军粉碎了从南京、扬州、蚌埠等地出动的日伪军10000余人对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七路大“扫**”。毙伤日伪军600余人，保卫了根据地。
至年底，皖东根据地已发展到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夏之交，正面战场的国民政府军在华北沦陷后仍接连失利：5月19日放弃战略要地徐州，6月5日失守河南省会开封。
为阻止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而“以水代兵”，国民党在郑县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河堤，令河水沿贾鲁河、颍河南入淮河，形成改道的“新黄河”与豫东、淮北荒芜的黄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