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黎明告状并不顺利，但他一点也不气馁。厅里告不赢，他就上省里，信访办、纪委、监察厅、检察院、人大、政协、省委、省政府，凡是能告的地方他都去告。这耗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迟到早退，还常常请假。这一来，公司受不了了。他们高薪聘他来可不是让他来管闲事的。公司高层终于找他谈话了。他们婉转地表达了以下意见：“我们充分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对你个人的能力也寄予厚望，但鉴于市场竞争激烈，我们希望你能集中精力，排除干扰，不要因为你个人的私事而影响公司的工作。”尽管他们十分注意措辞，吴黎明还是听明白了，当天下午他二话没说便递交了辞呈。
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久便传进了方大姐的耳里。她急得猫抓似的，和吴黎明又吵又闹，但吴黎明根本不予理睬。方大姐无奈之下打电话向我求助：“学贵啊，你来劝劝他吧，你讲这不是吃错药了吗？连饭碗都不要了，伢才十来岁，将来我们靠哄个生活啊？我知道你们俩对色，只有你的话他能听进去，你来说说他吧。”
我听了也吓一跳，连忙扯上武二，一起去了“江师”。吴黎明结婚后，学校按副教授待遇给他分了一套房，7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住房条件大有改善，屋里也收拾得比以前干净多了，当然这都是方大姐的功劳。婚后方大姐还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小名叫光光，正在上小学。我们劝他说，你黑七糊三地把工作辞了，这不是瞎胡闹吗？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光光，为方大姐想想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吴黎明吧唧了一下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说：“好大事啊，捣叽叽的，还能饿死他们啊？”
我说你可不能这样说，虽然这些年你工资不低，有一些积蓄，但坐吃山空，总有用完的时候，你就不想想以后啊？
武二也帮着一起劝。吴黎明说：“这个不用你们操心，我早想好了。我先把贾玲玲这事办妥了，再去找工作，你还怕我找不到工作啊？”他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还向我们透露说，他下一步要上北京，找中央，找国务院。“我还不信告不下来了！”他说，“当然，我知道这事很难，再难我也不怕。哪怕告他两三年，不信这事解决不了，不信他白敬森能一手遮天？”
方大姐在一边气得直跺脚：“你这个人怎搞这样拾弄啊？谁的话也不听。贾玲玲是你哄人啊？人家家里人都不伸头，你倒屁急急的，她和你哄关系啊？你给我讲清楚，你们过去是不是有一腿？就算有，现在人都屁得了，你这个骚不弄子难道还放不下啊？”
方大姐气急上火，话也失了分寸，吴黎明开始对她的吵闹不理不睬，但看她越说越不像话了，不禁勃然大怒，抄起桌上的热水瓶便砸了过去。热水瓶砰的一声炸开了，方大姐吓得连跳几跳，开水还是溅了一裤腿，幸亏天气冷，穿的衣服厚才没烫到。
“你这个没良心的！”方大姐跺起脚来哇哇大叫。“你想烫死我啊？我烧给你吃，烧给你喝，一天到晚忙得像个小使子似的，你就这样对我？你这蹚炮子的枪冲的，也太没良心了！”方大姐越说越气，嗓门也越来越高。
“你给我住嘴！”吴黎明这时又抓起茶杯要砸过去，我和武二赶紧上去把他拉住了。他一边挣扎着，一边对方大姐怒目而视，“你再说一句，看我夯不死你！”
大约从没见过吴黎明发这么大的火，方大姐也害怕起来，声音慢慢小了下去。吴黎明虽然被我们按到椅子上，但他仍然怒气未消：“方银花（方大姐的名字），我告诉你，你骂我可以，但你不准骂贾玲玲。她是一个好人，你晓得不晓得，我这辈子哄人都不欠，唯独是欠她的！”说完这话，他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从吴黎明家出来，我对武二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吴黎明还没忘掉那件事。武二问我哪件事，我说就是那次他差点被开除的事。武二一听便明白了，他说：“吴黎明这家伙还真够朋友！”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两三年又过去了，吴黎明从省里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省里，来回不停地上访、告状，但事情一直没有结果。显然，他过低地估计了事情的难度，没想到这件事远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其实，有关部门对他的反映还是相当重视的，北京多次督办，省里各部门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淮风集团进行了调查和审计，但都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
有一次领导接待日，一个领导接待了吴黎明，他肯定了吴黎明向上反映问题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是法律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但同时对他仅凭一己推测，便坚定认为淮风集团有问题，白敬森同志是腐败分子，这也不是科学态度。这位领导很开明，他还让有关人员把最近对淮风集团的调查和审计报告拿给吴黎明过目。“凡事要讲道理，重事实，”他和颜悦色地开导吴黎明说，“是的，我们要维护你的权利，但别人的权利我们同样要维护，是不是这样啊，教授同志？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有事实，有证据，不论何人，官再高，权力再大，我们都决不姑息，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不知是这位领导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屡次碰壁，吴黎明开始有所改变了。那段时间，有关部门不再出现他的身影，包括省里和北京他也好久不去了。不过，他依然很忙，每天早出晚归，蹬着那辆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四处乱跑，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自打那次发火后，方大姐老实多了，除了背后发几句牢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去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又到夏季。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省体育馆灯光球场打球，手机忽然响了。我一接，是方大姐的。
“学贵吗？”
“是我。”
“吴黎明让人给打了！”方大姐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我听了一惊，连忙说：“嫂子，你别急，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吴黎明现在人呢？”
“正在医院里抢救哩。你说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啊？”方大姐一边说着，一边呜呜地哭个不停。
我一边劝她，一边打车赶到医院。吴黎明正在急诊室里抢救，方大姐看到我便迎了上来，就在我向她打听情况时，武二也赶到了。“这是哄人干的？”他说。
“哈个知道呢？”方大姐说。
“吴黎明是不是得罪谁了？”武二又问。
“哈个知道呢？”方大姐一问三不知。
几个小时后，吴黎明从急诊室里被推了出来。他被打得不轻，脸上充血，头肿得像个笆斗似的，缠满了绷带，左腿也被打断了，上了夹板。医生说，这些人下手真狠，不过还算好，没有打到要害，只是从CT看，脑震**较为严重，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方大姐一听又哭了起来，我们连忙劝她，把还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吴黎明推进了病房。
几天后，吴黎明的伤情渐渐好转，已经能够坐起来了。我和晓芸去看他，给他带了一些吃的。他告诉我说，那天他从外边回来，快到江师时，有一段路正在修，他便下了脚踏车，推着车子向前走。天很黑，路灯也坏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忽然有人从后边冲上来，用麻袋往他头上一套，便打了起来。“我是一毫毫也没想到，”吴黎明说，“当时头嗡地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有人路过发现了他，便打了110，这才把他送进医院。我说：“你是不是和谁结仇了？”他说：“也许吧。”
“也许？”
“是的。如果说结仇，那只有一个人。”
“谁啊？”
“白敬森！”他非常肯定地说，“因为他害怕了！”
“害怕？”
“是的。”
原来，吴黎明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告状，但并未闲着，而是在搜集淮风集团的情况。他早出晚归，多方打听，先后找了不少淮风集团的人，包括原先与贾玲玲共事过的同事，以及那些先前被白敬森撤换和调职的人。凡是能找的他都找了。“所以，白敬森害怕了，这才狗急跳墙，派人来打我。”吴黎明分析说。
“你不要命啦？”我说，“这太危险了！”
吴黎明哼了一声说：“好大事啊，捣叽叽的！这不正好暴露了他们，说明他肯定有问题啊！”他有些得意地说，那神情不像是刚刚挨了一顿打，而像是意外地捡了个大元宝。我心想这家伙走火入魔了，再这样下去非出纰漏不可。回去后，我把自己的担心对晓芸说了。晓芸说：“他这是和他们摽上了，不弄个水落石出，恐怕是不会回头了。”
又过了几个月，吴黎明的伤好了，腿也能走路了。他又带着新搜集到的材料，开始从省里到北京，从北京到省里地来回折腾了。有一天，沈小东给我打电话，说：“伙家，咱们得劝劝吴黎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感到有些奇怪，他一向懒得管闲事，怎么忽然热心起来？我说：“伙家，你怎搞也当起老曹妈了？”
沈小东说，前两天他在党校学习，一个领导碰见他，这个领导就是那个曾经接待过吴黎明的领导。他说：“小东啊，听说那个吴黎明是你的同学，你帮着劝劝他，老是这样搞，影响也不好。”
我说：“难怪呢，搞了半天，你是想顺领导的蛋啊？”
“你少跟我邪屁魍魉，”他打着哈哈说，“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
这倒也是实话。几天后，我们便一起去了吴黎明家。吴黎明不在家，方大姐一见我们又诉起苦来。她说：“这怎搞呢？工作工作没有，工资工资没有，家里哄事都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这都不讲了。上回还叫人打得半死，差点就屁得了。就这样，还是不长记性，想想真让人胀肠子。你说这个害人精，哄时是个完啊？”正说着，吴黎明从外边进来了。自打上次被打后，左腿便不大利索了，走起来就有些拐啊拐的。方大姐看他回来了，便住了口，忙别的去了。吴黎明坐下后，便和我们讲起去北京的情况，他说他又搜集到了一些材料，但还是不够具体：“不过没关系。我又找到了几个人，”吴黎明说，“他们现在还有毫子顾虑，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看他那个样子，一点没有罢手的样子。
沈小东说：“吴黎明啊，我们上初中就在一起，下放时也在一起玩，后来又一起上大学，你说我们算不算朋友？”
“算啊。”
“既然是朋友，你说我们会害你吗？”
“当然不会。”
“那好，”沈小东说，“你就听我们一句劝，别再折腾了。这都五六年了，你难道还没折腾够吗？”
吴黎明眯起眼睛看着沈小东，那神情很不以为然。“伙家，”他说，“这怎搞叫折腾呢？”
“不叫折腾叫哄个？”沈小东说，“我问你，你究竟图个什么？就算是为贾玲玲，该做的你也都做了，对不对？”
吴黎明说：“这事起头是为她，但现在也不光是为了她！”
“那为个哄？”
“哄也不为，”吴黎明说，“我就是不信这个邪。”
沈小东听了直摇头，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伙家，这人彻底完了，咬卵横犟，一根筋到底。没救了，真没救了。”