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夕，武大从合肥回来了，说是见到吴黎明了，他有事找我，让我回合肥后就去找他。我问他哄事，武大说吴黎明没讲。我也没有当回事。过了一段时间，生产队要买手扶拖拉机。这玩意儿当时很紧俏，生产队长便让我和沈小东回合肥找人批计划。
回到合肥办完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吴黎明，吃过晚饭便骑着脚踏车去找他了。吴黎明的家住在搬运公司宿舍。宿舍不大，有两排红楼。吴黎明家在红楼后边的平房里。房子很小，只有两间，一间堂屋，一间卧室。原来吴黎明就睡在堂屋里，后来吴黎明他爸找人在后边院子里搭了两个披厦，一个烧饭用，一个便让吴黎明住。吴黎明妈正在门前喂鸡，见到我很热情，一边向我打招呼，一边扯着嗓子喊：“大头啊，来同学了。”
大头是吴黎明的小名。听到喊声，吴黎明便从后边伸出头来：“学贵啊，来，快来。”说着便招手让我进去。我来到他住的那间披厦。房子很小，只有十来平方米，里边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剩下的场地就不大了。屋子里乱七八糟，到处都堆着东西。我一走进去，一股熟悉而又久违的脚臭味便扑面而来。我用手扇了扇，吴黎明也不在意。“别讲究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扒拉出一个空场，说，“坐吧坐吧。”我说：“你找我有事啊？”
“是啊。”
“哄事啊？”
“好事啊。”
我说：“你能有哄好事啊？”
吴黎明嘿嘿笑着，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桌子。我这时才发现他的桌上堆满了各种无线电零件，还有烙铁什么的。我说：“这都是你顺来的？”
他眯起眼睛，一副颇有成就感的样子，接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盒子，从纸盒中搬出一个收音机垛在桌上。“看看怎么样！”
“这是你装的？”
“你说呢？”
他脸上开着花，用手拧开旋钮，收音机里便传来唱歌的声音。又一拧，里边又传来样板戏的唱腔。“能收十几个台哩！”他不停地拧着，调着台，一副能过过的样子。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说：“伙家，你还真鼓捣出来啦？”
他撇撇嘴说：“好大事啊，小菜一碟。”
我说：“乖乖隆地咚，青菜炒大葱，你小子行啊！”接着便凑过去调起台来。吴黎明坐在一边，看着我说：“喜欢吗？”我说：“有毫赞。”
“喜欢就拿去。”
“真的？”
“那还假了？你马上就搬走，我说过不会亏待你。”
我一阵欣喜，说：“你找我就这事？”
“是啊。”
“伙家，够朋友！”我说，“我原以为你就是随嘴一扯，没想到你还真当回事了。”
“那是啊，我吴黎明是哄人？男子汉大豆腐，说话算话。”他拍了拍胸脯，接着又说，“我装的这个比厂里生产的还要高级，能收到《美国之音》哩。”
我说：“这不是敌台吗？抓到可就是现行犯。”
吴黎明眨了眨眼睛，不无狡黠地说：“你是孬子啊？干吗要让人抓到啊？”
我把收音机搬回家后，家里人都说这机子装得不错，外表虽差点，但音质却比买的还要强。“你这个同学不简单啊。”我母亲夸奖道。
我说：“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闹着要下放的，叫吴黎明。”
母亲说：“这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我说：“这事说不好，他有时拾拾弄弄，不一当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可有时聪明起来，谁也搞不彻他。”
我姐插话道：“也许是哪根筋没通。”
我说有可能。
母亲说：“还有这种人，真是怪了。”
我回知青点后，把收音机也带去了。武大和武二见了都说好，让我给吴黎明说说，也给他们装一台。我说这没问题啊，不过可能要收点材料费。因为吴黎明对我说过，有些材料可以从厂里顺，但有些却顺不出来，像机壳什么的，体积太大，就比较难办。我把这些给武大、武二解释了一下，他们也认为的确如此。
“不过，材料费并不贵，”我说，“比在外边买还是便宜多了。”他们问多少钱，我说，“十元左右吧。”他们都说好，让他装吧。
“小东，你要不要也装一台？”我扭过头来问沈小东。他正躺在**看《金光大道》，眼睛也没抬便说：“那破玩意有哄装头？我家里有两台上海‘红灯牌’的，比这还不强十倍？”
武大说：“那可不一定，这个能收到《美国之音》哩，你那个行吗？”
沈小东放下书，说：“我收那个干吗？抓到螺丝岗去哭都来不及。”螺丝岗是合肥看守所的所在地，专门关犯人的。
武大听他这么一说，便不吭声了。我说：“好了，好了，人家小东有‘红灯牌’的。不稀罕，那就算了。”
春节前，我们返城过年。我和武大、武二约好了，一起去找吴黎明。到了搬运公司宿舍老远就看见吴黎明家门前围了好多人，叽叽喳喳正议论着什么，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们下了脚踏车，锁上车，支好车架便挤了进去。屋子里一片狼藉，吴黎明他爸吴师傅正在骂人：“这个蹚炮子的枪冲的，我们吴家祖宗八代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吴黎明的妈在一边抹着眼泪。我问门口看热闹的人这是怎搞的。有人说，派出所来人抄家了。还有人说，是大头出事了。我们吓了一跳，连忙进屋叫了一声伯父伯母。吴师傅哼了一声说：“走走走，你们以后别来找他了，我也没这个儿子。”吴黎明的妈说：“你发哪门子神经？这事和他们有哄关系？你不分青红皂白，端起三眼枪就冲。”说着连声向我们赔不是。我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吴黎明的妈脸上又淌起“麻油”：“这回砸蛋了，事情搞大了。”她一边哭，一边说。说了半天，我们总算搞明白了，原来吴黎明从厂里“顺”零件，被保卫科抓住，送到派出所去了。“这回砸蛋了，”吴黎明的妈说，“看看，东西都被抄走了。”她把我们带到吴黎明住的那间披厦里，果然，桌上零件，还有烙铁什么的都不在了。
“这可怎搞啊？”吴黎明的妈说，“我们哪晓得这是他偷的？要是早知道，他爸能不管吗？现在出了这事，我们的脸都没场搁了。”
说着，吴黎明的妈又呜呜地哭起来：“这可怎搞啊！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这要把大头关起来，这年还怎过啊！”
我们连忙劝她，让她不要急，我们帮着找找人，看能不能把吴黎明弄出来。吴黎明的妈感激不尽，说：“我们没权没势，也够不到人，你们都是他的同学，无论如何要帮着想想办法，起码让他先出来把年过了。”
离开吴黎明的家，我们便骑车直奔公安厅宿舍去找沈小东。沈小东父亲是公安厅的副厅长，虽说已经靠边站了，但毕竟是老厅长，关系还不少。我们到了沈小东家里，他正在与他弟弟下象棋，看到我后便说：“学贵，你来得正好，我们杀两盘。”
我说：“你们下吧。”
沈小东说：“他不行，棋太臭，还是你来。”
他弟弟显然早就不想下了，连忙起身让我。我说：“小东，现在不是下棋的时候，我有事找你。”
“哄事？有话我们边下边说。”他一边掏烟散给我们，一边摆起棋子。我把吴黎明的事对他一说，他说：“活该，早该让他去螺丝岗了。这家伙太走运了，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我说：“伙家，不能这样搞啊，你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沈小东说：“死不了，这种事关几天就会放人，我还不比你们清楚？”
我说：“这不要过年了嘛，他爸他妈急死了，你就帮帮忙吧。”武大和武二也帮着求情。沈小东这才说：“那好，我来给老爷子说说吧。”
当天下午，派出所便放人了。我得到消息，便赶到吴黎明家。吴黎明模样有点萎，一看到我就说：“他们真打哎！”他指的是派出所。“我一进去，就让我交代。我起头还不承认，一个老警上来就我两板脚，”他指了指胸前，“就朝胸门口唉，痛得我直喊妈，直到现在肋巴骨还生疼。他们还把我的手扭到背后，让我坐飞机。真是太土匪了！”说着，他又站起来比画了一下那个动作，“伙家，你是不知道，那样搞法是人都受不了。”
我说：“你全交代了？”
“不交代能行吗？”吴黎明无可奈何地说，“不过，还算好的，没送螺丝岗。真要送去，那亏就吃大了。”
我说这事是沈小东老爷子帮的忙，他给派出所打了电话。“难怪哩，”吴黎明说，“他们本来说要送我去螺丝岗的，后来又说我是初犯，让保卫科把我接回去了。”
“那现在怎搞？”
“还能怎搞？保卫科说了，让我先回家，等待处理决定。”
“估计会怎处理？”
“这就不知道了，”吴黎明说，“严重的话，搞不好要开除。”
“开除？”我说，“那不砸蛋了？你今后怎搞啊？”
“我哪知道？”吴黎明神色有点黯然，过了一会，他又说，“我倒没什么，就是我爸我妈要伤心死了。”
听他这样一说，我也为他难过。吴黎明这时突然说：“好大事啊，捣叽叽的，随他去了，大不了跟我爸拉板车去。”说这话时，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
春节转眼就快到了，家家都忙着打年货。那时候物资紧缺，年货不仅要凭票供应，还要排长队。这天一大早，我便去菜市场排队买年货。排到中午了，我姐便来换我回去吃饭。刚到家，只见吴黎明兴冲冲地跑来了。我看他满脸彩头的样子，说：“看你嘴龇的，捡到金元宝啦？”
吴黎明说：“伙家，这事你做梦都想不到！”
“什么事？”
“我去技术科了。”
“技术科？这是咋回事？不是要开除你吗？”
“可不是，我也没想到。”吴黎明告诉我说，前几天他接到通知，去厂保卫科接受处理，没想到老厂长来了。“他指着桌上的收音机问我：‘这是你装的？’我说：‘我就是爱好，家里没钱，便顺手牵羊，犯了错误，如今后悔极了，希望宽大处理。’这话都是我事先编排好的，本来是要说给保卫科听的。老厂长听了之后，便一摆手说：‘给他零件，让他再装一个看看。’他大概是不相信我能装出来。没想到，我几弄几不弄就给他装出来了。而且这次用的都是好零件，那质量当然没话说。老厂长听了听，说：‘这家伙是个人才啊。’
“后来他就提出让我去技术科。老厂长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文革’开始前被打倒，现在又被解放了，进了厂革委会，做副主任，专门抓生产。开始，厂里有的领导，还有保卫科都不同意，说这样的人不处理，还要重用，那不把厂里的风气都带坏啦！老厂长说，谁说不处理了？处理归处理，使用归使用。于是给我一个警告处分，同时把我调到了技术科。”吴黎明一边说，一边嘴龇得像个葫芦瓢似的。
我说：“你他妈的，这是吃屎吃出豆子来，走屎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