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5年春天，一个名叫季宇的人来到了五湖，他是受出版社委托，来收集有关松县保卫战的材料的。
民国二十年(即“高田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公元1931年)秋，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驻丰岩日军五千余人，在飞机和铁甲车的配合下向五湖地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很快占领五湖县城，并迅速向前推进。一时间，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在松县，日军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殊死抵抗。驻守在那里的新编第158师利用复杂的地形，有效地阻截了骄横的日军。战斗持续三日，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竟未能越雷池半步。日军第六师团第二十二联队长西村大佐也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差点丢了性命。这场战斗，史称“松县保卫战”。
但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那个名叫季宇的人被“高田事件”深深吸引了。他开始入迷地搜集有关材料，并走访了一些当事人，可许多事情仍然困扰着他，使他不得其解。“高田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朱四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幸运的是，他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两份资料。他确信这两份资料对于破译“高田事件”极有价值，起码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提供新的思索角度，于是他在写完这篇小说后，决定把它们摘要公布出来。
第一份资料是《我在中国二十年的生活》，作者名叫江部山树，此人当年曾在尾崎手下工作，出任丰岩矿工程主任。此书于1965年由东京三和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段涉及“高田事件”。书中这样写道：
……进攻五湖的命令是由关东军大本营直接下达的，其机密程度相当高。等我们这些非军事人员知道这一消息时，进攻已经开始了。在五湖城外围，中国军队的抵抗很快就被摧毁了，五湖自卫团团长马老五战死，余部败逃。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乐观地认为，胜利将会轻而易举地到来。可是，在松县我们却遭到了真正顽强的抵抗。驻守在松县的是中国正规军第158师，皇军打得极为艰苦，伤亡甚大……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形不熟。为此，尾崎受到大本营的严厉训斥。他们认为如果尾崎的情报工作稍有建树，结果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尾崎受到训斥，非常恼火，他把这一切全都归罪于朱四。有一次他对我说，高田的死肯定是那个姓朱的在捣鬼，他的目的就是要毁灭那些情报。为了泄愤，尾崎后来下令掘坟(指朱四的坟——引者注)抛尸。
行动是在一天黄昏进行的。执行命令的曹长，是岛根县人，叫什么名字已记不清了。他们去了没多久，就传回一个消息，说是撬开棺盖后发现，棺木里只有两块石头，根本没有尸体的影子。尾崎听到这消息极为震惊，当即乘车赶了去。回来时，我们发现尾崎的脸色很难看，他把颖川找去，大发脾气。
次日早上，我在路上碰见那个曹长，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直摇头，说尾崎不让讲。我估计，他是担心传到上面去对他不利。后来这个消息就在严密封锁下被掩盖了下去。
第二份资料刊载于《五湖文史资料》第六辑。作者就是原五湖县参事兼第一科科长吴仲荣，文章题目是《高田事件琐记》。该文提到这样一件事：
五湖沦陷后，我带着全家避难上海，之后又辗转迁往西南，流落到重庆南面一个偏远的小镇上，生活拮据。民国三十年，这是抗战爆发的第五个年头了，我接到一个老友的来信，约我去昆明，说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带上家眷出发了。
那年月汽车极不正常，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几个小时，也没见一辆车来。后来来了一辆，是开往重庆去的。停靠后，车上的乘客就跑下来不少，买吃的，找水喝，乱糟糟的。忽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从靠近车头的一节车厢里走下来，站在站台边抽烟。这是谁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这时发车铃响了，就在那人转身上车时，我突然惊叫起来，天哪，这难道是朱四？我连忙捣了捣站在我身后的太太，可车子已咣当咣当开动了，我太太没能看清。事后，她说，这不可能，因为朱四早已死了，但我感到没有错，我对朱四太熟悉了，我相信那人就是朱四。许多年后，我听说，有人在台湾看到了朱四，不过改了名字，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