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宣布了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分配工作。
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党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在处理完肃反问题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还推动了陕北苏区行政机构和行政区划的变革。
在行政区划上，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
同时，在苏区设立神府、关中和三边特区。
11月上旬，陕北省委在瓦窑堡市正式成立，郭洪涛担任书记，省委常委有郭洪涛、马明方、李合邦、吴溉之、王涛、刘子义、马佩勋、周建屏。省委隶属党中央西北局领导。
与此同时，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也正式成立，机关驻甘泉下寺湾。下设土地部、裁判部、财政部、粮食部、教育部、工农监察部。
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李富春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开铨任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萧劲光任省委军事部长；李一氓任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郑自兴任保卫局长；揭俊勋任少共书记。
在积极推动陕北地方党组织、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时，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会师。
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1935年11月6日，毛泽东高高兴兴地理了发，洗了头，换了一套没有补丁的红军服装，匆匆来到由军委组织召开的全军干部大会会场。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把手一挥，敞开他那悦耳的湖南腔说道。
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激动不已，挥泪鼓掌，他们都清楚今天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们经受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等待着掌声的停止，然而，这掌声却停不下来。于是，他打了打手势，掌声才终于停了下来。他说：“从瑞金算起，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
最后，毛泽东大声说“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有80000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0000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与此同时，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陕甘支队改编为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并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民抗日。
就这样，随着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到来，陕甘宁边区进入了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央红军两战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下午16时，毛泽东陕甘支队第一纵进入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并在当地看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
辗转了一年多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之激动万分，欢呼跳跃。从此，红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
当晚，毛泽东住在洛河东岸的新窑院里，周恩来住在吴起前街的宗湾子。
吴起镇即今天的吴旗镇，它因今年战国名将吴起而得名，它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北与定边县苏区接壤，东南与保安县苏区接壤。
当时，吴起镇一带地广人稀，十里八里一个庄子，镇上仅住11户人家。
那个时候，当地老百姓受尽国民党匪军的骚扰和迫害，见了军队就躲避。这次中央红军突然来到，当地百姓认为又是国民党军队来了，便携老扶幼急急躲藏，只有一些老人和卧床的病人守在家里。
但随后，当地老百姓发现，这些新来的军队，虽然服装破旧，脸色憔悴，可和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人那么多，不住民房，不吃老百姓的一碗饭，还帮助老百姓担水、打扫院子，一举一动都很有秩序。他们说话虽然听不懂，但非常和气。
于是，当地群众开始猜测：这莫非是刘志丹常讲的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来了吗？
很快，跑在山上躲藏的老百姓也都陆续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洛河川上下沸腾起来了，“咱们的红军来了！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开始迎接中央红军。
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刘景瑞、乡主席刘景权很快组织召开赤卫军干部紧急会议，宣传动员群众，为迎接中央红军积极行动起来，送军粮，组织担架队等。
和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不同，早在毛泽东率领红军打算奔赴陕北时，蒋介石就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同时，国民党调集了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团长马培清；毛炳文军的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第二十四师，师长李英；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三师，师长郭希鹏，率两个骑兵团，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3个骑兵团，这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各团均配备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先后会集于何连湾，协同尾追红军。
国民党军队在何连湾集结后，于10月18日拂晓奉命追击红军，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敌师长白凤翔率第六师3个骑兵团，敌副师长张诚德率第三师两个骑兵团，敌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因地形熟悉，走在最前面。
敌人日夜兼程，死死咬住红军不放，如甩不掉的“尾巴”。10月19日晚上，马培清骑兵团先行进抵铁边城附近宿营，距红军仅有5000多米。
毛泽东随陕甘宁支队第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之后，彭德怀率第二、第三纵队也进抵吴起镇附近宿营。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在干部会议上，当时有一些干部，对打还是不打，意见并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张打，因为他们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但毛泽东和许多同志则认为要打。毛泽东分析指出：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吴起镇是山区，不利于敌人骑兵作战，况且我们已有打骑兵的经验。另外，我们已经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毛泽东最后决定：不仅要在吴起镇打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来。
随后，毛泽东与各纵队首长具体研究和制订了这次作战方案，决定把反击地点选在吴起镇西北方向的头道川。
当时，我军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第一纵队驻防于吴起镇及二道川塔儿湾以东，埋伏于三道川和二道川与头道川之大峁梁上，在敌之左侧，其中第四大队埋伏在头道川的杨城子左右山坡上，准备截断敌人的退路。
第二纵队驻防于吴起镇西北乱石头川的梁台、郭沟门一线，埋伏于头道川与乱石头川之间的山梁上，在敌之右侧。
第三纵队驻防于吴起镇东南宁塞川的宗圪堵至彭沟门一线，埋伏于洛河东侧吴起镇的燕窝梁上，在敌之正面。
就这样，中央红军布下口袋战术，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全歼来犯之敌。
战前，第一纵队首长林彪、聂荣臻召集各大队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交代了具体任务，然后郑重地说：“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这是我们给苏区人民带来的最好见面礼。”
随后，林彪、聂荣臻带领第一纵队的大队干部和参谋人员，到实地观察地形。
头道川在吴起镇东北面约2000米的地方，它夹在吴起镇正对面大峁染与另一座山之间，是一条由西向东流向的季节河流冲刷而成的干涸河道，弯弯曲曲，时宽时窄。很明显，这里是一个便于发扬火力、大量杀伤骑兵的好战场。
红军已经准备好了，吴起镇正张开大口等着国民党军队跳进来。
21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时，第一纵队通过二道川的刘家湾上了山顶，进入阵地。
按照纵队首长部署，第一纵队第十三大队负责打敌前锋。第十三大队阵地往西，一次分别是第五、第二、第一大队的阵地，他们负责拦腰突破和断敌后路。
第十三大队阵地往东不远处的一棵独梨树下，便是毛泽东和纵队首长的指挥所。
自红军抵达吴起镇后，第十三大队已经恢复红军第十三团建制。第十三大队阵地进入阵地后，团政委邓飞立即做了一个简单的战前动员。
邓飞反复强调说：“今天是我们进入苏区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听了政委的话，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自进入宁夏和陇东之后，国民党的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红军部队吃了不少亏，也憋了一肚子火。这次，终于可以伏击他们了，红军战士们怎么能不格外兴奋呢！
旭日初升，黄土高原的景色是多么壮观！金黄色的霞光，金黄色的沟壑，金黄色的原野，构成了一幅金黄色的画图。晨风徐来，带着丝丝凉意，吹在身上，让紧张、兴奋的红军战士，感到异常惬意。
7时过去了，8时又过去了，依然未见敌骑兵的踪影。突然，一个眼尖的战士喊了一声：“来了！”
团政委邓飞朝西望去，远处升起了滚滚黄尘。他和团长陈赓立即登高举起望远镜，果然是敌骑来了，一队队的敌人越来越近了。
陈赓边看边对身边的欧致富说：“小欧，看到了没有，像检阅一样，够威风。”
欧致富仔细一看，原来每一个方队的骑兵，都是清一色的战马，黄的一队，白的一队，红色的又是另一方队。
欧致富轻蔑地一笑：“等会儿，就让他黄红白黑一锅烧，我们南方叫做‘炒杂烩’。”
眼前来临的敌军是东北军何国柱所部骑兵第六师。敌骑在师长白凤翔的指挥下，趾高气扬，浩浩****地开来。他们自恃装备精良，运动迅速，一个个跃马横刀，气焰十分嚣张。
然而，傲慢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在这里设下了收他们老命的埋伏。
敌骑转眼即至，一队队的骑兵，有如飞蛾扑火，进入了第十三大队伏击圈。
就在这时，纵队首长的上空，突然“啪”的一声响起了清脆的枪声，这是决战的命令。
刹那间，红军的手榴弹、步枪、轻重机枪铺天盖地一齐向敌人的骑兵打响，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人嚎马嘶。
突然遭遇袭击，敌人阵脚大乱，前面的妄图往前冲，被第五、第二、第一大队拦腰猛打；后面的紧急驰援，又被自己的败骑冲散。
一时间，战场上，人踏人，马撞马，乱成一片。受惊的战马狂奔乱跳，敌兵纷纷被甩落。有的腿还套在马镫里，硬是给惊马拽着飞奔。
川道上**起了滚滚黄尘，拌着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上空，这里俨然成为了人家地狱。
就在这时，团政委邓飞突然听到几个战士让道：“打倒一个！”
“我又打倒一个！”
邓飞扭头一看，原来几个战士正在比赛看谁的枪法准，随着“啪、啪、啪”的枪声响起，一个又一个敌人骑兵从马上摔了下来。
敌人招架不住，急忙往西逃窜。我军阵地上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像瀑布般倾泻而下，追歼敌人。一些落马的骑兵乖乖地举枪投降了。
那些跑得快的本以为可以逃脱，谁知被从右侧包抄敌退路的第四大队一顿猛打。
敌人无心恋战，往西奔逃。红军追击了一气，但红军的两条腿当然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最后只好鸣号收兵。
在返回的路上，看见到处是敌尸和马尸，一些被打伤的马躺在地上嘶叫。各种枪炮、弹药、电台、马匹、马刀，还有炊具、食品，散满川道，真是应有尽有。
这一战，红军全歼敌第三师的两个骑兵团，敌第六师的一个骑兵团，击溃敌第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和敌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总计打死打伤6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战马1600余匹，另外还有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
毛泽东在视察阵地时，风趣地对大家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至此，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吴起镇一役，共牺牲红军战士200余人，其中有第一纵队第二大队队长李英华。这些战士，一部分掩埋在今天的胜利山上，一部分掩埋在杨城子，一部分掩埋在了刘坪。
吴起镇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用兵如神和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又一体现。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后来回忆：“战斗打响前，毛泽东在指挥所里与第一纵首长作简单指示后，对警卫员说，我要在这里睡一会儿觉，枪声响起也不要叫我等战斗结束时再告诉我战况。在随后的两个小时战斗中，毛泽东一直睡得很香。”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战斗，真可谓是运筹帷幄，成竹在胸。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一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订战役计划。在发起战役的前两天，毛泽东组织两个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三面环山，镇北是葫芦河，一条大道由西向东穿镇而过，镇东有个古老的小寨，构成一个口袋形的地势。
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位于直罗镇东北地区，红十五军团位于直罗镇以南地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国民党军一两个师，而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向洛川、黄陵、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
11月6日至7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国民党军东进。
11月19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前进，并以其先头部队第一零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北地区。
于是，毛泽东决定，乘国民党军第一零九师先出头的有利时机，首先歼其于直罗镇地区。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零九师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直罗镇。
红军乘夜将其包围，第二天拂晓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两面猛烈夹击，战至下午14时，歼一零九师大部。
接着，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团。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第一零九师残部和阻击由富县西援的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
国民党军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进。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其余国民党军退回太白镇，由富县出援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富县。
与此同时，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500余人被红十五军团围在镇东头的土寨子里，待援无望。23日趁黑夜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戕身亡。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一零九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枚。
11月30日，党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外，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蒋介石对东北军直罗镇惨败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使张学良彻底认清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令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险恶用心。
而且，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教育，以及同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的沟通，进一步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从消极“剿共”到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转变。
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来说，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迫使蒋介石调整其战略部署。这就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
为巩固陕甘苏区而战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苏区终于站稳了脚。
然而，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局势依然比较严重：张学良的东北军驻扎在延安一带；杨虎城的西北角驻扎在宜川一带；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驻扎在榆林一带；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驻扎在绥德一带；蒋介石又调嫡系陈诚的3个军进入陕西，陕甘苏区的局势相当危急。
更为麻烦的是，中央所在的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
为此，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
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瓦窑堡会后，陕北军民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
下辖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共13000余人。
其次，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第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黄河游击师”。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大力扩大红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即扩军3000余人。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全面检查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
将红二十八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红军进入山西境内，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党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
同时，又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做了大量统战工作。
在此情势下，党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遵照赵家沟会议的决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
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东征结束。
红军东征取得了巨大成功，从2月20日至5月5日，红军在山西转战75天，歼敌17000余人，扩充红军7000余人，并筹集到了一批粮款。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东征，迫使阎锡山抽回了进攻陕北的兵力，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根据地。
东征结束之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并调集16个师和另外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
为保卫西北，巩固、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共15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向陕甘宁边区进军，打击顽固反共且兵力较为分散的马鸿逵、马鸿宾部，为创造根据地扫清障碍。
此外，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该地区的红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鄂豫陕边，吸引和牵制敌人，以策应彭德怀领导的西方野战军的作战。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出发西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靖边新城堡集结；野战军直属队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随红十五军团跟进。
在两个多月的西征中，红军共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获敌人枪支2000多支，筹款40000多元。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此次西征，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千米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发展和扩大到了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初步形成了陕甘宁根据地。
红军西征结束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面临着新的危险和困难。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蒋介石在红军经过艰苦长征、连续作战，力量大为削弱，又新到陕甘，立足未稳，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红军会师的静宁、会宁地区，蒋介石就集中了第一、三、三十七、六十七、新一军等5个军。红军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
一是自然环境异常险恶。当时红军所处地理位置正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陕甘宁交界处，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产不丰，数万红军拥挤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无法补充兵员、筹粮筹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打退敌人的追击红军将被迫离开陕甘，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以一部兵力钳制第三、第三十七军，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迟缓其前进。
10月底，红一方面军第一、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开始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向东转移，寻机歼敌。
至11月15日，各部分别移至豫旺堡、毛居井以东和环县以西以及萌城、甜水堡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军河西部队；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经红军劝阻，前进缓慢；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独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豫旺地区。
中央立即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打击国民党军进攻。
16日，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17日，敌第一军分三路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县城及附近地区。
当日，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击溃中路第一师第二旅。
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出集中优势兵力求歼孤立深入之右路第七十八师的部署：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山城堡以南待机；红十五军团一部诱其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主力于山城堡东南地区，第三十一军于山城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等部在洪德城、环县以西地区迟滞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之水头堡地区策应各部作战。
20日，国民党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小台子、风台堡，其第二三二旅及另一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并派出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向南侦察，在八里铺以南遭红1军团一部突然攻击，大部被歼。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即决定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21日下午，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
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31军由北向南，第4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
当日黄昏，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和红三十一军一部，乘敌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攻入山城堡，并乘胜追击，将其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战至22日9时，将敌第二三二旅又一个团大部歼灭。
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左路第一师第一旅。敌第一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大振了红军的军威，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第一仗，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加上此前的东征、西征，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1933年春天，陕甘边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苏维埃《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关于“一切在暴动时期的地方和红军新占领的地方组织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规定，于4月5日，在耀县照金镇薛家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主席和副主席。机关驻薛家寨。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委员、粮食委员、经济委员、内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肃反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等。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被认为在西北苏区时期，建立的省一级苏维埃政府中较早的一个。
同年8月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转移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南梁地区开展活动。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劳动、财政、文化、军事、肃反委员会。
7月，陕甘边特委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转变临时政权，创造陕甘边区的中心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并确定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之时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寨子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肃反、妇女、工农监察等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红色西北报》编辑部。
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及赤安县、华池县、庆北县3个直属县苏维埃政府。
除了陕甘边区政府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是陕甘宁地区早期建立的一个省一级的苏区政府。
1934年，陕北根据地初具规模，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随后，安定、绥德、神木等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安定白庙岔。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国民经济、裁判、工农监察、劳动、军事、粮食、教育等9个委员会，不久各委员会改为部及保卫、贸易两局。
此外，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还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赤源等7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
1935年11月，随着党中央、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西北办事处也随之成立成立。西北办事处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的领导，重新划分调整了苏区的行政区划，设立陕北、陕甘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区。
1936年3月11日至15日，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市召开，选举出由49名执行委员和10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新一届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
3月16日，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下设财政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裁判部、劳动部、粮食部、教育部、内务部、军事部、保卫局等。
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向对应，还有一个陕甘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陕甘省委成立，与此同时，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机关驻甘泉下寺湾。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部、裁判部、财政部、粮食部、教育部、工农监察部。
此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7个直属县苏维埃政府，即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鄜(富)县、中宜、华池县苏维埃政府。
1936年3月，由于国民党东北军进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撤销，所辖县归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当年5月，陕甘省撤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中国共产党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机构辖区与原来相同。
不可否认，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陕甘宁地区的人民政权机关经常发生变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权机关依然为革命、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例如在直罗镇歼灭战中，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蔽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时指出，没有群众与红军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
毛泽东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直罗镇歼灭战中所作的贡献。
直罗镇战役后，陕甘省委7个委员一起聚在王家坪，召开了一次省委全体会议。省委认真研究了目前的情况，针对本省党员数量少，力量薄弱的实际状况，强调建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大胆的，猛烈的发展党员，普遍建立支部。”
与此同时，省委还颁发了《党支部及区委暂行组织大纲》等文件，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的组织，创建模范支部，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
同时，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结合陕甘的特殊情况，作出了分田的决定，组织群众打土豪，分配房屋，农具和土地，划分阶级成分。
对当时的工作，陕甘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坚持政策，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消灭富农，基本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结合分配土地，进一步建立健全区、乡政权，努力改进苏维埃的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土地政策具体实施中，陕甘省委、省政府认识到，当地大多数人住在地势平坦和靠近河川的地方，这里离城镇近，土地比较肥沃，人口集中，村落也比较大。在这种地方，土地则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
针对上述情况，陕甘省委、省政府决定的分田和划分阶级成分，主要是针对各种阶级的现状实行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由于陕甘省委、省政府能够按政策办事，所以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这个基础上，陕甘省的各级政权建设总的来说，非常成功。红色政权在陕甘省的广大区域里，稳固的扎下来了。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摆在当地苏维埃政府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
当时，红军在陕甘省的驻军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级党组织、团体和政权的机关，这么多的人要吃饭，牲口要草料，全得由陕甘省政府来供应。
但陕甘省的区域很大，但人口并不多，经常与管辖区域的土豪打仗，也花费了不少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买粮又没有钱，中央也没有钱拨给我们。怎么办？
经陕甘省委、省政府分析研究，眼下要解决这个粮食问题，只有到白区去打土豪，并加强运输队的力量。为此，陕甘省政府组织了两支运输队，每队有近两百匹牲口，近百名队员。队员每人都配有枪支弹药，相当于一支准军事武装。两支运输队轮番到白区去打土豪，这样，才基本上保证了粮食的供应。
在粮食的分配上，陕甘省政府的分配顺序是，先部队、后团体，再是省委，最后是省政府。就是出现粮食暂时接济不上的事，饿肚子的也基本上是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好在这种事也并不常有。
光从白区去抢粮，显然不能满足根据地的需要，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但要发展根据地建设，陕甘省政府还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缺乏干部。
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这种矛盾更为突出。当时的干部，大体上有3个来源，一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红军中调出来的；二是当地的刘志丹、谢子长开辟根据地后培养的干部；三是从当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培养的。
前两类干部毕竟有限，但根据地政府的需要量又比较大，所以，从当地选拔培养干部是非常必需的。
当时，由于陕甘省有不少地方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那里群众的思想还远远不够解放，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敢出来当干部，存在害怕的思想，怕红军会撤离该地区，国民党回来找他们算账。
还有一部分人满足于现状，觉得眼下的日子还过得去，不愿出来担风险。
针对这种情况，陕甘省政府认为要靠宣传教育，靠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指引下，陕甘省政府主席朱开铨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随着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深入人心。这个矛盾逐步得到了缓解。
在开展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陕甘省委、省政府还认识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还要在群众中树立起一个形象，那需要这个政权真心实意地位当地群众谋利益。
为此，陕甘省政府的领导同志要求，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部门都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
有一次，陕甘省下属的肤施县派人赶来近400只羊，陕甘省委收到后打算把它分掉，他们正在算这单位分多少，那单位分多少。
就在这时，时任陕甘省政府主席朱开铨正好外出回来碰到这件事，就问那个管分配的干部：“这羊是哪里来的？”
这名干部回答：“是肤施县送的。”朱开铨又问：“是谁叫你分的？”这名干部说：“是朱书记。”
于是，朱开铨便找到省委书记朱理治，跟他讲：“这批羊赶来后应该由省政府接下来，这样的事你不经过我们就处理啊？”
朱理治说：“那你说怎么办？”
朱开铨说：“我们刚到这里，群众基础还不深，我们不是提倡打土豪分田地，关心群众，搞好经济工作吗？这么多的羊就这样吃掉啊？我的意见是群众都很苦，应该分给群众。”
朱理治不好说什么。朱开铨就派人把羊全部圈起来，后来在李富春、萧劲光等同志的支持下，把这批羊都分给群众了。
同时，朱开铨还写信批评了肤施县的县主席，希望他的头脑中今后要多装着群众。
就这样，在陕甘省政府、陕北省政府及下辖各级政权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陕甘宁广大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得到了越来越多当地群众的拥护，这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国内抗战形势的发展，也为更为统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提供了条件。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实施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经过张学良同意，驻守在延安的东北军撤离延安，红军随即接防延安。
1937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搬迁至延安。从此，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心和党中央所在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日，1937年2月，党中央提出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主张。
2月24日，电子音乐任命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开始着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
当年4月，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隆重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
经过反复协商，5月12日，会议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文件规定了陕甘宁边区民主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内容，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
会议还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与此同时，成立的陕北省委和陕甘宁省委随之撤销。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边区首府延安。
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下辖陕西的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长、安塞、靖边、定边、志丹、甘泉、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夏的盐池等23个县及神府特区，北起长城沿线，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濒黄河，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200万。
同时，根据党中央部署，边区保安司令部归边区政府领导，管理边区地方武装。
同年10月至11月，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任命行政长官，并将其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次年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自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