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白沙战斗打下来，国民党军右翼第五路军“围剿”红军的4个师，除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侥幸外，其余各部都遭到红军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公师遭受了歼灭性的打击，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基本全溃。
而最有趣的是惧战的郝梦龄师，一直躲在藤田的工事据点里，拒不支援自己的右翼。
最终，3万红军把郝梦龄师右翼的第二十八师、第四十三师、第四十七师一个一个吃掉，只得采取“远远脱离敌人，免得敌人找上来”的办法，连夜冒雨经古县撤回永丰。后来却因为虚构了一个战况向总部呈报，而大受嘉奖。
曾担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在他的《蒋军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歼纪实》中谈到这段往事：“经过这次作战，大大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虽然军队不多，装备很差，但作起战来，神出鬼没，以少胜多。而我们尽管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但无法把力量施展出来；也可以说，不等我们把力量施展开，就让红军打垮了。”
“我和郝梦龄见了面，大家研究，怎样向上报告呢？最后决定的电报内容大意是这样的‘接到命令向右翼应援，右翼也来向我们求援。但是我们估计，敌人力量这么大，在这里抵抗一定吃亏，乃向北面移动，避开敌人的主力攻击，改从侧翼予以打击，应援右翼，于是将队伍撤至山后并向右翼军队联系。第二日敌军扑到藤田，不料扑空，即向东面孙连仲部继续进攻。我们躲过敌人主力，在敌人左侧后方，派精锐部队向敌扫击，敌人伤亡很多，激战半天，敌人即行溃退，未胶着作战。敌军溃退后，我们即全师撤到永丰，并无伤亡，则正整顿待命。’实际上，我们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却虚构了这样一个战况向总部呈报，结果却大蒙嘉奖。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能够作到全师并无伤亡，已经是了不起的战果了。”
白沙歼敌后，红军继续向东扩张战果。21日午后，红三军团第六师在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率领下进到永丰中村附近，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的高树勋师第七十九旅接火，即展开了中村战斗。
中村遭遇战勇歼敌军
在国民党第二次“围剿”中，一个个惨败失利的坏消息，如同瘟疫一般迅速传染了全体国军部队。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七百里的战线上空放着十几万大军，却是个个谈共色变，闻赤胆寒。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敌第五路军除了那个第七十七师因为熟门熟路，没有遭受重创外，其他3个师给打垮，1个师给吓跑，整支部队算是彻底报销。
多米诺骨牌一张接着一张地倒下，敌人的信心完全被击溃了。敌军现在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可不只是三万红军，而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红军挟连胜之势，继续东进，迎面撞上了敌第二十六路军。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原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在阎锡山、冯玉祥倒蒋的“中原大战”中，阎、冯失败，孙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清乡督办。
1931年初，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第二十六路军千里迢迢从山东济宁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
第二十六路军布防中央苏区边缘区域时，直辖有第二十五、第二十七、骑兵第一师三个师。
第二十五师师长由孙连仲兼任，下辖第七十三董振堂旅、第七十四季振同旅、第七十五李松昆旅，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下辖第七十九王恩布旅、第八十池峰城旅、第八十一施积枢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的关树人骑兵第一师则布防在宜黄、抚州、樟树之间。
这些见惯北方大平原的西北汉子一进到山区，顿时眼花缭乱、脑袋发晕，一时半会连北都找不着了。总指挥孙连仲愁眉苦脸，直嗟牙花子。
怎奈上命难违，自己又是降将，畏缩不前那是犯了大忌，只得把骑四师留在抚州维护后方安全，自己硬着头皮，率其余的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分从宜黄、乐安南下。
1931年5月间，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进到乐安以南的招携市，几天后，即命王恩布旅经大金竹向中村，师部率池峰城、施积枢两旅经荫水至东韶；孙连仲亲率第二十五师由宜黄经河口、黄陂、新陂、新丰到达洛口，准备向小布、龙冈方面合围红军。
就在红军同国民党第五路军在富田地区作战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在师长高树勋的率领下由东韶出发，经南团出小布，绕道向红军侧后进攻。这时红军已结束白沙战斗，正向东继续扩大战果。
5月20日晚，左侧的敌第二十七师到了南团村，原打算按计划进攻小布镇，忽然接到命令：位于藤田的54师遭赤匪围攻，迅速增援。
师长高树勋真不含糊，丝毫没受到见死不救这种国军传统的影响，立即改变行军路线，黑灯瞎火地连夜向西边一头扎了过去。
他又哪里晓得，人家第五十四师早就跑的没影了，压根就用不着旁人瞎操心。这倒好，高树勋争着给郝梦龄当了替死鬼，生生把自己个给搭了进去。
21日午后，红三军团郭炳生、彭雪枫率第六师前锋进到中村附近，与正从中村出来才几里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的先头部队接触，随即展开了中村截击战。
中村处在一条南北窄、东西长的山谷中，极不利防守，红军总部依据当面敌情，决心歼灭进到中村之敌，乘胜直下南团，求歼国民党第二十七师主力。
其部署是：以红三军团攻击中村北端；红四军攻击中村南端；红三、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这时先与红军战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属下的团长王广田，在战斗中被红六师先头部队击毙，第七十九旅旅长王恩布情急之下向高树勋求援。
此时高树勋率部尚在离中村10里余地之处，因路窄，高树勋率池峰城第八十旅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中村。进到中村发现地形极为不利，王恩布旅处处受到箝制，急令池旅退守村东边的高山，令池旅参谋长杜荫宗前往王旅阵地侦察并密告王旅调整部署。
半夜高树勋又接到孙连仲来电说，第二十七师施积枢第八十一旅已随总部向东陂东撤，要高树勋相机撤退。高即令所部撤退，谁知仅有的一条小路也被堵死，阻止了由阵地撤下部队的退路，于是高树勋部乱作一团。
正在乱叫乱喊、东窜西逃之时，22日凌晨3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主力由石马镇出发，于6时开始向中村正面发起进攻。
西北军向来以吃苦耐劳、敢打敢拼著称，这点倒正和红军有几分相似。虽说中村没有预先构筑的阵地，但第八十一旅官兵抢占村北制高点，拼命顽抗。彭德怀连续发起9次冲锋，全给打了下来。战况异常激烈。
这时，林彪指挥红四军迂回到了村南，再一次和三军团上演起前后夹击的好戏。敌第八十一旅同样也扛不住，战到下午1时，全旅溃败，连旅长王恩布也加入到了长长的俘虏队伍行列之中。
红军乘胜攻占中村，高树勋绕道爬上山顶逃跑，将师部和第八十旅池峰城部丢在了中村阵地，池旅此时被冲击的乱成一团，都在毫无组织的逃命，池旅大部被歼，池峰城被俘，余部逃向乐安。
当晚红军追到南团，孙连仲早已率第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是役，据红军战报，仅俘敌就2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条支，机关枪10余挺，无线电台一部。
正在宜黄的敌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闻知败迅，倒吸一口冷气：整整1个旅啊，3000多号人，就这么会功夫，说没就没了？总共才几个旅啊！照这速度，自己当孤家寡人那是指日可待啊！
孙连仲急令第二十七师另1个旅，第二十五师全部放弃了南团、东韶、洛口，集体掉头向北逃去，把道路全让了出来。前面就是朱绍良的六路军，那是老蒋嫡系，使劲打去吧！
可是撤退容易，面对惨败总要对上级有个交待吧！于是孙连仲向上级报告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
在当面报告时，则尽量把战斗说得激烈些，把部队损失缩小些。总之，情愿受处分，但求保全第二十六路军。这谎报的军情竟然起了作用，在向何应钦、蒋介石报告时，不仅未受处罚，反而予以嘉勉，何应钦还对孙连仲顾全大局，确保南昌的处置大为称许，并答应补充全部损失。
国民党军遭受这些失败，代理总司令之权的何应钦也是一头雾水。他一面向蒋介石诉苦，抱怨有关将领不听指挥，一面也不得不自认“统驾失劾”。
乘胜东进巧占广昌城
红军中村截击战胜利后，按计划须继续东进。其东进面对的目标就是驻守在南丰与广昌之间的国民党第六路军朱绍良部。
朱部下辖5个师，其新编第十三师路孝忱部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维护后方安全；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在福建建宁地区；位于南丰、广昌一线的是第五师胡祖玉部、第八师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共3师14个团的兵力。
而此时红军进占宁都南团的只有红一军团所属的红三、红四和红十二军，红三军团尚在宁都肖田的吴村一带，这东进的第四仗如何打？
红军总部在结束中村战斗后，于5月23日到达宁都东北部的南团，并在南团“曾氏宗祠”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恢复了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并由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
按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仍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方工作。
原在湖南永和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苏区中央局”成立时取消，在南团重新成立总前委，这样就使前方军事行动和地方参战及发展工作，得到集体领导，避免遇事请示中央局，贻误战机。这一组织形式是有利于抵制王明冒险主义的干扰的。
红军总部于5月25、26两日召开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当前作战方针后。即发出了《敌人溃退我军拟先占领南丰的命令》，并随即带领红一军团在5月25日到达宁都与广昌交界的宁都洛口圩的严坊村。
黄昏时分，总部电台报告，在距洛口40里左右的广昌头陂，接听到国民党第六路军毛炳文第八师电台讯号，严坊去村外耕田的农民也报告说在头陂确有国民党军。
根据这一敌情，毛泽东当晚即在严坊村的“星祥屋”召开了恢复总前委后的第一次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继续执行南团《敌人溃退我军拟先占领南丰的命令》已无多大必要，不如先派红一军团攻打头陂，等到头陂的敌人撤退时，再穷追猛打，直逼广昌城，然后再进军南丰。
毛泽东不赞成采取这个打法，他认为：第一，头陂的敌人仅仅是一小部分，不是我军东进攻打的主要对象。而且，在红军迅猛推进下，头陂敌人肯定会转移撤退。因此，攻打头陂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对于敌第六路军朱绍良部的另外两个师即胡祖玉的第5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现在所处的位置还不确定，这就使得红军暂时还无法确定主攻方向，只能待机而行。
第三，目前红三军团还在肖田的吴村，如果红一军团打下头陂后再追到广昌，两个军团相隔百里，兵力分散，有可能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于我不利。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会议决定全方面军于5月26日全部集结广昌的苦竹待命，以便集中兵力，全力以赴的攻打敌军。并立即向红军各部发出到苦竹集结的命令。命令下达后，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于5月26日清晨从严坊出发，向广昌城西北面的古竹方向急速前进，红三军团接到集结苦竹的命令后，也很快从吴村启程向东开拔。
中午，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到达古竹，苦竹群众情绪振奋，得知红军要去攻打南丰、广昌，赤卫队员们立刻把马刀磨得“嚯嚯”响，少先队员则在村口路旁站岗放哨，封销消息；年纪稍大的群众忙着下门板、绑楼梯，做成简易担架准备去支前。
红军总部设在古竹村包家祠。傍晚，一些群众急匆匆跑来报告说，他们从陂头赶圩回来看到陂头的白军一大早就向广昌县城去了，到下午时头陂街上已看不到白军踪影了。
还有几个从广昌回来的群众报告说，广昌城里里外外都是白军，黑压压地铺满大街小巷，连城外的山头、大路上也被白军占了，他们在县城四周打土墙，挖壕沟，到处都人喊马叫，乱七八糟。
此时，红军派出的侦察部队回来报告说：敌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14个团的兵力全部集中在广昌县城一带，正在抢修工事。
晚上，总前委在包家祠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林彪、蔡会文、罗荣恒、罗炳辉、郭化若等。
会议根据侦察情报，认为头陂敌人的撤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敌人退到广昌城后，没有全部向南丰方向逃跑，企图利用坚固的工事坚守广昌城，抵挡红军的进攻，这就给红军执行在南团制定的拟先占领南丰的战斗方案，带来非常不利的因素。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红军仍按原计划直插南丰城，广昌的国民党军则处在红军背后，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况中。因此，必须改变原计划，先夺取广昌城，击溃毛许胡部，然后再追歼这些敌人于运动中，逼迫他们放弃南丰城，从而扩大根据地。
会议通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改变原计划，先攻取广昌城，再相机进攻南丰城。
红军总部立即根据这一决定，进行攻取广昌战斗部置：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并分成三路，对驻在广昌的国民党军形成三面夹攻的态势：黄公略率第三军为左路，一部由古竹经尧山攻打甘竹，然后向南丰急进，截断南丰守敌增援广昌的通道。同时在敌情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夺取南丰城，使广昌守敌败走时只能退向抚州；另一部经藩田、青桐占领长生桥、沙子岭，从北面攻打广昌城。
林彪率第四军为中路，由前山经大陵从西面攻打广昌城。
罗炳辉率第十二军为右路，经头陂、新安、小港从南面攻打广昌城。红三军团为总预备队。
5月27日凌晨，红四、红十二军按令派出的先头部队，经几个小时的夜行军，到达广昌县城附近离敌工事不远的地方。
朱毛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指挥进攻。红军各部冒雨沿山沟，田野跳跃前进，悄悄地从西、南、北三面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相比诸如中洞、水南、白沙、中村那些个村镇，广昌是县城，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学他的顶头上司朱绍良来个脚底抹油。要是敢跑，弄不好就得替总指挥背黑锅，变成替罪羊受军法审判，万般无奈也只能卷起袖子跟红军拼命了。
胡祖玉顾不得阵地上弹如雨下，亲自上前督战。国民党军依托城外山头上的坚固工事，全力抵抗，每个山头都在进行拉锯战。
胡祖玉正在城西的馒头嵊上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况，被红四军一名战士一枪击中胸部，顿时人事不省，当即被抬进县城。
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闻讯赶来探视，见形势不妙，准备黄昏时取道盱江东岸撤退。
朱绍良的的决定是：第八师首先撤退，限第二天下午赶到约140华里外的南丰，负南丰城防责任，朱亲率第五师继进，第二十四师掩护第八师和第五师撤出广昌后，最后撤退。
红军发起凌历攻势，使得县城外围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城外的工事缩进城里，红军乘胜追到城边，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斗。
城里的敌军依托厚厚的城墙，凭借地堡、壕沟、屋角进行抵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虽红四、红十二军反复冲锋，都被敌猛烈的火力挡在城外，而且伤亡很大。数日来，红军连续作战，官兵们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今天，方面军总部官兵在出发前凌晨2时左右吃的早饭。
现在，已是下午13时，总部炊事员还没把饭送来。路上，有个连队的伙夫往前线送饭，总部的传令兵和勤务兵一看是热腾腾的大米饭和猪肉，就要留下给首长吃。朱德批评了他们，和气地对伙夫说：“把饭担去，叫前方的战士们吃。”
天气很热，战士们吃不多，伙夫挑着大筐的饭回来。朱德让勤务兵盛一碗剩饭来吃，毛泽东的午餐同样是一碗剩饭。
下午2时，红军总部率总预备队红三军团到达广昌战场，在距广昌城西4里的乌石岗制高点上，毛泽东、朱德观察整个战场的局势后，下令各部暂停攻击。
立即在乌石岗指挥部召开战地紧急会议：根据当面敌情，得知原驻广昌的敌军已在5月23日就按第八、第二十四、第五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
现守敌有敌第五师师部及4个团，在其副师长周浑元指挥下抵抗我们攻城，敌军火力猛烈，我军攻坚，这样打法是不利于我军的，必须采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迫退敌人，把敌歼灭一部、击溃一部、并放其逃跑一部，从而尽快地为我军下一步行动打开通路。
各部立即按总部战地紧急会议的布置开始行动：总预备队红三军团立刻进入阵地准备战斗；红四、红十二军仍在原阵地加大攻势；前去进攻甘竹并已占领该地的红三军一部，以及随同他们配合作战的广昌独立营和古竹、甘竹等地赤卫军也依总部命令，暂时停止向南丰进攻，掉头南进广昌，加强县城北面的攻势；城郊的农民在中共广昌县委的号召下，带着许多煤油箱、鞭炮来到阵地，准备在总攻开始时迷惑敌军。
下午3时许，红军发起总攻，顿时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在煤油箱里的鞭炮声响成一片。特别是红三军团的近200挺机枪“突突突”地喷着火苗。整个广昌城都笼罩在浓浓的硝烟中。
代理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五师副师长周浑元也被红军声势浩大的总攻势所迷惑，一面准备撤退，一面急电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紧急求救：“公鉴：共军主力来攻广昌，现在激战中；又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SOS！”
敌军万万没有料到，红军截获了他们的明码急电，并从急电中，得知胡祖钰被打成重伤。红军战士受此消息鼓舞，士气大振，加强了攻势。
黄昏时分，从甘竹方向进攻广昌城的红三军，在军长黄公略的率领下，已封锁了广昌城东顺化渡的木桥，截断了广昌守敌北逃之路。
为了减轻压力，迅速夺取广昌城，总部命红三军撤除对木桥的封锁，放松敌北逃的退路。
敌军原本就越打越是士气低落，早就无心恋战了，得此良机，哪里还能错过？立即抢了已陷入昏迷状态的师长大人，乘着黑夜的掩护，弃城而逃。
下午17时，敌第五师师部少校秘书胡运鸿率士兵用行军床抬着胡祖玉，过桥向千善、石嘴撤退。1小时后，第六路军主力蜂拥过桥。
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谈何容易。只见蜂涌而至的伙夫担子、骡马辎重在狭小的桥面你挤我，我踩你，许多人马被挤得掉下水里淹死了。
19时，敌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带着几十名卫士赶上胡运鸿。胡运鸿问：情况怎样？许克祥说：“情况不好，我师已撤出广昌，你们要走快一点。”说完，许克祥径自逃跑。
晚上9时，红军总部发出攻城命令，随着响亮的冲锋号，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进城内，不到几十分钟，即夺取广昌城，为红军下一步的东进攻敌打开了通道。
攻占广昌一战，歼敌一个团，第5师余部逃向南丰，国民党军师长胡祖玉虽然侥幸逃得一命，却因为受伤过重，最终没能挺得住，在南昌医院苦苦挣扎了一个星期，宣告不治身亡。
奔袭建宁大获全胜
1931年5月27日晚，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指挥机关穿城而过，在城北沙子岭邱家祠宿营。
第二天上午10时，毛泽东同志在邱家祠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委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郭化若、袁国平、罗荣恒、罗炳辉等人。
会议总结了广昌战斗的情况，分析了敌情，统一继续东进的思想，作出了攻打建宁的战略决策，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指明了正确的方面。
会议认为，根据南丰敌情，国民党第六路军的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五师余部已全部退往南丰一线，原南丰城守敌路孝忱的新编第十三师已做好坚守准备，现在南丰地区共集结了国民党军约17个团的兵力，继续向南丰攻击很不合适。
继续向南丰攻击一是红军不能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敌的优势，势必打成对峙战；另外据报，从广昌撤向南丰的国民党军，沿途毁坏了许多道路桥梁，给红军追歼造成困难。
因此，红军无论从战略上和形势上考虑，都应避开敌优势兵力，转而采取乘敌不备、出奇制胜的战略，继续东进，攻击处于孤立状态的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建宁城，彻底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然后再在建宁、泰宁和黎川地区创造根据地。
会议决定红四军暂留广昌休整，只派出第十师追歼向南丰逃跑的国民党军，作出红军依旧攻击南丰的态势，而麻痹建宁守军。
会后，彭德怀按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的决定，率红三军团从广昌渡过盱江攻打建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后跟进。
在向建宁进发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详细了解了建宁驻军的情况。驻守福建建宁的国民党第五十六师，是由原李宗仁、白崇福的第十三师被蒋介石收容改编的。
第五十六师号称“福建第一师”，师长刘和鼎，全师辖3个旅，6个团，还有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三个直属营，再加一个骑兵连，共8000余人。全师配备德国制造的双套筒七八式步枪，枪上有二尺来长的刺刀，官兵每人背一把大马刀。
1930年2月，第五十六师由安徽调入福建负责福建方面“剿共”的任务。该师在龙岩、上杭等地与使用梭标、大刀的赤卫队交过手，其师长刘和鼎夜郎自大，轻视红军。
刘和鼎师原在福建的布防是：副师长兼一六六旅旅长陈万泰，率汤邦桢的第三一一团和第三三四团第二营、炮兵营、骑兵连驻防延平，并负责延平到福州的闽溪交通；一六八旅旅长桂振远，率查用钧的第三三五团驻防将乐，以为中间接应；第三三五团工兵营驻防泰宁；刘和鼎率师部及精锐蒋炎的第三三二团，李欢的第三三四团进驻建宁县。
广昌战斗之前，何应钦、朱绍良曾经把第五十六师调到安远策应广昌。为了窥探红军，刘和鼎向北面的江西广昌方向派出甘复的第三三三团；又向宁化方面派出汤霖的第三三六团，与新编第四旅周志群部联系。
朱绍良率部败逃后，这两个团在1931年4月中旬，又分别从驻防地撤回建宁县，并在建宁县城外围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防备红军的攻击。
建宁城西面紧靠着主峰约400米高的龙堡山高地，东、南、北三面城墙环绕着濉溪水，只在东门城楼前面有座石拱的万安桥，南门外架着一座狭小的浮桥便道。这两座桥就成为建宁城通往泰宁、宁化的要道。刘和鼎仅保留这两座桥，将其他方向的木桥和河里的船只、木筏等烧毁。
刘和鼎获知红军可能要攻击建宁的情报后，与第一六七旅旅长刘尚志侦察了解建宁地形后，决定调整布防。
由刘尚志负责指挥精锐第三三二团及第三三四团，布防在建宁县北门外的溪口河边高地到龙堡山高地，阻止红军自江西广昌方面的进攻。
汤霖的第三三六团布防在紧接着第三三四团的左侧，占领五里村，马鞍山、杨斋亭一带高地，阻止红军可能由石城、宁北、广昌方向的进攻。
另防红军可能从背后攻击，令甘复的第三三三团布防在建宁南对岸的一带高地；刘和鼎自率特务营为机动部队，驻扎在城内。
各部架有电话联络，而与对岸第三三三团的交通，则利用接龙桥和南门外的原有浮桥。
从整个布防来看，是以建宁城为中心，形成了能守能攻的环形防御工事。但这个从建宁东北的溪口河边起经五里村、马鞍山、跨过金溪河亘南岸高地连绵十余里的防御工事，没有纵深；兵力平均分配，没有防御重点；放在城内的特务营只是保护刘和鼎的，不能相机调动；在工事构筑上没有副防御设备，在火力组织上也是这个高地一挺、那个高地一挺地平均分配使用重机关枪。
正所谓“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平均用力，必然使得这样的防御工事更快的被攻破，这在后面红军进攻时很快就会得到证明。
5月29日，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广昌抵达建宁县的里心镇。第二天，红军总部侦获刘和鼎部正在重新布防的情况。
毛泽东立即在建宁县里心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乘敌第五十六师立足未稳，突袭建宁城，求歼该敌。
毛泽东立即进行部署：以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以红十二军主力为预备队；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留里心及其周围地区，与广昌红四军取联系，维护后方交通，开展地方工作。
是夜，红军总部率第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主力秘密东进，31日拂晓前，红三军团右路前进到枧头镇西，以两个师的兵力突击马鞍山、杨斋亭敌军防线。
31日拂晓，红三军第三师指挥所推进至城下，城墙上的守军发现后，掉转两挺机枪准备扫射。
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视力不好，没有察觉。师长彭遨眼疾手快，拉着黄克诚后退两三米卧倒。还没等黄克诚明白过来，机枪子弹已打在他们原来站立的位置，击起的沙土溅了两人一身。
彭遨拉着黄克诚滚向一处掩体后面，还不忘开玩笑：“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副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大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
杨斋亭山头横在枧头镇西边，是这里的制高点，所以枪声一响，国民党军就立刻不断的向杨斋亭增兵，力图利用这个居高临下的地势，阻击进攻的红三军团。
这时已经到达龙舌嘴村的红三军团指挥部，便令并进的两个师抽出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杨斋亭山后，先行占领枧头镇，从另一方面攻击杨斋亭守敌。国民党军腹背受攻，只得缴械投降。
红军的运动神速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红军总部此时到达枧山镇，立即指挥红三军团及其南面的红十二军向五里村、沙子嵊、马鞍山、擂钵岭全线发起攻击。并迅速突破敌人的这一道外围防线，前进到县城外和左边的溪口方向。
红十二军也从右翼方面插到南门外，控制了擂钵岭以南的一片山头，截断了敌朝宁化方向的退路，并派了一部分兵力，在南门外上游渡过濉溪，占领了水南乡东面的山头。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左路攻击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迅猛地从北面山坡冲上溪口百丈台的主峰，一方面以猛烈的火力控制住濉溪下游和溪口镇，另一方面向敌人从溪口天主教堂背后的山头，到溪口河边将军庙山上的防线冲击，一举攻占了敌军在城北面的全部外围阵地。
西门外龙堡山高地的红军前进到离龙堡山主峰不到400米以后，立即从敌火力较弱的右边接近山头。
突然敌重机枪打响了，凶猛的火舌封锁住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战士便悄悄地从背后靠近敌机枪阵地，丢出一连串手榴弹，把敌军机枪炸哑，红军指战员便乘势猛扑上去，打开一个大缺口，冲进敌阵，挺起雪亮的刺刀，挥舞飞快的大刀，同敌展开肉搏战，直杀得敌兵丢枪弃弹、东倒西歪。
这时，红军部队已结束在溪口山头的战斗，直插过来，从两边配合冲上山头的红军夹攻敌人，把在这防守的两团敌军消灭大半。
困守在龙堡山顶的第五十六师第一六七旅旅长刘尚志，与师部和左右两边的守军完全失去了联系；敌军在城里的部队又摸不清红军的主攻方向，不敢越出城门一步。因此，敌外围总指挥刘尚志只好下令残部赶快向县城退逃。
仅仅一个上午，红军攻下了敌军貌似坚固的外围环形防御工事，立即从北、西、南三面围住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残部。
中午时分，设在龙堡山高地的红军指挥部发出攻打建宁城的命令。红三军团从西、北门冲进城里，采用中间突破向两边开花的战术，将敌军分割消灭。
红十二军从南门攻进城里。国民党军第一六七旅旅长刘尚志逃进城后，便带着特务营出城，用电话下令以后队当先行，先令建宁对岸的第三三三团即行撤退，次令第三三六团继续撤退。
溃不成军的残敌便向东门楼底下和大桥两边城墙根逃跑。至下午3时许，红三军团抽调一个师，从溪口塔下河边抢渡进到东岸的黄舟坊等地，占领了建宁东门大桥外的东山头，并立刻利用夺取的敌阵地，架起重机枪，对准山下东门桥边和大桥上的敌人猛烈扫射。
东门楼边和拥挤在桥上突围逃命的国民党军乱成一团糟：有的把骡马、行李、扁担、行军锅丢掉只身逃命；逃跑的国民党军官兵中，有的被红军机枪打死，有的掉进河里被淹死。
一部分冲过石桥的国民党军官兵利用山旁死角做掩护，逃到离接龙桥约二、三里时，就被第三三六团团长汤霖带着十几个特务排的士兵拦住了去路。
汤霖喝令：“弟兄们！师长尚在城内未退出来，赶快冲回去，违者枪毙！”
大难临头，谁还听他的，只有几个离得太近，没有办法勉强停住外，离汤霖稍远的一些士兵，就便用小道、田埂、山脚的隐蔽，实行绕道逃跑。
这时，只见为了迅速摆脱建宁东岸红军兵力和火力的包围，溃退的国民党军官兵，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有的人先丢了雨伞，再丢了刺刀，甩掉了军帽手榴弹，最后有的人连枪枝、子弹袋也都甩到稻田里，只紧紧背着自己的小包袱，拼命的往这条道上逃跑，红军的追击部队也从东山上冲下来。
正在威逼逃兵回城的汤霖当场被红军战士打死在路边，而停留下来以及行动迟缓的第三三三、第三三六团所属各部队就完全被红军包围歼灭了。第三三三团团长甘复带着几个卫兵先期已逃，成了漏网之鱼。
万安桥上也挤满溃兵，不少人竟踩着别人的头、肩膀夺路而逃，被踩死和被挤下桥摔死、淹死的溃兵难以计数。当晚，副官长杨立三带人打着火把去打扫战场，在河边的草丛中捡到许多驳壳枪和子弹。
从南门突进城的红十二军经过巷战后，径直插到南门广场。第五十六师后勤部的人员早已逃向大桥，把许多驮着鼓囊囊麻袋的马匹丢在广场上。红军便缴获了麻袋里面装的全部银元、西药、布匹、粮弹等。
紧接着，红军部队又把第五十六师无线电队和手枪营包围在几座大砖屋里，向他们大声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敌无线电队挂起白旗，和手枪营一块投降。
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用裹腿包着脚，军帽也没有带，上身穿着件衬衣，带着几个卫兵跌跌撞撞地逃到大桥时，只看见到处都是红军。
为了逃命，刘和鼎脱下军服，带着两个卫士，在河边抢了一个打谷桶，乘桶顺流而逃。结果，遭红军火力阻击，打谷桶撞碎在岩滩。刘和鼎落水，被卫士救上岸，“落汤鸡”逃往将乐。
战斗到下午6点时，蜂拥在大桥上下、濉溪河畔、大街小巷的3000余国民党军官兵，全部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建宁奔袭战胜利结束。
建宁城外的各个山头上、濉溪河畔，人山人海，红军指战员和群众一起，忙着打扫战场。
见到红军战士抬着缴获来的大行军锅，彭德怀高兴地说：“同志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打得漂亮，简直是一锅端啊！”
第二次反“围剿”中最后一次大捷，红军歼敌第五十六师3个多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500余支，手提机关枪11支，轻重机关枪12挺，迫击炮1门，山炮1门、电台2部，以及大批药品和军用物资。
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从5月16日至5月31日15天中，由赣江边上的东固、富田打起，经水南、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在国民党军弧形包围线上，横扫七百里，重创国民党第五路军之公秉藩第二十八师，追击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各一部；截击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之一旅；围歼国民党第六路军胡祖玉第5师之一团，攻占广昌；奔袭建宁，歼俘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6000余人。
整个战役，五战五捷，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乘胜追击，解放了赣东、闽西的一些地区，中央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
庆祝反“围剿”大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狂妄气焰。在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声浪中，蒋介石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哭失声。
5月31日，毛泽东想起白云山战斗的一幕，饶有兴致的在建宁驻地填词书写《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上半阙“白云山上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这时，代参谋长郭化若送来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简报，听完郭化若的汇报后更是诗兴大发，兴致勃勃，立即念念有词挥毫写就下阙：“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朱德后来说：“这一仗打下来是一个大的胜利，可以说是三次‘围剿’中间最大的一仗。缴获非常之多，被打垮的也多，有些是自己根本就不情愿打，自己就垮下来了。王金钰还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在作战中间捉了无数的俘虏，但都大批的放出去了。”“北面很长的一线，由吉安到建宁，都打垮了。”“这时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战争。”
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的指示信中，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给予了很高地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两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8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
彭德怀在回忆第二次反“围剿”时说：“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东向西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15天横扫700里，3.5万红军，击破20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在建宁休整了一段时间。在休整期间，毛泽东对红军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5月31日晚9时，在建宁县城西门外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就战后局势、我军下一步的行动作了部署安排；会议决定组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山炮连。
6月2日，红军总前委直属委员会在建宁南门广场召开庆祝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军民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
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
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6月28日、6月30日、7月1日，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在建宁驻地连续签发了三封极其重要的指示信，进一步调整了红军工作部署，要求各部队积极做好筹粮、筹款等先期准备工作。
在建宁期间，毛泽东经常深入农村开展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工作，同建宁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永安桥、花墩桥、万安桥、青云阁、丁家屋、将军殿见证了毛泽东同劳苦群众亲切交往的情景。
在苏区建宁，一直流传着“百口莲塘吐清香”的佳话。建宁有1000多年的种莲历史。在建宁战役打响前，国民党军队为固守建宁县城，在靠近西门莲塘的山坡上开挖战壕，修筑工事。
由于工程量大，加之指挥无序，散沙碎石填进了莲塘，导致莲塘荒芜。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召开莲农座谈会，决定恢复白莲的生产。
六月天，骄阳似火，烤得人难受。毛泽东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带头挖莲塘，经过大家几天的忙碌，终于把原有的莲塘清理好了，一清点，才九十九口，毛泽东鼓励大家再挖一口，凑个整数，于是西门就有了一百口莲塘。
另外，红军虽然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白军在赣州至吉安、峡江一线驻有重兵，截断了赣江东、西两岸苏区的联系，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对党组织进行调整，在赣江东岸新建立赣东等三个特委。
1931年6月中共赣东特委在宁都的黄陂山堂胡氏家庙成立，辖宁都、广昌、乐安、宜黄、南丰、瑞金和石城工作团。
赣东特委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开展了大量工作，加强了对赣东地区各县党和政权建设，开展第三次反“围剿”的支前援战工作，并组织地方武装积极参军参战，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作出了贡献。
7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做出了千里回师赣南，在根据地腹部打破敌之“围剿”的决策，并发出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动员令。7月12日，毛泽东从桂阳出发，离开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